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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脚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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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在斗争地富的会上，土改干部了解到我是青年团员要我作记录，我义不容辞。镇上斗得最狠的是夏家父子，斗争会开始前，抄了地主的家，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墙缝屋角敲砖掀瓦，只搜出一些钱物，但始终找不到地契。地契是地主剥削农民的法律依据。打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如果没有把地契搜出来销毁，贫下中农还是不放心，所以抄查和逼迫地主分子交出地契是斗争地主的一项主要内容。每次逼问夏家父子，他们总是支支吾吾亨亨唧唧，贫下中农令他们跪砖头磕响头，打耳光揪头发。老地主夏老头子逼得乱了方寸，竟乱指瞎说一通。一个贫下中农发问：“你的地契埋在那里？”老地主低头不语，这位贫下中农走过去掴他一耳光，接着问：“地契到底埋在那里，今天不交出来，别想活着回去！”老地主哎哟一声，便结结巴巴：“埋，埋在后园，东…东边墙角。”贫下中农根据他的指说，找到那个墙脚，掘地三尺却一无所获。贫下中农怒极，先用棍棒打他的两腿，后用带刺的树枝抽他的全身，打得老地主呼爹叫娘，满地翻滚。夏老头成为顽固狡猾地主的典型。第二天又押他去另一村庄批斗，发现他的腿被打成骨折，不能站立，只好改用水运。贫下中农反绑老地主双手，用箩框抬到小船上，离岸不远，不防他乘机往湖水里扎，幸好捆绑双手的绳子由一年轻贫下中农牵着，才很快捞上来没淹死。老地主被斗得痛不欲生，生不如死，而求死不成。
对于地主的斗争是激烈的和残酷的，正如主席说的，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对于地主罪行的判定主要由村里的贫下中农协会根据“土改法”等文件决定，不像现在判刑要通过法院审理，被告可以请辩护律师。夏是个大地主，但他没有血债，照理不应判死刑，但贫下中农坚持要杀。个别贫下中农有后顾之忧，现在将老地主夏老头打得死去活来，万一将来变天怎么办！为了防止报复，故坚决要求消灭老地主的儿子。夏最后定为恶霸地主被枪杀，老头子不久亦因伤口溃烂恶化而去世。夏的长子与我同学，土改开始前离家出走，并通过关系参加解放军。他想以子之功续父剥削之罪。在进入湘西剿匪中，作战英勇，冲杀在前，荣立三等功。他知其父挨斗，将立功通知书寄我，请转交他家。我交给他三十多岁刚新寡的母亲，她痛心疾首，欲哭无泪。未出半年，夏同学终因出身问题转业，安排在县城商业系统工作。
我家的房东陈满少爷被划为地主兼工商业。他家虽为地主，有田有屋，但平时生活十分节约。家里顾了一位长工，全家6口连长工在内共用一条毛巾洗脸。陈的老头子经常埋怨别人，洗脸后未将毛巾搓干净，以致他洗时脏兮兮的，又滑腻又有味。斗争会上主要斗陈满少爷，老头子躯微体弱，还没揪斗就给吓死了。贫下中农对陈打骂相加，逼他交出地契后还追逼钱财，逼得无法，他只好答应去借，“向谁借？”贫下中农追问，“到租我屋的王家去借。”那天贫下中农押着陈到我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向我父亲低声下气：“王爹，请借几担谷给我，我家的谷被他们抄走了…，”话音刚落，一位贫下中农走过去用拇指顶着他的鼻尖质问：“‘他们’指谁？什么叫‘抄走’！你剥削了我们贫下中农的血汗，我们现在向你追还血债，你这是还债，‘抄’字是你讲的吗！”陈向这位贫下中农低头认罪后，接着哀求：“王爹，我把家里的谷都还给了贫下中农，但不够，我没有办法拿出来了，只好向您王爹借。我们都是多年的老邻舍，请王爹一定行行好，暂借几担谷给我。借的谷以后可以用你们租住的房子作抵押。”父亲开始推托，经不住他死皮赖脸，哭声哀求，犹豫不决起来。我感此事不妙，就走到陈面前打了他一耳光，厉声骂道：“你这地主分子，平时剥削人民，作威作福，现在装出可怜相，谁有谷借你，快滚！”贫下中农见此，只得将陈押走。事后一些熟人告诉我父，幸亏未借谷给陈，若借了，贫下中农会怀疑我家窝藏了地主家的谷物钱财等赃物，那时追问起来就说不清了。
