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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故事的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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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一面在楼上客厅搭一张铺给亨元安歇;一面迅速与阿判通讯联系,阿判得讯后第二天就到了苏州。看到儿子这种情况,马上就近请了医生来诊治。
医生给亨元双手和双脚都涂了药膏,包上纱布。他感到患处不再那么痒了,身体一舒服,倦意就来了,白天和黑夜都昏昏欲睡,阿判见儿子平安无事,才带着他登轮回震泽。
已经是盛夏,穿着一身仿绸黑衫裤的纳香人把儿子安置在藤椅上,佝下瘦弱的身躯为他擦洗手脚。水都是从远处河浜里一桶桶舀上来的,虽然来之不易,为减轻儿子的病痛一天要清洗多次。
清洗以后,略懂医道的纳香人自己配制中草药给儿子敷。亨元看着慈母那样小心翼翼,温柔体贴地给自己治疮,感慨万千,天下除了自己的父母,有谁能毫无功利动机而任劳任怨地为别人服务呢?
暑假过后,亨元回到学校,只见学生名册上自己仍旧留在高二年级。他气急败坏地到教导处询问,回答说:你三门功课不及格,按规定只能留级。
他解释,自己因病未能参加学年考试,当时老师同意开学后通过补考再定成绩的。教导处经过核实给了他补考的机会,这样,他总算勉强升入了高中最后一个年级。
高三增设了机械和电工的实习课,辅导老师是具有实践经验的技师,有的象魔术师那样在晚会上表演身体导电萤光灯;防盗入门警报器。实习课上,辅导老师熟练的连接导线动作也使亨元惊叹佩服。
学校有一辆福特牌旧轿车,辅导老师让学生们轮流到车内坐一坐,还驾着车在操场上兜了一圈。
实习的内容是分解汽车的各个部件,每人发一本小册子,介绍汽车的结构,据说,汽车的零件有一万多个,基本包含了机械学的各个原理。
使亨元感到厌烦的是,每个学生都要在一块四四方方的小铁块上挫出一个八角形螺丝帽,他不慎将发来的那块挫坏了,不得不到街上五金店、脚踏车行、废品收购站寻觅同样规格的螺丝帽。
又怕弄穿棚,吃一顿批评。看交作业的时间快到了,螺丝帽还无着落,而心灵手巧的同学却把一个个挫得金光锃亮、八条边一样齐的螺丝帽放在手掌里自我欣赏,使他产生了妒火。
乘别人不在宿舍的时候,小洋人把一个同学放在桌子上的一枚制成品丢出窗外。要别人也尝尝交不出作业的滋味。
后来,亨元终于在五金店里觅得一只与实习要求相仿的螺丝帽,跟大家一样,用写有自己姓名、班级的小纸贴在作品上交辅导老师,这们课的成绩居然得到了四分。
为使毕业班学生正确对待自己的前途,校方请来正在苏州治病的南京军事学院教授李毅将军给学生们讲长征故事。在那个晚会上,充当会场的餐厅座无虚席。
李毅将军迎着暴风雨般的掌声走上讲台,他以自己在长征中的亲身经历证明旧时代老百姓的苦难。
他亲眼目睹一家数口连十八岁的大姑娘在内没有一条可以出门的裤子。极为敬佩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要台下的青年仿效先烈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
亨元和周围的同学们听得热血沸腾,报告结束,人们争着观看少将肩上那颗闪闪的金星。
一九五七年,高等教育实行紧缩方针,动员大批考不上大学的青年上山下乡。因为全国只有十万零七千名的大学招生计划,而考生却有四十余万,其中还包括必须优先录取入学的工农速中毕业生和其它调干生。
苏州一些中学的应届毕业生掀起了风潮,他们认为:工农速中学员比普通中学学生优先入大学是不平等的。在小洋人的班级里,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特别激动,个别人喊出:"枪毙某某某,砸烂某某部"的口号。
毕业典礼后的会餐本来安排得很隆重:在两座教学大楼前的操场上放着一张张小方桌,桌上摆满了出自本校名厨的各式菜肴。由于学生中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氛,会餐草草了事,校长和教师们都没有祝酒致词。
回想入学时的迎新大会上,高一(3)班语文教师,名剧作家兼小说家范烟桥自编自唱弹词:"两座大楼并肩立"的热烈气氛,真是鲜明对比。
由于小洋人在班级属于成绩偏低的一类,并且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没有卷入愤忿不平的那群学生中去。他沉浸在自我设想的幻觉里。
