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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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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来自那些出天竺葵的地方）鼓舞你为我们的现状骄傲、为我们的未来雀跃，然后
打个满足的饱嗝。
你真相信一旦摆脱了贫困艰苦，对美的漠视就自然会改变吗？恐怕没那么决。
这一年来，异乡这儿的街坊邻居明显地感觉到治安恶化的威胁，三天两头地听说左
边有边谁家谁家遭窃了。我们离家度假时，总预期着回来时家中可能巳被搬空；隔
壁老太太，更是惯常地在厨房台子上压张一百块钱，“这样，”她说，“小偷有点
收获，就可能不会因怒而破坏家具。”不安全感到这个程度，够强烈了吧？
为什么不装铁窗呢？你说。
对呀！我也正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装铁窗呢？
为了同样的不安全感，台北人不都已经决定住在铁窗里头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铁窗是那样一个外观丑陋、内在意义丑陋的东西，这里的人
连那个念头都不会有。或许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吧，我自己，宁可出外回来发现家中
面目全非，不愿意在房子上加上铁窗。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罢了。美，在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5
在海德堡一家小店里发现一种从没见过的香油，茉莉花油。沾上一点点，漫天
漫地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我愣愣地立在那里，眼泪就涌了上来。莫名其妙的，不
过是一点花香罢了？
可是茉莉花，和家是联在一起的。小的时候，街头巷尾，哪家没有几株茉莉，
在墙角，在夜晚，静悄悄地呼着香气？少女恋爱的时候，难免爱走最黑的巷子，因
为巷子里甚至没有月光，只有和巷子一样绵长的蠢动的茉莉花香，带着致命的魅力，
把人牵引到梦里去。
从此我再也不去别家买香水，再也不买别的香水。
不一定非天竺葵不可；我们原来有茉莉花，只是由于钻营忙碌，把花给甩了。
6
谈什么住宅文化——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茉莉花的意义？
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的仰望星斗。我们，从
黝黑的城市中冒出，也需要一个能够仰望星斗的地方，一点点脚的空间，心的空间。
遇见阿土的那一天
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园的草地上松手放走一个粉红色的气球，气球上系着一
张小纸片，写着两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岁半，住在德国克伦堡麦河街六号，收到气球请来信。”
十二月底，一个下雪的早上，胡须上沾着雪花的邮差送来一封信，给安安的信，
来自波兰。
邻居把波兰文译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飘来的气球。我今年三十六岁，名叫可兰波
斯基。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岁。波兰通货膨胀得厉害，这里什
么都贵，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我也失业了，今年冬天不知怎么过。我们住在华沙一
百公里外一个小村子里。收到信后请给我们一个回音。”
安安听完翻译，失望地说，“不是小孩！”兴致索然地走了。
邻居说，“怎么样？要给这什么斯基寄个包裹去吗？这信分明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摇摇头，觉得疲倦，“不了。于事无补。”
※ ※ ※ ※ ※
中午，雪变成了雨，挟着冷风，扑打在玻璃窗上，一片肃杀之气。
有人按铃。
门口站着个年轻人，德国人。衣裳穿得单薄，早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淋
到眼睛里去。他打着哆嗦，嘴唇发紫地说：
“请——请问您——你要不不要订订一份杂志？”
我的天，是个推销员，该杀的。
“我不要， 对不起．” 我让他站在屋檐下面，雨水在他脚边淋成一个小潭，
“我家的杂志有二十来种，读不完的，但是我可以给您一杯免费的热咖啡……”
他在发抖，青紫色的手指在胸怀里摸索，取出一张单子，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
了：
“明镜、明星、画报……随便订哪一种，一种就就就好”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我准备关门，年轻人突然哭了出来———或许那是雨水，不是泪水，他急迫地
用呜咽的声调说：“我已经走了一整个整个早上，只有两家订，我只要再一家，只
要您肯帮忙。我就有救了……”
头发里的水不断滴到他眼睛里，眼睛里又不断流出水来，简直可怜极了，他哽
咽着说：“我明天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缴不起房租，只要您您肯订订一份，我就
就——就可以回去交差……”
他停住了，就那么湿淋淋地望着我，像只从阴沟里出来的老鼠，腿站不稳，打
着哆嗦，嘴唇发紫。
我看着他，半晌，叹口气说：
“对不起！我实在没时间再多看一份杂志。”
对着他湿淋淋的脸，把门关上。转过身，背靠着门，觉得自己在生气，可是不
知道在对谁生气。
※ ※ ※ ※ ※
下午，竟然放了晴。从窗里望出去，一片湛蓝的天空，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
出了门，才知道那蓝色的晴朗是个假相，因为雨雪初化，蓝天下的世界冷得刺
骨。
大街被打扮起来，红花绿叶配着黄澄澄的灯，像蜂蜜般柔腻甜美的圣诞歌曲在
街上荡漾。橱窗里站着红光满面笑呵呵的圣诞老人，毛茸茸的小兔小狗小熊小猪在
电的操作下很可爱地向人摇尾点头。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礼品，包装得精致漂亮。
我看到一只蓝色的马桶，马桶上系着一只巨大的金色的蝴蝶结。
我也是那珠光宝气的人群的一分子；我是出来买礼物的。
扎着金色蝴蝶结的马桶在玻璃窗里边，玻璃窗外边，墙角下，挨坐着一个女人，
怀里搂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母子拥抱，守着地上一只空罐子。
我看看马桶，看看这个女人，继续往前走。
没有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个熟睡中的孩子。冷，冻得他两颊通红，鼓鼓
的。
我又踱了回来，站在女人前面。她裹着围巾，两眼盯着地上的罐子，里头有些
零钱。
我又拔腿走开。
又回来。那小孩张开了眼睛。
又走开。又回来。
我终于来到这个女人面前，蹲下来。
“这个孩子很冷，”我握着孩子肥短的手，“您从哪里来？”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南斯拉夫。克罗埃西亚。杜若尼克。”
杜若尼克，那个拜占庭时代的老城，被炸毁了一半的荒城。
“您丈夫呢？您没有家人吗？”我问，感觉背后不断流过的人潮。
女人淡淡瞄我一眼：“死了，都死了。”
“您来德国多久了？您住在哪里？”
“四个月了。住在一个营帐里。”
小孩瞪着清亮的大眼。
“这么冷，”我说，“您要不要到我家里去吃点东西？我用车再把你们送回来。”
女人摇摇头：“不能离开。您把饭带来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来了个小男孩，背着个风琴，提着一盒披萨饼。他把身
