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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古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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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佣工协会的目的，自然是便于伙计们以集体的形式跟老板们进行劳资谈判，且通过立法对组织佣工协会和劳资谈判做了保障。
在张怀德所来的那个世界里，西方民主社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劳资谈判体系。
当年西方经济危机时，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实行最低工资保障，通过一系列《社会复兴法》。然而，包括劳资谈判法案在内的许多社会复兴法，都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反宪法而无效。
美国的制度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自有其意义所在。最高法院的七位大法官有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他们认为社会复兴法违宪，罗斯福的总统府也没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司法扯了行政的大腿，美国人由此也吃到了三权分立的苦头。
一般人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法制社会，其实法制因素只是相对。法律由法官解释，案情由律师和检查官描述表演，裁决由陪审团来下，人治因素依然很大。社会是人的社会，任何社会都离不开人治因素。人作为万物之灵，也决不能将自己交给法律。片面地崇尚法制，不注重道德，国家是治理不好的，民间也会讼狱不断。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无讼乎？‘实现德治才是根本。
正因为对此有所认识，所以张怀德将通过立法与否决法律的权力，都交由国家元老院。国家元老院乃中国大儒的汇聚之地，他们深悉治国大道，在相关顾问的协助下，足以胜任通过立法和否决法律的职责。
不久，在上帝的安排下，美国最高法院的七位大法官有的离职、有的去世，总之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苦尽甘来的罗斯福任命了几位继任者，社会复兴法得以通过，从而挽救了美国乃至西方社会。
从威廉·；曼彻斯特所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中了解到，当时美国产业劳工联合会根据劳资谈判等法案，要求以集体形式跟资本家谈判签约。资本家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工人们在产联主席约翰·；刘易斯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罢工运动。
最有代表性的是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在密执安州弗林特市举行的罢工，工人们占据了工厂，关上大门，誓死不退。称霸一方的通用汽车公司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将工人们赶出工厂。密执安州州长弗兰克·；墨菲在是否动用国民警卫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刘易斯站在工厂窗口内宣称他将用自己的胸膛迎接射来的第一颗子弹。形势危急，一触即发。
工人占据工厂确实违法。工厂是资本家的产业，工人可以罢工，但不能占据工厂。工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有他们的担心，比如工厂可以部分开工，他们会被集体解雇。当然，既然资本家们不愿听从总统府的劝告接受新制定的法律允许工人集体谈判，工人们干点出格的事似也可理解。
在这个关键时刻，罗斯福选择了沉默。这是智慧！
刘易斯幽默地说弗兰克·；墨菲的爷爷会在其耳边问：孩子你确信这样做对吗？墨菲的爷爷死于往日的工人运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既然罗斯福能保持沉默，墨菲自然也可以。
民主国家的政府竟然如此宽容，换到某些国家。。。。。。
