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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1984-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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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淌脱踔帘徊度胗�1947年底出现了要求另建一所大学的呼声。
1948年4月23日学生举行抗议游行之后，要求在西方盟国占领区新建一所柏林大学，并提出“自由的柏林大学”的口号，西方盟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一个宏扬“民主、自由”的决好机会。于是6月19日便成立了“自由大学筹备委员会”，由政界人士、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23日该筹备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发出“建立一所自由的柏林大学的呼吁”，寻求社会公众的支持。
而在西方盟国的支持之下，还在襁褓之中的联邦德国也很快做出建立一所新的大学的决议，并且通过了新的大学的章程，11月15日开课，12月4日在波恩举行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建校仪式，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迈内克，校名为“柏林自由大学”，同时自由也是三大校训之一。柏林自由大学创建了著名的“自由大学模式”：与当时所有的德国大学不同，柏林自由大学不直接隶属于国家，而是成为公法团体，由校董会负责，校董会由六名政府代表和三名学校代表组成，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学校管理中占据一席之地，不仅学校的各层管理委员会中有学生的位置，连校董会中也有一个学生的席位。
柏林自由大学的自由传统继承了洪堡的大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多了三个自由的指标，一个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具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在成立之初，柏林自由大学校名中的自由标榜的主要是这个自由，这就是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的自由，其中隐含着对苏联和东欧阵营的指责，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大力支持，建校之时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就派来祝贺的代表，建校初期美国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条件，美占区当局提供学校用房，美国大学捐赠图书资料，美国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多次提供巨额资金用于学校的运转和建设，1950年代建造的亨利？福特楼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另一方面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阵营的反对，一直到两德统一之前民主德国都称柏林自由大学为“所谓的自由大学”；另一个是学生参与的自由，大学不仅是国家的大学、教授的大学，也是学生的大学，学生的兴趣和利益通过学生的代表和组织得到体现和维护，这在当时的德国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许应归功于筹备过程中学生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个自由在成立时还不是十分明显，不过“自由世界”很快就会感受到“自由的学生”的力量。
由于其治校理念的特殊性，柏林自由大学很快便成为不满现实的年轻一代汇集的地方。196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两大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联合执政，组成大联盟政府，议会中只剩下自民党一个小党，完全没有了反对派的活动空间，这时柏林自由大学便成为议会外反对派（APO）的大本营之一，同时也是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的风暴中心。