上七七八八的东西搁在地上，然后对我说：
“她要留在这里赚钱，不能走开，可是，”小男孩笑着，露出两颗大大的兔宝
宝门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饭。”
※ ※ ※ ※ ※
我们在餐馆坐下。阿土点了香肠、薯条、百事可乐，每样两份，持会儿带出去
给女人吃。
“你几岁，阿土？”
“七岁！”阿土说，“你呢？”
“我八岁，”我说，“比你大。”
他满意地点点头，大眼睛一转，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他指的是我刚刚付账时拿出来的百元大钞。
“我的钱也不多，”我解释着，“我有两个小孩要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我
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钱——”
“你做什么？”他的嘴巴塞满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做什么？”
“嗯——”说，“写字。”
“哦！”阿土显得惊讶，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清洁妇，打扫办公室的。”
“我也是个清洁妇没错，”我帮他切香肠，“我还煮饭、洗衣、带小孩，我的
工作有好几份。”
“难怪你有钱。”他点点头。
“阿土，街上那个女人是谁？”
“是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妈要我照顾她。”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
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
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
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
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
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
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有太太请我去吃披萨饼，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 ※ ※ ※ ※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说了出来。我知道我不该说的，因为，你
看，还没说完，丈夫就在那头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这种傻瓜会去上吉普赛人的当。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们就说
是南斯拉夫来的，明天阿塞拜疆开火，他们就变成阿塞拜疆人了。过几个月莫斯科
打起来，他们就全是俄罗斯人了。来来来，为咱们的慈善家干一杯！”
见证者
没事吧？跟你随便聊聊。
每个星期二，我从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海德堡大学去教课。昨天，在火车上，看
到这么一件事，说给你听听。
我站在曼海的月台上，等着换车。这天人特别的多。一群外国旅客，总有十来
个吧，脚边围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显然是出远门的，愉快地说笑聊天。
火车进站了。这是班开往意大利的快车，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阿尔卑斯山的湖泊
和隧道。
车子停下来，一大堆人堵在狭窄的车门口。没有行囊、只夹着一本书的我，第
一个上了车。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种的车程，所以我就在车厢与车厢的衔接走道里找
了个角落站着，居高临下，看着旅客艰难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体从密集的人体中
挤上来。那门，真窄。
一个头发枯黄的中年女人挤到我身边来，不胜负荷地把皮箱“碰”一声落在我
脚边。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自动门也不管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幼儿，一手
拎着皮箱，胸前晃荡着挂在颈间的小皮包，正要走过来，被自动门给钳住了。她身
边还堵着一大堆人。
枯黄头发的女人伸手把门猛力拉开，嘴里嘟哝着：
“我的天，要把小孩给挤坏了！”
外国旅客正在前前后后地大声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没有。黄头发女人
的丈夫终于也挤了上来，一个秃头、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个更大的皮箱搁在
我脚边；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动弹的余地。
秃头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权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关上！”
女人赶忙低头看皮包，手臂夹紧了，喏喏地说：“是，是关上的。”
男人嫌恶地说：“这些人干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说：“是啊！挤死了！刚刚有个带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对面的那个—
—”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动门给夹住了，我把她放出来的！”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着，查票员已经来到走道，一个高拔的女声说：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两三岁大的孩子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腿。
“护照……车票……都没有了……”
挂在她胸前的皮包张着大嘴，露出一些纸张杂物。
头发枯黄的女人，就在我耳边，对她丈夫说：
“一定是她刚刚夹在门里的时候发生的，她身边贴着那群——”
男人回头瞄她一眼，问：
“你看见啦？是你帮她开门的？”
女人用力点头：“是啊，那个自动门刚好要关上，她刚好要经过，她一手牵着
小孩——”
“您有见证人吗？”查票员手里拿着剪票的夹子。
年轻的女人往四周张望。
“我们看见了！”秃头男人大声说，挺着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地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
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尔和克罗地亚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家伙。克罗人要
独立，塞人不让，就火并起来了。房子被大炮轰掉的老百姓嘛，四处流亡。涌进德
国的有好几万。
火车已经慢了下来，海德堡到了。
车门自动敞开，在月台上，守候在这个门口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儿都下了车。查票员对警察说：
“这位女士声称皮包在火车上被窃……”
