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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脚迹-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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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大会我检查前，一把手常书记又首先作指示，再次强调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要求全所职工一定要紧跟形势，积极参与，大胆揭发批判。接着他带头，揭出我爱人晚上工作回家我故意拒不开门打击她的革命积极性问题，揭出我阻止她写入党申请书入党的问题。指出这都是一些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出自家庭矛盾，但决非生活小节，而实际是阶级斗争在家庭中的反映，同时杀鸡警猴，提及单位除我家外还有几家也存在类似矛盾。清官难断家务事，常书记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断家务，真可谓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了“家”。接着由我检查，我除了再次狠批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深挖产生错误认识的思想根源外，最后对常书记的揭发作了解释，指明爱人深夜归来不是故意不开门，的的确确是睡着了；说明了与爱人发生争执的原因与具体场合，指明的的确确不知道她是在写入党申请书，毫无阻止她入党的意思。我的发言一结束，有些积极分子就站出来指责我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不仅没有交代一点新东西，还抵赖别人揭出的问题。有一位积极分子摇旗呐喊：“用浮浅的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办不到！”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会后马秘书照例领我到他的办公室，交谈中首先强调单位领导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这次运动把我挽救过来。“现在全所职工停止工作搞运动，目的就是帮助和挽救你，为了得到领导和同志们更好的帮助，只有把错误的东西暴露出来，才能得到彻底改正；只有把包袱丢掉，才能轻装前进。”接着睁大眼睛直盯着我：“应该深刻检查常书记指出的几个错误，找出思想根源。”停顿片刻后又眯着眼睛，轻言细语：“在以往的运动中是否也出现过错误思想或行动，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有没有值得交待的东西，即使是暂时性的不正确的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嘛。”然后像征求意见似地微笑着说：“不认真交待，不仅领导面前通不过，同志们面前也通不过，你说是吗？”最后这句反问话讲得很重，随着问话的结束，向我投来关怀和期待的目光，使我产生因关怀而有愧的心里。当时我想，既然领导是在下决心教育和挽救我，我也应下决心交待问题；同时思想上也以为多交待一些表明自己态度诚恳，或许会得到领导的谅解，让我能顺利地通过运动关。于是根据马的启发，想到1957年我在武汉学院进修期间，与教职员工一起参加的整风与反右运动。
鸣放中我对教学整改提不出意见，发言很少。在看到一些对党的政策提意见的大字报时，曾想到1955年出差山东乐陵和惠民野外工作期间，听到村干部反映统购统销过头的问题。想写张大字报，但又觉得那是些道听途说，见到的也可能是个别现象，是否属实自己拿不准，故未写。然而在看到宋老师办的民主箱后，我便将这个因不确切而不便用大字报表达的意见写成了小字报，想通过民主箱转达给上面整改时参考。后来进入反右阶段，不知宋老师是否把民主箱内的小字报转达上去？或者还是学院领导认为小字报不属于公开言论而不于追究，反正当局以后未提及这事了。
