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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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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才又前进了。夜宿玉门。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抵达四工农场。大卡车停下来以后，我和小徐冻僵了的腿脚既疼 痛又麻木，无法从车厢里站起来，坐着活动了好一阵，才勉强下了车。在场部报到后，杜博 智分到了一站，我和小徐分到了二站。场部为我和小徐找到一辆小毛驴拉的架子车拉运行李 和箱子，我和小徐跟在车后踏着厚雪走了约2里路，便到了二站队部。二站的队长是个40岁 左右的陕西人，名叫王智礼，人们以王队长称呼他。
小徐和我的临时住房是个库房，里面堆放着难友们除被褥、饭盆、洗漱用品以外的财物，有 大大小小的各种箱子、提包、包袱等。看来，这里的居住条件比十工农场差。在十工农场， 难友们的这些东西都放在各自的宿舍里，取用都很方便。
小徐和我在这里临时居住，似乎受到了一点优待，库房里腾出地方支了两张木板床，还在窄 窄的通道里，安了一个小小的铁皮火炉，炉子的烟筒直直地从屋顶的草笆子上伸出。
我们原在十工农场三大队的二位女伴：石天爱和王桂芳，此时又在何处？我们不得而知。老 殷和小李都不是右派分子，按此次迁场的政策规定，她们不必来四工农场。
过了几天，先是来了王桂芳。原来，此次十工农场借迁场的机会，让有些右派分子回家探 亲，王桂芳回安西县城的家自然十分方便，就回家住去了。石天爱则请假直奔天津，去天津 看望她日夜思念的母亲去了。因为路途遥远，到王桂芳来四工农场时尚未归来。
初到二站时，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由于我们的居室堆放了难友们的箱子等物，地上连插 脚的地方都很紧张。一次，我一抬脚竟没注意到把小火炉弄翻了，火炉一翻倒，连在上面的 铁皮烟筒也从房顶上落下，摔成了两三截。我费了很大劲才将火炉重新安好。此时，我对四 工农场的一切，还以在十工农场的眼光看待。后来，我随意地将此事笑嘻嘻地向王智礼说出 ，王智礼的脸上也挂着笑，但他说出的话却使我吃惊不小，冷彻骨髓。他说：“你如果把这 库房点着了，我要判你10年徒刑！”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把判徒刑跟自己连在一起加以 评说。原来，这就是四工农场！
过了两天，我和小徐都参加了劳动。活，依然是平田整地。所不同的，这里使用的都是圆头 铁锨，木头把很长，没有了独轮小车，需要推土时，用架子车代替。活不紧不慢，小徐和我 都已应付自如。在这儿一起劳动的，都是清一色的右派难友，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同在十 工农场时的气氛也差不多。难友中也有被任命为小队长来管理劳动的，记得其中有欧阳夏、 尚正。欧阳夏是原省劳改局的干部，尚正是原服务厅的。尚正正是初到十工农场时，一武威 民工嫌他干活没劲数说于他，反被他予以一顿痛斥之人。他当时心气很盛，说年轻工人：“ 小伙子，你的那一套，我半年就能赶上，我尚正的本事，你3年也学不会。”现在，他被任 命为小队长，肯定，在十工农场时劳动上已拔尖。我和小徐都是女性，在劳动中多少受到一 些照顾。
只是这里的伙食，同十工农场就没法比，差得太多了。面条很粗糙，可以看出和的有麸 皮，蒸的馍馍很大，样子有点像如今的长形大面包，麸皮更多。一次，我同在十工农场一起 演出过的兰生玉说话，不经意地说了声“麸子馍”，兰生玉竟连忙纠正：“我们说话还是 注意点好，以后再不要说‘麸子馍’了。”兰生玉也是省劳改局定的右派，善演秦腔里的青 衣。他这么谨小慎微，对我是个提醒。1991年秋，我重访高台县，遇到了原在十工农场和四 工农场的难友阎廷梁，无意间打问起兰生玉的下落。阎廷梁说，兰生玉在1960年曾同他一起 迁到高台县碱泉子劳改农场，当年大饥馑已在全国蔓延，到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 议做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因为各种原因送农场劳动的人员，全部“抢救”回原单位。阎 廷梁由于家和原单位都在高台，工资没取消，生活条件略略好于别人。他用高价向劳改犯买 了个饼子去看望兰生玉，而兰生玉已在几天前住进“病号”室，把门的不许阎廷梁进去，阎 廷梁只得遗憾地走开了。这一别竟是永诀，兰生玉未能走出“病号”室。面对严酷的饥饿， 谨小慎微并未能保住他的性命。
