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人在欧洲-第2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部来自那些出天竺葵的地方)鼓舞你为我们的现状骄傲、为我们的未来雀跃,然后
打个满足的饱嗝。
你真相信一旦摆脱了贫困艰苦,对美的漠视就自然会改变吗?恐怕没那么决。
这一年来,异乡这儿的街坊邻居明显地感觉到治安恶化的威胁,三天两头地听说左
边有边谁家谁家遭窃了。我们离家度假时,总预期着回来时家中可能巳被搬空;隔
壁老太太,更是惯常地在厨房台子上压张一百块钱,“这样,”她说,“小偷有点
收获,就可能不会因怒而破坏家具。”不安全感到这个程度,够强烈了吧?
为什么不装铁窗呢?你说。
对呀!我也正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装铁窗呢?
为了同样的不安全感,台北人不都已经决定住在铁窗里头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铁窗是那样一个外观丑陋、内在意义丑陋的东西,这里的人
连那个念头都不会有。或许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吧,我自己,宁可出外回来发现家中
面目全非,不愿意在房子上加上铁窗。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罢了。美,在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5
在海德堡一家小店里发现一种从没见过的香油,茉莉花油。沾上一点点,漫天
漫地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我愣愣地立在那里,眼泪就涌了上来。莫名其妙的,不
过是一点花香罢了?
可是茉莉花,和家是联在一起的。小的时候,街头巷尾,哪家没有几株茉莉,
在墙角,在夜晚,静悄悄地呼着香气?少女恋爱的时候,难免爱走最黑的巷子,因
为巷子里甚至没有月光,只有和巷子一样绵长的蠢动的茉莉花香,带着致命的魅力,
把人牵引到梦里去。
从此我再也不去别家买香水,再也不买别的香水。
不一定非天竺葵不可;我们原来有茉莉花,只是由于钻营忙碌,把花给甩了。
6
谈什么住宅文化——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茉莉花的意义?
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的仰望星斗。我们,从
黝黑的城市中冒出,也需要一个能够仰望星斗的地方,一点点脚的空间,心的空间。
遇见阿土的那一天
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园的草地上松手放走一个粉红色的气球,气球上系着一
张小纸片,写着两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岁半,住在德国克伦堡麦河街六号,收到气球请来信。”
十二月底,一个下雪的早上,胡须上沾着雪花的邮差送来一封信,给安安的信,
来自波兰。
邻居把波兰文译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飘来的气球。我今年三十六岁,名叫可兰波
斯基。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岁。波兰通货膨胀得厉害,这里什
么都贵,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我也失业了,今年冬天不知怎么过。我们住在华沙一
百公里外一个小村子里。收到信后请给我们一个回音。”
安安听完翻译,失望地说,“不是小孩!”兴致索然地走了。
邻居说,“怎么样?要给这什么斯基寄个包裹去吗?这信分明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摇摇头,觉得疲倦,“不了。于事无补。”
※ ※ ※ ※ ※
中午,雪变成了雨,挟着冷风,扑打在玻璃窗上,一片肃杀之气。
有人按铃。
门口站着个年轻人,德国人。衣裳穿得单薄,早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淋
到眼睛里去。他打着哆嗦,嘴唇发紫地说:
“请——请问您——你要不不要订订一份杂志?”