我将上述情况向马秘书交代后，马即认真起来，对我的这一交待十分欢迎，并加以表扬，说我这才算是诚恳的态度，要我赶快写成材料。我则老老实实抱着忠诚的态度，盼着帮助和教育进步的心理，又如实地写了这份检查，并在第5次全所大会上作了交待。但我没有料到，这样一来我的问题的政治性质就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原来所集中批判的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仅属于交心谈心中暴露的思想，而反右运动中的问题则属于一种向党进攻的行动，说明早在1957年我就有反党的言行了。接着的批判更加深入激烈，我的检讨也更加难以通过。一些人事干部又去翻查我的档案，以便从中发现纰漏。
1957年反右结束后，在1958年又掀起了一个向党交心的活动，很多知识分子特别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反右运动进一步认识到党的英明和伟大，都更加信赖党，靠拢党，纷纷向党表忠心，写入党申请书。这时我从北大荒回单位不久，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我还交心了对入团后悔的一件事。
初中毕业后，1950年初我曾与同镇裴同学赴长沙考高中，住在裴在长沙的舅父家。裴的舅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参加了湖南的和平起义。有天来了一位客人，白天外出活动，晚上回来与我们共进晚餐，空闲时则与我们闲聊。熟悉后就大谈起国民党军去台后又获得美军支援，提供了多少先进武器，武装了好多机械化师和空降师，现在还有多少部队潜伏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打起来，共产党的统治不会长久，等等。解放初期，三座大山刚刚推倒，石头缝里杂草丛中还暗藏城狐社鼠。现在看来，这位客人是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一只社鼠。我在1949年底初中毕业时虽入了团，但没有过一天组织生活，脑子里旧的多，新的少；黑的多，红的少。像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首次见到了太阳，瞳孔还没有完全收缩，看东西有些模糊不清，是非不辨。听到他的造谣后，不但不能识破，反而信以为真，感到害怕，以为国民党真会反攻大陆卷土重来，竟向他坦白毕业前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表现出后悔的情绪。但想不到在这次批判大会上，有位人事干部从我的档案中把这事挖出来质问：“作为一个长期受党培养的人，从1955年就对党的政策不满，1957年与右派分子一道向党进攻，这次又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道攻击伟大的三面红旗，可以认为对党的事业是一贯不满的和仇视的，这其中必有根源，是不是在解放初期就与特务挂上了钩，现在还有联系？”追问我进一步交待。
在第5次交待批判会快结束时，我感到我的问题性质已十分严重。原来以为多交代一点，领导和同志们会多信任一点，过起运动关来就容易一点；现在的情况是，交代越多越脱不了身。思想上对领导所谓的教育、帮助和团结目的已失去信心，察觉出他们不是在挽救我，而是在将我一步步往敌人方向推，现在我的矛盾已由人民内部推向敌我。一股悲观绝望的情绪由然而生，这情绪加速心跳，促进血流，一股热的血流冲向脑海，我开始控制不住自己了，变得失去理智了。于是大会刚一结束，我趁着看守我的两同志的不备，跋腿外跑，企图逃出这块是非之地，遁迹于没有是非的世外桃源。我也来不及考虑世界上是否真有世外桃源。我的逃跑被他们发现，4～5人随后追来，我拼命跑了大约500米，被一块石头绊脚摔倒，他们追上后将我抬回办公室。
晚上马秘书来到禁闭我的办公室，谈话中态度来了个180°大转变，他的眼球突出了，面孔拉长了，人脸真的变成了马脸，马秘书原形毕露了。他不再提向组织交心，而是提老实坦白交待，严肃指出我长期对党不满，仇视党的事业，一定有外在原因，不交待清楚是不能过关的。最后疾言厉色：“像你这类知识分子单位是够多的，门角落里都可扫一堆出来，你想逃跑，这有什么了不起，知识分子自绝于人民，连臭狗屎都不如，嘿嘿！”
谈话完后我又写材料，大会交待，不能通过，又交待，有些会上交待的，会后自己又推翻，于此反反复复一共作过8次大会交待，最后写出一份厚达40页1万多字的材料。这时领导们感到再从我身上煎不出什么油水，而已经挖出的所谓错误言行足以给我戴一顶够高的帽子了。
4。6唯一不举手的团员