过了些日子，石天爱终于姗姗而来。她这次回到天津，仍没有告诉母亲她当了右派，她母亲 最操心的还是她的婚姻大事，还托人为她介绍对象，找了个某单位的人事干部同她见了面， 俩人还一起走了走，最后被她托词回绝。她和表姐妹说起反右派斗争来，她故意问：“如果 我是右派分子，你们会怎么样？”回答是：“坚决同你划清界限！”当时，反右派斗争的余威 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她的表姐妹当属此种情况。
石天爱一身褴褛回到母亲身边，一定使母亲伤心万分，所以在此次返回农场之前，她母亲特 意为她置备了足够的御寒服装，她已装备一新。新做的丝棉黑布面棉袄宽宽大大这是 为了适应农场艰苦的劳动生活，棉袄里面，则是真丝深蓝织锦缎面的狐皮背心。光是上衣， 应付安西的酷寒就很可以了。她那断了腿的琅架眼镜，想必一到天津就换上了新的。
我和小徐在十工农场一向受到照顾，此次换场，我们作为留守人员移交粮食远离场部，却失 去了一次宝贵的探亲机会。当时，场部的有些难友都获准回了一次家，如杨康回到兰州，还 到我父母家里看了看。在四大队，这一程序却一律免去。当然，我在十工农场一直没考虑过 去兰州探亲，其主要原因是我的经济状况无购买来往火车票的能力。在玉门期间，离酒泉只 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去一趟搭顺车也能办到，可我竟然也没动过去酒泉看望景超的念头。 据说当时四工农场不断向黄花农场要人，四工农场曾指出我们的名单还未送过去，催促不已 。黄花农场被催不过，只好答应将我俩一并送往四工农场。可我们已到了黄花农场，对这些 情况不明就里。适值严冬，我人已到了黄花农场，根本也没想过还会离开这里，也不知道有 些难友回家探亲的情况。唉，唉，我真傻，真傻，如果我那时能见上景超一面，对他的艰难 悲惨的境遇有了真实的了解，知道他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我会想到有一天他那脆弱的生命 会难以继续……当时，我如果见了他一面，知道了这些，我会不惜一切为挽救他的生命想尽 办法的。说实在的，这是直到30多年后我才具有的清醒意识。我好悔啊！
春节后不久，我们见到了一位重要的远方来客，他是小徐的丈夫梁富杰。梁富杰是1959年秋 第一批摘了帽子的。他人极聪明，专业上是尖子，当了右派后，由于工作需要，已调到了兰 州省煤炭局。领导上考虑到他头上有顶右派分子帽子，使用起来到底也不怎么方便，况且他 还具有华 侨身份，他父亲此时还在印尼，这种种因素，促使单位领导早早地给他摘了帽子。这样，他 就立即请假来到分别已近两年的爱妻身边。小梁头一天先到二站，在站部办公室的单 人床上住了一宿。第二天，小徐工作调场部，他们便一起搬走了。
而他俩到场部后的境况极为凄惨。场部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说是有一间空屋让他俩住 ，他俩去一看，原来是一间空马棚，地上潮湿不堪，屋内马粪尿臭气扑鼻，地上用砖块低低 地搭了一个大门扇，看来就是为他俩准备的床。小徐见状不由得掉开了眼泪。当时她的顶头 上司杨振英也在场，有些看不过眼，后来就打发来几个在场部干杂活的刑满就业人员那 时美其名曰“职工”，把马棚又认真打扫了一番，小徐两口子才算安顿了下来。他俩吃饭也 在 “职工”灶，场部干部和正式工人另起灶。以我们在二站的经历就可想见他俩当时伙食的恶 劣，小徐已习惯于这种恶劣的伙食，梁富杰一直在机关工作，哪见过这样的伙食，不禁为妻 子经历的苦难之深重难过万分。俗话说“久别胜新婚”。他俩相见时的欢愉，因了这几日经 见的种种都出乎意外而变了味。特别是那些遇见的场部“职工”个个瘦骨嶙峋、面容枯槁的 样子，更使梁富杰意识到妻子处境的险恶。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过了几日，场部有人意识到摘了右派帽子的梁富杰毕竟是国家干部，应该区别对待。这样， 才准许小徐到干部灶打饭吃，他俩才吃上了像样的饭菜。
