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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1984-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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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态度。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同样巨大的重工业投资，使得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膨胀，并逐步改变了苏联和美国之间乃至整个所谓“自由世界”之间的力量对比。20世纪60年代，苏联处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压制之下，而到70年代时，苏联的军力已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全面赶超。
而此时，美国在海外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和由于中东战争所导致的能源危机之中，而在国内则面临着高涨的反战运动和由于“水门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因此在军方的怂恿和支持之下，勃列日涅夫放手在全球向美国发起挑战。苏联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莫斯科的意志，苏联外交部甚至公开承认，其对外政策“在当前条件下具有全球进攻性”。
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低估了中国的作用，错误的将两国关系推向了冰点，最终导致双方在边境地区爆发多次武装冲突。直至不得不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或许在70年代后期苏联便可能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军事优势最终战胜美国，结束冷战。1967年苏联有洲际弹道导弹570枚，美国有1054枚，到1979年美国仍是1054枚，苏联增加到1409枚。而在强化了自身的进攻手段的同时，苏联还率先开始部署其空天一体的“安泰”导弹防御系统，拥有了可以单方面赢得核战争的“盾牌”。而这一时期美国军队从350万人减少到206万人，苏联军队则从368万人增至419万人。如果再算上华约的西扩和全世界范围内苏联所扶植的遍布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政权，东、西方力量的对比早已完全失衡。
楔子：北京之夜（七）
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美国第46任总统―尼克松在1968年提出旨在从亚太收缩的“尼克松主义”，不过收缩并不等于放弃。尼克松的意图是利用亚洲地区各种力量的对立来“相互制约”，以维持“全球均势”，最终暂时守住美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而在这所谓的各种力量之中，尼克松很清楚的知道惟有中国才能牵制住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步伐。在1971年尼克松更在其《对外政策报告》之中公开提出了“国际三大角”战略。
尼克松认为世界在“过去二十五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些挑战”。“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三大力量中心。他们是：美国、、苏联、中国大陆，。这三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他强调指出：“世界史上存在较长时间和平的时日，只是那些存在均势的时期”因此尼克松在实现均势构想的过程中，明确提出“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就是改变了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尼克松的所谓“三大力量中心”之说在当时的美国政客眼中更近于吹捧。但是尼克松却解释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又言：“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而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虽然在莫斯科方面日益强大的压力面前选择了邀请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但是却也深知对方“通过让北京在亚洲和世界起更大的作用，美国也许能够获得更多的用来压倒神经质的苏联的杠杆力”的真正用意。虽然都是大国领袖，但是毛泽东国际大战略的设想之上却比尼克松更具雄才伟略。
1973年2月，毛泽东在与基辛格谈话时提出“我给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1974年1月，毛泽东在与“南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又提出，“我看，美国、日本、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与“国际大三角”战略相比，毛泽东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显然更令苏联方面感到无所侍从。可以说如果只是中、美两个国家的话，即便形成了稳固的战略同盟。在当苏联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时，华盛顿也不太可能冒着与苏联之间爆发全球热核战争的风险挺身而出。因此中、美两线牵制苏联的战略事实上无非是将中、苏之间置于更为危险的战争状态。但是“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却可以在更为辽阔的空间之上对苏联构成威胁，令这个拥有陆地上最长边境线和邻国的军事强权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
