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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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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唱、做，田禾都仔细地指点。我从戏里用碎步子跑 圆场学起，学得很用心。特别是地方戏里“做”戏的种种招式，我过去都没接触过，田禾都 能一一点到，让我心领神会。排练过程中的艺术创造活动，我觉得是一种陶冶人的心性，追 求艺术美，使美的意境不断升华的过程，这使我能暂时忘却许多苦恼。沉醉于排练中的艺术 追求，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在排练《雌雄花》的过程中，曾芳煜还初步构思了个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歌颂公社化 后队长请一对老夫妻进敬老院的事，两老伴开头还推辞不愿去，一个舍不得饲养的肥猪娃， 一个舍不得托儿所的胖娃娃，最后在队长劝告后双双进了敬老院。这个小演唱在创作过程中 ，我帮助改了改词，加了些风趣有意思的内容。在排练中，我和侍峒山演两老伴，陈德位演 队长，群众演员主要由工人和难友的家属担任，都是女演员。李佐亭在导演中有突破，群众 伴唱有动作，队列还有变化，对她们的表情也有很高的要求。应该说，这个小演唱，从编导 到演出在当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这次在四大队还与杜博智久别重逢。侍峒山在我到来后就给他捎了个条子：“你的好朋友和 凤鸣要来看你。”见面后，我们自然都很高兴，说了许多别后各自的情况。
春节前，排练结束，我们又回到场部。
大年初一晚上，食堂里搭起了戏台，拉起幕布，点上了汽灯，一台隆重的春节晚会开演了。
眉户剧《雌雄花》再次出台，使观众大为倾倒。眉户原本是西北人喜闻乐见的一个剧种，在 各地农村及市井小巷，会哼着眉户调唱几曲的大有人在。记得小时候在兰州，有一对卖唱的 盲人夫妇走街串巷，如有人家留他们唱几曲，他们便会坐在条凳上，男人弹三弦，女人手敲 铃铛，一唱一和，唱了起来，唱的便是眉户调。在农村，眉户更是妇孺皆知、人人喜爱的 一种曲调。但是，把眉户剧搬上正规的舞台，有阵容强大的乐队配乐，班底很不错的演员， 出演反映当前农村技术改革、新旧思想冲突的新事物，在安西这样的小县肯定还未出现过。 所以，此剧的再次出台，面目一新，引起观众的极大轰动。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在编导 上都有很多创新，特别是群众演员唱得很认真，表情欢快，队列的变化、配合的一些动作， 都有新意，也很受欢迎。
我们在四大队时，场部由一位上海移民做编导，排练了一出以黄梅戏《夫妻观灯》的调子和 形式，表现一对年轻夫妻在观看公社化后的新气象的情景的小歌舞，有歌有舞，活泼有趣， 也大受欢迎。女演员由小徐担任，男演员也是一位难友，河南人，名叫钟贵祥。
此外，男声小演唱《公社姑娘》、《大实话》，等等，也都在晚会上演出。
总之，这台晚会内容丰富多彩，总体水平比半年前的“七一”会演，已有了很大提高。凡是 看了晚会的人，都皆大欢喜。
小徐告诉我：“二大队有个南方人，原来最烦眉户剧，说看了你的演出，才喜欢上了眉户剧 ，很爱看呢！”这位南方人当然是难友了，我听到后十分高兴。
三大队新建的饭厅水泥地十分光滑，春节时还在这里举办了盛大的舞会。阵容强大的乐队很 能引发人们的舞兴。农场基本上是男性王国，来跳舞的绝大部分是我的难友，像我这样的舞 伴便很令人注目了，常有人邀请，几乎每场都不空。我的舞伴中，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是二大队的，人很年轻，穿一件黑色礼服呢上衣，谈吐文雅，舞步轻盈，他用手 轻轻地揽着我的腰，我随着他在全场舞动旋转，感到非常轻松愉快，我认定他是一位舞场上 的高手。他向我介绍了自己，说他原在山丹县银行工作，通报了姓名，说他叫沈潮，听口 音是江浙一带的人。后来我才得知，他正是看了我的演出，才喜欢上眉户剧的那位难友。但 他当面并不曾提起这些。我用不着介绍自己，因为我已是全农场久负盛名的女演员了，谁都 知道我的姓名和来历。我和他连跳了两场。此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石天爱一向不上舞场，但她从小受过正规的训练，舞技十分娴熟，年前天热时，她常在我们 宿舍门前的平地上，带我和小徐跳，什么“伦巴”、“探戈”，她跳得都很有味道，很有特 色。