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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76-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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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绞尽脑汁，准备把过去我所知道的崔万秋如何在他主持的上海《大晚报》副刊上吹捧江青是什么“北国美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写出时，意外地从《红旗》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当年用狄克这个笔名在《大晚报》上写文章攻击鲁迅，与“反动文人”崔万秋相勾结，甚至叫鲁迅给他复信时，也由崔万秋转交……。看到这一段，我不由得一拍桌子，高兴得跳了起来。同一办公室的几位专员以为我得了什么神经病，赶忙来问我：“什么事？”我指着崔万秋的名字和狄克的名字，高兴地说：“想不到当年狄克这小子就是张春桥！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不是早就指出，崔万秋是上海特区的直属通讯员吗？”几个专员也为我这一发现而高兴，鼓励我马上把这一段写出来，证实当年张春桥化名狄克而攻击鲁迅时，是与军统特务崔万秋勾结在一起，是受崔万秋的指使在为军统而工作的。当天，我什么事也不干，便匆匆亡忙把这情况写成3000多字的材料送给了政协的顼导。
沈醉：中国得救了（2）
这时，文强也想起他和中统特务先大启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时，听他说过江青当年被中统特务在上海逮捕后叛变的情况，也写了报告推荐特赦后在四川的先大启来揭发叛徒江青。
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好家伙！“四人帮”这么凶狠残暴，原来两个大头目，一个是叛徒，一个是军统特务！难怪他们对革命老干部所搞的那一套，原是“家学渊源”，并且变本加厉。这就毫不为奇，一下使人得以理解了。我还补充了一句：“当年蒋介石和戴笠
挖空心思，想加害革命老干部，没有如愿。谁会想到这些开国元勋，在建设新中国中又作出了这么多的贡献后，竟会遭到‘四人帮’的阴谋陷害！”
我的材料送出之后，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他们找出了当年的上海《大晚报》，在白纸黑字上，刊印了崔万秋吹捧蓝苹与刊登狄克文章的大量材料，并经过多方调查核对。
还从国民党遗留下的旧档案中，清出了崔万秋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卡片，上面贴有崔万秋的照片及履历等。这样，我的这份材料便和先大启揭发叛徒江青的材料，以及曾任军统渝特区重庆组长的陈兰生写出的崔万秋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军统有关系的材料，一同刊登在有关揭露“四人帮”的材料上面。
“四人帮”虽已被粉碎，而极少数受过他们蒙骗的人，并没有觉悟过来。所以，我写出这份材料之后，还受到过一些小小的骚扰：一个咒骂我的电话，还有一两封恐吓信。但这对我说来，已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比这更大更凶的波涛也闯过来了的人，对此只当置之一笑。可是政协和有关的领导，却很关心我的安全，当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之后，硬要我立即从永定门搬迁到政协机关来居住，因为不仅原住的地方偏僻，而且上班得跑这么远，怕万一遇到坏人。我虽满不在乎，但对领导上这种爱护，不能不衷心感激。尽管搬一次家很麻烦，我还是同意搬进了机关内部的宿舍。当时粮食、副食等关系仍在永定门，我有时还得回去一下，而机关的领导一再告诉我，要出去随时可向汽车队要车，不要单独行走。我是那些搞惯了暗害的人的“老师”，知道要对人搞什么，先要有所准备，不是随便敢动手的，所以我有时去永定门，便不向机关要车而搭乘电车或公共汽车。有次闹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笑话：我刚刚从永定门东街粮食店把粮票等领到后，便打从永定门内车站上l06路电车到前门，准备换公共汽车回机关。我上车时，两个“长头发”和“小胡子”也跟着上了车。我从裤口袋里掏出钱来买了票之后，又把皮夹子放回去，这两个小伙子便看中了我这个老头儿，等车到珠市口，一大群人挤上来时，他们便紧紧靠着我。我的皮夹是用一根小链条系着的，车正向前门行驶时，突然听到很小的一声“嘎嘣！”我一摸，钱包不见了，只剩下一条被钳子剪断了的小链条。
我很高兴，知道这是两位“内行”，不是偶然见财起意的，那就好对付了！我立即转过身去，用左手一下抓住紧贴在我身边那个小胡子后面的裤腰带，狠狠地朝他腰上顶一下。我是可以用两个指头做几十次俯卧的人，一只手仗点劲，对方是相当难受的。他正用力扭转身子想质问我的时候，我的右手便伸到他面前：“朋友，还给我！”“你要干吗？”“还给我！”我还是这三个字。他想抵赖并和我吵闹，我再用力在地腰上压了一下：“你已转到他手中了，叫他拿出来，否则，你两人都别想走。”他知道今天遇到的这老头是此中老手，便向长头发使一个眼色，长头发马上叫了一声：“你的钱包不掉在车厢里吗！”一边说，一边指着他脚边的钱包。为了防止他们趁我弯下身子去拾钱包时，猛击我的头部，我又加紧用力再在小胡子腰上顶了一下。小胡子受不住了，说：“你掉的钱包不是在吗？为什么还不放我？”这是带着几分恳求的口吻，希望我把手松开。他知道，我抓住他的地方是要害，他反抗不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同伙能把扒走我的钱包丢出来，但他身上带的钳子丢不了，这是他作案的证据，我是可以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使他无法抵赖的，因为我钱包上和裤带上被绞断的链条，正是他身上带的这一行窃工具造成的。可惜我当时只有一个人，而且还因有事急于赶回去，所以不想把他扭送派出所，只用命令的口吻回答小胡子：“叫他把我的钱包拾起来，打开给我看看，我才考虑放不放你！”又是一个眼色，长头发完全照我的命令，拾起了钱包，打开给我看，我带的5元人民币和几张毛票，原封未动，我这才接过来，再用警告的语言训了他几句：“下次再这样，饶不了你！天下比你们这两下高强的人多得很，还是早点洗手，好好做人吧！”车到前门，长头发跳下车拔腿就跑，小胡子用手捂着腰部吃力地跟着下了车。我慢慢地走向车门，旁边一位胖胖的女售票员，用高兴的声调向旁边的乘客说：“我当了10多年的售票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快就原物奉还了！”
沈醉：中国得救了（3）