我知道我上课要迟到了，可是，你会原谅我爱看戏的个性。
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孩子，胸前的皮包还敞开着，好像一张张口要喊的大嘴。
南斯拉夫旅客三三两两地从别的车厢下来，往这里聚拢，边走边彼此探问：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要我们下车？
疑惑全写在脸上。
警察面对着秃头男人，取出纸笔：
“请留下名字和地址。”
“您看见窃盗的发生？”
“嗯！”男人很严肃地看着警察说，“是在那群南斯拉夫人里头，那个人大约
五十五岁，一百七十八公分高，深色头发，穿暗红色上衣。”
他很流利地一口气说到底。
我倒抽一口凉气。
对着陆续走来、正在七嘴八舌说话的南斯拉夫人，警察说：
“请您指认……”
男人的眼睛逡巡着。
……
然后抬手一指，指着一个走在大伙后边的人。
“他。”
男人低声对警察说。
他。在我看来，大约有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着整齐的黑呢大衣，
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警察已经开始搜身。被搜的人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顺从地打开大
衣，抬高手臂，让警察伸手触模贴身的衣服。他甚至于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议些
什么，他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弯着腰，打开一只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关好，又把手伸
进一只百货公司的塑胶袋。
整辆列车等着。人们倚着窗子，伸出半个身子看热闹，不时彼此交换意见，比
手划脚地发表对世界局势和种族差异的评论。
秃头的男人似乎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拎起皮箱，果决地对女人说：
“走！”
他踩着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后头跟着。
会说德语的南斯拉夫人对着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罗，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们一个解释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给我们一个
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会儿就上了电梯，不见了。
两个警察，没搜到东西，一时之间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交头接耳了一会，
决定请所有的人回到车上，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
“开车了！ 开车了！”列车长挥舞着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两两地登
上车厢，只有一个，火车开动了之后还攀着车门，对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这是不公平的……那个人怎么能没事一样……他要道歉……”
火车隆隆的车轮把他声音给淹没了。
搭电车已经来不及，我在火车站前跳上一辆计程车，赶到学术街去。还好，学
生还在。
秩序还好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
觑来人，喝，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走，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
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
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
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
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
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
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
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
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
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
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
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
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
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
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十公
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十公里速
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
也就是说，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
行速度属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罚
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
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仪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十三公里还是十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
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
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
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四十马克，再不缴，就是六十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一
百八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
受到了打击：“吔，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
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
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
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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