第8次批判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吴支书通知我参加全所团员大会。会场设在三楼会议室，四周墙上贴着“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等标语，会场严肃而紧张。参加者除全所团员外，还特邀了一些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分子，我们研究室的章主任也被邀了。
从政治角度上看，在极左思潮泛滥的特定年代，在我们这样的小科研机构，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大致分成三类：一类是业务水平高、政治思想好的又红又专的人；另一类是业务上没本事，而政治上则十分热心的人；再一类就是业务能力强，但对政治不怎么关心的只专不红或走白专道路的人。前两类是领导培养依靠的对象，在单位一帆风顺，加工资调老婆样样优先。特别第二类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常不择手段，损人整人。第三类知识分子处于单位的最底层，好事轮不到，霉事逃不了，运动中经常挨整，下放劳动也少不了。我们的章主任原是一位中专生，后来虽也大学毕业，但是他们那批中年知识分子中业务水平最低者。一位专家所长对他的评价是“此人文理不顺，难有作为，其特点是迎合上级。”这就迫使他不得不成为走政治道路的第二类知识分子。在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道路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章主任之流趋之若鹜。所以他虽然已40多岁，还乐意花费他的宝贵科研时间来参加20岁左右青年的团员大会。
大会由吴支书主持，我室吴支书又兼全所的团支部书记。会议开始时他先作简短讲话：“今天讨论对王同志的处分问题，希望全所团员按照团章的精神发表意见”。因为对我的处分还未形成决定，更未获上面批准，我还没有正式成为阶级敌人，故吴支书在发言中不得不还称我为“同志”。接着团员们发言，有些团友摸不准领导意图，特别听到支书讲话中还有“同志”称呼，这暗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于是从教育和团结愿望出发的团友提议给团内警告处分，认为性质严重但仍有挽救希望的团友提议给留团察看处分。约半小时后吴支书发言：“王55年就对党的政策不满，57年有向党进攻的言行，这次又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根据王的性质，同志们看他够不够清除出团的处分？”寥寥数语一下子就扭转了大会局面，将前面多人提出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分推向敌我矛盾一方去了。接着一唱百和；以后的发言都是同意清除出团。我当时想，团内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团藉，而这位吴书记认为还不够，套用过去党内对阶级异已分子清除出党的处分办法，把我当作团内的阶级异已分子对待。现在十分清楚，我的问题已变成敌我矛盾，我已被他们推入深渊而无力自拔了，今后的出路唯有老实接受领导的处理和安排。因此表决时我也举起了像石膏一样僵硬的手。统计表决结果时我听到“除一人未举手外其余全部通过”的唱票声，我深感蹊跷，谁吃了豹子胆，在此场合敢与组织对抗。我偷目窥视，此未举手者不是别人，却是我的妻子舜。
团内处分会结束后，回到禁闭我的办公室。吴支书向我交待所领导的决定。对我的批判暂时告一段落，今晚可以回家去了，希望回去后继续反省。下一步是听候处理，处理以前先接受劳动改造。于是经过约一月的批判斗争、牢笼似的禁闭之后，我总算获得初步的解脱。我背着被盖，拖着沉重的双腿，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了小家庭。
一进家门，迎接我的却是泪流满面的妻子，两人拥抱哭泣一阵之后，她便敞开心怀交谈起来。她哭说了在彭科长引诱下汇报了小家庭中的那几个矛盾。她说在交入党申请书不久，彭打听到她有晚睡在办公室找她谈心，她就汇报了我未开门的事。后来又多次找她，要求她揭出更多问题。每次谈心前都再三强调，揭发是为了帮助和挽救同志，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教育达到团结的目的。她对领导深信不疑，同时也为了表达自己入党的决心和忠心，就陆陆续续谈出了小家庭中的其他几个矛盾。她没有想到又会搞运动，更没有想到把我整得这么惨。深感内疚和后悔。她说前几天领导向她暗示，我已跌入阶级敌人一边，希望与我划清界限，言下之意希望我们脱离关系。