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事人所可洞悉。莫特里（JohnLothrop　Motley）研究荷兰独立运动及独立战争多年，他曾写出：“关于对上天问题之解释，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宗教上的事，人性经常是可以揉转混合的。一到物质上财政上的事，抵抗强权，才会众心一致。”这说法即指出当日宗教之争端实为其表，而其他很多社会经济特权等问题则为其里。倘非后者，也不会有前者。
现在历史家已经公认查理五世生长于低地国家，深悉民情，他虽惩办异教徒，仍不愿惊动这区域内其他的复杂因素。其子菲力普二世，则被认是西班牙人。他排斥异端，借着宗教问题整饬低地国家内部管理权之情事。他一方面计划在全境创设新主教区（bishoprics），一方面又维持常备军。以宗教驯服信民，带着一种政教合一的趋势，而以武力作后盾，其军费亦取给于当地人民，间接又多了一个增税之威胁。1566年初的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各地示威运动蜂起。有些城市将各天主教堂里的圣像等标帜捣毁，同时也有不少下层民众，对几次大洪水没有适当的救济而使食物价格高涨，表示愤慨。对征收什一税的教堂及蛮横的法庭不满。低地国家的高层社会，则看穿菲力普的种种做法是在克制他们历史上的特权。
菲力普此时人在西班牙，于1567年派阿尔瓦（Duke　ofAlva）带领10000精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来，这些队伍穿着精良的甲胄，携带前所未有的滑膛枪，并且决定以战养战。1569年菲力普根据阿尔瓦的建议，公布了低地国家的新税制，内中以营业税值百抽十最为苛刻。当日民间经济不像今日社会，每样物品转手一次就要增价10％，是全民一个极重的负担，于是市民停止交易，各地骚动不可收拾。
低地国家的武装抵抗开始于1569年左右，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是役欧洲多数国家都被卷入）和会时，各国（包括西班牙）承认荷兰共和国之独立。其中尤特列克特联盟订于1579年，已于上述。荷兰共和国宣布独立，则在1581年，其实1609年共和国与西班牙曾签订12年的休战公约，这时荷兰已在事实上被承认，但是历史家综合前后，统称荷兰的独立运动历时80年之久。此中发展之详情非本书所能或应缕述，以下只对与我们之题材有切要的地方扼要提及：
领导独立战争的奥伦治皇子（Prince　of　Orange此人又名“威廉寡言”＇William　the　Silent＇）承袭了法国南部奥伦治和德国西部纳绍（Nassau）的采邑，又在荷兰、齐兰、布拉班特和格德司拥有庄园，是低地国家首富之一，也是高级贵族，向来与哈布斯堡王室接近，但到举兵造反前夕，仍未显露意图，所以有此名号。他原来为天主教徒，后改为路德派，又于战事期间成为加尔文派信徒。作战16年，后于1584年被西班牙主使刺死。荷兰独立之后，他的子孙继嗣。但是他们只用总督（stadtholder）名号，其职务虽世袭，仍称通过各省之选举，其中虽有间断，但如此直至拿破仑时为止。也可以说是替立宪君主制（constitutionalmonarchy）打开了一条出路。（拿破仑败后奥伦治家的继承人则复辟为王，也是现今荷兰的王室。）
战争期间，控制城镇成为两方的主要战略，所以攻城战极为重要，1578年帕玛公爵（Duke　of　Parma，Alexander　Farnese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之侄）取得军权后，改变战略，重点在截断斯克尔特河下游的交通，使依赖此河与内外交通的城镇不战而降（也有实效），所以其目的仍是掌握人口中心，而非消灭对方的野战军。作战方式趋向职业化，火炮与筑城同属重要。除了被围时全城人民因为生命财产攸关而集体加入外，通常两方交战员都是外籍募兵，西班牙的兵员曾到60000至80000人，使军费与财政成为决定战事发展的主要的因素。独立军除在各地派捐之外，初期高级贵族如威廉寡言等人毁家纾难，没收天主教堂资产，以及邻国如英、法、德各处之接济，都属重要。其长期的影响，则是战后低地国家内之贵族更形没落，荷兰城镇中之资产阶级愈加抬头。
