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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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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徐先我们一步来了场部，主要是接过了杨振英的一部分工作。修配厂需用的零配件有个库 房，原来由杨振英管理，那时还属大跃进的年代，有些拖拉机和其他农机具出了故障，要连 夜检修好，不得过夜，以免影响第二天的运作。夜里检修时需用的零配件，就得找杨振英从 库房里领出。杨振英有时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到库房去拿零配件。杨振英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在严冬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并不好受，所以他通过场部急急地先把小徐调到身边之后 ，就立即把库房的工作交给了小徐。小徐虽说丢了铁锨把，在半夜里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去库 房取零配件的事，其实并不比下地强，杨振英夜里从库房发了零配件，第二天还可作为理由 多睡一会儿，而小徐则不能，第二天她必须按时起床，按时到办公室。
开始，分给我的工作是汽车队的统计。司机们每次出车回来，都要由我登记他们行驶的吨公 里，汽车用的油料也由我发放登记。有一个可放二三十桶汽油和其他润滑油的油库，也就是 一间极普通的平房，平房下有一个可驶进一辆汽车的低凹的坑，是为了便于大卡车运来汽油 桶入库。装卸油桶，自有场部几个干杂活的“职工”动手，我只消把他们喊来就是。大卡车 领取汽油时只要把车开到低凹的坑内，放下后车厢，从库房里搬出油桶再搬上车厢内也不费 力，一般由司机自己动手就行。库房的大铁锁几乎有我的多半个手掌大和钥匙都交 给了我。此外，拖拉机队的油料也由我发放，场部有一个储存几十吨柴油的大油罐，竖在东 北方的空旷处。罐子下方有一个管子和龙头就是出油口。我向拖拉机手发放柴油，一般都是 拖拉机手把拖拉机开到油罐旁，用一种特制的油桶在油管的龙头下面接油。根据需要加几 桶就记几桶，每桶大约是十二三公斤。
我一向受不了汽油味，有晕车的毛病。记得1955年报社有四五对同事要举行集体结婚典礼， 让我坐小卧车去接新娘，我只接了两个新娘就晕晕乎乎的了，汽油味熏得我呕吐了起来，最 后连人家的结婚典礼也没参加成。现在可倒好，要整日里跟汽油柴油打交道，而无任何回旋 的余地。
工作本身比起下地倒真是轻多了，难闻的汽油味儿过了些天也就习惯了适应了，柴油味似乎 比汽油味好适应些。但是，我没想到柴油的特性是沾上身就挥发不了，发油时免不了衣裤都 会沾上，柴油落上灰尘就跟清油似的，灰黄的油渍一大片，看上去十分不洁，而我的罩衣、 罩裤只有一两件，无法换洗，准确地说，是换下来没有时间洗，气候寒冷，没有热水就无法 洗，洗了也干不了。所以到场部工作没几天，我就浑身上下满是灰黄的油渍，比那些拖拉机 手脏多了他们都有工作服，换洗没问题，洗衣服有充足的时间。我浑身上下灰黄油腻肮 脏的衣着，场部的干部们看了也觉十分碍眼。有个名叫王明的干部，一向对我们还算客气， 他有个十来岁的女孩，他对女孩说起我们，还称我们“你姨姨”，这就是莫大的尊重了。一 次，他看见我衣着肮脏极了，笑着说了句：“看把衣裳‘动’的（意为弄脏）！”这个农场的 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下面还有几个字他怕我难为情，再没说出来，我现在回想， 那咽下去的几个字，应该是：“脏得太！”
