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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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死路！

我的鲲鲲，堂妹的旭旭和阳阳，都跟着我们一窝蜂逃入房间。堂妹夫向大哥在房间内指挥应变。他家防震措施也是往床底下滚。床底下早已垫好被褥准备着，收拾得很精致。大婶爬入床下。外面圆门旁的陈婆婆也来寄居，提着包袱，爬入床下，同大婶分享安全。阳阳也爬进去，还在笑呢。向大哥叫阳阳缩头入内，不要伸出。因为，向大哥指着前床枋说：“这里容易断。断了压下来，正好压在你脑壳上！”

我带着鲲鲲往家中跑去。我们穿了衣裳，换了鞋子，提着几天前已装好了的帆布包，锁了门，往外逃。此时已是夜深10点半了。

跑过大院坝，见这里好热闹。整个余家大院数十户人家都麇聚在此了。叫声唤声，一片嘈杂。大院坝中间肯定是安全的，哪怕四面房屋合围塌下，也打不着。非中间地带就很难说了。我带着鲲鲲跑出大院，穿过槐树街，往西街跑。槐树街其实是一条小巷。巷口有一座砖砌的门洞，门额石刻“槐树街”三个字。门洞左右两边，承受重量的砖柱，原已被人拆去不少砖块，显得摇摇欲坠。我怕门洞顶部因再震而坍塌，便牵鲲鲲试着试着一下冲出门洞。结果没事。说来好笑，到我写这篇回忆录时，将近十年又过去了，那危险的门洞依旧健在。

冲出门洞便是西街，向右便可以逃出西门城。所谓西门城早已不存在，仅仅作为地名保留在居民的口头上罢了。这一段西街两旁的居民都逃到开阔处躲地震去了。我一边跑一边想：“等我回来时，这两旁的房屋还在吗？”

跑到城外水沟边的开阔地带，我和鲲鲲临水而坐，坐以观变。黑暗中一些居民还在不停地跑出城来，有抱被褥的，有背小孩的，有提包包的。向西望去，看见青白江区的方向正在发射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还隐隐听见零星的枪声四起，这是乡间的警报信号。本镇的警报器在地震发生时就已拉响，现在还呜呜的缭绕在夜空中，如泣如诉，鲲鲲坐不住，跑来跑去看热闹，觉得新鲜有趣。我却回忆起小时候，也像鲲鲲这样大吧，夜间跑警报躲避日本飞机空袭，那情景和现在差不多。

临水坐到半夜过了，提包内的馒头也吃了，不见再震。这时候，跑出城的居民又纷纷回去了，我们也回家去，进了余家大院，大院坝挤满了。我们去依傍老侄余柏奎。鲲鲲在一张竹椅上睡了。我在矮凳上枯坐，坐到天亮。

此时已是17日。更多的人搬到大院坝来住。我懒，未搬。夜晚鲲鲲在这里同老侄的小女挤一床睡。我在这里坐到半夜，估计不会再震，便回家去睡了。

此后一连四日大雨。大院坝积水如池塘，床群密集成水中小岛。大婶和陈婆婆都住在床岛上。向大哥背负她们来回渡水。这般怪异景象为我平生所未见。

我这五天照旧去做木箱。街上几乎关门闭户，一片萧条景色。地震前的所谓阶级斗争——追查各地曾经响应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终于被闹地震闹散场了。从此以后，松松垮垮，人心涣散，谁要想搞运动整人，再也不那么容易了。

8月22日晨近6点，我被地球妈妈猛烈摇醒，听见房屋又是一阵嘎嘎咋咋大响。我拖起鲲鲲滚入床底下，吓得发呆。随即听见大院那边一片惊诧的喊妈喊爸的童声。惊魂甫定，才想起这次比16日夜间那次厉害得多。天大亮后，看见再无动静，我们便爬出来，转移到堂妹那边去。我家所居和她家所居虽然同在一乘屋盖之下，但是我家这边山墙孤绝，没有别的房屋拉扯，不如她家那边牢固。大婶和陈婆婆前两日已从大院坝床岛上迁回室内床底下了。陈婆婆是摘帽地主，一贯奉公守法，逃命仍然不忘随身带着选民证和户口簿和购粮册以及摘帽证明书。她一个人独居，所以一切贵重物品全部纳入一口大提包内，放在床下。此外，她为人细心，电筒、火柴、手纸、牙刷、牙膏、针线、糕饼等等，也都随身带着。

