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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1984-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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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不意是所有进攻者都梦寐以求的状态，但却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为了麻痹中国，在尽可能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向远东投送力量的同时。莫斯科还频频向中国递出“橄榄枝”。就在中国对悍然入侵柬埔寨和频繁在两国边境上制造摩擦和挑起事端的河内政府展开自卫反击作战之后，苏联政府却似乎突然对改善两国关系有了兴趣。
虽然此前中苏关系在表面的冰冻之下并非没有突破。如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因此，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鲜有往来。1970年，中苏贸易额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只有0。4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左右。与此相比，中日同期的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中美的贸易额为550亿美元。
甚至连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曾经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交给他一封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致华国锋主席的贺电，内称：“当您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际，请接受我的祝贺。”对此，我代办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封电报。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我们两党之间没有关系。”可以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跌入了最低谷。
但是从1979年9月下旬开始，双方却约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对此公开的解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两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也就是说，关于条约的废留，双方至迟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作出决定。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又说：“我们对于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的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不管勃列日涅夫此番讲话的动机如何，是想先声夺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还是为了宣传，借此对中国进行攻击，总之，他把球踢到了中国一边。
楔子：北京之夜（九）
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通知苏联方面，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在递交的照会中，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不再延长早已名存实亡的条约，既尊重了现实，又使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以争得有利地位的企图付之东流；而顺势提出就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则使中国一举掌握了主动权。而苏联的回应并不出乎中国的意料。莫斯科一方面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指责，另一方面接受了关于谈判的建议。经过磋商，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
事实上从1979年开始，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都已经令苏联军队将“解决中国威胁”和“南下阿富汗”同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在远东地区的兵力集结和武器换装完成之前，莫斯科仍需要稳住中国一段时间。因此外交上的接触即使不是一种麻痹对手的手段，至少也可以让莫斯科更多的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和想法。
而对于中国而言，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有效的削弱了越南主动向自己发动进攻的军事潜力。但是却并未完全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河内政府并没有因为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自卫反击而从柬埔寨撤军。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中中国军队也暴露出种种弱点，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缺乏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战争模式：士兵虽然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等等。这一点与经过30年代的大清洗之后，苏联红军在与芬兰的战争之中所遭遇到的情况颇为类似。