不久前他看了一场印度电影《流浪者》,对电影中主角的父亲纳贡纳脱很是欣赏,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象他那样成为一名法官,此外,新闻记者也很吃香。
要当记者就要考大学新闻系,虽然录取比例极少,值得试一试;考不取,读法律;再不行,读师范。
亨元根据自己对前途的理解填好了报考志愿,家里人毫无所知,知道了也不会反对的,他的学历除瓜子外算最高的了。学校已停课,学生自行复习,宿舍里走掉了一大半同学,床铺空得很,他怕热,由下铺搬到了上铺。这样,蚊帐可以挂得高点。
在蚊帐里夹满了各种大小地图。考文科,免不了要考地理、历史,而掌握国际、国内地图是精通地理知识和唤起各种历史事件回忆的钥匙。
亨元晨昏面对地图,头脑里思索着许多必考的知识,自恃学富五斗,高考必胜无疑。从看到娟妹腕上戴着块小巧玲珑的手表时起到现在已整整三年了,他何等盼望自己也有载手表的一天,尤其在这高考的关键时刻,会不会合理计算和支配时间至关重要。
家里负担学习费用已捉襟见肘,他只得厚着脸皮向家境富裕的二姑母提出要求,并加重语气说明:暂时借一借,考后归还。二姑母毫不犹豫地捋下手上如蚕豆般大小的女式表交给这位内侄。
小洋人戴着这块表,虽然粗大的手和微小的表体很不协调,但只要走时准确就具有实用价值,从此复习每一门功课都有精确的时间规划,以至吃饭,走路,拉屎……都不时朝蚕豆表望望,时间利用率大大提高。
考期已到,考场设在江苏师范学院。几门课考下来,自我感觉是:历史、地理还可以,外语(俄文)不佳,作文开始有点紧张,汗水滴在试卷上,字写得别别扭扭,题目是:《我的母亲》。
对母亲的热爱,促使他以比较新颖的构思刻划了纳香人含辛茹苦抚育子女,善良而又富有情趣的品格。由于文学根底浅薄,败笔之处在于模仿某些作品的阴暗色调,又在母亲身上强加了一些政治口号。
考场出来,陪考老师急问题目是什么?考得怎么样?有的同学以祖国为母亲,陪考老师说审题错了,要写实不能写虚。个别同学以诗代文;有的同学母亲早已死了,没有印象,或者只有凶恶的继母,如何下笔?
陪考老师说,这篇作文要写得象朱德的"母亲"那样,写出一个勤劳、善良、爱国的母亲。亨元觉得自己比较符合上述要求,暗暗生喜。
高考结束,亨元疲劳不堪,再加天气炎热。把蚕豆手表归还二姑母后,到宿舍打点行李。把所有的脏衣服塞进了当作衣箱的四方形水果篓子,席子和蚊帐卷在一起,用绳子扎紧,取下一根竹竿当扁担。
一头是水果篓子,一头是蚊帐席子,摇摇晃晃地从三元坊挑到人民桥渡口。黄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角头滴下来,浸湿了衬衫,才一松手,水果篓子内的脏衣服因搭扣松脱而漏了出来。
亨元极为狼狈地从地上捡起衣服再塞进水果篓子。看看周围候船的同学都是衣冠楚楚,实在自渐形秽。
初中时的女同学圆眼睛、现读市五中的王明还不识时务地一个劲问他:"华月是不是跟你一起出来的?"(初中女同学华月和他一起考取省中,但他从不与她交往)他爱理不理地应付一声就跳上了开往震泽的轮船。
又是漫长的等待。尤其今年升学率低,能否考上大学成为衡量高中毕业生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志。亨元在这种气氛下,对自己降低了要求,只要有升学机会,读什么学校都可以。
一天,他正在卧房看小说,阿判兴冲冲地从邮电局回来,对纳香人说:"亨元的通知单来了。"当时,通知单有两种:录取和不录取通知。儿子只听见楼下说通知单来了,心"卜通卜通"直跳,飞奔下楼,人几乎处于休克状态。
阿判将一封已拆看过的信件交给儿子。镇静下来以后,才知晓实现了第三志愿,被东华大学法学院录取。
录取通知单是这样写的:"本院培养司法人才和法学家,学院设在万航渡路,中山公园门。。。。。。。"阿判说这个学校前身是圣约翰大学,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并拿腔拿调地说成"圣亦欧斯"。
纳香人为家里出了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十分自豪,在菲薄的伙食费中扣下12元钱给大儿子买了一只竹藤衣箱。
此时哈哈已经去武汉食品工业学校就读,盆子已经在姐夫林茹所在的吴江城厢区找到了工作,当话务员。
第九回
    旧时十里洋场尔今工农当家有才何似无才握笔不如扛枪
到上海去读书的日子到了。这是他第一次远行,阿判早与苏州衙门场的人打过招呼,请他们在亨元上火车前照料一切,因为亨元除了在娘怀里到过一次上海外,乘火车去上海还是第一次。
到了苏州,凤老爷对亨元考取法律学院颇不以为然,说:"这一次大块头考取的学堂比耐吃介,浙江大学钢铁系,毕业出来当工程师;耐考文科只有读新闻系才吃香,我到青岛去看儿子(其子立立已在青岛国棉某厂工作)海轮上看到记者背着照相机,真神气!"