而1979年爆发的阿富汗战争则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最好体现。除了传统的国境线之外，苏联还有更为深远的国家利益线。从沙俄时代开始，莫斯科便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虽然凭借着骁勇善战的哥萨克骑兵以及不断依托着现代化的铁路线延伸的俄国商站，俄罗斯人可以迅速的从衰弱的蒙古帝国手中接收整个亚洲腹地直到太平洋的海滨。但是这些地区不是居住着对俄罗斯人充满着敌意的少数民族便是地广人稀的苦寒之地或荒沙大漠，因此除了帝国西部的核心地域之外，可以说沙俄帝国的绝大多数边境线都处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
当然出生于同样恶劣环境之下的斯拉夫人并不缺乏戍守边疆的战士，但是在辽阔的国土却令每一个边境地区的驻军部队都必然成为帝国财政的负担。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那些与沙俄帝国接壤的邻国都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使之附属化，成为为俄罗斯拱卫边境的卫星国。因此在这条国家利益线之上，从西向东与俄罗斯比邻的芬兰、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直到中国以及隔海向望的日本。因此历史上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曾在俄罗斯的武力威慑和外交拉拢的双重作用之下。
而阿富汗恰恰是这条从沙皇时代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的国家利益线的中枢和最为关键的节点。如果苏联处于守势，那么阿富汗是防御苏联最为空虚的中亚地区的前出屏障。而如果苏联处于攻势，阿富汗则是莫斯科铁骑南下饮马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最佳前进基地。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围绕着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发生争执时开始，莫斯科便将阿富汗拉入了苏联的怀抱。勃列日涅夫时期后，更加强了对阿富汗的渗透和控制，向阿富汗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使这个群山之国装备落后的国防力量基本上达到苏联军队60年代的水平。
但是要让一个长期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接受无神论的中央帝国―苏联的领导，这一切本身便如同人阿富汗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1978年所谓的“四月革命”之后，将阿富汗的国旗也改成与苏联相似的单一红色。喀布尔街道两旁的房屋门窗也都涂成了红色，令整个首都变成了一片“红海洋”一样即不协调，更激起了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阿富汗人的反感和愤怒。
最终阿富汗民众的这种不满和愤怒被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野心家―阿富汗总理―哈菲佐拉。阿明所利用，在1979年9月推翻了亲苏的阿富汗最高领导人―总统塔拉基，并进一步酝酿成了一场即将席卷整个阿富汗国家的“反苏风暴”，阿明上台后，公开指责苏联插手帮助塔拉基策划阴谋，迫使苏联撤换了驻阿大使普扎诺夫。他还要求苏联撤回在阿富汗的3000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并拒绝了苏联向其发出的访苏邀请。
“我记得在1979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上，你也曾提出了反对意见！”面对着沉默不语的奥加尔科夫元帅，苏共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突然旧事重提，将话题转向了在出兵阿富汗问题之上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之间的分歧。
“是这样的，总书记同志，直到今天我仍保留我个人对出兵阿富汗问题的看法，因为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的角度去考虑，直接出兵阿富汗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在副总参谋长的阿赫罗梅耶夫上将的运筹帷幄之下，苏联红军轻松的解决了阿富汗问题，并一路南下直达阿拉伯海之滨，但是奥加尔科夫元帅依旧认为这一决策从长远角度考虑都无利于苏联的全球战略。
“事实上我完全认同你当时的看法：‘美国佬除非是疯了才会在越南之后又跑到阿富汗去，这将是他们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至于中国，不去主动招惹他们就最好。’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无力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面对执拗的总参谋长，柯尔莫哥洛夫只能苦笑着说道。
“我知道，在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无上权威之下，干掉阿明、夺取阿富汗的决定是谁也无从更改的。”对于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的无奈，奥加尔科夫元帅颇有同感。虽然在入侵阿富汗的过程之中，有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军人参与其中：除了中亚军区和土库曼军区的10个摩托化步兵师以及从白俄罗斯军区和南高加索军区抽调来的空降部队之外，作为策应，苏联总参谋部还命令在西欧的苏联驻军和华约集团的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远东和蒙古驻军同样进入一级战备的状态，
但真正参与决策却只有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以及时任克格勃主席的柯尔莫哥洛夫五个人而已。而这5个人之中真正一锤定音的无疑还是勃列日涅夫那句低沉而威严的“我决定，干掉他！”。而其他人惟有按领袖的意愿去行事而已。
“不，你错了！即便是勃列日涅夫同志事实上在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上也不过是强大的苏联红军手中的橡皮图章而已。军队和军工集团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和平。当没有任何的理由再扩充军队和更换装备的情况下，他们便对战争趋之若骛。”曾经身为克格勃主席的柯尔莫哥洛夫当然清楚在入侵阿富汗的过程之中，苏联军队内部对政治局所施加的压力，甚至连二战时代的名宿―崔可夫元帅都亲自致信勃列日涅夫。
