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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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　
　
　
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是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20多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才出了问题。”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才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本来在“文革”中，凭他与编写大学教材毫不相干的奇怪身份，凭他与上海几个工人造反司令的接触，我一直怀疑他在教材编写组中担负着某种耳目的角色。后来批邓前夕我称病回乡，在去十六铺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也见到过他的身影，便立即遮脸，只怕他看到后揭发我没有病容，是故意逃避。真想不到时至今日，白云苍狗，斗转星移，揭发的还是他。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两个凡是”结束了，“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

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谈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温和。“攻击毛主席”改成了“议论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错误言论”，过几天又改成“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后来干脆不提了，只说大家都有问题，让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问题”。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4）
　
一天，清查组里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谢先生轻声对我说，晚上到他家去一次，还把他家的地址抄给我。

那天晚上我刚敲开门，他就一把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满眼诚恳地直视着我说：“中央精神有变，你的话没有错。那两个人正在找台阶，证明清查你是正当的。找到你的两篇学术文章，一篇写鲁迅的，一篇写胡适的，每个字都在啃，啃了几个月，还没有啃出问题……”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我的清查结论呢？”我问。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们原来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废了，写不出任何一条问题，现在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和几个比较正派的清查组成员商量，还是由你自己写几句吧。”他说。

“没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嘛！”我说。

“那也得由你来写，我们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给老夏说过，他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我建议，你就如实写几句，有没有问题别人自然会看出来。”显而易见，他对我充满善意。他所说的“老夏”，就是他们的临时组长，早年与江青熟识，“文革”中被隔离过一阵。

但是，我心中充满不平。我说：“老谢，什么时候了，他们居然在查我的那两篇学术文章？他们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年代写的，当时敢于写学术文章，还署了我自己的真名，本身就是在对抗他们这些人！他们自己写了那么多造反、批邓的文章反而不查了？这真是历史的颠倒。”

老谢说：“你的不幸，是车部长亲自决定审查你的。他倒是讲了你很多好话，但后来却撒手不管了。现在，车部长和市委书记苏振华他们在‘两个凡是’上出了问题，都调走了，清查组的人都忙着撇清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忙着在找自己今后的工作。他们这次算是又滑过去了。”

根据老谢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条，抄录所留底稿如下——

自　我　清　查

“文革”十年，我受尽批判，历经磨难，家破人亡，却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邓，殊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对父母、亲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谴责，不便与外人道也。

近两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项问题，现已有中央文件证明我为正确，毋庸多论。另外曾被清查人员感过兴趣的，是下列第一项。其他两项虽然算不了什么问题，却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为教训提一笔。

一，我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难友”——残疾人沈立民先生，从邮局转寄过一封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我和那些不认识的车间工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几年后会犯政治错误。从中得出一个教训，虽然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是人民的权利，但最好不要投给我们不了解的领导人；

二，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有一次却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我误以为那份台词教材的“绕口令”有点低俗，可能是“工宣队”插手了，其实是误伤了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的教师；

三，在我生病期间，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请求我从文字语法上帮助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过，在病床上花了大约十分钟时间修改了一下。后来这个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帮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审查，也紧张了好一阵。由此得出教训，此生作为教师，只能教书，不能改文。只要在别人的文字上一落笔，什么都扯不清了。

十年教训，略如上述，敬祈指教。

两天后，老谢告诉我，我的清查结论就写了这三条。但我的文字“太幽默”，可能会做些修改。我说，要修改可要征得我同意。但后来再也没有回音。

·链接·

共和国第一冤案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批判和斗争。

被关押的刘少奇，在70岁生日这天看到了《关于叛徒、内好、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顿时昏厥过去，生命垂危。1969年11月，刘少奇被遣送开封之后随即身亡。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项罪名完全是蓄意捏造，应该完全推倒。5月17日，北京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共和国最大的一起冤案昭雪。因这一冤案株连受到迫害甚至被判刑的近3万人也获平反。

　

　　

　　

余秋雨：失落的隐秘（5）
　
这一最大冤案的平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带动了其他难案积案的平反。＇正　声＇