3．9《天地人和》四头目
八字哨这地方虽属益阳县管辖，但地处益阳、沅江和湘阴三县交界，镇子虽小社会环境却十分复杂，是土匪的一个窝点。小镇内窝有黑帮组织“圈子”中的“天地人和”4个头目。这几人家庭并不殷实，但平时游手好闲，打牌赌博，嫖娼宿妓，坏事都干却不务正业，而总想穿好吃好，出人头地。因此被当地民众视为地痞流氓。他们平日的吃喝穿戴，均用赊欠抢占，手到拈来。进入店里看到好货就拿，出门时顺便说句“现在没钱，先赊账”。以后见到好的照拿照赊，但从未还过账。镇上店家都知道他们底细，在拿走货后只记个账，以后也不去要，其实也不敢去，谁也不想得罪这些地头蛇。我家当时在镇上开书纸店，父亲外出作纸屋，店铺主要由母亲经理。母亲出身农村，未拿过书本，除认识钞票外，其他一字不识，没有文化也不谙商人的那套人情世故，感到自己铺面小资金少，平日自家省吃节用，怎舍得他们经常敲诈勒索！故当拿走货后未见还账时，就拒绝再赊，并且打发我们兄妹隔三忿五去追一次账，其实账追不回，更惹怒了他们。
在益阳临近解放前夕，国民党的地方政府都树倒猢孙散了，地方上形成无人管的真空地带，于是隐藏在暗地里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蛰居在八字哨的这些圈子头目尤为猖獗。他们组织人马对与八字哨接壤的邻县几个小镇大户大肆打家劫舍。八字哨是他们的窝，故暂时未动。但镇上各家各户无不吓得魂飞胆裂，担心总有一天会灾难临头。
有晚深夜，突然听到几声巨响，我们惊醒后以为土匪来了，父亲命我和哥哥潜出屋外，藏于一破棚后的堤坡下，他们自己带着弟妹看家。我兄弟俩互相依偎，惊疑不定，挨至天明，幸喜无事。
第二天解放了，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知道土匪抢劫的日子不复再有了。不久开展镇反运动，政府将镇上“圈子”中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天、地”号头目抓走了。接着进行土改，“圈子”中“人、和”号头目也被逮捕并与地主一起挨斗。其最小头目“和牌”，年纪最轻，但在镇上做的坏事最多，人人无不切齿。在逼问罪行时，他交待多次参与的抢劫，其中谈及某月某日即解放前夕准备最后抢劫八字哨镇的未遂活动。按计划由他组织，但因本镇熟人多，故作幕后指挥，他事先用粉笔在被劫人门口作标记，“做什么样的标记？”有人发问。“用粉笔在门口画圆圈，画一个表示只抢钱物，画两个除抢钱物外，还要打人。”小头目回答。接着又有人问：“在哪些人家画了两个圆圈？”“有张老板家，胡胖子家，……还有王纸匠家。”我正在作审问记录，听到有我家的名字，惊得执笔的手颤抖不停。当时我想，张老板胡胖子是镇上最大的南货店和绸布庄，自家的铺面还顾有店员；我家是个小摊售，门面住房都是租人家的，为什么要把我家作为重点抢劫对象？镇静片刻后我站起来追问。这头目就提到我妈平时拒绝他到小店拿东西，勉强拿了后又多次逼账，使他难堪，他决心在这次抢劫中让他同伙狠整一下我妈。最后他说：“只可惜那晚正准备行动之际，突然听到不远处几声巨响，像枪声，又像炮轰，以为解放军来了，就放弃了那次打劫行动。后来打听那不是枪炮声，是附近一农家搞迷信，放铳驱鬼时发出的铳声”。
土改结束时，镇上的“人、和”号土匪头目被镇压了，人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大约10多年后我回家探亲，听父亲谈起“圈子”中“天、地”号土匪头目的事，说：“他们自解放初抓去以后，我们以为都死了，因为他们下面的‘人、和’号两个头目都枪毙了，他们是‘天、地’号大头目，罪行更大，更应枪毙。结果出人意料，他们只是被‘充军’到新疆劳改，劳改期满后仍留在劳改农场工作，都掌握了一门技术。去年两人同回家乡探亲，人完全变样了，以前黄皮刮瘦，现在结实硬朗，对人也和气礼貌。‘天’字号头目的元配已改嫁，他的小老婆自他抓走后生活无着落，自己又好吃懒做，所以至今还在镇上过着独身游民生活，‘地’字号头目的老婆一直在家守着。