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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脚迹-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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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嗨叭胪澳凇６杂诶投土兜耐荆蛔�7分满，而轮到我和贾时，就装得满满一桶，几近粪水溢出。我尚年轻有力，而贾是已过60岁的老人，令他强挑满桶粪水未免过于残酷。
我在下来之前就立志通过劳动彻底改造自己，使自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改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下来不久接到爱人长信，鼓励我一定要经受住这次考验，指出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决不要因一时挫折而心灰意冷，自暴自弃，不论情况如何她都等着我的归来。自己的意志加上爱人的鼓励，促使我痛下决心在劳动中一定表现积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因此吴支书给我所设的各项艰苦考验，我都能以一种乐观的姿态去接受和完成。
劳动大约2周以后，有天晚间学习后吴支书找我，要我补交上月和现交本月的团费，并通知我以后可以两周休息一天，意思是我可以每两周回小洪山家一次。对于交团费的事，我好奇地反问了一句：“不是被清除出团了吗，怎么还要我交团费？”吴说处分还没有批下来，暂时还要交，并参加过团组织生活。
在农场劳动期间，开始分配我种菜，后来领导把种菜工作安排给短期轮流下放的，让长期劳动的负担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因此以后我喂猪，还养过鸡放过牛。从劳动中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更重要的是我深深体会到，精神上的不愉快可以通过劳动加以冲淡甚至消除，虽然领导把劳动作为对我的一种惩罚，我精神上很不愉快。劳动不愧是治疗精神痛苦的一副良药。
4．8“假”右派
从长时间的劳动中我逐渐了解到各单位轮流下来短期劳动锻炼的人，带队者为基层领导干部，少数是政治上表现积极下来“镀金”的培养对象，其他人都思想上或多或少有些问题。某所某同志是因为讲过一句“现在人们存在普遍营养不良”的话；某所某同志是因为在他的办公桌玻璃下压了一句鲁迅的“沉默就是斗争”的语录；某园的一位女同志，爱人被打成右派，团组织动员她离婚，她不同意，因而被开除团籍，下放劳动。多数下来劳动锻炼的人是多啃业务书本少关心政治学习走白专道路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20来岁的中学生，不知什么原因下来劳动。一天参加筑猪圈围墙，休息时讲了一个笑话。说是一个驼背地主强迫长工砌墙，长工在砌墙前先将墙基挖空，后来地主从墙边经过，墙倒砖塌将那个驼背地主压死了。坐在旁边的带对者丁科长虽非驼背但有微弓，听后立即怒火直冒，质问他在这种场合下讲这种笑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是新社会，谁在强迫你砌墙！晚上学习时科长要他深挖思想，写出检讨，整得这位年轻人哭哭啼啼。本来通知他只下来劳动一个月，由此被延长到3个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位与我长期共同劳动的老知识分子贾右派，他的道路是坎坷的，遭遇是很不幸的。
从南京搬武汉时，我们单位还是一个研究室。为了由室升级为所，需具备一定数量的高级研究员才够资格申报。通过连系，拟从长春研究所调一位高级光机专家来，长春所同意，但却是位刚戴帽的右派专家，并提出要一位测绘专业的大学生作交换。单位将1955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分来的张同志与之对调。张分来单位后，曾向领导提出调上海工作的要求，因他是独生子，父母年迈，身边需要子女照顾。这本是一种正当要求，但领导认为这是个人主义表现。于是就利用交换之机将其调离，从本来离上海较近的武汉调至离上海更远的东北。