　
　
　

　

　　

　　

流沙河：天灾人祸两当头（1）
　
流沙河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1931年11月生在成都。1948年始发表作品。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

1957年，流沙河因《草木篇》获罪，成为大右派，一举成名天下知。1966年“文革”爆　
　
　
发，他作为死老虎被押回金堂老家，做了锯匠，而且在“监管”状态中，不准外出。两个月以后，他早先认识的一位名叫何洁的女子突然找上门来，不但带来了许多可怕的传闻，预示着全国即将大乱，同时也带来了真挚的爱慕之情。在“文革”阴云密布的时日里，流沙河和何洁结婚，一起度过了异常艰难的岁月。

1988年，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由三联书店出版，引起广泛关注。这里摘录的，即该书中的片断。

国难来了又去了

经过夫妻别离，经过半失业，经过疾病，经过日记本上长长的债务清单，经过司马迁《史记》的两读，我跨入难忘的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我正在拼命钉箱，1月9日那天我做出三十只包装木箱，挣来整整三元。一月份我破记录，挣来五十一元五角。要多挣几个钱准备买过年货，我撬开室内的地板，挖出从室外窜入的药瓜根六十多斤，送到药材站，卖了七元多，为了不让全家拖死，惭愧啊惭愧，我已无暇留心国家大事。直到本镇四家工厂职工群众为周总理开追悼大会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们静默无哗列队走向公园，被他们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时，我才想起国难当头，从而萌发自责之意。可是我能为祖国做什么事情呢，我是右派！

不久，住在我家窗口对面的那一对造反派夫妇，为了他们栽的一株价值一分钱的桉树苗被别人折断了，两次打我。第一次是其夫姓李的扇我两个耳光。第二次是其妇姓赵的揪住我的衣领打我。这两次我都是一手未还。其妇打了我，又去打九岁的鲲鲲。打了，她还投大石入厨房，砸破我家水缸。别以为这都是十家院坝里的无聊纠纷，都是莽夫泼妇的逞凶耍横，可以海量涵之。不，这里面有政治——周恩来死了，邓小平霉了，造反派要翻起来了，其夫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东街印刷厂的大印，其妇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西街糖果厂的大印，可能都要重新夺回手了，所以他和她的气焰就高张起来，敢于出手打我了。他们这样打我，促使我改变了想法：“现在是国难家灾两当头。”

又不久，在报上读到天安门事件，我又挨到一顿触及灵魂的打，比触及皮肉的打更凶狠。4月8日之夜，那一对造反派夫妇把他们家中的收音机调到极限音量，向庭院其余的四家人示威似地高声传送邓小平被撤职的决定。我至今仍不忘其夫的鼓掌声和鸱鸮夜啼一般的哈哈怪笑声，这促使我再一次改变想法：“还是国难当头！”

我不能说那时候我憎恨“四人帮”。那时候我尚未听说过“四人帮”三个字，从何恨起。我只能说，我恨“文革”，从开始我就恨。我恨“文革”，也包括恨“文革”的两派。一想起我在故乡亲眼看见的那两派如何争宠，如何标榜只有他们自己这派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嫡系真传，我就感到肉廊。一想起那两派如何整我，整善良的百姓，整正派的官员，整他们自己这一派的对立面派，我就感到血热。我恨“文革”，顺理成章地我爱民主、自由、法制，我爱真正的社会主义。我恨“文革”的两派，顺理成章地我爱那些被文革的两派所共同切齿的所共同迫害的所有的好人。

鸱鸮夜啼之后的第六日，沈序福来家中看我。他是做小工出身，在困境中自学成才的英语教师，二十多岁，我叫他Teacher沈，他在成都工作，有老家在城厢镇南门外乡间。过去他来我家，我总向他请教英语。这次他来看我，告诉我天安门事件真相，使我激动不已。从他口中，我获悉北京的大学生要求清算左倾错误，从1957年清算起。这一段话，也许是考虑到“墙有耳”吧，Teacher沈是用英语对我讲的。from　nieen　fifty　seven（“从1957”）这一句他重复说了两次，面带笑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没有任何人，除了我的妻子，对我讲过这样的话。真是“好言一句三冬暖”啊！到那时为止，我已被孤立整整二十年，成了井底之蛙，我不了解天有多大，云有多美，我不了解中华民族复兴希望之所在的那些年轻人，包括我面前的沈老师。现在我开始了解了。“国难当头也不可怕！”我想。