“这一回，是小偷遇上大偷了！”我一边下车，一边顺着声音回头一看，原来坐在那里的，是前几年被解雇了的一位曾在政协文史办公室“补差”的熟人。我对他这一似褒似贬的话，只能报以微笑。下车后，我边走边想：我这个“大偷”在共产党的改造教育下都早已改恶从善了，而被十年浩劫所毒害的年轻人，为什么还不能收心转意呢？这是一个值得发人深思的问题。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人心思治中，政协机关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组织日益健全，我们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劫后余生，无不倍加珍惜，都愿把有限的余年，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一点点贡献。出乎意外，1977年国庆前夕，我和几位专员接到了邀请参加庆祝国庆的国宴请柬，在人大会堂5000人的大餐厅里，也有了我的一席坐位。印有国徽的菜单，我在宴会后把它带了回来，这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国庆日，我和溥杰夫妇与妻子及小外孙宝宝，同乘一辆小车去颐和园玩了大半天，在园中遇上杜聿明夫妇和许多老朋友，大家的心情都是异常轻松愉快。晚上，又带着妻子和宝宝一同到天安门的观礼台看焰火晚会。多年来没有这样过国庆节了！在十年浩劫中，真是几人欢乐亿人愁；今年却是普天同庆，举国欢腾。那么一小撮人，把一个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弄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这是一个多么值得记住的惨痛教训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倒不一定。可是“四人帮”被粉碎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凡受过“四人帮”迫害而幸存的人，都能翻身，这却是事实。
拿我所经历过的事来作证明吧。
首先是补发我被关起来的五年的工资。虽然我过去先后所得到的稿费比这还要多，但大手大脚花惯了钱的我，是不可能把它积蓄起来慢慢去花的。
文史办公室的领导人，为文史专员请求增加了工资一半数额的生活补助费。单身老头，一个月有150元的收入，是可以天天上馆子的，这不能不说是在欢度幸福的晚年吧！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取消了的干部看病制度又恢复了。这对老弱多病的文史专员们来说，是一件最方便的事了。
离开我十多年的女儿，全家四口，在党的关怀下，从内蒙古调回北京。这对照顾我的晚年生活来说，是使我十分感激的。我在台湾与海外的其他几个儿女和大量近亲，听到这一消息，都一致为之高兴万分。一个人可以影响到一大片，过去我没有这种体会。受党的这种恩情而无限感激与感动的，又何尝只限于我一家人呢！敌人无论怎样对党进行恶毒攻击，造谣中伤，但铁一般的事实，是怎样诬蔑也改变不了的。
更出我意外的是，30年前，我被迫参加了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经过我从云南以要犯身份解送重庆、又转到北京这么多年，仍被留下，而且在十年浩劫中没被烧毁，完好地保存着，1979年9月间，居然被清理出来送到了北京。
中央有关部门一经审定，立即宣布：把我由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家属也由过去旧军人家属（更坦率点说，过去她们是被人指为大特务的老婆与女儿的）改为革命干部家属。党的这种实事求是精神，错了就改正的光明磊落的作风，能不使人感到饮敬！有人问我：“为什么30年都不请求改正？”答复是诚恳的：“过去我犯过那么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重大罪行，而被迫作了这么一点小事，我有什么脸去争这一名义！”又有人提醒我：“快去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撤消对你的特赦，改换一张起义将领证明。”回答是出自内心的：“像我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更使我感到惭愧的是，随着这一情况的发现，我的工资又提高了。我能不感激！？
1980年8月28日，《北京晚报》第一版下半部刊出了石肖岩、黄国平两位写的《访文史专员沈醉》，报道了我一些情况。许多老朋友和旧部都写信给我，为我的身体很健康而高兴。当然，我应当把这健康的身体投入祖国“四化”建设，用来报答爱护我的中国共产党和关心我的人们。这一报道，对我是鞭策和力量！
我下半生，特别是“四人帮”横行十年被粉碎之后，能亲跟看到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被押上特别法庭的被告席，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1）
余秋雨
余秋雨，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
余秋雨是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
霜冷长河》、《出走十五年》、《借我一生》等。每部作品的问世，均产生热烈反响。他的艺术理论著作亦备受学术界重视，《戏剧理论史稿》及《戏剧审美心理学》多次获奖。
本文摘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借我一生》。
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冬天至1978年冬天这两年。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灾难中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学院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2）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5分钟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专案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10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3）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是在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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