菲力普以战养战的计划完全失败，营业税值百抽十无法达到预期之目的，反要从马德里以大量金银（首先来自南美洲）输送到低地国家。如此长期以现款使用于这个狭小的地区，促使此间金融经济加速展开。即在战时的荷兰，其港口的贸易也大增。变乱开始时，南方各地新教徒及反西班牙人士包括不少技术员工。犹太人和资本家，纷纷避地他邦，直到1588年英国女王出面援荷，各界人士重返大陆庭集于北部，助长荷兰工商业之发展。菲力普不能有效处置低地国家，与西班牙全面战略有密切关系。他这时要防备土耳其西侵（勒潘托＇Lepanto＇之海战，已于第二章言及，即发生于1571年，西方之联军由西班牙领导），又要干预法国之内争，且要制止英国介入低地国家之事。最后，则有大舰队（Armada）之征英，都是极为浩费，很多行动没有成功，反而重重牵制菲力普的发展。对荷战事旷日持久，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当初一个宗教问题演变为荷兰人的民族战争，西班牙只能控制低地国家的南部，而此地日后也终于演变为今日之比利时。
威廉寡言又以“海上乞丐”（Sea　Beggars）为机动部队。原来1566年低级贵族请愿时，一位权臣曾轻蔑的称他们为“叫化子”（gueux），造反的人偏以此名号自荣，曾编制叫化子歌谣传颂，设计叫化子的图样自相标榜。所以经威廉发给特许状（let－ters　of　marque）的武装民船有交战员之身份，通称“海上乞丐”。他们出没无常，也给独立军助威不少。不过他们肆无忌惮，有时趁火打劫，杀人掠货之际，不严格区分敌友。就历史发展而言，他们助长了荷兰人日后在海上的发展，而他们所表现“海上无骑士精神”的侵略性格也成为16、17世纪的一般风气。
从以上各种发展综合看来，新时代的趋向符合克拉克所说的“战争是一种国营事业”（War　became　a　business　of　thestate）。荷兰立国之后，没有更好的逻辑去支持她的存在，只好纵容此种趋向继续发展，而在其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资本主义的性格。
荷兰共和国之立国可以说是发挥了自由的精神，但仍不能算作民主。而所谓的自由，也只是容许了社会上能说话的人物继续保全他们的权益，并不鼓励所有人各抒所见。在1600年前后，7个省的省议会约有代表2000人，称为“摄政阶级”（regentclass），是一切威权与财富之精萃，因之每一个城镇里的政治可能为极少的特殊阶级垄断，有些家族彼此照顾，他们的地方势力也等于世袭。
独立之初，全国的加尔文派只占1/10人口，至1619年后，已有未皈依此派的新教信徒不能在市政府里任职之规定。只是这种限制并未强制执行，随着时间之进展，其要求反更松懈。为此，有所谓控诉派（Remonstrants）及反控诉派（Contra－remonstrants）的争执。这两派同称为加尔文信徒，也同时有神学威权的支持。他们的争执在于对命定论的解释。前者要求对命定论不作过于严格的定法。有人批评他们根本不承认命定论。这时荷兰省（荷兰共和国内7省之一省）的权要，以奥登巴内佛（Johan　Van　Oldenbarneveldt）为领袖，坚决提倡荷兰联邦，为一种邦联，权在各省，本身可以编组军队，军士效忠于本省。他在全国会议里有多数支持的力量，1609年与西班牙停战的协定12年，大部分应归功于奥登巴内佛。
他站在控诉派的一边，和他们的发言人接近，又把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甚至宪法问题混在一起。控诉派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把命定论解释得比较自由化，但因他们要求荷兰省政府的保护，又重启政权阐释教义之门，使政府有决定教义的权力。
于是反控诉派（由大多数牧师组成，也算是加尔文的正规派），站在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之后，举他为领导。慕黎斯王子乃威廉寡言之子，此时为7个省中5个省之总督（另外二省则推他的从兄弟为总督）。他对宗教问题并无兴趣，他本人的政策，则和奥登巴内佛格格不入。因为他兼联邦陆海军总司令，当然不乐意各省在他麾下之外自组军队。这时荷兰一省占全国之大半，可能多至2／3，又是首富，如果再提倡更强化的地方分权，也等于以一省的力量凌驾于全国之上了。总之，他认为新共和国如果不继续向西班牙抗战，就不能维持内部之统一，因此更不赞成奥登巴内佛所谈判的12年停战。除此之外，他对奥伦治一家朝代之利益也相当有兴趣。
在此冲突之中，奥登巴内佛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及莱登（Leiden）大学的智囊团接近。慕黎斯则代表当时各省的贵族，也有下级的支持，他本人则为有力量的军事领袖。他对付奥登巴内佛的办法半系合法的部署，半系政变。首先解散各省组织的军队，又将奥登巴内佛及其亲信拘捕，更将控诉派之人士逐出各省议会之外，然后组织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名义于1619年将政敌奥登巴内佛处死刑。一方面全国改革教堂集会，六个月后，于1619年闭幕，正式宣布控诉派为异端，自此确定了狭义加尔文派之立场。