因此从1979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明显开始重视军队的日常正规化训练，加强基层军官的培养训练，一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石家庄步兵学校鼎盛时期一年毕业近万军官，部队基本上已经停止大量从士兵中选拔军官的做法，而代以从地方高中生选拔军校生，从部队优秀士兵中推荐考试选拔军校生两种途径。军官升任高一级职位必须经过相应军校培训，军官体制的革新带动了军校教育的改革。
新的选拔、培养制度，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的加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一批批合格的职业军人充实进来，解放军的战斗力出现了惊人的提升。一支有知识的军队是最令人畏惧的，何况这支部队还保持着勇猛无畏的军人气质。这一点在1981年法卡山、扣林山之战以及1984年4月2日的老山、者阴山之战的边境冲突中都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中、越双方在激烈的攻防转圜之中，交换率竟达到了1：10。
但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成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何况在稳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仍需要优先发展长期停滞的国民经济。因此尽管意识到莫斯科方面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判之上未必有多少诚意。但是197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不过中国领导人依很清醒的提出这次谈判坚持原则，不能示弱。核心问题有两个：苏联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之间才可以正常的发展双边关系。
虽然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是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却始终是一个大前提。而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促使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中方曾经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部队，停止支持越南反华，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见时达成的谅解。此外，中方还提出了扩大贸易，恢复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人员往来等建议。
但是对于一心只将谈判作为庞大战争准备工作烟雾的苏联方面而言，这些合理性建议却只能是一厢情愿。苏联政府在1979年4月4日的声明中威胁说，“废除这一条约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方面承担”。此后，勃列日涅夫又在匈牙利电视台发表谈话，攻击中国“既放弃条约，又说愿意改善关系，这不太一致吧”。与此同时，苏方还企图单方面为谈判划定框框，规定什么可谈，什么不可谈，如：不能谈涉及第三国关系问题，不能谈边境撤军问题，也不能将边界谈判列入莫斯科会谈的日程等等。谈判尚未开始，苏方已为谈判设置了诸多障碍，预示着这一场即将开始的谈判将会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原定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谈判，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迫中断。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谈判之前。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他在讲话中仍对中国进行攻击，但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提法；表示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
而就在这个看似明显的“橄榄枝”的背后是苏联全长4275千米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主体工程的完成。作为苏联从其欧洲部分延伸到远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补充，贝阿铁路（俄语缩写为巴姆）西起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泰舍特，经勒拿河畔的乌斯季库特、贝加尔湖北端的下安加尔斯克、赤塔州的恰拉、阿穆尔州的滕达、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州的乌尔加尔、共青城，东至日本海畔的苏维埃港，大体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北侧180－500千米，经三条支线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
作为人类首条大范围穿越永久冻土地带的铁路，虽然莫斯科动员了300万士气高昂的共青团员和专业的铁道兵部队，但是从70年代初，组建贝阿铁路建设总局到1982年全线竣工仍耗费了55。3亿卢布、历时八年之久。而修筑这条横跨了11条河流、穿过7条山脊，全线包括8个隧道、142座长度超过100米的桥梁铁路苏联官方所宣称的“减轻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负担，开发沿线地区丰富的煤、铜、铁、铅、锌、钼、石棉和森林资源，加强远东区经济和战略地位”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贝阿铁路最初是为了应对中、苏关系紧张而修建的“策略性支线铁路”。当时，苏联政府认为，已通车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距中苏边境过近，如发生战争，这条铁路很容易被“敌方”破坏。所以，苏联决定修建一个距离边境地带远一点的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沿岸的铁路“复线”。但是随着这条铁路1983年的全线通车，原本单一路线的西伯利亚铁路终于宛如一条被紧缚住的巨龙伸展了四肢。