小徐丈夫梁富杰来时，那间原马棚当了一阵子他俩的“新房”，在我和石天爱、王桂芳到场 部后，便又成了我们的新居。马棚狭长，刚好搭下我们的四张床。四工农场唯一好于十工农 场的条件，就是让我们告别了土炕。住在这间新居里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有天凌晨三 四点钟，汽车队的王师傅从外地拉来一卡车汽油，他把车开到我们的宿舍前，大声喊我的名 字，把我从沉沉大睡中喊醒。我急忙穿衣起床出了门，才知道是让我清点拉来的汽油桶数。 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睡眼惺忪，冷得发抖。他说了汽油的桶数，我清点了一下，和他所说的 相符，他立即转身睡觉去了。他当然也很辛苦，开车大半夜，这一睡就要补足大半夜的瞌睡 ，也许连午饭都不会去吃。可我，到早晨7点以前还得按时起床，不得有误。场部上下工都 敲挂起来的半截钢轨，“当当当”的声音特别 响亮刺耳。后来，我才得知，这位王师傅是从刑满释放人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也是陕西人， 做事谨慎有余，是同他的身份有关。我至今还记得，汽车队的队长叫刘兴汉，河北人，共产 党员，三十七八岁的年纪。此人不胡来，显出很有原则性的样子。另有两个杨师傅：大杨师 傅约摸30岁的样子，听口音像是甘肃平凉一带的人；小杨师傅20岁刚过一点，也是陕西人。 再就是这位王师傅。其他几人我已印象模糊了。
我瞌睡得要死，在清点汽油桶时一直睡眼惺忪，是因为调场部后一直睡眠不足。初到场部时 ，我仍和小徐一样，同在杨振英的办公室上班，晚上有事没事也仍坐在办公室里，10点钟过 后，杨振英说一声：“休息吧！”我们就回到马棚里，在自己的床上倒头便睡，直到清晨刺 耳的敲钢轨声“当当当”地响起。
没几天，场部财务科便把我叫了去，说是让我帮助会计王积义记账。王会计问我：“你会不 会打算盘？”我说：“上小学时学过一点，多年来没用过，早忘了。”王会计说：“加减法 没啥问题吧？”我说：“加法会，乘除法忘光了。”王会计说：“加法会就行，乘除法记账 一般也用不上。晚上7点钟你就来这里上班。”来场部时小徐就说过：“场部财务科的贺科 长问我，你会不会打算盘，财务科少个记账的人，他们好像要调你去记账。”果然，这就交 代了工作。晚上7点左右，我就到了财务科。这里晚上上班要用煤油灯，我先把煤油灯灯罩 擦得明光锃亮。我认为这种活今后只会由我来干，这是我分内该干的。大约过了7点钟，王 会计来了，他拿出十几个账本、一沓子凭单，教给我把这些凭单上支出的款项，逐项分类记 在账本上，记完一页时，用算盘把全页的数字加到一起，记在最后一行上。他就坐在我对面 的写字台上，写字台很大，不比我在报社的写字台小，但不如报社的写字台精致美观。报社 的写字台木料很好，是用本色的桐油漆过的，木料的美丽木纹清晰可见，很气派，当时在兰 州是少见的办公用桌。这里的写字台大，是实用的需要，木料肯定也差，只是用常见的深咖 啡色油漆油过，已很旧了。王会计用一把极考究的大算盘，给我的也同样考究，我上小学学 珠算时，哪见过这样的算盘？算盘珠子可能是红木的，光亮而有分量，拨拉起来声音极好听 ，如泉水的丁冬声。记账这工作，其实很简单，只要细心一些，不要把凭单上的数字记错， 累计时不要算错就行。一开始，我觉得很新鲜，只是一个劲儿地认真地记，到需要计算时 拨动算盘珠子，听着算盘珠子上上下下清脆悦耳“噼里啪啦”作响的声音，还有点心旷神怡 。这些账本原来大概都是王会计记的，项目栏内的文字说明写得工整悦目，我写的字比之也 不差，但后面的阿拉伯数字，我怎么用心写也写不好，王会计肯定已当了多年的会计，记在 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飘逸娟秀，还十分整齐地略略向右斜着，非常好看。这有限的阿拉伯数 字学写并不难，我注意观察，找出王会计写每个数字的特点，认真模仿，第一个夜晚就学得 有点像了。
看来，场部的干部晚上都上班。尽管王会计一直认真工作着，财务科时不时地有人出出进进 。进来的人有的搭讪着和王会计说几句闲话也就出去了。有的进来只和财务科的另一个出差 回来的张股长闲谝他名叫张振英，张股长的职务好像是农场的采购，经常外出。他们一 起东拉西扯，对没听清楚或有疑问的事情，往往来个疑问短句：“得（音di）是？”对方便 会再详细地把事情的原委来一番解说，或对刚才说过的话来一番肯定：“是哩！”过去我虽 然也同众多的陕西人打过交道，我的难友杜博智也是陕西人，我从来没听谁说过“得是”这 样的疑问短句，从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说，倒是极精炼而富有特色的。我在《甘肃农民报》工 作时，曾经认真地学习农民的语言，为报纸的通俗化、大众化下过一番工夫，对“得是”这 个疑问短句，我既然仍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姿态习惯地进行了推敲，便永远地记住了它。
