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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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成为长期以来的习惯。1396年乞援于法国，兹后法国在此地派有总督，热那亚实际上失去了她独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为第一流的城市国家。
意大利历史向来以繁琐令人视为畏途，其中无数的末枝细节，无从一一缕列，也无法整理。可是从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立场，对其中的夹杂啰；嗦却不难给予一个笼统的概说。当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现时，和封建制度没有一个可以一刀两断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张不用资本主义萌芽等字样，以免发生误解）。封建制度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威权粉碎、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和武士传统（详第一章），在前述佛罗伦萨和米兰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兴的城市国家和同业公会相沿引用。不过封建制度发展的地盘在乡村，以农业为基础，新兴的工商业出现于大城市之间，以金钱为媒介而已。原来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权精神，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资本主义旨在存积资本，不能与利润分离，而利润的由来，则是各地区间经济条件的不平衡。地方分权，才能使各地区充分发挥他们个别的优势条件。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对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一方面讲，具备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国家像佛罗伦萨、米兰和热内亚不能摒弃封建制度中内在的因素，因她不能维持一个社会中各种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之原则。资本主义的商业体制，其功能通过金钱，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另一方面，封建制度里的从属关系不便押赎转卖，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的义务与特权尤不能按时价调整。布罗代尔曾说：“任何一个依古代结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没有合适掌握着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人有利，对其他人则否，使各种事物处于淆乱状态。”这些城市里起先出现君主专制（despotism），其次央请外强干涉，都是由于这种情形发生，内外的专制皇权以强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强就范。
所以在这些城市国家内出现的新兴工业，虽有由“外放分工办法”转进到工厂制的趋势，其资本主义的体制不能算已成熟。马克思说及这些地区的“资本家生产方式”，只“或断或续的出现”（详注＇42＇），不为无因。
给劳工低于生活费的工资，迫害劳工，值得有正义感的人士口诛笔伐，但是这种种不仁不义之事，只要它们没有使整个组织垮台，或其运动停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致命伤。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rational　system），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治的维持。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米兰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在奥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将以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回笼，但是这批资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城中虽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工业资本是不够的。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parliamentarianism　of　limited　franchise）（不过，用“议会”＇parlamento＇这个字称呼立法机构，始自米兰），都替以后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创设了新例。
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时间和活动地区的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可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迄至15世纪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各国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珍宝首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毛病。1171年因为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公债、证券得以买卖。1262年又将所有公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行家兼财阀。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　diRialto）和信用通汇银行（Banco　Giro　of　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其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而是转账。银行家持有大型的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于现款出进。照理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圆通周转的情事经常有之。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天主教不许高利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1／4。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　dei　Mer－can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弟，通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队的船舱，接受其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商业的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专利，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组织经营的财团（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定它们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组织商船护航队。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为一个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船只带来生丝、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繁荣和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算浓厚。这也就是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o　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纪前期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正。从时间上看，这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经用不着说了。像“海损”（averaging　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e　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bo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　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calculable　legal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　di　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结成一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效率或无效率（parative　efficiencyor　deficiency）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显。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下面两章介绍资本主义在荷兰和英国展开的经过，当中也不乏这些国家打破现状创造新局面的经验。
第三章　荷兰
　　　　我住的地方，隔赫德逊河不到10英里。大家都知道这条河流因17世纪探险家亨利·；赫德逊（Henry　Hudson）而得名，可是很少人知道当日赫德逊受荷兰东印度公司之聘，来纽约探险，其目的不是在北美洲拓土，而是希望找到一条“西北路线”进入远东与中国通商。原来17世纪初年，欧洲人的地理知识简陋，也不知道加拿大和太平洋的宽度与纵深，满以为循着西北路线不断前进，不久即可以到达中国。而当日中国也是众所传闻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17世纪初年，荷兰正为了独立而发动独立战争。此时南方的海洋又为很多国家竞争的区域，若反其道而行，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荷兰已经发现不少富国强兵的秘诀，如果此道一通，定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用不着说，这个梦想没有成为事实。荷兰虽在赫德逊河畔开拓了一些土地，著名的荷兰人如罗斯福一家也在此落地生根。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之后，这一地区割予英国，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纽约，亦即新约克，以向约克公爵示敬（约克公爵以后承袭皇位，为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不孚人望，被驱逐失国，此是后话。在与荷兰作战时则为海上英雄，得到议会褒谢，是以今日世界最大的港口仍以约克名号，纪念其战功）。
荷兰在西半球的发展，没有得到实际的效果。但是荷兰人绕非洲海岸进航远东，却收获甚丰，也曾一度占据台湾。了解中国并不如传闻中富庶，以后西欧国家宰割中国，荷人参与不深。荷兰在南洋开拓的殖民地，则为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也是世界上资源盈溢的地方。17世纪初年，荷兰人口不过150万，竟将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占据了好几百年。这殖民大帝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被重整，固然是新时代民族自决潮流的影响，而促进这潮流展开的一主要因素，则是中国抵抗日本之成功。所以荷兰之向外拓土，直接间接的仍与中国有相当关联。
以上一段文字，概括了好几个世纪的事迹，提及了不少国家，也把本书编者、作者和读者所在的地区，牵扯在一起。骤看起来，好像这故事缺乏结构，内中各事的发生，全凭机遇，其过程既无从逆睹，当事人也只好各听命运之安排。可是我们把这些事迹重新综合起来，再度考虑，则可以看出因为交通通信的进步，东西两半球、新旧两世界业已结合为一。开始时，各方不平衡的因素必有一段冲突与摩擦，同时以强凌弱的形态也不可避免。长期发展之后，局面则趋于平衡。而最先使这庞大运动发轫的则是所谓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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