这一天沈老师亲眼看见那个造反派女人怎样打鲲鲲。沈老师站在房间门口，质问那个女人。我把沈老师劝住了。我怕那个女人去告沈老师“和大右派勾结”，将不利于没有背景的沈老师。

五个月后，毛主席逝世时，我也正在拼命钉箱。当天下午4点，社内的大喇叭播送讣告。我暂停手中的钉锤，侧耳倾听。听毕，只有一个想法：“他从此失去改正错误的可能性了，永远地。”

　

　　

　　

流沙河：天灾人祸两当头（2）
　
“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到本镇引起普遍喜悦。以情理推测之，该有些人惊慑忧愤，不过我没看见。10月26日晚上，本镇各单位职工，手持竹筒，灌煤油点燃，高举火炬游行，欢庆四凶落网。鲲鲲去看热闹，岳社长牵着他，带他跟着游行。我为此很感激岳社长。

“四人帮”打倒了，但开始一段时间还在喊“继续批邓”，不过越来越不得人心了。1976年底，我已听到一个现代民间传说，说邓伯伯来成都游杜甫草堂，被游人发现，报以掌声　
　
　
。邓伯伯含笑挥手答谢说：“继续批邓，继续批邓。”这个传说富有我蜀人的幽默感。我听了没有笑，却差点哭起来，当然不是悲哀。

闹　地　震

不要感叹人间的不公平。“文革”十年，毕竟公平过一次，那就是闹地震。地震风声一紧，本镇全民皆闹。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后，8月6日闻说成都已经闹得如沸如羹，我们这里岂能不闹。官员和百姓，专政者和被专政者，“红五类”和“黑五类”，造反派和保守派，所谓“左派”和所谓“右派”，从这天起，全部心慌意乱，坐不住了。这不是挺公平吗？

迄至8月6日这夭，我已失业半月（七月份我的工资只有二十二元五角），日日在家为鲲鲲编英语课本。黄昏时候，总是带着鲲鲲和堂妹余勋绵的两个儿子——旭旭和阳阳，去西门外罗家碾河边水浅处，教他们游泳。就是8月6日这天黄昏，我都还带他们去游了。看来我好像还能稳得起。可是到了晚上，想起这天黄昏在河边看见的一具死尸，便从水淹死联想到房屋震塌压死，从别人的死联想到自己的死，就再也稳不起了。这天晚上写日记，我埋怨“洁也不回来看看”我和儿子。“如果一旦不幸来临，也算彼此见了最后一面。”这时候才想起我家尚未采取防震措施，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对鲲鲲说：“睡觉警醒些！一有响动，赶快往床底下滚！”他说：“房子垮下来打坏我们的家具，那才可惜哟！”儿童的想法确实可笑，他以为房屋震塌只打家具不打人。难怪他这几天一说起闹地震就很兴奋，惊险有趣嘛。

第二天看见余柏奎老侄率其子女和段老师从住房内搬床到大院坝中间来了。余家大院内还有几家人也在往大院坝中间搬。我总觉得睡在院坝中间就像在办展览，有些不雅，所以不愿意往这里搬。这天晚上，我在床底下放一张塑料布，以便在必要时滚进去。捏着鼻子哄眼睛，也算采取了防震措施。