此时西方的“自由世界”开始不得不面对要求对现状充满了不满的年轻学生。学生一方面要求更多地参与学校的决策，反对学校的教授至上式管理体制，提出高校体制改革的主张，另一方面更将目光投向国内和国际政治，他们对上一代人发出质问，要求弄清纳粹时期的事实真相，追究纳粹时期的罪责问题；他们抨击政府的亲美政策，不仅指责联邦德国的政府，而且直接将矛头指向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这座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兴建起来的大学成为联邦德国反美运动的核心阵地。
这个时期左翼的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它是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一时间传单、集会、游行、静坐、罢课风起云涌，让学校管理部门和市政当局手忙脚乱，同时又尴尬不已，原因在于抗议和攻击的目标大多是美国政府、美国的政策和来自美国的贵宾，而美国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占领者，同时又是主要保护者和最大的“恩主”，所以它们一方面要劝阻和制止学生的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向美方表达歉意，以免引起美方的不快。
1967年6月2日柏林大学生抗议美国盟友伊朗国王巴列维来访之时，学生与警察之间爆发冲突，柏林自由大学学生贝诺。欧内索克被警察开枪打死，引起学生的强烈反应，学生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对抗进一步加剧。1968年4月11日，著名的学生领袖、柏林自由大学学生鲁迪。杜契克神秘遇刺，身受重伤，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学生与警察的冲突升级成为街垒战。
如果说1968年的联邦德国学生运动只是“五月风暴”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联邦德国政府无疑是胜利者。因为伴随着科隆政府的一系列强力措施，包括实施紧急状态法。联邦德国内部的学生运动逐渐走向了低谷。学生运动组织内部的不断分化，彼此隔绝甚至冲突。运动骨干中有不少人响应杜契克“进入机构”的号召，试图通过融入体制来改变体制，不过最后究竟是谁改变了谁似乎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当年激进的毛分子成了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大学教授，曾在街头扔莫洛托夫燃烧瓶的街垒斗士成了游刃于党派纷争之间的知名政客，甚至连红军旅的创建者之一也成了极右翼分子和反犹分子。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步步的暴力升级促使大学生中的强硬派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日后大名鼎鼎的联邦德国城市游击队―“红军旅”就是诞生于这一背景。1968年4月3日越南米莱发生大屠杀事件之后，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他在柏林自由大学就读德语系的女友―古德伦。恩斯林选择了在波恩的一家商场纵火，以“抗议社会对越南血案的冷漠态度”。这一过激的举动当然遭到了赶到现场的联邦警察的拘捕。
不过2年之后还在监狱之中的巴德尔却被获准去德国社会问题研究所查阅资料，这个荒唐的举动据说是因为安德列亚斯？巴德尔正打算用写一本有关青少年犯罪的书以向科隆当局输诚。但是结果却是巴德尔在其合作者―柏林自由大学新闻系的女讲师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及其同伙的帮助下，成功治服了随行的监狱看守，逃之夭夭。很多人将这一天―1970年5月14日被视为联邦德国“红军旅”的诞生之日。
从本质上来讲，“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联邦德国红军旅的两位创始人都缺乏足够的组织和领导才能，更没有系统的斗争路线和斗争经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反对越战，称美国和联邦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纳粹，梦想建造一个平等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的主张对于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却极富煽动性。而随着1972年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再次被科隆当局逮捕，这个稚嫩的组织成功由单纯的极端左翼派别转化为了一个联邦德国的年轻一代的精神符号。
