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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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取决于我方和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如果双方都已知道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然而，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很明显的，这可能是双方使用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各国的地位和情况不同，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很少相同，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点使我们不能准确地估计会遇到多大的抵抗，因而不能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和可以提出什么目标。
在战争中由于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得不到什么成果，反而可能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双方都力图在这方面胜过对方，于是就产生了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可能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失去同目的的一切联系。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意图往往会因自己内在关系的牵制而不能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或多或少遵循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和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目标。为了遵循这个原则，他必须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成为一种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迅速的判断显然就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各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较迅速地抛开那些关系不十分密切和不重要的东西，能较迅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不难理解，考虑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真正的眼力才能在其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东西，仅靠呆板的研究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这是一道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
如果说在这里各种关系极为复杂和极为广泛，而且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但却能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危险和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但不能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受到减弱，但对有些人来说，却能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少有的伟大人物。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只有根据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即将来临的战争、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其次，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判断象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决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取决于君主、政治家和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管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和环境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有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于进行抽象的研究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概略地看一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都有各不相同的自己的战争方式，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各不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鞑靼部族经常寻找新的住地。他们携带着妻儿老小全族出征，因此人数的众多是任何军队都比不上的。他们的目标是使敌人屈服或赶走敌人。假如他们文明程度较高，他们用这种手段就可以很快地打垮自己面前所有的敌人。
古代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是例外）的版图都很小，它们的军队尤其小，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群众一一平民排除于军队之外。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彼此十分接近，以致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按一般自然法则，被分开的小部分总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总会遇到一些障碍，使他们不能采取大规模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只限于劫掠平原和占领少数城市，目的是在这些地方以后能保持一定的势力。
只有罗马共和国例外，但是这也只是在它的晚期。为了掠夺物资，为了同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长期地用少数的军队和邻国进行小规模的战争。它逐渐强大起来，但主要不是通过真正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同盟中邻近的各民族逐渐同它融为一体了。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整个下意大利以后，它才真正开始进行征服活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和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扩展到了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它没有耗费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因为它占有丰裕的财富。这样一来，它同古代的共和国不同了，同自己过去的情况不同了。它成了独一无二的强国。
同样，亚历山大所进行的一些战争就其方式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自己那支人数少、但以组织完备著称的军队，推翻了亚洲一些国家的腐朽的建筑。他毫无间歇和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辽阔的亚洲，一直到印度。共和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就好象他是他自己的佣兵队长似的），才能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事业。
中世纪大大小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在这个时期，一切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凡是不能在这个短．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得看作是无法实现的事情。封建的军队本身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整体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装备和战术则建立在以自己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用于较大的军队。总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象这个时期那样，国家的结构是如此的不牢固，各个成员是如此的不受约束。这一切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这些战争进行得比较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大多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在这以后就回家。
大的商业城市和小的共和国使用雇佣兵进行战争。
这种军队费用很大。因而人数大大受到限制。从它们的战斗力来看，它们的价值就更小。至于高度发挥力量，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了，它们作战时大多只是装装样子而已。简而言之，仇恨感和敌忾心不再推动交战的国家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了交易用的商品。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消失了，战争的性质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所确定的一切，对这种战争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封建的领地制度逐渐变成对整块领土统治的形式，国家的结构比以前紧密了，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部分逐渐被金钱支付所代替，领军饷的士兵代替了封建的军队。雇佣兵是它们的过渡形式，因而有一个时期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情况维持不久，短期的雇佣兵变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于是各国的军队就成了靠国库供养的常备军了。
军队逐渐向常备军这个方向发展，自然就产生了这三种类型的军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同时并存的现象。在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和常备军就是同时并存的。
直到三十年战争时期仍有雇佣兵，甚至到十八世纪，还能看到雇佣兵的个别残迹。
正如这些不同时期的军队是各不相同的一样，欧洲各国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期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基本上分裂成许许多多的小国，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是内部动荡不定的共和国，有一些是政府权力极为有限的、不巩固的小君主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看作是一些力量的松懈的结合体。因此，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国家看作是根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可以行动的组织。
我们必须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中世纪的对外政策和战争。我们想提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间连续不断地向意大利进行的远征，他从来没有彻底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来没有抱有这样的意图。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经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
但是，较为合理的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上百种重大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可以大体上深入地了解它们，但不能象同它们接触的当事者那样深刻地体会它们。只要从这种混乱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大国需要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努力主要就只能用在这方面。因此，这些大国很少发动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使发动了这样的战争，战争也带有参战国不够巩固的特征。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和伯爵领地的结合体。英国在当时虽然更接近于一个统一体，也仍然是在国内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用封建军队进行战争的。
法国在路易十一时代朝国内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时代成为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路易十四时代，它的国家和常备军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西班牙在联合王斐迪南时代已开始统一，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迅速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这个巨人用金钱弥补它在统一和内部巩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成了一支首先能够同法国的常备军相抗衡的军队了。查理五世退位以后，这个强大的西班牙巨人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这时，奥地利由于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力量，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国，并把德意志邦联象拖船一样拖在自己的后边。十八世纪我们所看到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叶，即路易十四时代，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军队是靠征募和金钱建立的。这时，各国已经形成完整的统一，各国政府都把自己臣民的人身服役改为金钱纳税，于是，它们的全部力量就集中表现在自己的金库上。由于文化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国家力量同以前比较起来已变得非常强大。法国可以以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余各强国也都可以派出相应数量的军队。
各国的其他情况也同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和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不会象从前那样，必然牵涉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结合，但是它们是可以观察到的并且随时可以根据概然性加以确定的。
各国都已变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和影响已逐渐消失，政府是一个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个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能够具有同它的概念相符合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企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小国建成强大的王国，并打垮所有的敌人。
假如他们也同亚洲的国家发生过战争，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同亚历山大就更相似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拿破仑的先驱者。
然而，战争从这方面获得的威力和彻底性，又因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了。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君主几乎把国库看作是他私人的金库，至少看作是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往来以外，大部分只涉及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不断努力增加财富，可是它的臣民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在鞑靼人出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指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但在十八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根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只是通过其一般素质的优劣对战争有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政府脱离了人民并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纯粹是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了。于是各国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彼此都能估计出来的。由于有了这种限度，战争的最危险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联系的一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和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在战争开始时大量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知道了敌人最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但是这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甚至君主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粉碎了，他就无法建立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了。这就要求在采取行动时特别慎重。
只有当时机极为有利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
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创造这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时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仿佛就无事可作，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即所有的动机就都象是静止的。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消失于谨慎和踌躇之中。
这样，战争实质上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和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即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
我们已经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象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有能够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因为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从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致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
虽然路易十四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他已经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而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政府，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什么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之国，战争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一种误解（正象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而且以后还要再说的那样，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但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使战争更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则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统帅只是由于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卤莽的统帅。
通常，一次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和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显然是弱者，那么就连会战和围攻也不会发生，于是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就只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和仓库或者按部就班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到处是这样进行的，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状态中就不会发现什么矛盾，就会认为这一切都处在最正常的状态之中。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山。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有把仗打好。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但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能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所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因此，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上述情况下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如果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以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在西班牙，战争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1809年政府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在俄国，1812年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迟的准备也能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首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和根本没有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余各邦也都先后仿效了普鲁土的先例。
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09年小，但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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