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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76-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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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嘤群蠹嘟�5年多。
1997年，97岁的董竹君撰写《我的一个世纪》，由三联书店出版。本文即摘自该书。
出 了 什 么 事
1971年10月中旬，从小窗外望，正是秋高气爽。某天下午，集体“放风”，圆厅里所贴的标语、毛主席语录全都不见了。次晨，林彪的再版前言也不背诵了，并嘱咐在语录上把这页撕去，查出不撕毁者要受处分。平时严督认真背诵，突然又要取消，大家奇怪。这一来，犯人的思想情绪大波动。有人猜测说：“这回也许出事了。”有人插话：“林彪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党章已规定。”另一人气冲冲地说：“这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退回到封建传统去了。”又有一人说：“过去坐牢的犯人反抗性很强。列宁曾说过：‘监狱是革命的学校’，确实是对的，那时的一些犯人是因对敌人斗争而坐牢的，而现在被关押入狱的人，除了刑事犯外，皆曾参加过革命工作，为何反而被捕呢？什么民主、法制！”大家各执己见，议论纷纷。我则觉得外面形势是在经历一场大变动，脑海沉浸在沉思中，一言不发。
集体学习、集体劳动，这样的日子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一天轮到洗澡，我走了几十步，右腿竟然难开步了，同“号子”的人扶着我进了澡塘，不能入大池子，在池边淋浴，洗完后，腿已不能站立了。好心肠的同“号子”两位难友搀扶着我，跛跛颠颠地回到“号子”。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见我着急，便说：“不要急，你知道，你已关押快五年了，这是自然现象，不会瘫痪的。”回到“号子”，她们告诉队长，要求叫医生。此后，总算有医生每天给我吃药、诊治了。号里老犯人说：“你快放走了，不然不会给你医治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收音机传来了震撼心弦的哀乐声，报道了人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和家人愕了、呆了、傻了，也蒙了，哇地痛哭起来，泪水不止地倾淌。我被捕坐牢五年多，从没这样悲痛过，而是信心百倍地活着——有党、有党的政策，总有一天，自己会重见光明！因此，在狱中一切都能忍受。今天我的哭，一是哭人民敬爱的总理；二是哭为革命不顾生命而牺牲的英烈；三是哭红旗升上天安门并非易事；四是哭逃不脱封建历史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真苦！但我坚信大好山河决不会被极左路线葬送。
我和孩子们含泪忙着在客厅里为总理设立了一个精巧的小灵堂，摆了供果，点了蜡烛，总理的照片上披了黑纱。国瑛女儿专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张弦教授用银纸扎的特艺花朵，摆在灵堂前。我们的挽词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董竹君率子女敬挽。”灵堂按习俗设了七七四十九天，每日三次祭奠。像丢了魂似的。家人默言沉思，家里气氛沉寂、悲哀。
期间亲友、来访者，进客厅见灵堂，无不热泪盈眶语不成声。
可歌可泣的自发运动
首都人人都向总理告别，全国人人自发追悼。我得到全国政协的通知，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时“四人帮”不按国定规格为总理办丧事，竟将遗体放在北京医院的极小的停尸间，为总理举行遗体告别。我心痛如裂，泪水湿襟。追悼会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难道总理无资格入人民大会堂！
送总理遗体火化的那天晚上，从文化宫、天安门、西长安街一直到八宝山火化场，几十里的街道两旁，站满了送葬的人群，有老人、小孩、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各界群众。他们在寒风中流着泪，沉思哀悼，目视西方。阴沉沉的30里长街，几百万人民的送葬行列中，灵枢车所过之处，除缓缓的车轮擦地声外，只有不断的啜泣声，呈现出旷古未有的肃穆场面。
“四人帮”下令不准机关团体开追悼会，不许送花圈，不让臂戴黑纱，胸佩白花。但人民群众不答应，自发扎花圈、戴黑纱、胸配白花，连街道、店铺门面上，都披上黑纱、扎上了朵朵大白花。
为悼念总理，首都各行各业，工、农、商、学、兵，一行行，一队队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默哀。连出差来京人员，还有郊区百里以外的老人，也捧着鲜花步行来到天安门，向总理告别。参加悼念的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到几万人，最多约达七八十万人。川流不息，通宵达旦的人群在哀悼。有的默哀；有的流泪；有的失声痛哭；还有的嚎啕大哭；还有的人站在英雄纪念碑前低头默默地哀思，一站就几个小时。这些人，不仅追思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同时，亦在忧虑着国家的未来。
董竹君：久风要止，久雨要停（2）
英雄纪念碑前的花圈，开始是个老人带孩子送了个小花圈，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大的花圈、花篮、挽联。花圈摆满纪念碑周围，悼念的小白花、大白花挂满纪念碑周围的柏树墙，远看像银装裹了纪念碑，庄严肃穆，是个天然的追悼大会场，整个北京城和全国都在悼念总理。