虽然由于工程过于艰巨，贝阿铁路初期工程只是部分电气化，要实现最终全线电气化，仍有很多配套工程至需要完成，复线建设也尚待进行。但即便是单线的贝阿铁路每昼夜也能增加30列左右的运输能力，而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建成使得在日俄战争只让西伯利亚的铁路由西向东单向运输，甚至在铁路末端将空车烧毁，不使其返回的西伯利亚铁路系统具备了环行运输的能力。
对于这条铁路的建成，中国政府一方面保持着充分的警惕，而另一方面却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也作出了正面的回应。中国政府强调中苏关系并非没有改善的可能，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得做点事才行。“做点事”指的是苏方要在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采取实际行动，也就是“三个撤军”：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
而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中国政府更开展了“葬礼外交”。不仅派出特使前往莫斯科吊唁，更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并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云云。
但也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根据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和1981年华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成功经验，大规模将原本兵种单一的步兵军改编成为多兵种合成的陆军集团军。同时决定撤消基建工程兵和铁道兵两个兵种51万人，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和原配属的国家各部委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将一些轻装步兵师改变为担任内务防卫任务的武装警察部队。
虽然这些举措从一定程度上是在铸剑为犁，表明中国正在逐渐放弃过去的“战备经济”。政府正在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去。但是包括奥加尔科夫元帅在内的苏联军队高层却注意到了中国军队新改变的集团军是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电子对抗兵、航空兵等诸多军兵种继承，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军兵种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大大超过了原陆军军，中国陆军不再坚持原有的“大步兵主义”，专业兵种的数量超过了步兵，炮兵的数量居第一，数量日益庞大的装甲部队正逐渐成为中国陆军的主要地面突击力量。
显然对于已经从决裂到冰线对峙了近20年的中苏而言，外交的这些许烟幕并不可能真正达到在进攻发起之前从战略上麻痹中国政府。那么要想尽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初达成出其不意的效果便只能依靠苏联红军在远程航空兵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以及那些勇猛无畏的红色伞兵了。
楔子：北京之夜（十）
北京南苑，这个北京市永定门外永定河冲积扇中部的平原。从其因为河湖广布、草木葱郁而被南下牧马的蒙古贵族辟为“下马飞放泊”开始，便与皇家和军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历史封建皇朝顶峰―元、明、清三代，南苑始终都是皇帝和贵胄们游猎的皇家苑囿，更是君王们操兵练武之所在。在挥别了弯弓骑射的冷兵器时代，苑内的麋麂们又不得不开始习惯装备着全新火器的帝国神机营的枪炮声。
而随着1904年，两架来自法国的小飞机在南苑校阅场上进行了飞行表演，更令这片土地与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象征的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1910年8月清政府筹办航空事业，在南苑开办飞机修造厂试？飞机，并利用南苑的毅军操场修建了供飞机起降的简易跑道。自此，南苑机场成为中国第一个机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采纳法国顾问的建议，于1913年在南苑创建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并花费30万银元买进10架法国“高德隆”双翼教练机。虽然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航空学校停办，但它前后四期培养的100多名飞行员，在中国航空史上起了重要作用，有些人成为后来民航飞行的骨干。
而抗战战争时期，这里也曾是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在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的率领之下，五千中华健儿曾与来犯的日军第二十师团2万余人展开殊死的血战，佟麟阁、赵登禹更是以身殉国，成为了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最先用生命捍卫祖国的中国军人楷模。
日军占领北平之后，曾对南苑机场进行了系统的扩建，完善了航空指挥设施，更名为南苑兵营。因此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南苑机场便成为了当时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空军的重要机场之一。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便在南苑机场成立，并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飞行任务。以后历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阅兵，南苑机场都担负着保障空、地受阅部队的训练任务。