眼镜婶婶出来为亨元解嘲:"小块头倒是做法官的料子。大块头说,我如果当法官,一付油腔滑调的样子,坐在大堂上,下面的人要发笑的。"
次日凌晨,亨元的姑妈雇了辆三轮车与亨元一起上火车站。他第一次乘火车,心情既紧张又新鲜。姑妈陪他进了车厢,里面人不多,随便找了个座位。
把藤箱安放在行李架后,姑妈就把内侄托付给对面一位中年旅客,说明这孩子去上海读大学,人地生疏,请一路照应。那位旅客乐意效劳。姑妈再三关照后走了,三轮和火车票当然都是她付的钱。
火车接近上海站,亨元的心情紧张起来,游子背井离乡的惆怅感谙然而生。出得上海站,面对车水马龙的天目路,有点手足无措。
各校都有新生服务组在火车站接应,“东大”法学院的接待人员对他说,本校的专车正在送上一批新生到学校,要隔一段时间再过来,你等不及可以自己雇三轮车到学校。
路程不是很长,车价也很公道。行至背靠苏州河的";东大";,那一派欧美风味的建筑物使亨元叹为观之。
进入校门,走道左侧是一片大草坪,时近初秋,草势仍然很旺盛,又修剪得十分整齐。一根白色旗杆在草坪中高高竖起,却没有旗帜,不知何故?草坪周围零零星星有几幢小巧玲珑的别墅。
走道右侧是友谊楼,正前方是韬奋楼(以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遗址命名),两旁均有学生宿舍大楼。再一直向北走,苏州河横贯校区,把学校分割成两个部分。过小木桥是体育房、风雨操场和足球场。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和法医研究所也设在河北。亨元被安排在韬奋楼西侧的宿舍一楼底层。每间放三只双人铺,六个学生居住。房间很宽敞,木质地板,中间有课桌和椅子,屋角放了只脸盆架,比高中宿舍舒服多了。
他的铺位在临窗口的上铺,窗外是宽敞的走道。高中毕业才买到手的矿石收音机,成了他大学一年级夜深人静时的忠实伴侣。
由于市区信号强烈,亨元马马虎虎在窗外搭根天线就能在床上听到美妙的音乐,而暑假在震泽,为搭天线冒险爬上大厅屋顶,在极为陡峭的瓦片上匍匐前进,结果,从矿石收音机里仍然收听不到任何信息。
同宿舍有浙江海宁人志水,江苏镇江人杜现等人。晚上,山东籍同学来串门,说了一些语言上的笑话:南方人洗脸水称面汤,北方人误为面条:在旅店里要面汤,店小二端了碗肉丝面给客官"洗脸",引起争吵。
另一个同学艾生的安庆话接近普通话,很有韵味,能唱几句黄梅戏小生调,但该生全脸浮肿,象个猪猡头。虽然其貌不扬,却很风骚,在来校途中,轮船上认识一位中学女生,竟然谈起了恋爱。
亨元所在班级的主要骨干如下:党支部领导迟波,山东人,贫下中农出身,早在高中时就已入党。班长林万,浦东人,父亲已亡,母亲是小学教师。此人头脑灵活,模仿力强。
他与亨元接触不久即发现其反应迟钝的弱点,描述:谁在亨元背后喊一声,他不是把头转过去瞧一瞧,而是整个身体慢慢地旋转180度去寻找对方。
林万边说边模仿亨元的习惯性动作,引起同班学友的喝彩。体育委员迎新,江苏省靖江人,初中刚毕业就参了军,部队里的职务是卫生兵,并且与女战友确定了关系。此人比亨元大不了几岁,为人处事却很老练。
小组长肖云,山东济南人,比亨元年长十岁,解放前被国民党拉夫当勤务兵,该部向我军投诚后,他也反了正,授衔时获得最低军衔准尉,因有"政历"问题而未入党。
进东华大学法学院的,除一部分普通高中毕业生外,大多数是已经工作过多年的调干生。