尽管西方世界对其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英国《泰晤士报》就宣称“他们（“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伪装下，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希特勒”。但是越来越多战后出生的联邦德国青年却认同这种用极端方式来实现自身理想的方式。当“红军旅”的成员在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自己步枪和炸弹。返回联邦德后，开始抢劫银行、纵火烧毁房屋、用炸弹袭击驻德美军营地。用暴力来实现所谓的理想之时，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九章：无人永生（四）上
对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大陆而言，夜生活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依旧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不过作为这个古老而富有传统的国家，作为首都的北京和经济引擎的上海却已经在打开国门之后成为迅速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两极，在北京的夏夜，除了衣着时尚的年轻男女伴随着双卡录音机所演奏的动感曲调中，在露天公园里翩翩起舞外，一些新开设的涉外酒吧里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游人外，也不乏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倒爷”们的身影。
不过在今夜，那些曾经灯红酒绿的酒吧却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熄灭了霓虹，不愿在黑暗中穿越战区的男男女女们屏住呼吸，在窗口紧张的注视着一辆又一辆苏联伞兵战车那大功率的车灯从自己面前闪过。“即便是华约组织最为先进的T―72型主战坦克，在巷战也是极端脆弱的。何况是这些装甲厚度仅能抵御机枪子弹和杀伤破片的伞兵战车。”在已经完全被苏德两国伞兵控制的北京市体育场路中学的一栋教学楼内，克劳斯上校站在空旷的屋顶之上举高临下的注视着远方那不时闪现着火光的日坛公园战场。而在他的脚下，上百名身强力壮的苏、德两国伞兵正在昏暗的战场照明系统下，将这座兴建于1973年的国有公办中等教育机构改造成一个坚固的战场据点。而在学校的操场上，则整齐的停放着数十辆苏德两国的伞兵战斗车辆。
显然克劳斯上校还能那场夺走了数十万苏、德两国士兵生命的斯大林格勒之役记忆犹心，因此他并没有按照苏联空降兵的战术操典那样着重去发挥伞兵战车的冲击效能，而是将他们作为步兵可移动的火力支援点配属给自己麾下那些经历过严格训练的精锐步兵分队。自组建之初便长期被赋予空降渗透作战任务的民主德国人民军“威利？桑格”第40空中突击团长期以来便被被作为轻步兵部队进行训练，大部分作战部队都习惯了被拆分成6个空降兵为一组的特种小分队，去执行深入敌后的任务。
因此在向南攻击的战斗之中，克劳斯上校也注重扬长避短。首先将数支尖刀分队投入战区，沿着工人体育场东路向南发起试探性进攻。而从不远处传来的密集的枪声显然证实了他的猜测，中国军队虽然未能在他们成功着陆之前，控制住北京工人体育场这个战略性的空降场，但是却很快便亡羊补牢，依托工人体育场东路两侧的建筑，构筑起了一道道阻击线。当然同样没有出乎克劳斯上校意料的是中国军队在工人体育场东路上防线不仅构筑时间仓促，而且兵力也远远不足。
面对着街道两侧不断喷吐着火焰压制着路面的机枪火力点，来自东德的伞兵并没有卤莽的发起冲锋。而是迅速的寻找掩体，然后召唤不远处的82毫米迫击炮和BMD―1型伞兵战车进行火力支援。面对这种对手稳步推进的战术，担任阻击任务的中国陆军警卫第3师的部队显得有些无力，一方面是固然是由于时间仓促，刚刚抢占街道两侧建筑物构筑起防御阵地的部队大多也只是一些尖兵分队，除了少数69式40毫米火箭筒外，部队对于低近射击的BMD―1型伞兵战车显得力不从心。
在炮塔右侧红外探照灯的照射下，BMD―1型伞兵战车不断以73毫米滑膛炮掩护着来自民主德国的伞兵向南推进。被定装式尾翼稳定破甲弹贯穿的房间里，瓦砾堆中残存的战士依旧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向墙外那一个个跃动的身影射击。但是兵力上的绝对劣势使得这种抵抗往往维持不了多久。毕竟挡在对手一个团级规模的伞兵突击群面前的仅有已经补充了一批基干民兵的中国陆军警卫第3师第13团侦察1连不过1个排的兵力。