领导表扬了她敢于与丈夫错误斗争的行为，希望进一步站稳立场，能经受住这次运动的最后考验，将来加入党组织是不成问题的，还透露下一步将提拔她负责所内团的工作。她回来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的丈夫并不如领导认为的那样坏，在工作上是勤勤恳恳的，平时对党是拥护的，目前只是思想上跟不上形势，应该属于团结教育对象，而不应推向阶级敌人一边。她认为他们的搞法过火了，她开始怀疑他们的目的了，她感到被他们利用了，上当了。为了不再上当，也为了抵制他们的过火行为，因此在团员大会上她反对了对我”清除出团”的处分。最后向我表态，今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离开我。我原以为她是一个为了自己上爬而不惜踩在丈夫头上的缺德女人；听到她的这些肺腑之言，我感激涕零；对他的误会已焕然冰释。在团员大会上对我处分的表决对她是一次艰难的考验，她没有经受住单位领导向她要求的所谓政治考验，而经受住了我们夫妻感情的情感考验，虽然作为她丈夫的我当时没有也无权对她提出任何要求。在我受到严重打击处于最困难的情况下，她不但没有抛弃我反而站在我一边，明知这样做，不但将失去光辉的政治前程，而且还会受到政治打击，但她却不顾这些后果，决心投入我的怀抱，与我共渡苦难。同甘容易共苦难，只有患难之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深刻感情之交！这样，通过这次运动，我们的感情不仅未破裂，反而更加浓厚更加亲密了。我已深深感到，我确实娶了一位心地善良、明礼贤惠且具正义与刚烈之性的妻子。
回忆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好多幸福家庭因一方划为右派，由于领导的干预，使另方不得不屈服于政治上的压力而造成家庭破裂、妻离子散。有人将一些幸福的家庭比作玻璃屋，外表光彩但容易破碎，经受不住强烈的震动。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运动一个接一个，很多美丽的家庭都被震破了。我们的家庭虽不光辉灿烂，但因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故能坚如磐石，经受住了一次强烈地震的考验！
事件产生的效果往往是这样，好的来得慢，坏的来得快。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里，政治上出了问题，其不良效果最立竿见影了。由于爱人在团员大会上投了反对票，在领导眼里就明显表示其立场不稳，未经受住政治考验，辜负了对她的期望。一夜之间，她的处境就完全改变了。原来亲近的同事一下变得疏远了，背后议论讥讽，当面白眼鄙视。原来带着笑脸找她谈话的领导，现在主动找他请示或汇报，他则摆出一副阎王爷面孔，不是训斥，便是指责，或者故意刁难。人一旦倒运，就成了众人脚下的泥。不过平时她未露出其他政治把柄给旁人抓住，所以不好对她进行整治，但肯定不会将她当作政治培养对象了，拟选为团干部的安排取销了，运动以前她担任计划科的团小组长，后来连这个小职务也无理剥夺了。
批判会结束不久，所领导对运动中敢于捍卫三面红旗，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斗争表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积极分子进行了火线纳新，我们研究室章主任，从此就成为所内一位红色的颇得领导器重的知识分子。如果我爱人经受住了他们的所谓考验，也可能成为光荣的一员。
4。7劳动改造
根据上面部署，这次运动的性质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上面配制的标准帽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这顶帽子只能戴在党员的头上。本所领导在运动中挖出了我这个阶级敌人，虽然对三面红旗没有公开反对，只是谈心中暴露的思想，但上面一些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就只是根据会议上的发言而戴上帽子的吗？脑子里有什么思想脑壳上就应配什么帽子。但遗憾的是我不是党员，不够资格戴那顶帽子。为了不放过任何阶级敌人，所领导根据诱迫我交待的1957年鸣放期间投入民主箱内的那篇小稿，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足以证明我有着与右派分子一道向党进攻的行动，那时就够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我做得隐蔽，因此给漏掉了。