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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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常常被人抱怨反复无常，不过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就变幻不定，而是因为现实常
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使人有着不断变化的认识和心绪。对此的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努
力的思考以切实地认识现实。
　　　　那么这些现实总而言之又是什么呢？在当前世纪结束之际，形势的发展已使世界商
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所在。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
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
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多数国
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
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的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
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
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
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
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
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
了斗争手段。
　　　　在欧洲和美洲区域内，总体而言，领土占有状况已经定形并有所保证，而且任何可
能的疆界变化都不会明显改变全球商业态势。澳洲大陆也已被占据，其周围海中岛屿的
政治归属也被文明国家间的安排所确定。非洲大陆除了极少的例外地区也处于同样的状
况之中，该大陆的商业关系由业已在那儿有着稳固且不受挑战的权利的国家所操纵。不
过，在商业上，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非洲无足轻重。
　　　　因此，现在只剩下亚洲了。前文已经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亚洲的形势，对包含
在不同的结论中的讨论结果应在此作一总结，以便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考察，尤其是围
绕着美国政策的考察。如前所述，亚洲地区目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从而容易受到外来
影响而深刻改变；在地理上，它大体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在这条六百英里宽的地
带中，有着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包括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
分。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由于商
业控制所领先的军事力量的性质，这两个国家一个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
依托。同样已经指出的是，倚仗政治侵渗而不是与其相反的纯粹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
业控制的基本问题正左右着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对抗。在亚洲大陆范围内，就亚洲的问题
而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了俄国和英国身上。这两个国家分别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陆军和海军，他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另一个
则主张通过绝对地废止他国权利或取得超乎一般的特权来实行独占。
　　　　还曾提及的是，亚洲大陆之外的其他一些强国——包括美国的领土状况使它们就军
事力量而言属于海军国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义上是和英国站在一起的。
它们和英国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十分类似；而且，和英国一样，由于地理
上的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缺乏在中国内陆充分使用军事力量的
能力。这个缺点尽管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印证。不过和欧洲相比，美
国受到的影响小一点：因为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因为凭借对美国的防御
至关重要的海洋，我们更能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因为我们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也
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
们的防卫具有意义。不过，太平洋的和南非至英国问的距离一样长的宽度使我们不容易
在东亚进行军事行动，这必然促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离亚洲大陆很近，
但它有限的幅员、人口和财富必然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限。
　　　　由于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不能通过炫耀武力——虽
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
体现就在于商业及来自其中的种种好处上。借助于商业，我们可以希望道义和精神能得
以传播；而人一旦拥有这些，他就会看轻物质上的享乐，认定人不是仅为面包而生存，
而从这其中我们必定能看到亚洲复兴的希望。目前，除了俄国和与其结盟的法国，其他
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
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能从商业中获益，并通过互利互惠来影
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也表现为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海上强国依
靠这些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通过逐渐侵削或断然使用武力，将
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中国排挤出去，限制它们的贸易自由的企图。着眼于这种企图，前
文已对当前一般形势的军事和政治特征作了探讨，在此不再重提，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
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在笔者看来，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
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
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
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
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
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
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
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
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
有三十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扩张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好处只是使欧洲国家如今向中国施压的部分原因。
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及相互的影响不能一直被漠视，也不能因为围绕着不受干涉权利及所
谓的独立国家的自我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争论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相互影响过
程已经开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能够积极去做的就是引导这个过
程，并争取实现一种良好的环境以使两个文明能自由地发挥各自的影响，就如获取经济
利益的动机毫无阻碍地驱使人们一样。各国已坚持要求中国给予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
讳言中国人必须和我们进行贸易，不过他们可以完全由适用于人类的获利动机来决定自
己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可以要求我们的思想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且中国人有着交流
思想的自由。当然这不是强迫他们去倾听甚至接受什么。对后一种要求找不出什么站得
住脚的反对意见，它和前一种贸易上的要求本无二致。如果我们得到的极大好处仅仅是
中国在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我们向其提供的物质好处而富有和强大；另
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在很大程度上驾驭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
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好处的运用又是让人无法把握的，而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意味着
极大的危险。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会使这些原则失
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有时即使未能很好遵循它们，我们也能获得收益；不过，在奉行
准则方面的过失无疑会使我们不能达至圆满。展望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忠于理
想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深远地发挥着效力，尽管还有不少东西有待它去实现。
　　　　看来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1。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
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2。坚持门户开放，而且是在超出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的更广泛的
意义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在商业上开放，也应对欧洲的思想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欧
洲教师开放，不过后者应是自愿来华者，而不是某国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
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实惠；而且对欧洲国家说来，中国变得
有序而强大而与此同时却又没有为在欧洲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
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理所当然是荒谬之极的，这和对
和平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完全相背离。在欧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科学
工作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
面的估计，关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的性质与程度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确实存在是
无可否认的。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基督教思想、教义和欧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
同等的进入中国的权利，而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也不应被当成将基督教排除于中
国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
他们由于这种行为已被其政府允许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同
意却不能促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洗耳恭听。在中国的贸易开放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凭借
压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压手段就是战争。商业借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开辟道路，而
思想，无论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论的自由而传播。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
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他们的
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
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
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能力上