　

　　

　　

流沙河：天灾人祸两当头（4）
　
此后还小震一次，发警报两次。直到8月29日，本镇仍处在警戒状态。那天是星期日，本镇赶场之期。怕地震造成市面混乱，四门都有民兵守卫，阻止农民入城赶场。

闹地震闹完了整个八月份。本月做工十九日，失业十日，躲地震两日。领工资二十七元，偿债十二元。尚余十五元，将用这点钱支撑九月份。

　
　
　
跨入九月份，不再闹地震。本镇全民皆闹的公平的日子遂告结束。看来又该搞运动了。

1985年写于成都

　

　　

　　

莫言：毛主席逝世那一天（1）
　
莫言，原名管谟业，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1956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一个中农家庭。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12岁时因“文革”爆发辍学回家。18岁时到县棉油厂干临时工。1976年8月参军，站岗之余依旧喂猪、种菜。1979年秋调至解放军总参谋部，历任保密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1981年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1984年秋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著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　
　
　
卷。其中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大家文学奖”。

本文曾收入莫言多种作品集，此处选自《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一、小引：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

之所以选这样一件大事来写，是因为近年来看了不少跟伟大人物套近乎的文章。拉大旗做虎皮，不但有效，而且有趣，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

譬如邓小平去世后，我就看到了文坛上几个一辈子以整人为业、写了许多没有人味的文章的“革命”作家自作多情的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乍一看这题目，着实是唬人，还以为他跟邓小平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很像二野的师长旅长的口气，最不济也是邓小平的炊事员、马夫什么的。但读了文章，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其实是被刘邓大军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撕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就算参加了革命，然后就一直在革命队伍里混事。别说他没见过邓政委，只怕连肖永银、皮定均等二野的中层干部都没见过。现在，那些真正的老革命都去世了，就由着俘虏兵们信口雌黄了。反正他们知道，那些真正的老革命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找他们算账。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1978年，邓政委下了一个命令，给全中国的右派摘掉了帽子，在“右”派里，有铁骨铮铮的好汉，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卑鄙的告密者，整人的急先锋，玩弄权术的小阴谋家，聪明反被聪明误了的小可怜虫，他们当中有的人如果当了权，只怕比“四人帮”还要厉害，把他们划成“右”派的确是个错误。

我的天，原来邓政委就是这样救了他。

二、小引：中南海好像是他家的责任田

油然想起，我在军队工作时，认识了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志愿兵，具体工作好像是在食堂做饭。他说跟我是老乡，我也就认了这个老乡。

这个小老乡有一个爱好，喜欢对人说中南海里的事情，好像中南海是他的责任田似的。这伙计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直呼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譬如提到江泽民，我们总是习惯称做“江总书记”或是“江主席”，我这小老乡却一口一个“泽民同志”，还有“李鹏同志”、“瑞环同志”、“乔石同志”等等，我问他，你们这些在“海”里工作的同志，是不是能够常见到“泽民同志”他们？

他肯定地回答：当然了，经常见。然后就说某某同志喜欢拉二胡，坐在葡萄架下拉，我们围在旁边听；某某同志经常到食堂来排队买馒头，我总是选个大的给他。

不敢说我这小老乡是在造谣，因为现在的事情真假难辨，某部机关食堂里一个志愿兵就能替人办大地方的出入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

这是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不是我的捏造。

三、小引：毛主席逝世与我大有关系

前面两段小引说明，只要你厚颜无耻，只要你胆大如匪，那么，你就可以跟无论多么大的人物挂上钩，这就为我这篇文章找到了根据。

原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毛主席逝世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

现在我想，毛主席逝世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

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所谓的“作家”，更不用说人民公社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的牛。

四、正文：毛主席怎么能死呢？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们警卫班的战士，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在班长的主持下，讨论头天晚上看的电影《决裂》，这部电影后来被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大毒草。