曾经在珍宝岛冲突之中提出使用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苏联军队强硬派的代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英雄―崔可夫元帅这一次在信中搬出现代俄罗斯之父―彼得大帝的遗训。沙皇彼得大帝曾经有一份一直保存在保险柜中的遗嘱，直到他死后50年，即1775年才公布于世。彼得大帝在这份遗嘱中说，不论谁继承他的王位，都应该向南推进到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因为在他看来，“不管谁在那里统治，谁就将统治世界。”彼得大帝预言：“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虽然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的崔可夫元帅从1972年便已经改任国防部总监小组组长处于半退休状态，但是其在军队之中仍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而其关于通过阿富汗南下印度洋的主张更并非他的个人意愿，而是代表了苏联军队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呼声。而在苏联红军这样一头巨兽所明确表达出来的欲望面前，即便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局往往也只能予以尊重。
楔子：北京之夜（八）
“国虽大，好战必危”这句据说出自古老中国最早的战争法则―《司马法》中的名言虽然不曾为广大俄罗斯人所知，但是作为此刻掌控着苏联庞大的战争机器向东南方向碾压过去的奥加尔科夫元帅而言，却宛如一条可怕的咒语在他的脑海里始终不断的显现着。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莫斯科凭借着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在与华约正面对峙的欧洲战场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兵不血刃便实现了无数代沙皇和俄国将军们的梦想―饮马大西洋。
但是从阿富汗战争开始，曾经无往而不利的红军战车便深陷于游击战的泥沼之中。的确从地图上来看，假道阿富汗南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是苏维埃帝国从侧翼包抄波斯湾，最终切断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石油咽喉的无二捷径。但是曾经令19世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三次铩羽而回的阿富汗山民却并非是易与之辈。也难怪一位喀布尔市民在战争爆发之后会对一名外国记者不无骄傲的说：“让俄国人读一读我们的历史吧！”
虽然奥加尔科夫元帅的爱徒―副参谋总长的阿赫罗梅耶夫上将成功用各种手段在苏联红军进入阿富汗之前，令这个国家的十万正规军陷入了事实上的瘫痪之中。但是在许多地方，赤手空拳的阿富汗平民还勇敢站到了苏联红军的坦克面前，而那些已经被苏联军事顾问团解除了武装的阿富汗士兵，也不甘束手待毙，他们更是不遗余力的对苏联军队的前进制造着障碍。虽然最终凭借着庞大的兵力和严密的组织和计划，苏联军队还是成功的完成了鲸吞阿富汗的奇袭计划，但是阿富汗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却将这一次本该在几个月之内结束的军事行动绵延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凭心而论，如果没有得到了周遍国家的支持，阿富汗的山民虽然骁勇但终究难成气候。穆斯林游击队的武装开始只有3万多人，他们大多数根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是奇缺，他们手中仅有的是一些轻武器，许多人甚至还拿着短刀和石块。更重要的是这些武装团体隶属于各个孤立的伊斯兰宗教组织，山头林立，派别众多，互不统属。如果没有来自阿富汗东方邻国所输送来大批几乎专门是为游击战而开发的武器装备，那么阿富汗山区的那点“星星之火”永远也不足为惧。
目前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在苏联军队的重兵围剿之下仍在顽强的成长着，在阿富汗东北部和东部各省，塔吉克族的根据地正在日益壮大着。越过终年积雪的明铁盖大坂，来自东方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这个国家。而在阿富汗边境的南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武装普什图人。
“虽然说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力量足以在第一时间突破中国人的边境防御，甚至完全控制这个国家的北部纵深地带，但是如果战争不能在短时间之内结束，那么最终苏联红军将陷入一个数十倍于阿富汗的更大沼泽之中。”虽然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的劝说之下，奥加尔科夫元帅最终选择了与那些阿尔巴特军区的“老近卫军”们，不仅接受了对方宏大的增兵远东计划，更凭借着自身的权威力主对中国发动一场“一劳永逸”的战略突袭。但是作为一名曾经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他却深知押上巨额筹码的莫斯科所面对的是何等凶险的倾国一赌。
在中苏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上，超过300百万人的苏联红军组成了4个战略突击集群。在战线的最东边，在乌苏里江的右岸是由苏联远东军区精锐部队所组成的红旗滨海方面军群，而在这支由战功卓著的第5、第15合成集团军为主组成的方面军群的西北方向则是规模更为“庞大”的阿穆尔方面军群。
在被中国人称为“黑龙江”的阿穆尔河的北岸，苏联国防部部署着3个合成集团军的兵力，但是只有包括奥加尔科夫元帅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知道，除了长期驻守在这个方向―阿穆尔斯克地区的第35合成集团军之外，剩下的第52、第53合成集团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影子兵团，除了从苏联欧洲部分的各大军事院校和后勤部门中抽调出来冗余人员组成的集团军司令部和伪装部队之外，这两个集团军的实际作战兵力都各只有一个乌拉尔军区调来的后备师。