局势急转直下，以奥伦治家为核心，组织皇室，中央集权，注重军事力量，为必然趋势，况且后面又有一个带保守性标榜正规的教廷。但这些现象正是几十年独立运动要扫荡的对象，战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和这些条件背道而驰，加之荷兰一省担负联邦大量经费，有时多至3／4，历史与现实都不容许如此全面开倒车。慕黎斯将以前的盟友以罪犯处死，已是骇人听闻。奥登巴内佛死后，慕黎斯自己也只有6年寿命，以后他的继承人被称为奥伦治派（Orangists），有时对共和国体制是一种威胁，然则他们代表了内地各省的利益，与荷兰省之水上及外向的发展相对，又不可少，历史上两者因冲突产生危机的情况并不常见，即使有，也仍能在最后关头化干戈为玉帛。各省曾主张不设总督，只是不久又因为事实之需要，仍请奥伦治家出马，可见得威廉寡言及其后人对荷兰之实行资本主义，虽不直接参与，仍有一种支持的效用，他们保持着荷兰共和国为一个民族国家，若非如此，鹿特丹及阿姆斯特丹之经营仍是一两个自由城市的体制，其发展必受限制。
荷兰改革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也没有成为一个排斥异己的团体，正规派虽被承认是正宗，可是控诉派的异端不过对命定论有不同的解释，也禁无可禁，全国会议后之10年，他们已经公开露面。改革教会自1618－1619的全国会议之后，也未再召开。自此天主教、犹太教及再洗礼派也在荷兰共和国中活动，当日之信教自由在欧洲国家之中尚属首见。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加尔文派的教会，其每一个单位由本身的牧师、教士、长老和执事组成，本来就带着一种地方自治的性格，也与荷兰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平行，不复在政争中增加纠葛。
在这些条件之下，全国的组织集地方分权之大成，原则上承袭了封建时代的体制，不过时代的进步，交通通信发达，金钱的使用展开，以摄政阶级为主体组成的城镇，只有随着他们本身的性格去发展工商业，尽量存积资本。我们也可以说荷兰共和国在1600年前后已整个的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如此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在此时有了这样的一段表现，为世界史中的创举。
17世纪的旅游者一进入荷兰，就发觉这个国家不仅上端是7个各自保有独立主权的小国家拼合而成，而且下面每一个小单位之内仍有不少市镇保留着若干独立自主的性格。所以这新国家的体制曾被批评为“胡乱”、“陈旧”和“复杂”。她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军枢密院（admiralty　colleges）掌握，阿姆斯特丹城自组邮局，向海外通邮，直到1752年才由全国邮政接收。共和国无外交部或外务首长。国家如有全国性的事件，只能向全国议会接洽。1654年荷兰省竟宣称她在某种范围之内有单独与外国定约之权，不待联邦政府批准。
在组织方面讲，荷兰共和国纵横分割，成为无数小单位。横向分割的界限为宗教及社会阶级，纵的方面则是各省镇地区。如此的体制，可以说是和传统中国的衙门政治完全相反。传统中国注重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下层机构根据上层机构的政令组成，其不合实际的地方存积在下端，由官僚粉饰掩盖。尼德兰的新国家，由下层机构自己作主，所以能够全部存真。国家的政策只有一种从属的关系，而不是主宰。其重点在保护私人的及商业上的利益。在此前提之下，提倡自由，成为一时风气，而所谓自由，也仍以商业上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为主。并且荷兰共和国的对外战争如1652及1665之对英战争及1672年之对法战争，虽说牵涉了很多其他原因，其中商业上和经济上的冲突总是一个带决定性的因素。