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备；2。按照政治形势的
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我们应全神贯注地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就中国而言，最近在那儿发生
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促使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在现在
及将来都将继续执行业已体现在过去的行动中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现在首先
要做的不是设想一个什么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我们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
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依我的理解，对我国的现行
政策可做如下阐述：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利，同时将努力尊重中国的领土完
整以及独立选择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权利，我们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除非发生
了在国际范围内不可容忍的事情。
　　　　不过在阐明这个政策之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该政策和透过具体行动和基本趋
向而表露出来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这些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绝不能掉以
轻心，必须将其作为对我们的政策有所影响的因素而加以考虑。这种影响不是表现为使
我们的基本原则或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发生动摇；而是表现为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分歧做
好充分准备，并判断有哪些不太重要的对外问题不值得过于较真。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
毫无必要地过于投入是自我麻烦，由此而生的枝节只会妨碍我们或普遍人类的利益。
　　　　简而言之，我们并没有什么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
为争取中国的开放而付出应有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什么把握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能切实得
到尊重，除非我们不仅愿意发挥道义影响，而且在必要之时毫不犹豫地以物力反击任何
会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且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影响
是正义的，它是发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并尽可能地发扬光大自己的信
仰之权利的国家。不过，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
认识到我们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抵制任何超出合理限度之外的要求，我们考虑
的不是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世界的普遍利益，我们不可能毫不受损地和这种利益相分
离。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不过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
定它们，使其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他人普遍了解。我国政府最近向外国政府发送声
明就是本着这种精神。
　　　　我要告诉那些收到上述声明的国家，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
该乐于接受外来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将其融为已有，从而从其内部实现应
有的变革。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出现或获得新生；单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体现于个
体身上的优秀素质为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过程只有始于内部并且以其有固有的或
植入的活力为条件。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地吸收、消
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而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至少大致具备了这点。当然，外来压
力也确实迫使日本要进行变革，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压力的刺激。日本只是
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即使在已经和外部有了长期接触之后仍然继续反对吸纳那
些可以一扫其沉沉暮气的东西。目前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反动浪潮的目标就是切断与唯一
可能的活力源泉的联系，抗拒这种浪潮既合理又完全必要。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
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中国可以不必喝水，但它
至少应允许将水带入它的家门。即使美国袖手旁观，上述工作也要进行，只不过我们对
其没有尽一份力罢了。不过，我们能够无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
持么？何况，我们对于国家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使我们能够提供公正无私的支持，并且以
充分的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形势如此急迫，任务如此重大，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最谨小慎
微的人也会敢于相信我们是受上苍之委托。使命的神圣使我们不能草率从事，注意不到
时代的标识。鉴于相关可能性的众多，在计算各种方案的得失时应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
泛，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为了能在竞赛上应付自如，为了
能在关键之处充分展示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轻装前进；即使有所牺牲，也要抛弃任何
会白白分散我们的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目光集中一处，用拿破仑
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
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
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
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
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
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
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六百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
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
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
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所以，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一个中心而不
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此我们会发现身处几个强
国的利益争斗之中，这种争斗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会
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的正式同盟或明确反对某个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行动上
的自由推至极至，我们的言语常常有着这种倾向，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每
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有着限度，如果达到
了这个限度，而又必须进一步行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益
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才能成为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在与我们在东方
交汇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共同之处。
所以，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过不能误以为合作必然要求放弃存身于无时不在
的选择自由之中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动上的独立，而一个条约，
不管是关于结盟还是仲裁的，只要是无条件的，就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我们
为一无所知的未来立下保证。
　　　　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显示我们的力量，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
海上交通线上，尤其是在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关
国家进行合作和分工。在当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之中，没有哪一个海上国家有能力独自
制订并执行抵制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仅在几个关键地区抗衡俄国也会令任何一个国家
不堪重负。
　　　　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有二，一从欧洲，一从美洲；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
洋。然而，当前我国国内财富的分布状况及海外交通状况要求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
经中美洲地峡去远东的航道。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就经由尼加拉瓜或
巴拿马，就如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来说，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
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
威夷和菲律宾则有着相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不过，我们要保护这些地区不仅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还是由于对国际关
系以及我国对于现实或未来的责任的认识使我们要担起这份任务。这里我不是断言我们
有义务为那些足以照顾好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说，由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
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需要相互
支持，而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稳步增长，我们更
有能力以支持我们的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压倒优势地位的要求；而且在我们曾经
遭到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来自英国的默许。这究竟仅仅是我国外交的一个只给我
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胜利，还是一个使我们承担另外责任的机会？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
为英国的利益本身就和我们关连，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对于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未来
的责任使我们和英国必须相互支持。单单在东方达成协调并不够，我们双方还需共同维
护从各自海岸延伸而出伪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方的行动的效能才
不会因为对其持续如一必不可少的交通的削弱而下降。
　　　　为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同样也必须在大西洋这样做，不仅
为了防卫我国海岸，也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对于确保地峡运河被
用于增进我国的贸易及使我国海军能迅速进入太平洋意义重大。
　　　　简而言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
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总有必要加大我们的份量，也要看天平两端的相对状况。不
过，目前的这种状况表明，一支无足轻重的海军力量并不能使我们那增进我国在世界上
地位的设想得以实现，也不能免除我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具备的义务。在这个大
家庭中，各国时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且通过显示实力而
得以维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