这样，根据上面精神，给合我的情况，经过精心设计，他们为我专门缝制了一顶新帽子：漏网右派。他们得意洋洋，在这次运动中又取得了一项辉煌成绩，不仅于此，还独树一帜，创造了一个在群众中抓右倾机会主义人物的典型。他们将我的材料连同专制的帽子向上级申报。他们信心十足，上级一定会赏识他们的典型的，说不定还会把他们的经验推广，又掀起一个抓漏网之鱼的运动呢！因此在上级批下来以前，就完全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力，令我长期劳动改造。处分还没有批下来，处罚就先执行起来了，这是在不讲法治的年代里单位里常有的事。根据过去的人事制度，学生毕业分配到单位，就好像封建社会里小媳妇出嫁，要在婆家呆一辈子，个人是没有另找单位更换工作自由的。职工受单位的领导管辖，好像小媳妇受公婆管教一样，可以任意打骂和摧残，职工的命运前途，包刮家庭幸福个人职称等都取决于他们的暗箱操作，谁也逃不出手心。
在我下去劳改之前，将我作临时劳动力使用。长江涨水，市内某单位在江边河滩上码积数万块红砖，如不及时转运高地将会被洪水冲掉。省里决定由科学院组织队伍去。队伍中别的人轮流去，我则每次必去。科学院要办一个学习先进的小型展览，我略会美术，又临时抽我去。从此我像一条受了伤的野狗，人人都可以往身上吐唾沫，踢一脚，我总是夹着尾巴被赶来赶去。
有天利用休息时间，我爬到院部大楼最顶层。天空阴沉暗淡，布满愁云惨雾；一股深秋的寒风在楼前打着旋儿，扬起一阵暗灰色尘土。我的心里突然又涌现出那股悲观绝望的情绪。回忆近一月来我竟不知不觉地犯了这么大的政治错误，已由领导信赖培养的人一落而为受打击的敌人，现在团内给出超出团章范围的极大处分，下一步行政处分可想而知，肯定会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开除工职下去劳动一辈子，前途完了，一切都完了。凡人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死，死是了却一切烦恼痛苦、悲观失望、甚至丑行罪恶等等的最佳途径，一了真可百了。眼前是一条了此一生的最好办法，只需迈出几步就行了。于是我开始蹒跚地向前移动，移到靠近楼顶边，但见路上行人来去匆匆。突然一个最熟悉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我爱人手里提着一瓶开水，正经过楼下向家中走去。我站在楼顶十分显眼，她也很快看到了我，对我微微一笑。大眼盯着我似乎在问，你在楼顶上干什么？可不能做傻事啊！她的微笑的眼神像一股暖意浓浓的春风拂遍我的全身，我的几乎被僵化的血又温热活泛起来了，我似由冰冷黑暗的潭底浮出阳光灿烂的水面。求生的欲望又涌入我的脑海：我的妻并没抛弃我，我还有个温暖的家，我还没有失去人间的真情与挚爱。在那运动连绵不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机器的零件与零件之间那样只有机械关系的日子里，人间的真情与挚爱是万分珍贵的。因此我不能至少目前不忍心就此离她而去，于是我收住了抬出去的腿，也对爱人微微点头，招手致意。
批判会结束20多天后，约1959年12月上旬，吴支书通知我到莫磨山去劳动。科学院在磨山植物园邻近建立了一个农场，一方面作为各研究所知识分子轮流下放劳动锻炼的场所；另外因为物质紧张，生活困难，采用自力更生办法办个农场，争取在逢年过节时期对各所提供部分副食支持。我所这次下去8人，由我室吴支书带队，其中我和一位姓贾的老知识分子右派属于长期劳动改造，其他6位同志是轮流下放劳动锻炼，时间为一个月。
我们的吴支书别看他平日眼睛只盯着自己鼻尖，讲话细声细气，走路像小脚女人；外表看起来温文尔雅，道貌岸然，但他敌友界线分明，对敌人心狠手辣，整起人来；特别整起同类知识分子来；更是相煎何急！在第一次与我交心谈心时，他严遵上级旨意，抓住要害，指明要我只谈三面红旗的缺点；在我禁闭办公室反省期间，他寸步不离，严密监视；在全所团员大会上讨论对我的处分时，他定下超出团章范围的极大处分；在这次劳动改造中，他亲自监督，有意给我制造艰苦条件。在分配劳动任务时，每次都将最苦最脏最重的活交我和贾老头。有次我们小组负责蔬菜浇粪，将猪圈里的粪水挑到湖边菜地里，他主持舀粪，用长柄瓢将粪水装入桶内。对于劳动锻炼的同志，他只装7分满，而轮到我和贾时，就装得满满一桶，几近粪水溢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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