但是今天原先准备用于准备国庆35周年大阅兵盛典的三大封闭式训练基地―“阅兵村”之一的南苑机场之上却早已不复往日繁忙训练的景象，机场航站楼南侧的空地上，一字排开停放着迷彩色和其它颜色的战机旁，曾经在烈日下，上下飞机进行紧张演练的中国空军官兵此刻大多都在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之上。而一名名身穿着黄黑交错的迷彩军服外面套着沉重而臃肿的防破片背心的苏联伞兵此刻正在机场之上警惕的搜索着仍可能幸存的抵抗者。
“想不到竟然会遭遇如此顽强的抵抗。”站在南苑机场残破透明的半圆指挥塔里。曾经在入侵阿富汗的战斗之中，参与过抢占了喀布尔国际机场、电报大楼和总统官邸的第345独立近卫空降团团长鲍里斯上校此刻多少有些沮丧的看着眼前满是血污的塔台。虽然早在第345独立近卫空降团投入战场之前，统一指挥北京战役的苏联空降集团军指挥部便已经预计到在没有任何空中火力压制的情况之下夺取南苑机场将是一场硬仗，并可能会遭遇1到2个连左右的损失。但是从现在看来苏联空降兵司令―苏霍鲁科夫大将还是过去乐观了。
作为北京郊区最重要的空军机场，南苑被苏联空降集团军视为夺取这座古都的基石和钥匙。除了这个机场承担着保障中国政府领导人专机起落的任务，迅速攻占南苑便等同于切断中国政府领导人从空中撤离的道路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座机场的跑道足以容纳重型运输机的起降。一旦攻占了南苑机场并在其周遍建立起纵深防御，那么后续的苏联空降兵和重型装备便能源源不断的通过运输机群的起降抵达战场。
而这个关键性的空中枢纽在苏联空降兵的攻势之下又能组织起怎样的抵抗呢？苏联空降兵司令―苏霍鲁科夫大将并没有太多的担心。为了迎接新中国建立35周年，北京正在为盛大的阅兵进行着前期的准备。与以往的中国国庆阅兵相比，1984年的阅兵部队之中摩托化、机械化部队数量多了，军兵种多了，技术装备复杂了，物资技术保障要求也更高，所以以往那种各自分散驻训的方法已经无法适应要求。因此阅兵指挥部决定，分别在北京沙河、通县、南苑三个机场修建临时训练区，实行集中驻训。
与集中着数万徒步方阵的沙河机场和通县东郊三间房“阅兵村”的机械化方队相比，南苑机场所驻训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的官兵。因此在苏联空降集团军看来，除了少量的机场警戒部队之外，南苑机场可以投入反空降作战的步兵几乎少得可怜，一旦精锐的苏联伞兵在机场着陆，机场上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和第二炮兵部队的参阅人员便惟有乖乖的举手投降。当然南苑机场内还驻守着数量庞大的国庆阅兵机群，但是根据惯例，这些战机是不可能挂弹起飞的。也就是说云集在机场之上的中国空军战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之中更多的只是一些摆设。
但是事实上事态的发展远比苏霍鲁科夫大将和鲍里斯上校想象的要可怕的多，当他和他的部队所乘坐的15架伊尔―76MD型军用运输机群在苏联空军的苏―27重型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毫无阻隔的飞跃了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震颤的蒙古草原和燕山山脉抵达北京的天空之时。就在接近目标地域上空之时，第345独立近卫空降团所乘坐的机群却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拦截。
那是8架采用红白相间涂装的中国空军歼教―5型教练机，当这些脆弱的空中目标出现在庞大的苏联空军机群面前之时。驾驶着苏―27重型战斗机的苏联空军飞行员们甚至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击落他们的打算。因为这注定是一场无谓的战斗，在那些驾驶着苏维埃最先进战机的苏联飞行员眼中，全速扑来的中国战机便如同克里米亚战争之中冒着俄罗斯人的炮火保持队形“盛装”冲向死亡的英国轻骑兵，虽然足够勇敢但是终究毫无意义。
苏联空军的飞行员们甚至吝啬他们的翼刀之下的空对空导弹，而选择凭借着超强的机动性和30毫米机炮来解决对手。这或许是一种嘲弄，当然或许也是一种尊重，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托大都注定让苏联空降兵在北京城的上空流下了第一滴血。当苏联空军飞行员们试图用他们炮弹威力远大于美国20毫米弹和西欧30毫米弹的机炮解决对手之时，他们才发现驾驶着这群战鹰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除了有大无畏的勇气之外，更有着超凡脱俗的驾驶技巧。
鲍里斯上校记得他曾听过空军飞行员们在预测苏维埃帝国的“蓝天卫士”与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行流氓”未来空战的结果时，曾自豪的宣称战斗机的性能并不能决定一切，因为勇敢的战斗意志和娴熟的技巧可以颠覆所有战神的天平。而此刻这一说法似乎在北京的上空得到了证明。经管机动性能上与新锐的苏―27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是驾驶着歼教―5型教练机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用几乎不可能想象的飞行技巧规避着每一次的攻击。
虽然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被击落了，但是在苏联空军的飞行员们不得不采用先进的R－73近距导弹配合头盔瞄准具来击落那些在空中飘忽不定的对手之时，已经有2架国中国空军歼教―5型教练机成功突破了苏―27战斗机的拦截，扑向了正在逐渐降低高度的伊尔―76MD型军用运输机群。
“亚洲人都是疯子……。”这是鲍里斯上校在南苑上空听到的最为恐怖的声音，那是来自鲍里斯上校所乘坐的伊尔―76MD型军用运输机机头下面的玻璃罩内的领航员的声音。因为他清楚的看到一架红白相间涂装的中国空军教练机全速冲入他们的机群，冒着伊尔―76MD型尾部的23毫米自卫火炮的炮火撞向了其中一架运输机的左侧机翼的根部。在撞击前的一刹那，鲍里斯上校突然看到了那架歼教―5型教练机拉出五彩的尾烟―那是庆典中所使用的颜色。
剧烈的爆炸和巨大的火球之中，无数铝片夹杂着苏联伞兵的残肢断臂在空中飞舞着。这一刻鲍里斯上校似乎想起了那无数次在苏联出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所出现过的苏联空中英雄的传奇―在1941年面对德国法西斯的不宣而战，苏联空军的飞行员们驾驶着性能远逊于对手的战机勇敢的采取了空中撞击的战术。
在冒着浓烟向下坠去的运输机的后方，一个个白色的伞花不得不提前绽放，作为他们的指挥官，鲍里斯上校只能祈祷那些小伙子们好运。而在南苑机场的上空，第一批空降的苏联伞兵同样遭遇了他们始料未及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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