在这个方向之上，苏联总参谋部的意愿是能将更多的中国军队吸引到比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国境线上来。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一侧是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所组成的广袤荒芜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北大荒”的所在。这里曾是曾经击败契丹和中原汉族的通古斯人的发祥之地。但是随着17世纪通古斯人在中原地区建立满清帝国，颁布了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的法令，最终导致这一的边境地区往往数百公里都缈无人烟。而来自欧洲的俄罗斯探险家们和哥萨克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趁虚进入，逐步完成帝国在东方的扩张。
虽然从1958年起，中国政府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开发。数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复员官兵、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荒”。他们爬冰卧雪，排干沼泽，开垦荒原，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充实了边防。但是依旧存在的沼泽和森林地区仍将大大限制现代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因此根据奥加尔科夫元帅和苏联总参谋部的计划，阿穆尔河北段虽然并不是合适的主攻方向。但通过一系列战术欺骗的手段所虚构出来的重兵集团仍担负着吸引中国军队主力的重要使命。
后贝加尔军区的主要兵力集中于赤塔州一线，编组为后贝加尔方面军群的突击集群实力雄厚，除了后贝加尔军区所属的第29和第36两个合成集团军之外，在这一方面之上，还得到了分别从伏尔加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抽调的两支百战雄师―近卫第2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14集团军的加强。一旦战事打响，后贝加尔方面军群将从满洲里方向沿着曾经被称为“中东路”的铁路干线一路向南，越过呼伦贝尔草原直扑中国的石油工业基地―大庆，并在哈尔滨与红旗滨海方面军群胜利会师。
虽然很多“老近卫军”都将未来的东北战局视为1945年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满州之役”的重演。但是曾经在远东军区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奥加尔科夫元帅却深知士气高昂、兵员充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远非当年暮气沉沉的日本关东军可比。而更为关键的是和当年各条战线都捉襟见肘的日本不同，一旦战争真正打响沈阳军区将可以通过铁路和海上运输源源不断得到关内的增援。
因此部署在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境内，统一归属于西伯利亚军区指挥的草原方面军群和蒙古方面军群从一开始便必须面对两个几乎同等重要的战略目标：配合空降部队夺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以及从内蒙古方向越过多山的长城防线直低渤海之滨，切断东北战场与华北的陆路联系。在奥加尔科夫元帅看来，虽然这个两个方面军群云集了苏联红军最为精锐的突击力量，并可以得到蒙古人民军的支援，但同时兼顾两个战略目标仍是战役指挥官的大忌。
可对此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奥加尔科夫元帅唯一能作的只有为这两个方面军各选派一位足以独当一面的将才。从苏联军队驻德集群总司令的岗位上调来的斯涅特科夫负责指挥同样由欧洲调来的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近卫第4坦克集团军以及突击第3集团军所组成草原方面军群。而现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波波夫上将则统帅着得到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第10特种机械化集团军加强的蒙古方面军群。
而在遥远的西北战场，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的中亚军区将在南方战区司令部的支持之下，越过国境进入中国的新疆地区。作为苏联军队16个军区之中最为年轻的一个―虽然早在苏联建国初期，伏龙芝所指挥的东方面军便分编组建了中亚军区，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漫长岁月之中，这个区域的防御任务一直由土耳其斯坦军区和草原军区分别承担着。新的中亚军区是1969年6月24日才针对中国的威胁而重建。
虽然辖区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三个加盟共和国，但是中亚军区所拥有的兵力却仅有1个坦克师，5个摩步师。除了数量上的不足之外，这些部队在苏联武装力量的编制之中更是处于二线地位的简编师，与精锐的一线部队相比，简编师需要在动员2―3周后才能执行作战任务。因此在南方战区的后续部队抵达战场之前，奥加尔科夫元帅并不对由中亚军区编成的阿拉木图方面军抱以太大的希望。他们虽然同样被要求在战争打响之后越过国境线，但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以攻代守，牵制中国乌鲁木齐军区的兵力而已。
面对着空前辽阔的战线，奥加尔科夫元帅远没有麾下的那些将军们那样信心十足，他深知他所要面对的对手拥有着深不见底的战争潜力。虽然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已经集结了空前庞大的突击力量，但是面对着一个近20年都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取得胜利。那么惟有在第一时间便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一举摧毁对方的指挥中枢。
出其不意是所有进攻者都梦寐以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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