刘易斯有勇有谋，他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通用汽车的工人虽在罢工，而其他汽车公司的工人却正常上工。时间一久，通用汽车公司的份额被瓜分，它最终选择了妥协。
此后，产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西方民主社会的劳资谈判体系，在法律的保障下，在政府的宽容下，走过最初的艰难时期，日益完善起来。到二十世纪末，美国工资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对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全国工资总额与GDP的比例只有可怜的百分之十二左右。。。。。。
第六章 利润法案
有了劳资谈判法案是否就够了呢？张怀德觉得以服务于百姓为宗旨的国家政府，不仅应该保障佣工们以集体形式跟业主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还应该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对工坊商行的利润分配做一些规定和建议，这样既可以使利润分配更加合理，且可以减轻佣工协会跟业主进行劳资谈判的压力。
国家规定工商业的利润分配是否合理呢？工商业包括两个要素，资本和佣工，资本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及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佣工包括管理者和普通佣工。当然，在有些工坊商行中，资本家直接出任管理者。可见，工商业之所以能运做且赢利，是资本和佣工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二者皆有权分享赢利。至于佣工的月奉，属于生产成本。
将所有赢利都视为资本家的合理收入，否认佣工该获得部分利润，或将所有赢利都视为佣工的剩余价值，从而否定资本家该获得合理利润的学说，都是片面的。
当然，即便在没有相应制度的古代，商人们受道德的约束，本着良知，按约定俗成的做法，也给予佣工分成。特别是有些注重积德行善轻财好义的人，是很注重佣工利益的。即便到了近现代，一样不乏其人。诸如欧文等人，便切实关注佣工利益，在实践中做到了资本家与佣工共享赢利。可笑的是，这些真正的实践者被某些人称做空想，而真正的空想者却被冠上科学之名。
合理分配利润是很重要的，是社会能良性发展的要点。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国家对利润分配做一些规定和建议，是有必要的。在第二任期刚开始时，张怀德跟顾炎武等总统府官员进行了商议，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总统府政务署立法司草拟了利润分配法案，提交国家元老院表决。
利润分配法不涉及佣工的月俸，它关注的是工坊商行全年的利润，其实这才是关键。利润分配法规定，小规模工坊、商行的全年利润，佣工集体分得最低三成红利和半成福利。中等规模工坊、商行的全年利润，佣工集体分得最低三成半红利，和半成福利。大规模者工坊、商行全年利润，佣工集体分得最低三成半红利和一成福利。在法律保障下，在此基础上，佣工可以集体形式和业主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以争取更多的利益。
在佣工集体所得红利和福利中，诸如掌柜之类的高级佣工集体所得与普通佣工集体所得，推荐比例为一比四，也就是说高级佣工所得占佣工集体所得的两成。当然，各个工坊商行具体比例多少，由佣工协会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推荐比例自行决定。
至于在高级佣工和普通佣工内部如何分配红利及福利，那自然也由佣工协会自己决定。另外有些高级佣工比如掌柜、二掌柜得到更高额的分成允诺，那由业主从剩余利润中支付。
富民是为国者的责任，轻徭薄赋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税收微薄受益最大的是业主，而佣工相对于业主来说，是更广大的群体，且属于弱势群体，是富民更重要的对象。利润分配法使富民之国策，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过去利润大量集中在业主手中，一般而言，他们除了做善事之外，大量的资金会被用于奢侈的生活。虽然也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只是局部的，且对社会风气影响不好。
有了利润分配法，资金大量分散到了佣工手中，他们在购买生活必需品和改善生活质量上会投入更多的钱，从而促进社会整体健康地发展。也就是说，实施利润分配法不仅可以实现富民的目的，还可以调节社会结构，使之趋向良性。