又过几天，在连续失业二十日之后，又有包装木箱做了，我赶快去上班。这天是8月11日。我在木器家具社后院从前拉大锯架马处，挥动钉锤，乒啉乓咙，在我的工作台上钉起箱来。埋头做了许久，才注意到后院的几间木工房的人都逃走了，只有旁院做棺材的彭师傅还在。他衔着叶子烟袋走来，笑嘻嘻地说：“嗨！你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原来地震风声这几天更紧了，镇革委早已通知所有居民（这又是平等的）：12日、17日、21日这三天有可能发生地震。我何尝不知道有危险，可是人要吃饭呀。我问：“彭师傅，你为啥不去躲？”他稀开牙巴一笑，满不在乎地说：“活着有个×意思。打死算×。”六年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过是病死而不是打死。

第二天就是12日，我仍然去上班，但把鲲鲲留在家中。父子俩分开，总能活一个出来，不会死在一起，这天深夜，写日记如下。

整日钉箱。

晚上到处空气紧张。许多人在逃了。隔墙楼上的工人宿舍似已逃空，家家窗口墨黑。他们都在坝子里搭棚睡。他们的命比我们的命值价些。钢锉厂的上海人已有逃回上海去了的。

对面住的恶邻造反派夫妇平时盛气凌人，此时全家惊惶失措，大喊大叫，跑进跑出。

更可笑者同院某胖婆竟将锅碗之类全搬到院坝中间地上放着。又抬方桌到院坝中间，全家五口钻入桌子下面，挤在一起端坐，如儿童扮姑姑筵然。

大凡此类怕死之辈都甚愚昧，平日心肠不好，整人害人，所以现在怕老天爷惩罚他们。他们迷信因果报应，所以万分惊惶，如恶邻夫妇之所表现者。

风声紧急，我本也该惊惶一下。可是看见他们如此惊惶，便决意不要惊惶了。

传说唐山死去百分之八十。我们这里将来不知怎样。但愿少一些。最好大难化小，小难化无，平安无事，一场虚惊。一想到一片瓦砾场，满街倒房塌屋，到处闻到尸臭，便今人心悸。何况人愈穷，死亡的可能性愈大。所以还是不震为好。

13日我照旧整日钉箱。这天空气仍然紧张。同院邻居几乎每家都捆好了被盖卷，备好了干粮，只等本镇西街瞭望台上的警报器一拉响，便要出门逃命去也。据堂弟余勋钺回家来说，此次震级可能很高。又说，凡预报了的后来都震了。可见情况严重，不可小看。听他这样一说，我倒希望快些震了，免得提心吊胆，神经紧张得难受。

　

　　

　　

流沙河：天灾人祸两当头（3）
　
14日钉箱。青白江区四川化工厂某车间的一个阀门爆炸，引起惊恐。人们误以为地震发生了，纷纷往城厢镇逃命。青白江区立即发了警报，于是更多的人逃命，造成跌伤踏伤。

15日钉箱。空气稍缓和。后院木工房又有人干活了。16日钉箱。白天也在平静中度过。晚上我在堂妹厨房背后小天井闲坐纳凉，听她谈北京有一位地震学女专家姓梅的到成都来监测地震……刚刚谈到这里，一句话尚未完，忽然听见天井三面的木结构老式房屋嘎嘎咋咋响　
　
　
声大作，似乎房屋有生命了，活了，一瞬间剧烈咳嗽了。我当时躺在马架椅上，感到身体微微一荡，同时听见房屋剧烈咳嗽，但尚未想到这是地震。几秒钟后，又听见隔墙的邻院传来一片混乱的呼喊声，才想到这是地震。想到这是地震，地震已经成为过去。所以地震都属回忆，谁也不可能当面告诉我：“你看地正在震！”当我双脚探入塑料拖鞋，从马架椅上撑起来，叫一声“地震了”的时候，地已经不震了。地不震了，我才感到情况危急，开始恐惧，开始逃命。坐在我对面的堂妹也从竹椅上站起来，和我同逃。可笑的是我们都往厨房内逃，进而逃入房间，好像地震是从天空掉下来的，躲入屋内，我们便安全了。其实我们当时应该留在天井，坐着不动。如果接连再震，露天处总比屋盖下安全。逃入房间，乃是自寻死路！

我的鲲鲲，堂妹的旭旭和阳阳，都跟着我们一窝蜂逃入房间。堂妹夫向大哥在房间内指挥应变。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