此时的石天爱，从外观上看，就更不雅了，因为她那最新潮的琅架近视眼镜劳动时摔 了一次，一只眼镜腿用白胶布裹了裹还勉强可用，另一只眼镜腿断成了几截，只好扔掉，用 一根粗白线绑住眼镜框挂在耳朵上。说相声的赵芝贵和她都是天津人，认老乡，开玩笑说她 这是：“一线希望。”谁听了都笑得不得了。因为无论谁听了，都会和石天爱作为老姑娘没 找上对象，要联系在一起来想。石天爱心中无奈，嘴里不好说什么，也只能笑笑算完事。再 说，入冬以来，石天爱一直身穿一黑棉袄，上面还套一类似棉猴的灰中透绿的大衣，大衣的 式样颜色仍属新潮。但是，她的黑棉袄是对襟的，有两三个纽袢先后都断了，也许，她根本 就不懂断了的纽袢可以缝一下再连接起来，为了把棉袄裹紧暖和一点，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了 半截麻绳，干脆在腰里一系。请设想一下吧，如此仪表的石天爱，还能够莅临农场里可谓大 雅之堂的舞场去跳舞么？出现在舞会上的男士们不仅彬彬有礼，很多人还着装整洁漂亮，他 们很愿意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显示一下自己昔日的风采。
春节期间，我们的歌唱家冯士伟还请了一次客，客人都是我们这些演出伙伴。他买了几斤糕 点糖果，让大家分享。他原来也是行政十八级，当右派后降了五级，前后的级别都跟我一样 ，还能拿到58。24元。他宣布请客的原因是，他妻子死后，他已还清了债务，所以跟大伙一 起稍稍庆贺一下。我为他在当右派之时又失去爱妻叹息不已，很难理解他怎么能承受那样巨 大的不幸，所以曾几次对着他叹气：“真是太不幸了，太不幸了！”然而，他一般尚能自持 。现在他在还清了丧妻后的债务以后，还请大家吃一顿，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大家在 经济拮据的状况下能够享受一顿糕点糖果，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也无人提起令人不愉快的话 头。
在到县上举行会演前夕，风云骤变。
陈德位队长突然宣布：他本人工作忙，必须立即回四大队去，无法参加演出，《雌雄花》就 不演了。我一听就知道，这是陈德位为了顾全我们这些右派们的面子，考虑出的一种婉转的 说法。《雌雄花》的停演，一定是政治上的原因。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以我们这些人的政治 身份，又如何能参加县上或地区的文艺会演呢，这次县上肯定明确了一下，我们这些人没资 格参加会演。果然，不仅《雌雄花》不能演出，小徐和钟贵祥的黄梅戏也不能演出，《两老 伴进天堂》里的我和侍峒山都被换了下来，因为我们俩都是右派分子。接我的角色的是个 男性上海移民，他个头小，可以冒充老太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个右派。此人多才 多艺，小徐他们演出的黄梅戏就是由他创意编导的，由于他的右派身份县上不知道，就以上 海移民的头衔参加会演了。
红红火火的演出，由于我们是右派分子而被取消停演，我倒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因为当时 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的弦，未曾有丝毫的放松 ，以如此的政治形势，我们作为阶级敌人哪还能上台参加会演。所以，我主动给那位上海移 民说戏，耐心地帮助他熟悉角色，希望他把小演唱演好。侍峒山火冒三丈，说不让演，立即 就转身走了，他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他的角色后来由谁接替的，已记不清了。
后来，农场只能以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先参加县上的会演，也只有这样一个节目在换 了主角后可以参加会演。领导上大概为了照顾，还让我随演出队到县上，帮忙干些如包管服 装之类的杂务，也就得便看了会演的全部节目。当时的四工农场一个由下放干部参加劳 动的农场，也有个自编自演的节目，全部由女演员演出。她们在院子里排练时，我就看到了 。这是一个带有民间舞似的小演唱，六七个女演员各手拿一个活动的竹板，挥动着竹板变换 队形，唱着歌唱大跃进、总路线的歌儿，夹带一些舞蹈动作，唱了几段，便结束了。他们的 乐队也只有简单的几样乐器，跟我们那阵容强大、高手云集的乐队，就没法比。在我看来， 他们的这个节目只能说是很一般，我们原来排练过的无论是哪个节目也比他们的强。然而， 他们是人民，我们是阶级敌人，只能被取消演出资格。