这棵大毒草故事梗概是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抵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事。葛优他爹葛存壮在影片里扮演了一个专讲“马尾巴的功能”老教授，演过《平原游击队》的郭振清在本片里演了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领着一群文化考试不及格、凭着两手老茧子上了大学的学生跟走资派斗争。

　

　　

　　

莫言：毛主席逝世那一天（2）
　
斗争的结果好像就是大家都不必在课堂听教授讲俄罗斯的黑土地和马尾巴的功能，然后，大家在思想转变了的老教授带领下，到村子里去给贫下中农阉小猪。

好像还说过有一个中农出身的学生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自己偷着去给人家阉小猪，结果阉死了。这头小猪的死当然也要算在邓小平的账上。大家义愤填膺或者是伪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狠批邓小平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滔天　
　
　
罪行。

我有一个战友名叫刘甲台的，批着竟“呜呜”地哭起来了。班长问他哭什么，他说被邓小平气的。我们班长马上就号召全班向刘甲台学习，说批邓一定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否则批不出水平。

刘甲台的表演让我想起了当兵前村子里参加忆苦大会、看忆苦戏、吃忆苦饭的故事。我们村每次忆苦大会，上台忆苦的总是方家二大娘。方家二大娘比刘甲台厉害，刘甲台讲到半截才哭，方家二大娘从台下往台上走时就用袄袖子捂着嘴嚎啕大哭。

方家二大娘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忆苦专家。

批刘少奇时她能把自己在地主家磨房里生孩子的事跟刘少奇联系上，说这事全是刘少奇害的；批林彪时她又说是让林彪给害的；批邓她肯定又会说都是邓小平给害的，让自己在地主家的磨房里生孩子。

如今回头想想，寒冬腊月，大雪飘飘，一个邋遢不堪、浑身虱子的叫花子倒在雪地上要生孩子，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那个地主把她扶到自己家，安置在暖和和的磨房里，地下还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麦秆草，让她把孩子生在草上，生完了孩子，还给她喝了几碗热粥。后来给全国的“地富反坏”摘了帽子，方家二大娘的口气马上就变了，她再也不骂地主心肠像毒蛇，让自己在磨房里生孩子了。

闲话不说，书归正传。

轮到我发言了，我也想学刘甲台，哭出一点眼泪，赢得班长的表扬。

但心里没有悲和恨，挤鼻子弄眼，死活也哭不出来。其实，我特别希望能恢复高考，因为像我们这种中农子弟，永远不能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哪怕你手背上都磨出了老茧。

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纯属一句空话。

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子女们抢的，哪里轮得到村里人？

但如果是凭考试分数，我也许还有希望。因为我的大哥就是在“文革”前考上了大学。尽管内心对《决裂》有看法，但我还是装出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痛骂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痛骂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狼子野心。

痛骂之后就是歌颂，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文化大革命”有啥成果？其实我也不知道。

从这里也以看出，中国老百姓里，其余的绝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糊涂虫，让批刘少奇咱就跟着批刘少奇，让批邓小平，咱就跟着批邓小平。有时候心里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即便我像张志新一样发现了真理，也未必有勇气挺身而出。手里掌握着真理，又不敢挺身而出，这种痛苦肯定比感冒严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就“难得糊涂”了。想当年郑板桥创作这句座右铭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忍不住又想瞎扯几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理解这话，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觉悟低，不要像有的人那样，林彪当副统帅时，祝他“永远健康”的调子喊得比谁都高，但等到林彪一出事，马上就换了一张脸，说：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东西跟在毛主席身后，一脸的奸臣相。

我们正批着邓小平，业务科的一个参谋满脸神秘地走进来。我们单位人少，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很随便，这个参谋是高干子弟，据他自己说他爹跟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还把一些模模糊糊的、发了黄的照片给我们看。

虽说是高干子弟，但他却出奇的吝啬，好占小便宜，夜里值班时，常从窗口钻进厨房偷鸡蛋，被我们警卫班擒获过多次。因此他在我们班里一点威信也没有。

他一进来我们班长就往外轰他：“滚滚滚，没看到我们在批邓？”

他不说话，过去拧开了班长床头柜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沉重、缓慢的声音响彻全室：各位听众请注意，各位听众请注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于今天下午四点播放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