贾公昔年留学英国，据他自己说，属与李政道公派留英的一批，回国后任教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与学生一道参加反饥饿游行，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坐过30天大牢，解放后被捧为进步人士并戴以相应桂冠。其出身穷苦，是当年那批留学生中最穷者。解放后调长春研究所。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他本人未发表任何反党言论，但在反右后期，看到研究所内一些知识分子，特别几个业务水平高的老知识份子，因为响应号召提了意见而被划为右派，戴上右派帽子，一下子由朋友变成敌人，认为很不公平，就站出来为那些右派分子打包不平。他不怕惹火烧身，以为自己是进步人士，出来主持公道，领导或许会给他一点面子，考虑他的意见，少戴几个老知识份子的右派帽子。怎知政治斗争你死我活，那有情面可言，研究所的领导翻脸不认人，立即摘下他的进步桂冠，并将右派帽子补戴在他的头上。因为右派帽子是现存的，口袋里多的是。
贾公来我单位后一直未发挥什么作用，说他什么都不会，领导曾要他翻译一本英文光学书，作为留英光机专家也翻得猫屁不通，因此贾公在群众的心目中似乎是个饭桶，既不能写（无理论知识）又不能做（无实际经验）。而他本性又很倔强，从戴右派帽子的那天起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他说平时未做过反党的事，鸣放时未向党进攻，他不够右派条件，是长春研究所硬搞上去的，要说右派也只是个“假”的。（“假”与“贾”同音，这就真假难分了。正如某单位一位姓左的人被打成右派，人们叫他左右派，左右难分一样。）
1962年上面来文件对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甄别平反。这时我单位已由室升级为所；所领导根据上面文件精神，决定取掉贾的右派帽子。贾当时编织在所属的光机工厂，厂长是一位长征老干部，找贾谈话，要求他只写个申请就可摘下右派帽子。而这位贾公竟拒绝写申请，声明自己不是右派，“是你们搞错了，我一直没有承认，因而没有必要写。”贾是湖南人，湖南人的那股刚正与傲骨之气、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之性，在他身上显露无遗。可是在领导眼里，却认为他是顽固不化的，其顽固程度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所领导碰到这样的顽石也显得束手无策。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所长求贤若渴，看到这样一位老专家长年埋没深为可惜，为了早日摘掉他的帽子，发挥作用，老所长在所的干部会上，提出由工厂长征干部厂长替贾右派代写脱帽申请的建议。当然这建议立即遭到全所干部的反对。这事以后被掀出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造反派造老所长的反的一颗重型炮弹。
我与贾公素不认识，1960年我们一起下放到莫山农场劳动改造，同吃同住又同劳动，因而逐渐接近熟悉起来。贾的家乡在湖南常德，与我的老家益阳相邻。我们是同乡，现在又成为劳改路上的同路人，劳动之余拉些家常，他就断断续续地向我吐露一些真情。他介绍在英国留学和在国民党时期坐牢的事，反驳来所后对他的指责。他说有人说他无真本事，其实只要看看我所工厂的光学车间，主要由他爱人搞起来的，车间的技术工人是在他爱人亲手教范下学会操作的。他爱人原是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她的本事是他教育培养出来的。如果说他爱人是他的徒子，则车间的光机人员就是他的徒孙了。说他不懂理论，不懂外文，这是不攻自破的，只要找查以前他写过和翻译过的东西就行了。他说：“他们强迫我做右派，我当然就不替他们做事，会装不会，懂装不懂。”他是以沉默和装傻表达他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的。