中午，我们到县城的小饭馆吃饭，经济拮据的难友们只能吃上一碗臊子面略作改善。我是唯 一的女性，他们硬是不让我掏钱，我是唯一吃请的人。记得同桌吃饭的有许登浩、王昭等人 ，他们肯定都是自掏腰包，我不知是谁付了我的饭钱。
下午在排练中间，我们乐队中的难友主动为四工农场的节目伴奏，大大加强了他们的乐队阵 容，他们原来的器乐伴奏，变得微不足道。演出前李佐亭又主动为四工农场的女演 员们化装。李佐亭原为铁路文工团的演员，一专多能，化装术特别高明，速度快，他把四工 农场的女演员们一个个化装得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漂亮，用黑油彩描唇线，在那个年代尚不多 见，他运用得恰到好处，给每个女演员增添了特殊的美。四工农场的女演员都高兴极了，感 激在心。出现在舞台上的女演员个个光彩照人，平添了许多丽色，每个人心里都惊喜不已， 须知她们此时正青春年少，有些人还是妙龄少女，她们很看重自己在舞台上的形象，甚至想 把自己美丽动人的舞台形象永远留住……
我心中十分感慨。唉，唉，人才济济的阶级敌人，令人刮目相看的阶级敌人，你们为什么是 阶级敌人呢？20年后，我们这些阶级敌人问题全部平反。
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后来还参加了张掖地区的文艺会演。据说观众认为节目中的群众演 员唱做俱佳，热情奔放，而主角不怎么样，对此表示不解。亲爱的观众，你们怎么会想到其 中 政治风云的变化呢？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都是政治标准第一，何况是文艺 会演，阶级敌人如若参与了进去，领导上就会惹祸在身。我们是临时撤下阵来，又换上的新 演员，这种匆忙的变化，主角是无法胜任角色的。
春节期间的种种情况，我都详细地写信告诉了景超。我们的演出活动，吃了些什么，冯士伟 的请客，我的心情如何，等等，我都一一在信中说及，只是未说及会演被换下的情况。景超 的回信照例很短，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说：“真羡慕你。”当时，我未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凄 楚意味。因为多半年来，我的处境跟他的距离还在继续拉开。他无法在信中向我诉说他痛苦 的境遇，我以自己的境况又无法想象他苦到了何种地步，他的许多艰难困顿，我都无法凭想 象力便能设想得清楚。比如，我怎么也想不到，在生产粮食的农场，我的亲人及难友们会长 期挨饿；我更设想不出过春节他们吃的是什么，过年还能吃不饱饭吗？唉，唉，如果那时我 能把他的境遇想得更接近实际一点，知道了他活下去已很艰难，此时的我也许会千方百计从 吃的方面尽力接济他，尽管办法很少，但也不是毫无办法。
这里，我要插入1991年4月9日罗舒群对他们初到夹边沟农场时的情况的介绍。他是幸存者 ，他的介绍正可以补充当年我从景超的来信无法了解到的情况。
罗舒群是我1950年8月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财贸组工作时的组长，他原也是西北大学经济系的 学生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不久，在6月就入了团，同景超一起参加了甘肃工作团，从西安行军到 兰州，属参与了创办《甘肃日报 》的工作骨干。罗舒群性格孤傲，50年代初期在报社得罪了些人，被开除团籍，调出报社。 反右时，他在张掖地委宣传部工作，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罗舒群在鸣放中没发言。他有一 本工作日记就放在办公桌上，其中也夹杂着记了些生活上的事情。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宣传部 副部长是从小学教员岗位上才提上来的，论水平，当然比大学生出身，在省报曾是工作骨干 的他要 差一截子，在共事中常遇到掣肘的事，产生不快。一次，罗舒群随意把《红楼梦》里黛玉《 葬花词》中的两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抄在了工作日记上，无非是发 泄心中的郁闷。哪承想，那位副部长想抓他的右派把柄，私翻他放在办公桌上的工作日记找 出了这两句诗，就给他定了性。在动员大家揭发时，当然又揭出了些“问题”。罗舒群拒不 认错，没有留下任何检查罪行的文字材料，属于态度极其恶劣者。中央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正 式文件尚未下达，他就被划为极右分子，于1957年12月6日，被武装押解到酒泉夹边沟农场 ，开始了他的劳教生涯。