利润分配法在国家元老院中又一次引起了轰动，国家元老院的元老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很快地，该法案便在国家元老院得以通过。
利润分配法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大的轰动。除了部分业主有腹诽之声外，几乎全国的百姓都热烈地拥护。
利润分配法实施数年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回到中国的张怀德看到这一情况，颇感欣慰。。。。。。
第七章 良性体制
在利润分配法出台后，张怀德和顾炎武等又着手对税收进行调整，总体思路是税率统一自由发展，不论是工商税还是个人所得税，在调整上都体现了此一思想。
个人所得税税率皆为十一，家庭困难者可减免。工坊、商行不论规模征收统一税率，皆为十一。此外没有任何苛捐杂税。
一般中等以上规模的工坊、商行的业主可能不止一人，那么存在一个分红问题。象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在他负责经营时，每年分红率只占利润的百分之十几，也就是说大部分资金用于积累，这也是标准石油公司能迅速膨胀的原因之一。虽然利润巨大，但交纳个人所得税税收的却只有分红部分。
这种收税方法不大合理，用于资金积累的部分一样属于资本家的资产。所以在如今的税收调整中，规定股东们就所获得的全部剩余利润交税。比如说一个中等规模的商行，有一万贯的利润，佣工分得四千五百贯，另给大掌柜额外红利五百贯，业主们剩余五千贯。有两位股份大小相同的股东，则每位股东须为两千五百贯利润交纳个人所得税。至于他们支取多少红利、留下多少做积累，那是他们内部问题。
对于游民，提供帮助让他们垦荒务农，总之让人人都能养活自己。
张怀德、黄宗羲、顾炎武等认为政府应该创造一个让老百姓易活，且能自由发展的环境。对小民要尽量扶持，以帮助其自立。
那种高税收高福利的制度容易滋生懒惰心理，干活的人税收很重，不干活的人靠社会福利过得还可以。干不干活好象差不多，反正有国家养着，有些情况下不干活比干活拿得还多。既然这样，何苦到处找工作辛苦挣钱。于是，靠社会救济度日者越来越多，而参与劳动者越来越少。另外，高福利靠高税收支撑，也就是对经济环境有一定依赖性，甚至很强。这些是此种制度藏在华丽外衣下的不健康因素，久之难以维系。
虽然除了实施人伦义务教育和对低收入的重病者进行补贴外，没有多的福利。连养老体系都是以商业形式的年金制度来实现，当然国家也进行了扶持。
但是正因为政府没有进行很重的、多方面的盘剥，所以百姓们普遍富裕，他们不须依赖福利便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张怀德和黄宗羲、顾炎武等在中国确立了一个人人皆须自立、且易自立，经过一番付出便可拥有一定财富，人人皆可自由发展的良性体制。
第八章 中国行记（一）
英格兰报纸《每周新闻》刊登了特派记者发回的中国之行报道，内容如下。
1655年春，欧盟各国应中国政府之邀，向中国派出了常驻使节和考察团，随行的还有欧盟各国的记者。我有幸作为英格兰《每周新闻》的记者，参与了此次中国之行。
各国使团在荷兰会齐后，船队便沿非洲西海岸而下，来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在开普墩停留了些时。等会齐非洲联盟各国使团及考察团后，便绕过好望角东行。在印度休整一番后，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北上。当夏季到来时，我们已经到达了中国的都城金陵。
在金陵，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实际上在踏上中国国土后它便一直伴随着我们）。我曾有幸在爱尔兰都城黑水河，参与过张怀德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再次见到风采依旧的张总统，不胜欣喜。
但是，很快地我们就听到了一个令我们震惊万分的消息，那就是张怀德总统将不参与中国下届总统的选举！据中国官员解释，张总统希望形成一个惯例，即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当然，特殊情况除外。故此，他要以身作则。另外，由于张总统对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百姓拥戴，故此前两次参选其实只不过走了一下形式。他希望下届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总统选举。这也是他不再参选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还听到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张总统在换届后，将不再担任公职，他要卸甲归田！