对贾公以前的本事我未考察过，但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使我看出，贾的文学修养是颇高的。在文革中，有段时间曾括起一股翻案风。已近80高龄的贾公不知怎的在此风的吹拂下竟也活跃起来，也可能感到自己的来日不长了，以后没有机会了，于是趁此机会向上面写了一份数千字的申诉信，信落到“四人帮”们的手中，很快反馈回所里，所里当时掌权的造反派便又多了一份反面教材。在反右倾翻案风阶段，造反派将贾的申诉信打印成材发给革命群众人手一份，作为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随时伺机反扑搞翻案活动的典型材料，供广大群众批判。于是我有心读到贾的大作，发现全篇申诉写得有理有据，结构严谨，可谓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贾公活到80高龄，到文革后期以老右派的身分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见马克思去了。四人帮倒台后，也对他的亡灵作了平反昭雪。
4。9人亡家破
物质越来越紧张，生活必需品粮油肉蛋及豆类等，和日常必用品煤炭肥皂火柴等都凭票计划供应，既使凭票供应也经常难以买到，一天得花几个小时去排队，特别肉食平时需凌晨2～3点去，排到8点多才买到，去晚了肉食柜台就空荡荡的了。市内供应的米均为陈米，内含带有黄曲毒霉素的大量黄米。一些开始不要票的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如蔬菜也得去排长队抢购，这类东西政府不便发票，后来就改由居委会发卡。我们小洪山这个家，因我下去劳动就只有一切靠我爱人独撑着，她身边虽有岳母陪伴，但她是位60余高龄的小脚老人，外面帮不得一点忙。爱人白天上班，晚上经常加班，买东西只能在业余时间，当听到来了货的消息，轮到她赶去时已抢购一空，往往空手而归。按票供应的食物显然不够吃，而购到的一点点自己又舍不得吃，首先得留给小女吃，小女不能过于缺乏营养，否则将影响正常发育。而我们小女实际因营养不足经常闹病，西医吃药打针有时无效，请中医开的药方，到药店里总是配不齐，一些极普通的药如党参红枣都缺味。爱人为这个家，每日急得心发慌，忙得脸发白，她们的日子艰苦难熬。
我在磨山农场的生活条件就好得多，在开始几个月内农场未办食堂，全部人员在植物园搭伙。植物园地盘大工人多，他们利用林间空地开荒种粮种菜，利用收获的粮菜养鸡喂猪，所以食堂办得很好。吃饭不定量，只要每月交足定量粮票后可放开肚皮吃，每天保证有一餐晕菜。这与当时小洪山地区连蔬菜都抢购的情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后来我们农场自办伙食，质量比植物园更好，因为我们种的粮菜喂的鸡猪更多。所以我虽下放劳动改造，精神上不愉快，但生活上却过得很充实。如果说在单位挨批斗对我来说是一种“祸”，但下放到农场享受菜足饭饱的生活则就“因祸得福”了。
爱人的体质原本不好。据岳母说，她出生不到一岁岳父病故，在岳父生病期间，岳母的心力主要放到对岳父的护理上去了，而忽视了对她的照看，因此她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自幼体弱多病。在这次运动中，由于我的问题她也受到打击；她精神上的刺激不亚于我。为了扭转在运动中领导对她所下的思想落后立场不稳的坏印象，在领导面前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进步形象，她不得不更加拼命工作，忘我劳动。值此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吃不饱又吃得差，消耗的大大超过需要补充的，虚弱之身怎经得住长时间的困境折磨！她的身体已被工作和生活折磨得憔悴不堪了。每次回家我见到她的脸色是灰黄的，在呆滞无神的眼下一带浅蓝色的圈，一幅极度疲惫的面容。想到在我被烧的时候，她没有把我往火里推，而是用她自己的身体为我遮挡烈焰，现在她也被烧得焦头烂额了，我的心很不安。为了度过难关，求得生存，今后我们唯有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我有心分担家务负担，减轻她的磨难，但因假日太少，每2周只休息一天。当年从磨山至小洪山没有汽车，我周六晚饭后离开农场，约晚8时走到家。利用周日一天的时间帮助排队买些难购的计划物质，晚饭后又得赶回农场。为了从物质上对小家庭有所支援，我在离休假的前几天，从农场食堂供应的荤菜里，将肉片单独挟出来，用一个干净瓶子装着，休假时带回家。用这种每两周带一小瓶熟肉的办法对于她们困难物质生活的解决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能给爱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在里面受饥外面受欺的情况下，精神上的安慰是我们小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支柱了。