罗舒群说，初到农场时，伙食虽低劣，吃饭不限量，有白面馍吃，因为大家才刚去身体底子 好，也不觉得饿。但活很重，寒冬腊月，地冻三尺，在农民已是休闲的日子，他们还要翻地 整地，抡起铁锤敲打钢钎使冻土裂开，再用铁锨翻起冻土加以平整，有些人手上的虎口震得 裂开了口子，鲜血淋漓，严寒使大家的手脚都冻破了。就是劳改犯人，也未曾在严冬去干这 么苦这么重的活，因为原来的劳改政策，也只允许犯人去干常人所能承受的劳动。自从劳改 农场改为劳教农场，开始接纳在反右斗争中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极右分子以后，农 场的领导重新调整政策，转换做法，迎接劳教分子们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酷无情的日子 。
已往被判了刑的罪犯们，在服完刑后，转过身来就用另一副面孔，向陆续到来的劳教分子们 作威作福。没有触犯刑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 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引自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应当批判》。）的人们，在夹边沟农场要受制于前罪犯，由前罪犯们吆喝着去干各种体力不支的重劳动，对他们的惩罚绝对地超过了 服刑期间的前罪犯。
几个月后，吃饭开始限量，主食全成了杂粮，豆面糊糊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饭，糜面不去糠， 麸皮也算粮。每天下地劳动回来，每人都要带些苦苦菜、榆树叶、沙枣叶之类回来，交到灶 上，由炊事班做熟，和在饭里吃。沙枣叶又苦又涩，最难吃。平常日子里，野菜树叶就顶了 蔬菜，当然无油无肉。每个人都挨饿，还不能说肚子饿，说肚子饿就上纲上线认为是对国 家的粮食政策不满。有些人家里寄粮票来，只要一旦发现立即全部没收，由国家印制发放， 个人之间原本可以随意互通有无，市场上自由流通的粮票，对劳教分子们来说，便成了违禁 品。既不给吃饱，又不许动用家里寄来的粮票，这种残忍的做法，实际上成为勒在每个劳教 分子的脖颈上的致人死命的绳子。
罗舒群当时就把所谓的改造看得很透，把个人的生存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来对待。他想尽一 切办法来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一切可以充饥平时根本无法下咽的东西，都作为美食佳肴进 过他的肚子。种洋芋时，他背着洋芋子走在最后，看见一个低洼的坑坑，就把洋芋子倒出一 些来放进坑里，用土虚虚盖住，收工后每天拿几块，放在茶缸子里煮熟吃。芦草根、苦苦菜 、榆树叶、老鼠、麻雀、蚂蚱，等等等等，凡是可以充饥的，都曾是他尽力采摘、捕捉，送 入腹中之物，过去他并不知道，烧熟的蚂蚱还很香。一次，他正在房里用茶缸煮野菜，管教 干部赵来苟进屋发现，把茶缸一脚踢翻，怒骂不止，还踏扁了茶缸他维持生命的重要工 具被破坏，只有面对饥饿者还要断人活路的人才会这样干。
秋后，胡萝卜成熟了，饥饿的他偷吃了干部蔬菜地里种的一个胡萝卜，被别人发现告发， 批斗了一顿。在批斗他时，景超并未发言。但后来景超再见到他时，见旁边无人，竟态度严 肃认真地指责他说：“你怎么也成了这号人！”话虽不多，却重重地刺在了罗舒群的心上。 罗舒群见他迂到了此等地步，自然什么话也不能和他说了。就因为吃了一个胡萝卜，他被关 进“严管班”受到惩罚。
罗舒群记得，1958年国庆节时，他们吃的大烩菜有点肉。晚上，还让大家到场部看电影，电 影放映了不到一半，有些人已躺倒在地上梦周公去了，又饿又累，疲乏已极的劳教分子们生 存维艰，已没有了享受精神食粮的能耐和兴致。管教干部们过去也带领劳改犯们到场部看电 影，从来也没出现过劳改犯们不看电影，在放映电影的场地沉沉大睡、鼾声大作的情形。看 见劳教分子们如此不识抬举，有的管教干部还骂骂咧咧的，“狗日的们睡死了！”诸如此类 的脏话，脱口而出。
到春节时，菜里出现了一点老驴肉之类，每个人的肚子里依然饥肠辘辘，他们在忍饥挨饿中 熬过了大年初一。唉，唉，我的亲人竟然把忍饥挨饿也当做了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就在那 个正常人难以生存，不许人活下去的鬼地方，他规规矩矩地忍饥挨饿，还对别人尽一切努力 求生存的手段从内心里不能容忍，他正直的秉性何以竟变得如此顽冥，如此的不可救药！