在不久前，张总统对中国军队进行了调整。地方军减少为每个军区两万人。边防军减少为两个步兵师，一个禁卫旅，一个骑兵旅，一个水师旅。混合军减少为两个师。驻守台湾的军队也减少为步兵一旅，水师一旅，军工守卫一团。然后他辞去了军事署署长的职务，任命郑成功将军为军事署署长，李将军和张将军为副署长。看来，张总统去意已定。
我们得知这一消息，都很难过，特别是黑人联盟的兄弟，很多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说张怀德总统不仅是中国人的总统，也是他们黑人的总统。他们为此感到万分难过。
尽管知道中国官员和百姓们已对张总统进行了挽留，然而无效。各国使团和记者还是又对张总统进行了挽留，且提出希望他能出任欧洲联盟或者非洲联盟的主席。但显然他决心已定，无法挽回。
随后的日子里，我们跟着各国考察团在中国四处访问游历，中国的风光与文明令我们心怡不已。我们对中国的多方面情况进行了考察，比如中国的司法系统。
中国的法官由各地元老院推荐仁厚的君子，在学习一年法典后出任，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以上。据说，他们在学习法典时，注重的是了解探求立法的根源，理解法典之内涵，而非对法典内容简单地记忆或懂得如何规避法律。
中国乃至东方都很重视儒家学说，将阐述儒家思想的古代典籍视做经典研习，其中最著名的有四书五经，或十三经。中国法典便是根据儒家经义制定，也就是说，儒家经义乃中国立法之源。中国人崇尚礼教，他们把礼视做为人处世的准则，十三经中，礼的内容便有三经，而许多法律条文，特别是民事条文，都是根据礼来制定的。在中国人的眼里，礼是先于法的，且大于法，于礼不合的法律条文是不成立的。
被各地元老院推荐出任法官的人，除了品行上的仁厚外，且是明于儒学经义者。因此，他们很容易便能懂得法典之内涵。中国法典十分精简，‘法律务在简省‘，是国家元老院众大儒们的共识。故此，要求法官们对法律所未规定的情况作出决断。而法官们能否根据对儒道的理解，引用儒家经典来作出合乎经义的判决，便是衡量其能力的重要因素。
我们感觉中国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是根据天理，人情，国法的顺序来做决断的。当然，此处人情非指徇私情，中国的法官是公正无私的。此处人情指的是当地风俗，百姓性情，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关系等。
据中国陪同官员介绍，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先生的辉煌著作<；史记。礼书>；曰：‘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许多法律条文特别是民事条文是根据礼来制定的，而礼却是‘缘人情而制‘。因此，人情也是先于法者，有悖人情的法律同样是不成立的。而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便须充分考虑人情的因素，从而作出合乎天理，人情，国法的完美判决。
第九章 中国行记（二）
在六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和中国人一块度过了他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据说是为了纪念古代的一位爱国者屈原，确切的日子是中国旧历的五月五日。在节日里，我们品尝到了一种特殊的食物粽子，它以糯米为主，搀杂花生红枣等，外包荷叶，煮制而成。煮熟后剥开荷叶，散发出阵阵清香，蘸上糖后吃在嘴里，香甜可口，堪称美味。
我和欧盟的几位记者在一家小店吃粽子，边吃边通过翻译和店主聊天。店主约莫四十多岁，人很开朗乐观。我们问店主需要交纳什么管理费吗？他摇头称不用。他说收取管理费之类的费用其实就是属于苛捐杂税了。在前明那么会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象小商贩要交的管理费，过关卡要收关卡钱，有马车要收养路费，卖头猪还要收啥屠宰税，这些苛捐杂税加起来比正常赋税要重很多。总之从上到下，巧立名目拼命搜刮，老百姓苦不堪言。
现在好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费用都没有，轻易也摊牌不下来。因为想向老百姓收费需要经过各级元老院审批，象本县有什么事确实需要向百姓收费，得报经本县元老院审批。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事需要收费的。再说了，想经由元老院的元老们手中抠出钱来，着实不易。比如办身份证需向百姓收费，交由国家元老院审批。总统府政务署的官员们反复斟酌，最后定了一个他们认为降无可降的标准，每张身份证收费十五文。国家元老院的大儒们又是调查，又是质询，最后硬是帮政务署把费用降低到了十文钱。据说办理出国证也只需要二十文。总之，谁想向老百姓收钱，难！我们老百姓有各级元老院的元老们把关，日子自然就过得舒坦了。