我和大明儿、国瑛女、孙女莙莙亦同在纪念碑前深深地三鞠躬默哀，并拍照留念。
建国以来，各次运动都是由党发动和领导的，唯有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群众自发的运动。
这年清明节，北京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从未有过的高潮。从3月30日开始，在纪念碑周围，陆续陈列大小花圈，数量急剧增加。清明节这天，人民如潮水般地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周总理致哀。“四人帮”千方百计阻止群众纪念活动，每天深夜收走花圈。因此，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慨。你收，我送！大小花圈、小白花越送越多、越送越大，花圈式样亦新颖百出，有的竟用钢材焊接几吨重的大花圈，用吊车送到英雄纪念碑前。花篮、花圈、横幅、挽联、诗词、条幅等竟达8000有余，挂满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汉白玉栏杆的台座。花圈堆积如山似海。群众的呐喊声震动天安门，冲入云霄，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几十万人民的愤怒和脚步声吓坏了“四人帮”，他们诬蔑群众这次自发的追悼活动中有反革命分子。当时，正在批判右倾翻案风，诬指邓小平同志是这次群众自发运动的总后台。
清明节下午，他们说群众烧毁一辆汽车，是反革命行动。于是在当天午夜左右，从天安门两旁的公园内突然出来好几万民兵（据说这些民兵是受了蒙蔽）包围天安门广场，并逐渐缩小包围圈，用大棒残酷镇压手无寸铁、尚在纪念碑四周哀悼的群众，血染英雄纪念碑周围的石板，残暴之极。紧接着，“四人帮”爪牙们，又连夜开来洒水车，冲洗血迹。举起共产党旗帜镇压群众是“四人帮”的创举。但是天安门的血唤起了全国人民，也震破了“四人帮”的肝胆，经党长期教育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干部觉悟更高了，是非更明了，在国难关头的危急之秋，他们会站在关键的地方，为国家兴亡而不惜生命去斗争。“四五”事件再次说明：忠诚、勤劳、有智慧的中华儿女是勇敢的，为了捍卫真理，坚持正义，是不怕牺牲的。“四五”事件虽然过去了，但群众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是炎黄子孙所永志难忘的！
敲打“四只螃蟹”和树上挂小瓶
政治气温不正常，给人们生活带来不正常，打破了人们的工作、生活规律。喜怒哀乐全不正常了。这种不正常的天气，自1966年以来已连续很多年啦。在那种年月里，不论大人、小孩都像吃错了什么药似的，只忙着去开大会、小会，批斗会、斗私批修会，大串联、小串联，有的人还上窜下跳。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大说特说；该笑的不敢笑，不该笑的要装笑；该哭的不敢哭，不该哭的要大哭。形成这样的局面：人多时说假话，不说话，人少的地方讲悄悄话；回到家中也不敢讲真话，或者不敢说太多的真话，人人害怕，处处猜疑，认为这就叫阶级斗争，弄得骨肉情离，六亲不认。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紧张气氛笼罩下，一切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最高指示满天飞，人人互不信任，成为社会风气。
久风要止，久雨要停，这是自然规律。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又是一条规律。当风止雨停，晴空万里，雨后的晴天特别清新。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蟹肥菊香，西山的红叶迷人，正是艳阳天，一切全换了人间！
10月上旬的一天清晨，天气晴朗，难得的好天气。我起得很早，发动全家人大搞卫生，清理垃圾。7时许电话铃响了，阿姨要我去接电话，我很累，让国瑛女儿代接。她接完电话，一阵风似地跑来，眉开眼笑，高兴得都合不上嘴，这是十多年来从未见过她这样的神态，这一高兴，我也轻松多了，但不知何故。她一头扑到我怀里，紧紧地抱住我：“妈妈、妈妈。”不住地叫我，叫得那么甜，那么动听，接着说：“朋友（李又兰）在电话里讲，你妈妈最担心的问题，已彻底解决，夜里零点把‘四人帮’都抓起来了。”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喜事。我们拥抱得更紧，笑得把眼泪都挤出来了。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通畅了，天哪！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27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10点来钟，常来看我和帮忙的极其善良的吴占一同志和王一中同志等都来了，见面的第一句话还是小声悄悄说：“‘四人帮’完蛋啦！垮台啦，夜里零点抓起来的。”下午，我儿大明一家、张蓓蓓夫妇都来到。大家知道后，先惊后喜，一直谈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到深夜。最后，国瑛女儿决定，我同意，明天去西郊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喝一杯庆祝酒。
董竹君：久风要止，久雨要停（3）
第二天一清早，吴占一去餐厅排队，回来说天阴小雨，但排队的人却比往常多几倍。今天排队的人，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人人窃窃私语，有两个身着半旧军装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起谁呢？”又面向大家：“这事使人太高兴啦！”要是往日一定对这种大喊大叫的人给以白眼，而今天，不但喜欢他大声说，还希望他再大点声喊才好呢！今天，他们喊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在漫长的惊涛骇浪的黑夜里，即使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或是三亲六眷等，都像被斩断了关系似的，互不通气，人人自危，说话轻声细语或沉默不语。而现在，餐桌上的人，有窃窃私语的，有小声讲，有大声笑的。总之，每个人的话都是那么多，心情那么欢畅，是10多年未见的气氛。我们每人三道菜，我多年不喝酒，今天也破例一醉方休！