在新添墩时，罗舒群和他曾同住一屋，夹边沟森严的专政气氛，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 乱动”的各种训话或戒规，不允许他们倾心交谈，掏心里话。景超初到农场时，戴一顶小檐 草帽，无论劳动或回到住屋，都沉默寡言，有时间就记日记。罗舒群曾告诉他：“我就是因 为写日记才当了右派，你还记日记干啥？”景超只淡淡地笑笑，不作任何辩解，仍照记不误 。他一时还无法从作家梦里醒悟，对未来仍抱有憧憬。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洁癖，每天收工 回来，不论多劳累，都要洗脸洗脚刷牙搞完例行的卫生大事，然后才拿起日记本去记日记。 他衣着破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比别的难友显得更整洁些。
罗舒群也说到挖排碱沟的情形。他说，夹边沟的土地盐碱很重，不排碱，庄稼就难以收获。 他们就挖过排碱沟。排碱沟宽两米多，深也两米多，一边挖，地里的碱水就顺沟而下，从低 处流过。大家就站在碱水中挥锨挖泥，皮肉被碱水蚀破，疼痛非常，可还要在饥饿中坚持到 收工。而此时的挖排碱沟仅仅是小打小闹。
身在十工农场的我，哪里能把这种种的艰辛，这种种的非人待遇，想个明白呢？即使我具有 非凡的想像力，也难以把这一切都想到，因为人的想像力都来自生活，而我经历的实际生活 ，同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相差太远了。
60年代，我在杨康家里见到了刘彦璋，他和杨康是延安大学的同学，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 回来的难友，而且曾和景超同在新添墩劳动。他也是妈妈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曾和我的父 母同住黄河沿前街。当杨康向他介绍我正是景超的妻子时，他先对景超大声作了评价：“哎 ，好同志！”
谈话中间，说到曾在新添墩劳教的傅作恭。傅作恭本人是个水利专家，是起义将领、当时任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来到新添墩后，因饥饿难耐，劳动条件太严酷，曾设法给 哥哥傅作义写了封信，向当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求援。傅作义收到信后不相信他说的话，还 回信义正辞严地批评教育了他。这样，就招来了站上对傅作恭的一场批斗。
傅作义不相信弟弟来信上的话，我无法想象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同样都是悲剧。
傅作恭是留学外国，已在外国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曾多次动员他 回 来报效祖国，50年代初，他听了哥哥的话，回到北京，在水利部任职。后来，邓宝珊出任甘 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给傅作义写信说甘肃很苦很落后，打算在甘肃修几个大水库，改变甘 肃落后贫穷的面貌，希望助他一臂之力，从人才上给予支援。傅作义接到信后，就动员傅作 恭来兰州。抗战期间，兰州是大后方，傅作恭和他母亲在兰州住过几年，对兰州也有感情。 经哥哥略作动员，就慨然应允，于1953年2月来到兰州。谁想到，他以慷慨的爱国热情回到 祖国，为了支援甘肃的水利建设，又从首都北京来到兰州。当他为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 奋力拼搏之时，一场反右派斗争，将他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 动教养。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表人材。大高个儿的他 ，消耗也大，一到夹边沟，粗劣的伙食就使他饥饿难耐，繁重的劳动使他体力不支，此时， 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大半生没下过苦的人，如何能承受这样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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