大约劳动半年以后，舜的艳姐因流产来武汉休息。1960年5月16日我周末回来，像往常一样，晚饭以后约9时我们便上床了。在这晚的性生活中，我感到她的举动异常，接吻的时间和力度都超过平常，好像是在初吻，滋味无穷，久久不想松口。平时完事以后我们很快就睡着了，但这次她又将我紧紧抱住，显得格外亲热和温存，久久不想松手。当我们的脸相贴时，我突然触到她眼窝内冒出的热泪，我不知她今晚为何哭泣，只是轻轻擦去了她的眼泪。因身心疲倦，我很快就入睡了。但我没有料到这是她在暗暗地向我作永久诀别！难道她有预感吗？真像杂志上介绍的在她的脑垂体中能释放一种类似“丧钟”的死亡激素，预感到即将与世长辞，因而在最后一次的人生爱恋中出现与亲人依恋难舍的格外强烈的激情！我无法解释那夜异常的真正原因，但对她死前异常举动的感觉却是千真万确的，虽然这种感觉是事后回忆起来的。
礼拜天晚饭后我回农场去了。星期4下午突然接到艳姐来信，说舜妹染病数日，日趋严重，急盼我回去陪伴求医。我执信请示农场领导请假，领导认为单凭个人信件依据不足，我只得作罢。晚饭后我正在清扫猪圈，农场领导突然来找，说单位来电话要我赶快回去，爱人在医院病危。我即马不停蹄，约晚9时赶到家，见岳母正抱着小女在房内团团转，显得十分焦急和紧张。岳母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单位派人送来的，我一见原来是医院下达的死亡通知单，上写“急性坏死型肝炎……”。这消息真如五雷轰顶，我隐约感到又将大祸临头。我以小跑速度奔到医院住院部，在隔离室内见到躺在病床上的妻，她的瞳孔已经放大，不省人事了。通过与艳姐交谈，我了解到妻得病的经过。星期日傍晚我走后，她晚上又去办公室整理材料，至晚10时许感到头昏体软，无力回家，只好临时借宿在附近一岳姓女同事家。第二天早起似乎感到好过些，想排队买点小菜，不幸在队伍中晕倒，几位熟同事扶回家。休息数小时后艳姐陪她到科学院医务室，医生未作认真检查，只开了一般的感冒药。拖了一天以后，病未好转，艳姐又陪她去医务室，医生未检查出她的病因，仍认为是感冒。当天下午艳姐到她工作的计划科，请求领导打电话叫她爱人回来，或者科里抽人送她到医院。领导的答复是，目前单位正在开展“三清”运动，她爱人属下放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请假，而科里今天抽不出人来。这样一直拖到今天（星期四）上午，单位派来一位同志，顾了一辆三轮车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出是肝炎，说是送来得太迟了，安排在隔离室打吊针。大约3小时后，病情恶化，她开始感到肝部疼痛，约半小时后，疼痛难忍，出现挣扎叫喊。护士只好停止输液，后来挣扎越来越厉害，喊声越来越惨烈，不断地叫“妈妈，我痛呀，黎哥，快来呀！”声嘶力竭；呼天抢地。喊叫声惊动整个住院部，惊动邻近好多病人围观，发出同情的叹息声。到最激烈挣扎阶段，护士和艳姐两人都按她不住，护士用床单绑着她的四肢，最后她还是挣脱捆绑的床单，摆掉两人的按压，从床上滚落到地上，几个翻滚几声惨叫之后便不动了。
后来值班医生告诉我，她的精力已经衰竭，现在正在用药挽救，如能醒过来，则有好转希望，如不能则就不行了，除非出现奇迹。并强调这种肝炎病是因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引起，调养得当，治疗及时，是可以痊愈的，只可惜我们送来太迟了。
我守在她的身边，看着她虽双眼紧闭，但呼吸还是均匀的，心想她决不会就此舍我而去的，奇迹一定会出现的，她一定会醒过来的。醒来以后，我有好多话要说，我要当面描述她这次发病的丑态……。我守了大约3小时，这时艳姐因夜深人困已靠在另一空床边打盹。我忽然看到她的呼吸出现不均匀现象，在连续呼吸若干次后就出现一次像打呼噜一样的鼾声，后来鼾声的间隔越来越短，我感到异常，即刻叫醒值班医生。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将强心针直接打入心脏部位，再在心脏上方按压作人工呼吸，几次按压之后不仅没有使她回过气来，反将原来肺内的不多余气全部挤压待尽，她已经完全气绝身亡了。这时是5月21日凌晨1点15分，她享年只有23岁。
数分钟后一位彪形护士拿来一付手抬担架，那个年代在这种省一级的大医院里，手推车式的担架都没有。大个护士令我用舜病卧的床单将尸体抬到担架上，抽出床单后，指挥我抬着担架后头，她抬前头，将尸体运到太平间。然后我和艳姐收拾从舜身上脱下的几件衣物，一面走一面哭，回到家里大约凌晨3点，岳母闻讯后伤心哭泣达旦。