当日四周邻国仍保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既有工业的制造，也以本地的资源为主，而荷兰独特地采取了商业体制。于是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船舶进出的中心，也是国际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创始于1609年，亦即与西班牙停战的初年。它不发行货币，而以存款为主要业务。当日各地不同的货币良莠不齐，商人无法找到大量又合标准的货币汇票，为国际贸易中的一大缺陷，阿姆斯特丹银行接受各种成色不同的货币存款后，给存款人以它自身所定的一种等于荷币的信用货币，登记于账簿之上，存款人即以此信用与人交易，因为所存货币储蓄于保险库内，查核稽严，又由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出面作保障，所以这银行信用昭著。而且阿姆斯特丹立法，凡转手在600荷兰盾（guilders）以上的交易，一律用这银行的信用货币支付。不久之后，这银行的信用货币价值高于外间通行的货币。于是得款人也不要求兑现，安心长期的倚靠银行掌管其收支，使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越做越大。
之后，这银行又展开接受金银条块存款的业务。银行给予存款人之信用货币的数目，低于存入金银之市价的5％，存款人在所得信用货币之外，银行也另给存入金银之收据，在6个月之内存款人或其利益转让人，若能将银行所给予之信用货币数目还清，并付少许手续费，仍可凭收据取回其存入之金银，所以银行之信用货币及储存金银之收据，同时可以在市场买卖，只是赎取金银时两者都不可缺。而用荷币购买信用货币之贴水（agio）通常也是5％，因之赎回金银无利可图，反要付手续费，故在一般情形下，收据无转让价值，通常令其逾期作废，存入之金银归银行所有，其发行的信用货币，等于支票存户之存款。如此积年累月的经营，银行的资本愈积愈多。同时贵金属被银行收买，不复为使市价大幅波动的工具，它们所代表的信用，也经常被使用着，不像传统中国，财主以金银窖藏，或者制成首饰器皿，消极地和闭门自守地保存其购买力。
以上的情形，显示着欧洲初期信用货币开创前后的情形，也呈现着当日所谓“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以确实掌握金银为保持国家财富之根源。此时若非直接控制金银，则无法展开其信用（今日则以外汇存储数为衡量经济力度之尺度）。
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据说创始于1530年。这不是交易所之最先发初者。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很多城市里的交易所都比这时期早，有的竟早了几百年。不过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首先将现代商业的组织与技术渗入，也可以说是首先带有资本主义特性。现在看来，至17世纪中期，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仍不过是一般商人汇集之处，通过交易所可以买卖转手的物品达300多种，包括农产、矿产及制成品，胡椒则有五种。可是有组织的将政府公债以价转手和将公司股票公开竞争的出卖，要到17世纪后期方才成熟。征之以上阿姆斯特丹银行业务展开情形，也可以见得货币市场有赖于长时间的经营，才能使资金愈为集中，运转也愈显定型，而世纪后期之买空卖空（荷语为windhandel直译为“风中成交”），其所谓“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都出此门径），起先有了“预期交货”（futurity）的型态，次之则公司股票也可以“抛空”（selling　short，卖者先以借来之公司股票高价卖出，以后趁跌价时购进弥补以从中牟利），都由阿姆斯特丹首创，于1689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传入伦敦。