我的天,是个推销员,该杀的。
“我不要, 对不起.” 我让他站在屋檐下面,雨水在他脚边淋成一个小潭,
“我家的杂志有二十来种,读不完的,但是我可以给您一杯免费的热咖啡……”
他在发抖,青紫色的手指在胸怀里摸索,取出一张单子,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
了:
“明镜、明星、画报……随便订哪一种,一种就就就好”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我准备关门,年轻人突然哭了出来———或许那是雨水,不是泪水,他急迫地
用呜咽的声调说:“我已经走了一整个整个早上,只有两家订,我只要再一家,只
要您肯帮忙。我就有救了……”
头发里的水不断滴到他眼睛里,眼睛里又不断流出水来,简直可怜极了,他哽
咽着说:“我明天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缴不起房租,只要您您肯订订一份,我就
就——就可以回去交差……”
他停住了,就那么湿淋淋地望着我,像只从阴沟里出来的老鼠,腿站不稳,打
着哆嗦,嘴唇发紫。
我看着他,半晌,叹口气说:
“对不起!我实在没时间再多看一份杂志。”
对着他湿淋淋的脸,把门关上。转过身,背靠着门,觉得自己在生气,可是不
知道在对谁生气。
※ ※ ※ ※ ※
下午,竟然放了晴。从窗里望出去,一片湛蓝的天空,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
出了门,才知道那蓝色的晴朗是个假相,因为雨雪初化,蓝天下的世界冷得刺
骨。
大街被打扮起来,红花绿叶配着黄澄澄的灯,像蜂蜜般柔腻甜美的圣诞歌曲在
街上荡漾。橱窗里站着红光满面笑呵呵的圣诞老人,毛茸茸的小兔小狗小熊小猪在
电的操作下很可爱地向人摇尾点头。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礼品,包装得精致漂亮。
我看到一只蓝色的马桶,马桶上系着一只巨大的金色的蝴蝶结。
我也是那珠光宝气的人群的一分子;我是出来买礼物的。
扎着金色蝴蝶结的马桶在玻璃窗里边,玻璃窗外边,墙角下,挨坐着一个女人,
怀里搂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母子拥抱,守着地上一只空罐子。
我看看马桶,看看这个女人,继续往前走。
没有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个熟睡中的孩子。冷,冻得他两颊通红,鼓鼓
的。
我又踱了回来,站在女人前面。她裹着围巾,两眼盯着地上的罐子,里头有些
零钱。
我又拔腿走开。
又回来。那小孩张开了眼睛。
又走开。又回来。
我终于来到这个女人面前,蹲下来。
“这个孩子很冷,”我握着孩子肥短的手,“您从哪里来?”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南斯拉夫。克罗埃西亚。杜若尼克。”
杜若尼克,那个拜占庭时代的老城,被炸毁了一半的荒城。
“您丈夫呢?您没有家人吗?”我问,感觉背后不断流过的人潮。
女人淡淡瞄我一眼:“死了,都死了。”
“您来德国多久了?您住在哪里?”
“四个月了。住在一个营帐里。”
小孩瞪着清亮的大眼。
“这么冷,”我说,“您要不要到我家里去吃点东西?我用车再把你们送回来。”
女人摇摇头:“不能离开。您把饭带来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来了个小男孩,背着个风琴,提着一盒披萨饼。他把身
上七七八八的东西搁在地上,然后对我说:
“她要留在这里赚钱,不能走开,可是,”小男孩笑着,露出两颗大大的兔宝
宝门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饭。”
※ ※ ※ ※ ※
我们在餐馆坐下。阿土点了香肠、薯条、百事可乐,每样两份,持会儿带出去
给女人吃。
“你几岁,阿土?”
“七岁!”阿土说,“你呢?”
“我八岁,”我说,“比你大。”
他满意地点点头,大眼睛一转,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他指的是我刚刚付账时拿出来的百元大钞。
“我的钱也不多,”我解释着,“我有两个小孩要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我
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钱——”
“你做什么?”他的嘴巴塞满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做什么?”
“嗯——”说,“写字。”
“哦!”阿土显得惊讶,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清洁妇,打扫办公室的。”
“我也是个清洁妇没错,”我帮他切香肠,“我还煮饭、洗衣、带小孩,我的
工作有好几份。”
“难怪你有钱。”他点点头。
“阿土,街上那个女人是谁?”
“是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妈要我照顾她。”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
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
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
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
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
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
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有太太请我去吃披萨饼,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 ※ ※ ※ ※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说了出来。我知道我不该说的,因为,你
看,还没说完,丈夫就在那头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这种傻瓜会去上吉普赛人的当。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们就说
是南斯拉夫来的,明天阿塞拜疆开火,他们就变成阿塞拜疆人了。过几个月莫斯科
打起来,他们就全是俄罗斯人了。来来来,为咱们的慈善家干一杯!”
见证者
没事吧?跟你随便聊聊。
每个星期二,我从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海德堡大学去教课。昨天,在火车上,看
到这么一件事,说给你听听。
我站在曼海的月台上,等着换车。这天人特别的多。一群外国旅客,总有十来
个吧,脚边围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显然是出远门的,愉快地说笑聊天。
火车进站了。这是班开往意大利的快车,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阿尔卑斯山的湖泊
和隧道。
车子停下来,一大堆人堵在狭窄的车门口。没有行囊、只夹着一本书的我,第
一个上了车。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种的车程,所以我就在车厢与车厢的衔接走道里找
了个角落站着,居高临下,看着旅客艰难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体从密集的人体中
挤上来。那门,真窄。
一个头发枯黄的中年女人挤到我身边来,不胜负荷地把皮箱“碰”一声落在我
脚边。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自动门也不管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幼儿,一手
拎着皮箱,胸前晃荡着挂在颈间的小皮包,正要走过来,被自动门给钳住了。她身
边还堵着一大堆人。
枯黄头发的女人伸手把门猛力拉开,嘴里嘟哝着:
“我的天,要把小孩给挤坏了!”