第二天单位开出一辆小面包车，先到汉阳归元寺火葬场接一位和尚并带一付活动木板棺材，再到医院，我找到那位令我抬尸的大个护士，她却只将太平间的门钥匙给我。我打开门这才看清楚在黑洞洞的太平间内，舜的尸体横躺在一个水泥墩上，她的面部因过度痛苦和伤心而扭曲变形了，脸色暗黄，腮边一带黑斑。和尚将尸体装入活动棺材，汽车直开火葬场。
在60年代，火葬不甚普及。归元寺火葬场由归元寺管理，工作人员都是出家的和尚。火葬设备简陋；火烧方式十分之土。在一个小土丘四周辐射状地建立几个拱形平洞，宽约1米，进深约2米，底部开一小沟，靠平洞里墙堆放一大堆木柴。和尚将尸体从棺材内倒出，脚踩尸体腹部，将伸直的两腿扳弯，然后移至洞内，使其如佛盘坐在木柴上。正待浇油点火锁洞之际，单位行管处一位叫黑皮的同志，看到尸身上穿着一件红色毛线衣，烧掉太可惜。当时正值严重困难时期，棉麻严格限量供应，毛线不但价高且有钱也难买到，他提议脱下。我去央求和尚帮忙，他怨我提得太迟，说尸体已安好，不宜再动，拒绝去脱，但他却带着激将法的口气说：“要脱你就自己动手吧！”于是我自告奋勇，也不知我的胆怎么那么大。我向洞门走去，在进洞之前能看清洞内，灰色的水泥洞壁，灰色水泥地下平直的沟，成堆的黄色木柴，木柴堆上摆着双眼紧闭永远不能活动了的舜尸。但当我一跨过洞门，我的身子一下就几乎挡住了全部光线，洞突然变得漆黑，我什么都看不清了，仿佛由“阳间”突然走进了“阴间”，感到一阵阴森可怖的寒气袭来，使我全身发麻。我只好镇静片刻，待瞳孔放大后才敢向洞里迈开脚步，走到舜尸旁，开始脱她的毛线衣。两手拉着毛线衣下摆向上翻，脱至胸部时需将她两手抬高，这才发现尸体僵硬冰凉，我只好使劲先将毛线衣从僵直的头部翻出，然后再分别从左右手脱下。完后发现尸身弄歪了，头发弄散乱了，我再将尸体扶正，用手指将乱发梳齐。和尚见我脱完后，随即在木柴上浇煤油，点火，当着我们的面将铁门关好上锁。
第二天我骑着单位的自行车到归元寺去取骨灰，和尚将洞门打开，但见地上白灰一片，昨天还是一个血肉之躯，今天就成了一堆灰末，见到灰末，我才真正意识到她真的走了，我真的失去了一位患难与共的知己！心里立即涌出一股难言的悲痛，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和尚见我站在骨灰前久久失声哭泣，走过来递给我一个竹筛，要我学着旁人的样子筛。人被焚化后的骨灰与木柴灰混在一起，人的骨灰是一小片一小片，木柴灰都是灰末。我将筛出的骨灰装在一个布袋里，取回后暂时挂在门外屋檐下，准备再买个瓷坛作骨灰盒。不料第二天清早起来，见几位邻居妇女愁眉苦脸，在我阶前絮絮叨叨，原来她们在埋怨我不该将骨灰袋挂在门外，使她们看了害怕。有位妇女还有声有色地描述晚上听见活鬼的情景，说半夜醒来，听到阶前女鬼悲痛的哭泣声，徘徊的脚步声，活神活现，吓得她一夜未睡。
悠悠天地，人们都像潮起潮落的过客，赤裸裸地来到这世界，在地球上消耗一堆物质，造成一块污染。虽然有的人行善做好，留给后人一个好印象；有的人作恶使坏，丢下一个坏名声。但所有好人、坏人都将赤手空拳地离开这个世界，无贵无贱，同为骨灰。舜来到华夏大地，在新中国的世界里只拖过了童年、少年和青春伊始的年华，虽然她在地球上消耗的物质造成的污染并不多，但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政治思想落后阶级立场不稳的坏名声。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衡量人的标准，在极左年代，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是高于一切的标准。舜在这方面出问题是与她的初衷完全相悖的。她一进入新社会就立志做一个思想进步的人，入党是她的最高追求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虽然这次运动使她也背了黑锅，但她仍认为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名声是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挽回的。她不但劝我不要因一次挫折而垂头丧气，而她自己更是充满信心，更加勤勉发奋，甚至到了不顾自己生命的忘我程度。但她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即使你烛燃成灰，蚕吐丝尽也无法挽回那个名声的。年代不变，你就永世不得翻身。舜没有等到翻身的这一天而过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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