去年正是国家严重经济困难时期，这两家女人正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际，她们的老公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些钱，所以都欢天喜地跟着去新疆过好日子去了。”父亲停顿片刻，接着用宿命论的观点总结似地说：“同样的一次劫难，罪行大的在劫逃脱，而罪行小的反而在劫难逃，所以只能归结于‘死生有命’，‘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3．10服从分配
解放前有些学校每期招一次生，我们属于冬季毕业的学生。高中三年一期，正值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年，学校决定我班提前半年毕业，参加1952年的统考。考区设在长沙，我们各人带了行李由教师带队乘船至长沙，集体借住在原长沙长郡中学，考场在原湘雅医学院。考完以后要填志愿。高中毕业的学生像一张空白稿纸，填写高考志愿就像在空白稿纸上立项写题目，以后这一辈子就得按照这题目做文章。所以大家进行了认真思考，互相提意见。同学们建议我填建筑系，因我在学校办黑板报学会了写美术字和绘图案画，而建筑设计是需要美术基础的。中文里建筑这个词既表示建筑艺术，也可表示房子本身，还表示建筑施工，很含混，作为没有社会经验的中学生更是模糊不清。我在招生简章上看到，清华大学有个建筑系，另土木系内亦有个建筑，我以为都是一个建筑，便糊里糊涂地填了土木系的建筑。
解放以后，国家准备大搞建设，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很多高校大量招生。然而由于国家连年处于动乱和变革时期，应届毕业的中学生少，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回忆起来，从读初中开始，班上同学总是越来越少。解放前，国民党撤退时招去一批加入国民党青年军跑到台湾去了；解放初参加军大革大去了一些；土改前招去一批作土改干部。高中期间逢上土改，一些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学失去学习机会；1950年抗美援朝，学校号召参加志愿军，这是离校最多的一次。因此到毕业时班上同学已寥寥无几。信义高中是当年益阳地区的唯一一所普通高中，这个唯一一所高中只有唯一一个毕业班，其中应届毕业生仅30来人。我校于此，全国其他学校亦类似。为了弥补不足，政府还动员在职干部参加高考。应届毕业生的成绩只要稍微好点就可取上名牌大学。录取名单登在人民日报上，我班只1位成绩特差者未录取，余皆榜上有名，6名学生考上清华大学。去年统考时镇上2同学落榜，我是镇上解放后第1个被高校录取的学生。
我们考入清华大学的6同学相邀同路进京。在入学通知书上写明，对于距离较远而又家庭困难的同学，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到当地教育部门领取部分旅费补贴。我们到长沙找到省教育厅，教育厅发给各人约5万元（旧币）路费。到校后才知道这次学校共招收新生几千名。另外1952年抗美援朝结束，大批志愿军回国，其中有中学文化程度者转入学校深造，安排在北京两所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他们已先在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学功课补习。