梁富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带来不少食品，也送给石天爱、王桂芳和我每人几块糕点。 这在当时就是很稀罕贵重的了。
小徐调场部后，就传下话来，说是二站男女混杂，要把我们几个女右派都调到场部。这所谓 的“男女混杂”之说，我听了就觉着反感，我们在十工农场近两年，都和男同胞劳动生活在 一起，大家亲密无间，谁也没说过“男女混杂”之类的混账话，怎么到了这儿就成了问题呢 ？当然，我也已意识到去了场部政治上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当王智礼说起要调我们去场部 时，我谨慎地表示：“还是留我在二站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没有立即服从命令去场部。
还在梁富杰来农场前，王智礼就曾拿来一本眉户剧《梁秋燕》的脚本，让我抄写，说是准备 排练。其实四工农场的领导上早就摸清了我的底细，知道我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还演过眉 户剧，也清楚原十工农场我的难友们人才济济、文艺演出班底很厚。他们向黄花农场追要我 和小徐时，可能就考虑过今后安排文艺演出活动。四工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纯系男性，没有 女性是无法组织文艺演出活动的。早在50年代中期，省劳改局曾把在押的犯人中的京剧名角 挑选出一部分，组织正规的演出。为此，还专门在省劳改局附近修建了一个名为新兴剧院的 剧场，曾多次举办专场演出，在兰州市引起轰动。记得我也曾去看过一次呢。四工农场属劳 改系统，干部们对此事想必更清楚。他们不指望别的，在农场内部组织演出，活跃一下文艺 生活，向上级汇报上去，也可以算作一项工作成绩。所以，我到二站不久，王智礼就布置抄 写眉户剧《梁秋燕》，并宣布该剧要准备排练和演出。这当然不是作为队长的王智礼所能决 定的，他只是执行人。
由于排练眉户剧《梁秋燕》，我们在二站又继续住了些日子。50年代，眉户剧《梁秋燕》曾 风云一时，陕西人曾有“不看《梁秋燕》，枉在世间站”之说。全剧是描述一对农村青年 男女冲破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喜结良缘的故事。对眉户原来已有的各种曲调大都作了创新 改造，全剧格调清新，旋律优美，地方特色很浓，反映了那个年代农村的新人新事新生活。 我还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有一年春节过后，记得报社曾邀请兰州郊区雁滩的农民业余剧团 演过一折眉户剧《梁秋燕》，剧中的主人公梁秋燕与同她相爱的小伙子春生都同时出台。我 对这个农村业余剧团的演出水平很赞赏，觉得演梁秋燕的农村姑娘和那位小伙子都有些才气 。
没想到，现在我在当了右派之后，竟有了饰演梁秋燕的机会，而且是演出全本的《梁秋燕》 。我在抄写了《梁秋燕》中几个主要角色的唱词及对白后，告诉王智礼抄写完毕。然后，场 里摸了一下情况，指定仍由田禾担任导演，演出班子很快就定了下来，几个主要演员都由我 的难友饰演。我理所当然地饰演梁秋燕，春生由省劳改局的王××饰演。王××是庆阳人， 庆阳与陕西接壤，当地人说话同陕西近似，王××本来也善唱秦腔，只能由他饰演春生了。 我那小伴儿王昭因不是右派，此次未能来四工农场。梁秋燕思想守旧的父亲，由省供销社的 柳新民饰演。他原是15级的干部，在难友中级别较突出，岁数也较大。他是陕西人，念唱 俱佳，看来他人很聪明。饰演为梁秋燕、春生作主，支持他俩婚姻自主的地方干部，也是原 省供销社的干部。其他群众演员，都由三、四站的就业人员担任，他们大都是陕西人。有个 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还扮演了个年轻妇女。他说，他哥哥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是我认识 的一个熟人，他是因为打人被判处2年徒刑才刚刑满不久。这小伙子虽然眉清目秀，岁数也 小，毕竟是男子汉，唱腔对白声音很粗，一亮相就认出不是妇女。同他相伴的还有个二嫂子 ，我看王桂芳可以出演，就建议让王桂芳担任。小徐因为是浙江金华人，眉户剧跟她不沾边 ，所以此次演出没有她。