外国旅客正在前前后后地大声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没有。黄头发女人
的丈夫终于也挤了上来,一个秃头、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个更大的皮箱搁在
我脚边;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动弹的余地。
秃头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权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关上!”
女人赶忙低头看皮包,手臂夹紧了,喏喏地说:“是,是关上的。”
男人嫌恶地说:“这些人干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说:“是啊!挤死了!刚刚有个带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对面的那个—
—”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动门给夹住了,我把她放出来的!”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着,查票员已经来到走道,一个高拔的女声说: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两三岁大的孩子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腿。
“护照……车票……都没有了……”
挂在她胸前的皮包张着大嘴,露出一些纸张杂物。
头发枯黄的女人,就在我耳边,对她丈夫说:
“一定是她刚刚夹在门里的时候发生的,她身边贴着那群——”
男人回头瞄她一眼,问:
“你看见啦?是你帮她开门的?”
女人用力点头:“是啊,那个自动门刚好要关上,她刚好要经过,她一手牵着
小孩——”
“您有见证人吗?”查票员手里拿着剪票的夹子。
年轻的女人往四周张望。
“我们看见了!”秃头男人大声说,挺着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地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
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尔和克罗地亚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家伙。克罗人要
独立,塞人不让,就火并起来了。房子被大炮轰掉的老百姓嘛,四处流亡。涌进德
国的有好几万。
火车已经慢了下来,海德堡到了。
车门自动敞开,在月台上,守候在这个门口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儿都下了车。查票员对警察说:
“这位女士声称皮包在火车上被窃……”
我知道我上课要迟到了,可是,你会原谅我爱看戏的个性。
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孩子,胸前的皮包还敞开着,好像一张张口要喊的大嘴。
南斯拉夫旅客三三两两地从别的车厢下来,往这里聚拢,边走边彼此探问: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要我们下车?
疑惑全写在脸上。
警察面对着秃头男人,取出纸笔:
“请留下名字和地址。”
“您看见窃盗的发生?”
“嗯!”男人很严肃地看着警察说,“是在那群南斯拉夫人里头,那个人大约
五十五岁,一百七十八公分高,深色头发,穿暗红色上衣。”
他很流利地一口气说到底。
我倒抽一口凉气。
对着陆续走来、正在七嘴八舌说话的南斯拉夫人,警察说:
“请您指认……”
男人的眼睛逡巡着。
……
然后抬手一指,指着一个走在大伙后边的人。
“他。”
男人低声对警察说。
他。在我看来,大约有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着整齐的黑呢大衣,
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警察已经开始搜身。被搜的人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顺从地打开大
衣,抬高手臂,让警察伸手触模贴身的衣服。他甚至于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议些
什么,他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弯着腰,打开一只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关好,又把手伸
进一只百货公司的塑胶袋。
整辆列车等着。人们倚着窗子,伸出半个身子看热闹,不时彼此交换意见,比
手划脚地发表对世界局势和种族差异的评论。
秃头的男人似乎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拎起皮箱,果决地对女人说:
“走!”
他踩着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后头跟着。
会说德语的南斯拉夫人对着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罗,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们一个解释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给我们一个
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会儿就上了电梯,不见了。
两个警察,没搜到东西,一时之间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交头接耳了一会,
决定请所有的人回到车上,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
“开车了! 开车了!”列车长挥舞着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两两地登
上车厢,只有一个,火车开动了之后还攀着车门,对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这是不公平的……那个人怎么能没事一样……他要道歉……”
火车隆隆的车轮把他声音给淹没了。
搭电车已经来不及,我在火车站前跳上一辆计程车,赶到学术街去。还好,学
生还在。
秩序还好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
觑来人,喝,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走,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
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
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
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
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
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
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
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
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
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
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
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
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
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
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十公
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十公里速
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
也就是说,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
行速度属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罚
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
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仪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十三公里还是十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
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
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
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四十马克,再不缴,就是六十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一
百八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
受到了打击:“吔,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
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
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
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