因国家建设需要，各高校除个别文理科专业外，本该1954年毕业的本科生都提前一年毕业，这样1954年就没有毕业生了。为了填补空百，高校当局决定从1952年考入的本科生中抽调部分学生学习二年，即办专修科。土木系除办专修科外，还要新增一些专业，学生原来报的专业无效，要重新填，为此又对新生进行了一次成绩摸底考试。另外当时北京又新建了几所大学，如北京石油学院等，因刚成立来不及招生，其学生来源要从已录取在学校的新生中分配。在系里重新填志愿前，采取自愿报名方式分配一批去新建的大学。一些同学认为新成立的大学学习条件及环境不如清华大学优越，我受此影响也没有报名。留下的同学可以填5个志愿。当时土木系内只结构专业无专科，其余既有本科又有专科，且多数专业专科班的数量多于本科班，例如测量专业，将设三个专科班，只一个本科班。学校当局号召学生填专科，毕业后可光荣地参加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强调专科毕业的待遇与本科一样。但很多同学都热中于本科，好不容易考上名牌大学，谁不想多学几年。因此在填专业志愿时，土木系的同学多将结构填在首位。与我一起考入同系的信中刘同学，我俩填的第一为结构，第二为房建，……，5个志愿都填得完全一样，都是本科，没有测量专业。当时的印象似乎是测量专业最辛苦，测量专科班被看作土木系内最差劲的班。在填表态栏时，各填各的。在我们那个年代，都很纯洁地把“服从祖国的需要”看成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自己是团员，因此我就毫不犹豫地写上“服从分配”。填完以后我看到刘同学填的“请尽量照顾我的第一志愿”。当时我想，学校领导再三强调，填写的志愿仅供参考，最后分配将根据情况由领导决定，祖国的需要就是志愿。刘同学明确要求照顾第一志愿，表明他有个人主义。刘出身地主，本来出身就不好，再给领导一个个人主义印象，这样不但不会照顾，可能还会把他分到一个专业差的班，如测量专科班去。在公布名单时完全出于我的想象，他分在结构本科班，真的照顾了他的第一志愿，虽然我俩的成绩不相上下，而他出身和政治条件都没有我好（他非团员），但我分在未填入的测量专科班。在分专业分班结束后，学校领导在对这一工作总结的讲话中，谈到除18位同学未照顾任何志愿外，绝大多数同学都照顾了。我便是那18人中之一。
我们信义的黄同学与我分在同一个班，他在最后一个专业志愿中填了测量本科，没有测量专科，黄也是青年团员，在表态栏内也填了服从分配，他算是照顾了志愿的同学。黄在中学时每学期成绩均为班上第一名，估计在这次新生成绩摸底考试中也是本班分数最高者，因此在新组成的测专班上指定他为临时班长。他在测专班学习一年后，又选拔留苏预备班，学习一年俄文后终因出身地主的家庭成分问题而未去苏。然后再回到土木系房建本科班，因一年以后清华大学已不设专科班了，土木系内也取消了测量专业。黄同学毕业后分在北京城建设计院，文革中被下放到内蒙而去世，深为可惜。
当时班上还有一位姓周的湖南老乡，他在最后一个专业志愿中填了测量专科，长沙人，原为小学教员，属于在职干部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学生。周同学患有梅毒，诊病过程中被学校医务室发现，校方令其退学。在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周收到退学通知。他不想退学，感到自己年岁较大，想学门专业早点参加工作算了。他邀了我这位同乡一起到校务室向钱校务长求情，提出一面学习一面治病的请求。校务长说此病传染，为防止传染他人，希望回家治疗，治好以后还可以再来。周只好回长沙治病去了。一年多以后，我们专科班毕业考试结束正等待分配走上工作岗位之际，突然周来找我，告知我他的病已治好，现分在土木系给水本科班。
3．11先进集体
举办专修科在清华大学是第一次，全国也是首次。学校曾强调，专科培养的目标与本科一样，都是工程师，当时的安排似乎是要用两年的时间学完近乎本科的全部课程。因此，学校颇重视专科班的教学质量，讲课的老师指定为副教授以上，好几种课本科专科同堂听。学完一年以后，在第二学年开学的第一堂课上教研室主任告知我们，前不久全国开高教会议，认为专修科两年时间内不可能学完本科4年的课程，学生负担太重，接受不了。故决定减少课程，降低标准，培养的目标改为高等技术员。