我们餐桌上的人，话一引头，就像河堤开口滔滔不断地流呀！讲呀！说呀！传说北京市的白酒全卖光啦，这又是有史以来没有的趣事。大家还讲到这样两个有趣的事：一个人买了四只螃蟹，特选了“三公一母”绑一起，边走边敲打着说：看你还横行霸道不！把行人逗得哈哈大笑。又有人讲：天安门前树上挂出好多个小瓶，意思是“树小平”。这，很明白，大家都殷切希望小平同志赶快出来抓工作。树上挂小瓶，形象地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大家期待国家民族兴旺的光辉美景早日来临。
终生难忘的一日
使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是1976年10月21日。还在几天前，全国政协就已发出通知：10月21日要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本来我的身体很好，人人都说我不像年过古稀。但被“四人帮”关押5年多，把身体折磨坏了，出现浮肿、气管炎、风湿性腰痛，心脏也出了毛病，行走10分钟就得停下来休息。大家劝我不要参加游行，我哪能克制得住，去，不去是终生遗憾！我一定要去参加游行！大家不放心，便叫国瑛女儿陪我去，还让吴占一同志推着自行车一道去参加游行，一旦我走不动，就让我坐上自行车游行。
全国政协机关的庆祝游行队伍下午一点在沙滩全国工商联门前集合。一大早，我就准备行装，衣、鞋、袜都穿试一番。吃过中午饭，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工商联门口集合点。我住玉石胡同，一出报房胡同西口，就看到举红旗和拿小红旗的队伍，他们笑容满面地走向自己的集合点。看到这些鼓舞人心的队伍，顿觉脚步轻松，一会儿就来到工商联门前。举目往南一看，已是满街红旗、人如潮涌，行行队伍欢声笑语。不知怎么的，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骤然拉近了，虽然互不相识，每个人的目光送来的都是亲切问候，我也以同样的目光回敬对方。我们边走边谈边哼“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曲。10年来没有敢说的话，就像游行的队伍一样滚滚而至，谈不尽、说不完。跟着队伍来到东长安大街，街面宽阔，人更多，旗更多，好像又来到一个新世界。其他游行的人见我走在队里，纷纷投来赞叹的目光，有的说，你瞧：这白发老人走得多带劲！旁边还有人搭腔：那是“四人帮”压迫的反作用。你看，后边跟着一辆自行车在“保镖”呢。话语声，欢笑声，口号声，鞭炮声，汇成了特殊的交响曲。加上鲜艳的红旗，10月的阳光，使人觉得分外温暖、舒服。长安街、天安门，您好！祖国自由了，人民解放了！
太阳西下，夜幕降临，东西长安街上的路灯、照明灯齐放光明，看着周围的灯光突然像闪电似的大亮特亮，我不禁泪流满面，哼了一句：“日照大地万物生。”国瑛转身看我，她也热泪盈眶。
下午7时多，我们游行队伍来到府右街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前，到此宣布解散。这一解散，我就感到了累。回家，一进屋，往沙发上一躺，深深呼吸——真累呀，真开心呀！这么多年来，这一天是最愉快的一天，也是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
蓝苹，你也有今天！
中国有句成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四人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时间，把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搞了个乌七八糟，许多干部靠边站，被打倒、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和毁损的国家财物文物不胜枚举。整个国民经济被他们带到崩溃的边缘。“四人帮”之罪罄竹难书。
我生长在上海，了解上海，事业也在上海，为党所做的地下工作，主要部分亦在上海。我只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60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四人帮”莫名其妙地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讯，折磨五年多。出狱时已是白发老人矣！
公审“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要求。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并于1980年10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10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建国以来激动人心的大快事。
董竹君：久风要止，久雨要停（4）