店主告诉我们：县衙在城中选择了一块地方，专门张贴从总统府到县衙的政务进度，告示，各级元老院的文告，同时在旁边留了一大块地方让百姓张贴自己的言论。文人们在那里以诗赋文等形式评议时政，有不少诗文粲然可观。百姓们把那里叫做议政墙，每天都聚集了不少人，颇为热闹。
我们闻言决定前往议政墙看看。我们向店主问明了议政墙所在，告辞出来，往议政墙而去。
我从中国的说书艺人处学了一句绝妙之言，在此献给诸位读者，那就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章 中国行记（三）
在前往议政墙的路上，随行翻译告诉我们前明苛捐杂税繁多，除了官吏的贪婪外，还有机制上的问题。明朝衙门里吏的编制太少，而很多具体政务需要吏去处理，象刑名钱谷河工等等，长官不可能一一通晓，且一一亲为。这样一来长官上任便需带上一些私人，也就是幕宾师爷之类，帮助其处理政务。这些人的费用往往会摊派到百姓身上，从而增加了各种杂费。
任用私人辅助处理政务，很容易导致腐败，长官和幕宾之间有依赖性，少了官与吏之间的公开监督。有时，代替了吏的幕宾成为长官搜刮的爪牙，有些长官则为幕宾挟制被迫参与腐败，甚至幕宾成为实际上的长官。
听翻译说罢，我们不禁感慨，看来，衙吏的编制旁杂了不行，太简陋了也不行，要恰到好处。翻译也颇为感慨，他说如今各衙门里吏的编制齐全，处理各种政务的都有，但人数有严格的规定，且长官无故不得免其职。
民选的县令等长官品行仁厚，明于义理，通达时政，被任命的差吏熟悉细务。当官的堂堂正正地作官，当吏的兢兢业业地作吏，官与吏之间没了私下的依赖性，得以实现互相监督。
希腊的一位记者忽然问，吏熟悉政务细节，他们往往能提出合理周到的施政计划，那在中国吏是否容易当选长官？翻译回答并非如此。他解释道，倒不是说吏不能参选，而是中国选官重在品行，儒家思想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非行著乡里，能为一地之表率者，是不可能当选的。当然，有些差吏品行很好，他们参选是有一定希望的。但普遍的是差吏们知道自己‘德不称‘，故不会参选长官，而是自觉地做好自己本分的事，用自己的精明强干为长官治理地方服务。
爱尔兰记者又问，行著乡里的儒者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官吗？翻译听到爱尔兰记者的疑问不由笑了，他说当然不是，但是品行卓著是成为好官的一个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条件。除了道德上的表率作用，和仁厚者行仁厚之政使人安心外，还有一个道理。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品行卓著的君子通过儒道修身而复其本性，世间万物由道所生，明心见性者自然对事物有更深的认识，此等大智慧非那种小聪明或小才能所能及也。
当然，他们也需要通达时政，即对全国及地方教政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且能提出良好而可行的治理举措。至于具体政务，自有差吏执行，长官进行督促即可。我们跟这位学识不凡的翻译边走边聊，不知不觉间，便走近了议政墙。
第十一，十二章 议政之墙（一）（二）
议政墙前立着不少人，有的在看墙上张贴的内容，有的在议论，旁边开了家茶馆，也坐了些人在闲聊。
翻译带着我们先来到了官署告示栏前，这里张贴着总统府，该省总督府以及该县县衙的告示。
翻译先大致浏览了一遍，然后给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告示上的内容。比如有总统，总督以及县令对其参选时承诺的治理举措的进度公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总统府的公告，是关于山泽之利的。一般而言，盐铁林湖等山泽资源，大的由国家开发利用，小的由百姓利用，中国也是沿用的这种策略。如今对小的山泽资源的开发利用做了些调整。
讲到这，翻译告诉我们其实数年前，张总统和黄署长顾署长等来国子参与讲学交流时，便谈过这个问题，也流露过调整的打算。我们早已知道翻译是中国国子出身，国子的学术思想交流气氛很浓，张总统等经常参与。
当日由一位名儒讲汉代的《盐铁论》，《盐铁论》是中国汉代皇帝诏贤良文学进京，与朝臣一块探讨盐铁等山泽之利的记录。张总统在参与讨论时说，山泽之利，天之所赐也。国收其大者，统筹焉转布于天下，则天下莫不得之。此非与民相争，实善用之也。若尽让于民，恐多为豪强所有，细民难获其利。国有让利之名，而民无获利之实也。今观山泽利之小者，私人占有者众，未遍布于乡民，颇有商榷处。
如今，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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