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谁也没听过这样的广播。

有什么事接着说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还要等到下午四点？

我们班长毕竟是老兵，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他的脸顿时就严肃了起来。

　

　　

　　

莫言：毛主席逝世那一天（3）
　
他盯着那参谋的小瘦脸，低声问：“会有什么事？会有什么事？”

参谋把班长拉到门外，低声嘀咕着，不知说了些什么。班长进屋后，看了我们一眼，好像要对我们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

我们都盯着他看，他说：散会吧，各人把东西收拾收拾，给家里写封信吧。

　
　
　
班长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跟我们的管理员是密友，两个人通宵达旦地研讨马列主义，我看到他钻进了管理员的宿舍，知道他们俩又研讨国家大事去了。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班长走了，刘甲台为了王，他说：要打仗了，肯定是要打大仗了，我估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弟兄们，准备着上战场吧！

刘甲台的话激得我热血沸腾，打仗好啊，我太盼着打仗了。

因为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政治上不受信任，见人矮三分，自卑得很，上了战场，用勇敢、用鲜血洗刷耻辱，让他们看看，中农的儿子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牺牲了也给爹娘挣一块烈士的牌子，让他们在村子里昂起头、挺起胸，再也不必见人点头哈腰……

熬到下午四点，所有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餐桌上摆着我们班长的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收音机。

一拧开开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地响。

电池是我到村里的供销社去替班长买的，遵班长的嘱咐开了发票。

我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时，班长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

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我打懵了，这怎么可能？

毛主席怎么能死呢？

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四点还没到，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

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先是周恩来死，接着是朱德死，但他们死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有提前预告，看来毛主席真死了。

看战友们的神情，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

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哀乐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重的声音说：“……”

用删节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去查当年的报纸又太麻烦，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不严肃，所以只好用了删节号。

当广播员说到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那个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掉在了地上，跌得粉碎。然后，他就去找扫帚和撮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

当时我就感到了这个杯子掉得没道理，现在想起来更觉得没道理。他是那样吝啬的人，提前就知道毛主席死了，双手攥着杯子，怎么会掉在地上呢？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但我们的领导还是表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感情深。

毛主席死了，上级立即发来命令，让我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原来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进入一级战备，马上就发了子弹。我们用半自动步枪的，每人发100颗子弹；用冲锋枪的，发150颗子弹。

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子弹，子弹袋子装得满满的，心里也感到沉甸甸的。上岗时，子弹上膛，一搂扳机就能放响。领导也背着手枪查岗，好像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

我们单位人很少，营房跟老百姓的房子紧密相连，村子里的人几乎每天都到我们的院子里来，有来借工具的，有来找水喝的，还有几个姑娘，跟我们的几个干部谈恋爱的，进出我们营区就像自己的家似的，进入一级战备，领导给我们警卫班下了令，老百姓一律不准进营区。

我执行命令，把老百姓堵在门外，一般的老百姓没有意见，但那几个姑娘有意见，有意见也不让进。紧张了两天，等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开过，大家就懈怠了，尽管上级还没有撤销一级战备的命令，但领导把我们的子弹收了上去，说是怕出事。

交了子弹，我们就更加懈怠了。

我们单位在那几天里，匆匆忙忙地去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尽管信号微弱，画面跳动、扭动、几乎没法看，但村子里的老百姓还是来了。他们围在大门口要进来，我们执行命令不放他们进来，他们就发牢骚：还“军民团结如一人”呢，还“军民鱼水情”呢，忘了我们给你们抬担架、送军粮那会儿了！

这个村抗日时期是革命根据地，30年代入党的就有40多人，省里、县里都有这村里的人当官，最大的一个在中央当部长，不好惹的。

我们领导怕弄出矛盾来，就让我们把电视搬到院子里，然后开大门放入，我们一开门，老百姓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毛主席死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连我们这样的草民百姓，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莫言：毛主席逝世那一天（4）
　
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变化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过世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

现在，连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许多错误，但许多人，起码是我，并没有感到当年把毛主席当成神是可笑的，许多人，起码是我，想起毛主席，还是肃然生出若干的敬意。毛主席之后，在中国，再也不会有谁能像他那样，以一个人的死去或是活着，影响千万人的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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