“你们连无论如何要死守工人体育场东路一线，保证主力部队迅速拿下朝阳门，打通与中央城区警卫1师的联系。岳连长现在不是计较个人得失和小集体利益的时候，如果我们12团不能顺利完成任务，那么不仅是警卫第3师，连整个战局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通讯兵临时架设的电话线路中不停的传来与岳海波同属于中国陆军警卫第3师的第12团团参谋长卢正风那焦急的声线。
凭心而论，作为根红苗正的红军后裔，中国陆军警卫第3师麾下的每一支部队都拥有着娇人的战绩和厚重的历史。但是与赫赫有名的红军团、老虎团相比，警卫第3师第12团的光环却相对要黯淡一些。或许也正因如此，在北京巷战的第一阶段之中第12团努力突出着自身的表现，不仅以空前的动员和开进速度从通县驻地赶赴战区，更迅速对日坛公园一线苏联空降一个空降团的兵力展开全面的猛攻。
显然按照第12团的预定计划，在围歼苏联空降军第119伞兵团的行动中警卫第12团理应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在非凡的荣誉面前，警卫第12团自团长、政委以下的绝大多数官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斗志和干劲。但是却也很容易便进入了头脑发热的误区。警卫第12团在集中2个营的兵力于日坛公园正面攻坚的情况下，将另一个营的兵力系数投入了朝阳门方向的战场。团部几乎没有掌握任何的预备队。
在这样的情况，由于警卫第11团没有按预定计划抵达战场，苏联第二波次空降部队出现在工人体育场方向对警卫第12团的侧翼所造成的威胁便显得极为棘手。由于3个主力步兵营目前都处于一线的胶着状态。因此警卫第12团不得不向兄弟部队求援，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位于第二线处于休整状态之下的警卫第3师第13团侦察1连。
对于第12团团参谋长卢正风的心情，岳海波当然可以理解。毕竟让警卫第12团一线各部队现在撤出战斗不仅将空前巨大的伤亡，更将令此前所付出的种种代价和努力都付之东流。但是在警卫第11团无法及时赶到战场的情况下，以目前在工人体育馆一线的机动兵力要想组织起一道稳固的防线显然是不可能的任务。
岳海波所在的警卫第13团侦察1连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战斗之后，所产生的巨大战斗减员主要依靠北京卫戍司令部所紧急组织的预备役人员和来自朝阳区各企业、工厂的基干民兵来进行补充。仅从兵员上来看，侦察1连不仅没有遭到太大的削弱，甚至还有所增强。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连步兵战车都没有见过的民兵，岳海波显然暂时还无法把他们与自己麾下那些经过长时间专业训练的士兵等而视之。
也正因如此，岳海波在电话中曾向警卫第12团参谋长卢正风建议过：尽管侦察1连担任第12团侧翼的掩护工作，但是在战术上主要以逐次抵抗为主，在迟滞苏联新近抵达战场的增援部队威胁到警卫第12团的侧翼之前，争取足够的时间让警卫第12团在朝阳门一线的1个营的兵力可以顺利的撤出战斗。应该说岳海波的建议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警卫第12团最为有利的选择。
但是对于一支承载了太多荣誉和辉煌的部队而言，撤退几乎已经被等同于了失败。因此岳海波的建议不仅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更招来了所谓个人主义和缺乏牺牲精神的教训。显然在卢正风的眼中，侦察1连就应该发扬第38集团军的“松骨峰”精神。既然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的1个连可以挡住美国人1个师的进攻，那么在北京城下侦察1连更是没有任何理由只是拖延一下就撤出战斗。
既然接到了死守的命令，那么岳海波也只能遵守一个军人的天职。不过岳海波首先要作的并不是象警卫第12团团长、政委那样亲自奔赴第一线去指挥部队搏命。而是将手中仅有的部队目前的部署进行调整。此时侦察1连的3个机械化步兵排和1个迫击炮排的建制基本完整，在将预备役兵员和基干民兵补充到各部队后，还有约1个排的兵力富裕。根据手中所掌握的兵力，岳海波除了以1个排的兵力作前出防御外，将连主力集中可以用火力封锁朝阳北路、朝阳门外大街、朝阳门大街三岔路口的国安宾馆建筑工地一线。
第九章：无人永生（四）下
岳海波的兵力收缩令克劳斯上校在工人体育场东路的进展显得相对顺利。在依靠火力的优势拔除了沿街的多个火力点之后，来自东德的伞兵已经逼近了朝阳北路、朝阳门外大街和朝阳门大街之间的三岔路口。只要一举拿下这个关键性的路口，就可以完成对朝阳门大街方向正在进攻的中国军队侧翼的迂回包抄。夜幕下，一辆熄灭了车灯的苏制BMD―1型伞兵战车缓缓的开到路口，在那低矮的车身后方，一队脸上抹了黑色油彩的德国伞兵正小心翼翼的向前方一片死寂的路口张望着。