我在有点心旷神怡中记账已两三个小时，后来便不断地有睡意袭来，而我这是第一次去财务 科记账，我怎能显出疲劳之态呢？在十工农场我在劳动上一贯表现比我的女伴们强，到了四 工农场，我应坚持再坚持。去年“十一”十工农场曾对个别人摘帽，小徐丈夫就因为摘了帽 才能迢迢数千里路来这儿同妻子团聚，总是有了一线曙光在前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得好 好表现自己。为了摘去头上那道可恨的“金箍”，我也得像孙悟空那样，事事顺着唐僧。而 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包括那个要用绳子捆我来场部的×场长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个 副场长，还有杨振英、 张振英、王会计，以及来到财务科闲谝的所有的股长们，我都得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眼，显出 一副恭顺的样子。在90年代的今天，我动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为当时我人格和灵魂的扭曲 ，还真想大哭一场。而那时，我所作的是竭力表现自己，让那些改造我的人们无懈可击，无 刺可挑。由于我心中有了那线“曙光”，企盼有朝一日那线“曙光”早些来临，阵阵来袭的 睡意，都一次又一次被我用意志力驱赶跑了，大约到了子夜时分，才听得王会计说了声“休 息”。我知道，这就是命令，便匆匆收拾了该收拾的一切，准备回宿舍，细心的王会计看到 我没把墨水瓶的盖子盖上，便帮我盖上，记账都用蘸水钢笔。此后，每次深夜下班，我都记 住了盖墨水瓶盖。
此时，原在财务科闲谝的两三个人早已不知去向。
在我记账的四五个小时里，王会计除在开始向我交代了记账的方法和要求以后，便埋头干他 的工作去了，再一直没和我说过一句话，直到最后不得不交代的“休息”二字，为我第一夜 在财务科的工作画上了句号。至于那些随意进来闲谝或转一圈又走了的这个或那个股长，他 们眼见一个大活人坐在王会计对面的桌子后面工作，却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 他们在闲谝时也绝不涉及我。当然，他们心照不宣。他们有兴趣观赏眉户剧中的梁秋燕，对 “梁秋燕”在财务科低头记账的模样，也许更喜欢作近距离的注目。×副场长大骂要捆我来 场部的事，他们肯定也都清楚。现在，我卑贱地低头认真记账的情形，他们都看在眼里。也 许，他们还为我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当年省报的记者，如今由他们掌握任其自由摆布而洋 洋自得。
自从晚上到财务科记账，我就永远地处于睡眠不足之中，那位王师傅在凌晨三四点钟还把我 叫起来清点汽油桶数，我的懊丧和瞌睡都达到了痛苦的地步，但我敢不起来吗？
来到场部以后，精神委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伙食太差，吃不饱。场部的干部及机耕队 的职工，在场部另起灶，吃的是精细的饭菜。有时我路过他们的伙房，里面飘出用油炝葱花 烹调炒菜的各种香味，使我馋涎欲滴。这种香味，在我们的“职工”灶上，永远也不会出现 。我见到他们的馍都是精粉做的，颜色雪白鲜亮，看着也馋人。他们吃的面条肯定也是精粉 擀的，这我就无法见到了，只能作推理式的判断。而我们的“职工”灶，吃饭的以机修厂、 机磨坊的刑满释放人员为主，在场部统称“职工”，这个称谓有别于汽车队、机耕队正宗的 工人阶级的职工，在场部的领导们认为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尊称，其实质内容则是一种区别 、一种蔑视。我们4个女右派及机修厂的男右派赵贵春，理所当然地在“职工”灶吃饭，我 们吃的面条可以清晰地看到麸子片，面条擀得很厚，切得又宽，一锅煮出来仍变成了疙瘩加 糊糊，吃的馍仍是兰生玉提醒我，不让我说的“麸子馍”，而且量不够。蔬菜几乎没有，油 肉之类根本见不到。这儿的伙食同我们来此之前，在玉门黄花农场四大队的又没法比，那儿 的馍还是又白又大，跟在十工农场一样，基本不限量，只是迁场后菜少油少，伙食费比过去 贵了些。我和小徐午饭都在杨股长的办公室吃，记得有一次，每人打了麸皮较少小小的一个 馍，我那直径26厘米的饭盆里则满满当当地打了一盆好像是干萝卜缨子煮的颜色发黑的所谓 的菜，很难吃。