开学不久，班上正式选班长，由系里提名，通过选举选出杨同学为班长。杨思想进步（党员），成绩优秀，是一位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同学。在杨班长的领导下我班处处表现出色。虽专业不好，除有原因调班的外，留下来的同学无一闹专业情绪，而且认真学习，取得良好成绩，很多同学还参加了学校集体活动。特别是班上的政治工作做得突出，团组织除了定期召集团员过组织生活，参加各项活动外，团支部宣传委员还提出写公共日记。用一本日记本各团员依次轮流写，内容包括思想活动，政治学习心得体会，批评建议等，以便掌握思想，教育团员在班上起模范带头作用。杨班长善于领导又善于表达，因而本班被评为学校的第一个先进集体。公布评选结果那天，蒋校长在全校讲话，宣布以后学校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个先进集体，先进集体的名字将刻在大礼堂的石柱上，作为全校同学学习的永久性榜样。作为学校的第一个先进集体，我班曾受到捷克“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的作者伏契克的夫人的接见，赠伏契克像合影留念。
我们3个测量专科班，每班约40人。对于测量工作的辛苦，我这个来自农村小镇的学生是无认识的。只想到能学到一门专业，早点工作，既可投入祖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又可在经济上支援家里，因此虽对专业不满意，但仍安心学习。而一些同学知此专业之不妙，找些借口，如身患关节炎、胃病等，转专业或转校，到后来三个班的同学只剩两个班，当然这其中包括选拔留苏去了一批。
在第一学年快结束时，我突然看到学校布告栏内公布一批留苏预选同学的名单，上面有我。在我们信义中学同学中，除前面提到的黄同学外，还有水利系专科班的艾同学。艾中学成绩比我略差，但他出身贫农。解放前从农村出来读书的学生绝大多数为地主富农子弟，艾是我班家庭成分最好的一位。解放后贫农在农村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贫农的子弟在学校自然也是依靠和培养的对象，因此在高中期间艾一直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学校这次公布的预选留苏同学均是从专科班中选拔。在体检中其他几方面我都合格，但在检查色盲这一项时却将我难住了。在高考时色盲检查是在一个盒子里混放几种不同颜色的毛线，检查人员取出毛线能分辨出其颜色就算过关了。这次是用色谱图，我在最后几项路线辨别中几次均未通过。
在校学生全部是公费，一切由政府全包。学杂费全免，公费医疗，吃饭不要钱，每月生活费12万元（旧币）。校方将其中11万元划归伙食费，剩下1万元在第一学期时发给同学零用，后来改作班费。当年每月11万元的伙食标准是颇不错的，早餐有包子豆浆，中晚餐有鱼有肉，量多味美。记得第一学年暑期到洛阳生产实习，生活上照顾很好，吃小灶。实习结束时学校还将生产实习的部分收入发给学生，每个同学分到约20万元。对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还可申请生活补助。我离家时只带了原在高中时的那套行装，对于北方冬季显然是不够的。申请困难补助，我买了棉帽、棉手套及球鞋。冬天寝室里有暖气，不觉得冷，外出的时候采用快速行走的方式。严寒天气在教室里听课时就专拣靠近暖气管的位置坐，为不使脚受冻，踩在暖气管上。
学习期间我参加了学校的美工组，为系里办了几次黑板报，另外还参加了长跑训练，是学校的长跑队员之一。每周练一次5千米的长跑，跑的路线经常超出学校范围，有时远达圆明园遗址。长跑训练中我获得一点体会，开始轻松自如，跑一阵后呼吸困难，到严重时鼻和嘴都用上尚不够，身体极度疲劳，很想停下来休息，但如果再坚持，发现呼吸困难及疲劳程度并未继续大增，表明身体已适应困难局面。50年代初国家已颇重视体育锻炼，曾在学校实行劳卫制，公布几项锻炼标准，达标者可获劳卫制奖章。耐力方面本人是长跑队员，自然合格，爬绳、俯卧撑、引体向上等都合格，唯独短跑不行，体育委员提议用游泳代替，测此项目在学校游泳馆由体育老师监督。我虽喜游泳，但未正式训练过，只会狗爬式，又不会跳水。老师口哨一吹，一排同学纵跳如蛙，而我先脚后头直插水中，一开始便落后一大截，虽拼命爬泳，一程游完，但却是倒数第一。后又改用跳绳代替，终于通过此一考核速度的项目，荣获一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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