“我们已经抵达预定位置……”手里举着刚刚列装不久的AK―74S型突击步枪的小队指挥官从正蹲在自己身旁的通讯兵背上拿起单兵无线电电台的呼叫器正准备向上级汇报自己所在的位置。但是他的话语却被远处那漆黑一片的那不知名的建筑工地上那皈依的闪光所打断。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响，7。62毫米的子弹准确的命中了他头顶的钢盔，被洞穿的钢铁和头颅应声倒地。“是中国人的狙击手……”训练有素的伞兵立即将手中的所有武器指向对面那栋依旧漆黑一片的大楼，但是这显然是个愚蠢的注意，因为在你手中的枪口指向目标的同时，你自己也不可避免的暴露在对手的瞄准镜之下。
又一声凄厉的枪响划过了夜空，这个伞兵小队之中的刚刚将自己手中的苏制SVD狙击步枪架在BMD―1型伞兵战车后部引擎盖上的狙击手眉心开花，被高速旋转的子弹削去大半的天灵盖在钢盔里满地打滚。“快后撤……”在RPK轻机枪疯狂的压制射击下，处于不利位置的伞兵小队选择了撤退。挂上倒档的伞兵战车缓慢的向后移动着，而刚才还士气高昂的民主德国伞兵们不得不背着战友的尸体猫着腰向后撤去。
“要不要派一个反坦克小组过去吃掉他们？”站在岳海波的身后，刚刚从团部赶来的警卫第3师第13团的联络参谋杨远征一边举着望远镜一边颇有些意犹未尽的问道。“只是一个侦察小分队，就算全部吃掉也改变不了战局！”放下自己手中的军用望远镜，岳海波苦笑着摇了摇头。显然对手比他想象的要狡猾和谨慎的多。在目前的兵力对比之下，岳海波一直认为对手会组织连级规模的突击集群向自己严密设防的国安宾馆一线展开第一波攻击。但是自己精心布设的陷阱却被对方以轻微的伤亡便予以踏破了。而对于这样的对手，岳海波很难想象这一个小分队的兵力只是孤子。
“他们并没有跟出来……”在北京市体育场路中学的前沿指挥所内，克劳斯上校显然也对这次小规模交火的结果感到不满。事实上随着自己的部队顺利控制了整条工人体育场东路之后，克劳斯上校便将目光转向了朝阳北路、朝阳门外大街和朝阳门大街之间的三岔路口。而根据一线部队所提供情报和自己的经验，他很快便判断出自己的对手会将手中的兵力集中部署于这个关键的交通路口。而扼守这个路口的那栋尚未完工的大楼无疑是最佳的防御支撑点。
与其将手中有限的兵力用于不利的仰攻不如引蛇出洞。因此克劳斯上校才只派出了一个侦察小分队的兵力尝试性的向前推进。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能将对方的步兵甚至装甲部队吸引出防御阵地，因此在工人体育场东路南端的几栋建筑物里，他早已事先部署了一个连的兵力组织好了伏击网。但是他的对手显然也并不愚蠢。“时间对我们不利……必须迅速拿下那栋大楼，控制三岔路口！命令第40空中突击营全力猛攻，我只给他们15分钟的时间！”伴随着克劳斯上校斩钉截铁的语气，不远处的街道之上，民主德国伞兵大量装备的82毫米迫击炮开始展开了急速的齐射。
迫击炮曾是苏德两国陆军在那场辽阔战线上殊死搏杀的主要武器，它所造成的伤亡甚至远超过了两军投入战场那数以万计的坦克。但是那曾经在铁十字的召唤下滚滚向东的德国军人或许很难想象，他们的后辈竟在使用莫斯科城下那个名叫科罗廖夫的小镇所设计的武器。首先展开炮击的是民主德国第40空中突击营迫击炮连的10门82毫米速射迫击炮。它们有一个诗意的名字―“矢车菊”。
这种曾经在联邦德国内战中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武器，事实上早在50年代末期便已经设计成型了。比较有意思的是研制这种火炮的是以航天火箭技术而著称的莫斯科化学运输工程设计局。不过早初这种被西方世界认为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武器并没有得到苏联陆军的青睐，被雪藏了近10年才最终投入量产。而除了驻守东德的苏联陆军摩托化步兵团外，它的第一个使用客户是当时已经开始在黑森州大肆扩充力量的联邦德国“红军旅”。
被苏联官方定名为2B9式的82毫米速射迫击炮当然不是最通过民主德国图林根、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省的秘密渠道先进入联邦德国的武器。但无疑却是上镜率最高的杀人利器。在苏联和华约组织的报纸上往往会把联邦德国高速公路上整列被摧毁的车队残骸和一群满脸兴奋扛着MPi－KMS－72型（民主德国仿制的AK－47）自动步枪，围拢在一门2B9式82毫米速射迫击炮周围的联邦德国游击队员的照片并列也吹嘘这种武器的巨大威力。而西方世界也往往将缴获或摧毁的这种迫击炮公开展示，也证明莫斯科才是联邦德国内战的幕后黑手。
但是这一切对于克劳斯上校而言都不过是宣传而已，作为一种武器，2B9式82毫米速射迫击炮固然有它的优势，那是超越传统迫击炮的射速和火力。但是为了得到这一优势，这种武器系统却也不得不舍弃许多迫击炮的传统优势―轻便、精度以及射程。当然克劳斯上校并不否认“矢车菊”在民主德国内战中所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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