角色大体定下来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地排练起来了。
我虽然原来就饰演过眉户剧《雌雄花》中的主角，《雌雄花》毕竟是为适应形势需要粗制滥 造的脚本，创造角色发挥的余地不大，但是在排练过程中，我学到不少东西，如戏剧里的走 台步，念、唱、做的种种招式，在田禾的指点下，我已有点掌握。《梁秋燕》在全国已是很 有影响的名剧。由我来饰演梁秋燕，我同田禾的合作已是第二次了，我们配合默契，我 沉浸 在饰演梁秋燕的艺术创造中，得到很多乐趣。我觉得饰演春生的王××尽管念唱做都行，但 在感情的表达上没有完全进入角色，感情交流不够。田禾也说：“王××赶不上你的小伴儿 （指王昭）。”确实如此。
田禾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时，他住在队部隔壁的三组宿舍，我们 就很熟。有一天晚上，他来到队部和我闲谈，闲谈了一阵，他声音低沉痛苦地说道：“就是 把我的骨头榨成油，也找不出反党的成分。”他是把我视为知己，才这样表明心迹的。但我 为了谨慎起见，没敢对他的话作出回应。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有反党的一丝一毫？这我自己 清楚。那时，田禾发挥他善写美术字的才能，写了好几条标语口号式形状各异的装饰字画， 贴在三组的墙上，以激励大家的干劲和革命热情，其中有一幅呈椭圆形的字画，上写：“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时，三组宿舍住的全都是右派难友，墙上贴如此的字画，“风流人 物”何所指？显然不是指外面世界的什么人，而正是指这些难友。在他的心目中，右派个个 都是英雄好汉，来农场后的冲天干劲，更是对他们自身的最好说明。难友们受到激励，心中 自是高兴，而并不加以议论。 再说四工农场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他们的家属也多是陕西人。当然，他们知道《 梁秋燕》的魅力。他们在向黄花农场紧追不舍索要我和小徐的时候，就已打定主意要我们在 他们的控制之下为他们演出，也许，那时就已决定要排演《梁秋燕》，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县 上演过眉户剧。这些干部平时一个个威风凛凛，而管教劳改犯及就业人员的工作单调刻板， 他们也会感到寂寞乏味无聊，他们的业余生活需要调剂。现在，一台全本的《梁秋燕》就要 演出，他们其实也很高兴。说话间已到了春节，我们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场部的会议室里，这只是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 房间，房间的一头搭起了幕布，我们就在幕布后面相连的一间办公室里化装换衣服。我们的 原化装师李佐亭因是历史问题留在了黄花农场，我们得自己化装，效果就差多了。时值隆冬 ，办公室有火炉，倒也不觉得冷，因为剧中的季节是春夏之交，我们全换上了单衣。
不必说我自己，全体演员都卖力地演，经过多日的排练，大家都认为这是展示自己才艺的一 天。凡是进入演员队伍的，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爱好和才能，谁也不愿把戏演砸了。《梁秋 燕》演完后，小徐和她的搭档钟贵祥又演出了他们去年在十工农场用黄梅戏《夫妻观灯》形 式改编的歌颂公社化后新气象的小歌舞。
然而，这是一次最冷落最窝囊的演出。观众主要是场部的干部和家属，他们安排了这次演出 ，只是想调剂一下自己乏味无聊的业余生活，可他们仍牢牢记住要跟作演员的我们划清政治 界线，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一个个做出一副至尊至贵的姿态，不屑于对演出表示欣赏， 直到演出结束也没有人鼓一下掌，只是转身就走，作鸟兽散。我们一个个卖命地演，最后只 是自我欣赏罢了，心里自然是不痛快极了，可是还不能说什么。我们真像是旧社会被迫在权 贵们面前演了一出堂会，这种场面以前只是在电影戏剧小说里见到，而今，我自己竟然真实 地扮演了这个角色。过去演一次堂会，演员通常会得到赏赐，而我们尽管肚子饥饿，连一顿 夜餐也没有，演完，只是默默地各自打点行装走几里路回自己的宿舍。