萝卜缨子，在十工农场是鸡兔的饲料，大灶上从未吃过。小徐吃了一小半就 吃不下去了。我的饭量一向比她大，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又把她剩下的都吃光了。我肚子饿 呀，再难吃的东西，只要能填满胃口，吃下去总比胃里空着好受！试想，我们这些吃着不够 量的麸子馍，肠胃里经常填充着干萝卜缨子的人们，会有多少精神和力气去认真工作。一年 多来在十工农场从劳动中增添的体力，已变得十分壮实的身体，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消耗着， 消耗着……暂时，由于我和小徐都不下地劳动了，体力的消耗毕竟少得多，我们一时还想不 到饥饿对体力的长期消耗，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这时，有些难友们的妻子带着孩子也一同迁到了四工农场。她们已习惯于十工农场的一切： 在那里，她们在生活和劳动上受到各种照顾，眼见自己的男人在原单位挨批斗时的愁苦无奈 已烟消云散，只是在艰苦的劳动中逐渐适应着周围的新生活，她们便也安然放心了。传统的 中国妇女的美德，使她们心甘情愿地同自己的男人同甘共苦。去年“十一”对少数人的摘帽 ，也使她们的心中升起了希望。她们最了解自己的男人，深知自己男人含冤受屈的痛苦。在 当时的形势下，她们也只能企盼着有一天会苦尽甘来，自己的男人会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中 来，被称作“同志”，而不是什么“右派分子”。来到四工农场后，情况大变。以王杰生的妻子张露玲来说，他们全家3口来到四工农场后， 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窝子里。除夕之夜，王杰生被派到踏实出外干活去了。她和两三岁的小儿 子小三孤单地住在地窝子里。半夜里，暴风骤起，地窝子上面是用篷布盖着，四个角都用两 三人抱不动的大石头压着，篷布上还盖了些草笆子之类。当暴风骤起之时，篷布三个角上的 大石头滚到了一边，篷布和草笆子全都压到了她母子俩的身上，动弹不得。到天亮后，二站 的人看见他们这个地窝子的顶盖塌了，看不见她母子俩，在外面议论说话，不知是咋回事。 张露玲费力地拉起篷布的一角喊了起来，大家才知道她母子还在地窝子里，才将她母子从地 窝子里救出。直到几十年后，张露玲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奇怪的是就靠近我们母子俩 的那一角的大石头没滚动，如果那块大石头滚落到地窝子里，我们母子就完了。”这天夜里 ，王杰生和数十个难友由汽车拉到了踏实的旷野，住在帐篷里，他和王洪勤、刘开邦住在 一起，半夜里帐篷也被暴风刮倒，他和难友们在篷布的遮盖下，倒也没觉得冷。初一天 亮起来后，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挖地基，准备在这里盖房子。但天寒地冻，地硬似铁，铁锨 蹬下去只是个白印印。于是，又用汽车把他们拉了回来。
王杰生全家3口人在四工农场的第一个大年夜和春节初一，就是这样度过的。
此时，不少难友都是和家属一起来到四工农场的，如：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赵贵春的妻子 黎淑莲等。记得1959年春，在我和小徐调四大队当中队统计之前，徐保安当时在场部就张罗 着卖他的劳莱士瑞士表，估计他是为了凑些路费，把河南老家里的妻子杨爱珍接来。我和小 徐后来去了十工农场四大队。当我们再次在四工农场同徐保安相逢时，杨爱珍已在他身边， 他俩作为一个家庭来到了四工农场。还有王洪勤的妻子王玉芬和他也一起到了 四工农场。赵贵春的妻子黎淑莲，我和小徐在三大队时还和她一块平田整地，在休息时和她 一起唱过歌。此时，他俩也一同到了四工农场，还带着个1岁多的小男孩。这些家属有一二 十个，她们是和自己落难的男人一起同甘共苦来了，但也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苦衷。