我得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反革命集团主犯公审大会的通知，异常兴奋！开庭那天，北京天气晴朗，但有些寒冷。我和许多面带微笑、愤怒、含冤、沉闷的直接间接的受害者鱼贯而入公安部大礼堂——临时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法庭正面挂着国徽庄严大方。法庭坐无虚席、秩序井然，人人神情严肃，带着痛快的心情静待开庭。我坐在前排左面旁听席上思绪万千，十年“文革”陷害迫死无数忠诚勇敢的革命战士和无辜的人民。今天，我能亲眼看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审，不禁含泪而高兴！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被告江青诬陷迫害周恩来、邓小平等的阴谋活动以及其他罪行提起公诉。审判长曾汉周宣布传同案犯王洪文出庭对质。证人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尽管江清百般抵赖，终究逃不脱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谴责，受害者家属愤怒地指着江青厉声质问。有人还高声喝道：“蓝苹，你也有今天！”旁听席上大多是被害者，大家都用愤怒的眼光鄙视着她。
沈醉：中国得救了（1）
沈 醉
沈醉（1914～1996），字叔逸，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
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被中央有关部门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1981年11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三十年》，沈醉著。书中讲述了他解放前18年的特务生涯及解放后的复杂经历。
自从周总理逝世之后，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一天比一天多。全国人民对“四人帮”一小撮人的横行霸道，已经是愤恨之极，由过去的敢怒而不敢言，发展到敢于采取各种对抗行动了。“四人帮”对全国人民的这种反抗，恐惧万分，更加穷凶极恶起来。
有的人只说了“周总理逝世前留下了遗嘱”这样一句极普通的话，“四人帮”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别有用心地在全国各地“追谣”，仿佛要一追到底，才肯罢休。当时，我在心里嘀咕着：这下不知谁又要遭灾了。对“四人帮”的这种做法，用“作贼心虚”四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同时，从他们追查这一句话，并把它指为“谣言”来分析，也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害怕到了什么程度；也不难理解，他们对周总理又仇恨到了什么地步。周总理逝世时的一个遗嘱，竟把他们吓成这样，忙成这样，这就足以显示出周总理的伟大，而他们是何等的渺小啊！
常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四人帮”终于落到了可耻的下场。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从中央公布十五号文件的前两天，北京大街小巷就有不少人交头接耳，笑逐颜开地在互相传播这一特人喜汛。有些人见面，只是问一句：“听到了没有”？问的人是那么兴高采烈，听的人如果已知道了，便也报之以兴奋的微笑。当然，说的人越多，越加证实了这一特大喜讯的真实性，便越传越起劲，好像没有比这件事更值得庆贺似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消息时，我是以极其兴奋的心情，从内心里轻轻喊出了：“中国得救了！”对方也用万分激动的语气，补上一句：“中国共产党也得救了！”
祖国的蒙难，中国共产党的蒙难，是多少亿人民所日夜为之不安的头等重要问题，一旦听到这样的好消息，除一小撮人外，谁又不欢呼跳跃！
尽管我正式听到这一消息是1976年10月21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东厅传达中央十六号文件时，但基本上都早已肯定不是什么“小道消息”了，因为平日最爱在报纸上出头露面的“四人帮”及其爪牙，从10月7日以后，完全绝迹了。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大都心中有数，只差在公开场合来公开讨论，公开庆祝了。所以这一大快人心、人心大快的喜讯，一经中央正式公布，下午便开始庆祝游行，连举行座谈会都推迟，而是先上街庆贺。10多年没有用过的全国政协的大横幅旗帜，也高高举了起来，我们能走动的专员，无不显得特别年轻，跟随机关领导和职工，从机关走到沙滩，与各民主党派的人，一同从沙滩向天安门走去。沿途游行的队伍和看热闹的群众，看到这一队老头老太太队伍走过时，都投以尊敬的目光，他们看着这群劫后余生的老人，今天也和青年们一道在为粉碎“四人帮”而欢呼。
第二天，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单位再次在沙滩集合，一直游行到西单。这样的特大喜讯，谁又不想多欢庆一次呢！
第三天，还是继续游行。机关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劝我们不要去，但是我和另外四个人还是坚持去了。这样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喜事，是可以使老年人也会变得年轻，也能使疲劳被吓跑的。
在一连串的游行庆祝与开大会、开座谈会等庆祝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从此，开始进入了揭发与批判“四人帮”罪行的阶段。这时，我正在想尽力搜索一点“四人帮”中江、张当年在上海的罪行材料。我想起了我二次入狱后，有两批人来追问我，过去既认识崔万秋，为什么会不认识当时与崔有过往来的人。我一生中干过唯一的一次聪明事，就是坚决不承认我会认识与崔往来的人，不论是假客气来劝，还是硬逼，我都顶过去了，没有幻想能认识什么“大首长有好处”，而宁愿坐牢，因此总算保全了这条老命。今天，要揭发他们的滔天罪行，便得从他们过去的丑恶历史来一步步清算。我应当主动站出来，不能再不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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