这次演出的遭遇，也使我再一次清醒了一下头脑：这就是在四工农场，前两年的好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
1960年3月，一幕惨剧又在酒泉夹边沟新添墩发生了。此时，新添墩组织劳教人员到酒泉城 附近背头年晒干的草筏子，早5点半就起床，用芨芨草编的背篼去背。背到第5天，傅作恭因 拉稀背不动了，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劳教分子高尔泰平日里给管教干部赵来苟的娃娃补过 课，能说上话，就给赵来苟说：“傅作恭是不是真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黑屎！”赵来苟说 ：“我拉的也是黑屎！谁叫他当右派，他如果不是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 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他从国外回 来，也不是个好东西。”傅作恭挣扎着走了十几里路实在走不动了，就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听了大怒，骂道：“ 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傅作恭腿软没劲，寸步难行，只好站住了。赵来苟大骂：“这狗日 的真还把我整住了。”当然，他有的是招数，当下就叫别的劳教分子用芨芨草拧成绳子在傅 作恭的脖子上围了一圈，前边绑半截绳子，后边也绑半截绳子。傅作恭仍背着草筏子，前 边 的人牵着绳子拽着他向前走。傅作恭往前走时因腿软跪在了地上，后边的人就往后一拉绳子 ，将他拉起继续向前走。3天后，傅作恭挣扎着走到了背草筏子的地方，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领工的让找来一个用芨芨草编成的长草笆子，把傅作恭抬到草笆子上，由劳教分子用绳子 拉着，一路颠簸，硬是把他拉回新添墩。原兰州医学院教授、现劳教分子的刘逢举走过来， 把放置在草笆子上的傅作恭看了看，说：“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第十二章饥肠辘辘
小徐调场部已有些天了。春节前，我听王智礼说要把我们几人都调场部，曾委婉 地向王智礼表示：“希望继续留在二站劳动改造。”我认为自己是以极好的态度向王智礼 说这些话的愿意在重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有什么不好？王智礼一定是把我的话向场部转 告了，这些一贯在劳改犯面前颐指气使、威风凛凛、说一不二的场部干部便大动肝火。有一 天，我同小徐邂逅，小徐神色紧张地说：“你赶快到场部来报到，×
场长在我们办公室 说了，那个二站的女右派再不来场部，就用绳子把她捆来。”这可吓坏了我，劳改队捆人是 常事，当场长的说要捆我，就是一句话的事。我不能违拗他的意志，招来捆绑之苦。这样， 第二天，我立即收拾行李、箱子等各种随身带的东西，同石天爱、王桂芳一起到场部报到。
我虽不是被捆绑到场部报到的，笼罩在心头的乌云似铅块般沉重，这压力比起两年前作为右 派挨批斗时也轻不了多少。但，我还得强做平静，强装笑颜，先去接受分配的工作。
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杨振英。场部有个修配厂，主要修理全农场的农机具。还有个负责农场物 资运输的汽车队，有7辆大卡车，大多是4吨位的解放牌车。此外，还有个供全农场七八 百人吃饭的机磨坊，专门磨面粉，石天爱和王桂芳就分配在机磨坊干些体力活。这三个机构 都由杨振英统管。杨振英作为干部的角色也就是个普通干事而已，而在劳改系统，凡具有干 部身份者，为了使其在劳改犯面前显示威慑力，劳改犯都得称其为“股长”。四工农场属刑 满释放人员就业的农场，而其旧制并未改变，劳改犯释放后对其威慑力必须继续保持。所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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