以黎淑莲来说，她原是赵贵春在张掖航校的学生。当年，年轻的赵贵春讲飞机结构，把一门 死板机械的专业课讲得生动活泼、形象有趣，无意中竟获得了聪明漂亮的女学生黎淑莲的心 ，俩人很快坠入爱河，然后就结了婚。幸福美满的一对爱侣人人称羡。到1957年动员鸣放之 时，赵贵春看到街上从河南来的要饭的很多，就说：“我们党应加强对农村的工作，农村建 设好了，这些农民就不会从农村往城里跑了。”这种对“我们党”的建设性意见，到了反右 斗争开展后，竟作为恶毒挑拨工农关系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赵贵春被划为右派分子。张掖 航校对黎淑莲还区别对待，打算安排她到张掖地区工会工作，但黎淑莲觉得亲人含冤受屈当 了右派，自己在当地工作面目无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抬不起头来，就于1958年初回了 老家四川岳池县农村，在4月生了个男孩。她哪里知道，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老家 ，此时农民已食不果腹，她的一个叔伯哥哥在1958年已活活饿死，她那在重庆当干部的二哥 饿得浮肿了。她一回到老家就挨饿，她过去哪里尝过挨饿的滋味？作了年轻母亲的她，奶水 少，小男孩也挨饿，更使她心如刀绞。再说赵贵春到安西十工农场后，根据他的专长，分在 机耕队工作。十工农场对右派分子称“同志”，生活虽艰苦，但能吃饱饭，无挨饿之虞。这 样，黎淑莲就带着小男孩，从天府之国的四川老家数千里跋涉，于1959年初来到了安西十工 农场，同丈夫团聚在一起，同甘共苦。可她哪里料到，在十工农场待了不到一年，来了个换 场，他们全家3口人，又到了四工农场。初到四工农场，她就立即感到，这里的政治压力比 起原张掖航校有过之而无不及，她面对的又是新的生存难题。
再说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她先来到十工农场，那时我和小徐已调四大队，所以和她没接触 过。等我们都来到四工农场后，我们虽知道她也来了，因为没和家属一起劳动过，不久我们 又先后调到场部，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多年后当我知道河南省在大饥馑的年代死人很 多，特别是有个信阳地区死人最多。我就想到，徐保安的家不知是否在信阳地区，徐保安的 妻子或许是被老家的饥饿逼到安西十工农场来的。徐保安当年就是因为鸣放中说到家乡的农 民“饿得嗷嗷叫”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反右斗争之后，一切工作继续向“左”转，农村 吃粮肯定更趋紧张，杨爱珍在农村饿得受不了啦，听徐保安信上说十工农场能吃饱肚子，她 便下决心投奔到已当了右派分子的丈夫身边，图个吃饱肚子，同时对受难的丈夫也有个照应 。就这样，夫妇俩在十工农场过了半年同甘共苦的好日子。现在，他俩又一同来到了四工农 场，在四工农场他俩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生存难题呢？但不论是怎样的生存难题，他们都已 毫无退路，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了。
这些带家属的难友，都有自己的“窝”，开始都住在地窝子和窑洞里。王杰生和张露玲的地 窝子由于暴风的肆虐在除夕之夜塌了，就给他家另找了住处，别人的都没塌，就继续住在地 窝子和窑洞里。有了自己的窝，便自己做饭吃，各家都有个粮本。她们第一次到场部去买面 粉，令她们大吃一惊的，卖给她们的竟也是带有麸皮的面粉。自己的男人在大灶上吃麸子面 ，她们有理也无处讲，让自己和孩子也吃麸子面，同当了右派分子的男人一样对待，她们无 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不仅是个吃面的问题，也是个政治待遇问题。自己的男人犯了“错误” ，自己是个家属，可是啥事也没有的呀！俗话说：“三个婆娘一面锣！”在四工农场，她们的 男人是右派分子，比起那些干部工人家属，自己自然也是矮了一头，响锣一时无法敲起来。 到四工农场后，她们的男人吃着大灶上粗劣的饭菜已在挨饿，她们正想把家里的伙食调理得 好一些，让饥饿的男人在家里得到些补充，可她们打来的麸子面，挡不住自己和孩子的饥饿 ，又怎样帮助男人哩？当然，她们一到四工农场就看到场部的家属和孩子们都吃着雪白发亮 、精粉做的馍，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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