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为人以道德的名义垢病。可是行之几百年之后，在今日有条理之市场中，被认为有其社会功能与效用。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及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也可以说是让资本家投资于待展开之事业，也向推销商保证货物来源及可以预为筹备之价格。买方也通知了卖方，即使生产过剩预定出卖之商品已有被指定的市场和被保证的价格。大凡投机商将各种风险事业及吸收大幅盈亏作为他们的专长，则一般商人更能作较安稳的经营。甚至生产者也可以付少数之价款，以购买权（option，涨价时卖方仍有照预定价格出售之义务，跌价时则买方只放弃定款，不被强迫购买）的方式预定本人生产之商品，作为一种间接局部的保险，因此更可以大量投资，冒更大之险，去采用以前未曾采用之生产方式，而涉猎于以前未曾涉猎的地区使生产成本愈低、利润愈高。本书前已说及，资本主义带有试验与赌博的性格，而不安于按部就班的平淡经营。买空卖空使这种放宽领域的行动为可能。这中间可能发生的弊端极多，也可能影响公众的安全。一个为政府监督的商场能使如此种种经营有秩序地继续下去，无疑的这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
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第一章）。荷兰共和国透过司法和立法，使各种冒险与赌博的行动合理化，当初必迁就于资本家，否则不可能突破传统道德观念之约束。事实上共和国初成立时，传统的道德观念并未消失。改革教会仍有不许放高利贷者参加圣餐的情事，各大学也不发给他们学位，尤特列克特大学神学系更以传单制止之。后来由荷兰省及菲斯兰省（Friesland）出面申明教堂不能干预银行之事，这些阻拦才告平息。能如此急转直下，实因荷兰地方小，历史情形特殊；阿姆斯特丹占着商业战略重要的位置，而加尔文派也始终没有一个机会坚持其立场，才使地方分权政教分离的精神排除众议。发挥得尽致。因此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之形成，不能忽略这许多因素错综的关系，也更能体会到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
经济史学家熊彼德说及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一般利息之高，是基于三个条件：一是朝代国家向商人强迫借贷而通常有借无还，二是货币市场缺乏组织，三是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为美洲之金银尚在不断的输入，无法扼止。荷兰共和国本身已将前两个条件消除，第三条件虽没有完全逆转，到17世纪下半期金银的输入已降低。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息由12％跌至10％而更跌至6％，有一段时间内更低至4％，已低于一般新教领袖认为非高利贷的数额。利率既低，以前无利可图的事业此时转为有利。由于荷兰的利率经常低于英国约2％及3％，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与保险业的经营，遂得以超过国界，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而表现一种国际性质。
荷兰共和国此时还有一种较西欧其他国家占优势的条件，为造船业之突出。其标准之商船称“弗罗伊德”（fluyd），它的特点不在设计之复杂，而是简单。通常船长125英尺，载重300吨，因此与战舰及大型商船分为两途。“弗罗伊德”船长为其宽之5倍至6倍，船头直截下水，船尾为圆形，没有一般战舰及大型商船之重楼叠阁，脱离了中世纪以来的设计，开始表现近代船只之直线型。由于桅杆之间距离大，又节省船员舱房，因此载货多，可节省脚水30％至50％。其他各国商船不仅难望其项背，即制造技术亦不及荷兰之价廉工精。“弗罗伊德”只用于西欧地区，其他远洋航船另有其设计。
16世纪末，荷兰船开始航行于远洋，1590年后航行于西印度群岛，1595年进入远东，也在这同时进入地中海，1601年各国船只进入伦敦的共714艘，英船为207艘，荷船则有360艘。此时据估计，荷兰共和国共有各式商船2000艘，总吨数在50万吨以上。其国民经常有20000人捕鱼，20000人参与西葡贸易。这在一个人口只100多万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17世纪初期，荷兰共和国实际掌握着瑞典的经济，又因三十年战争，汉撒同盟的力量衰微，英国则因内争而引发内战，荷兰经营之航海业及国际贸易一时世无其匹。远东运来的治肉香料，仍为大宗。此外瑞典之铜、铁、柏油及沥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