其中甚至有的人在法院院长的位置上保送入学的。因为注重资历而不重视学历,亨元在大学生活的四年中无一官半职。比起严谨的苏高中,大学生活松散得多了,基本上没有课外作业,无需到教室去上夜自修,晚上自由支配。
生活上,每月交12元5角钱伙食费,主食有米饭和馒头可任意挑选,馒头虽无馅,酵发得很好,可敞开肚皮吃,不计量,小菜量多质好。
后来实行了食堂制,12元5角分解到每天,只有4角钱饭菜票,再加粮食定量,不仅伙食大大下降,还经常闹";饥荒";。
使他感到惬意的是上厕所比高中时方便得多,就在寝室对过有个洗手间,除洗刷衣服外还有瓷砖铺设的小便池和每人隔开的大便间,这样,亨元无需等到夜深人静去上厕所。
任何时候,只要有便意即可一个人关上小间门悠闲自得地排便,而且它是个单人世界,没有人干扰,亨元经常在那里一边登坑(吴语),一边欣赏胸前悬挂的校徽,幻想着毕业后的锦绣前程。
同学美行,文娱活跃分子,向部队借了几十套橄榄帽军服,在班级里组织了一次化装舞会。所跳的是简易的集体舞。亨元在高中二年级时就参加过这类舞会。
当时扮的是白衣白帽的医生,与女同学手拉着手,面对着面跳舞,心情异常激动,也很紧张。从读高中起,他极少有机会与青年女性接触。客观上,班级里女同学少,到了"东大",更是清一式的和尚班。
此外,当时的社会风气男女界限分明,年纪轻轻即好色,人所不齿。主观上,无论在高中还是大学,他都属于低档次的一类:在以智力排名次的省中,因学习成绩不佳而被入";另册";。
在调干生吃香的法学院,又因非党非团受人歧视。唯有在大家化了装的班级和班级的聚会上,亨元才有机会平等地与别班的女同学一起跳舞,怎不令他激动和紧张?
美行以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舞会赢得大家的好感。此人油腔滑调,据其自我介绍,与初中某女同学已有若干年的恋爱史,且已发生过性关系,还无耻地详述下流情节。
不久,学校里贴出许多大字报,揭发了他的种种流氓行径,大字报把美行的“美”改为“丑”,于是他的姓名变成丑行,并在上面打了叉叉。不久此人离开了学校,听说,被处劳动教养。
一天,凤老爷,大姑妈和三姑妈到学校里看亨元。他们对学校的环境赞不绝口。三姑母对内侄说:
"老太太(指其婆)就要过八十大寿了,他们在新雅饭店安排了桌次,到那天一起来凑凑热闹。"凤老爷持相反意见:"走不出不要勉强。"
亨元从小就听说三姑父在上海当法官,姑母当书记官。他们结婚的时候乘的是有四个保镖分站在踏脚板上的汽车。
亨元还不到三岁,父母领着到上海吃喜酒,彼时情景在他不健全的头脑里已毫无踪影,但阿判和纳香人能说得历历在目。
据说,他一到上海最感兴趣的是乘汽车,硬要大人把自己装进玩具汽车内。还有一个恶习是不肯坐抽水马桶,要家里坐惯的小马桶,否则不肯大便。
此后亨元虽然没有再来过上海,但对有一个做过法官的亲戚在上海是很得意的。这种潜意识是促使他报考法律学院的重要因素。既然有这种机会去看自己所敬慕的姑父母,岂能放过。
此外,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表妹,比亨元小五、六岁。童年时代曾到同里来过。时隔七、八年,想来已长成含苞欲放的青春少女了。他很想见一见上海表妹,美味佳肴,倒并不追求。
老太太生日那天,他向学校请了半天假。吃过午饭就走到江苏路月村三姑母家中。这是由几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构成的西式公寓。住姑父母及其三子一女和老太太,还有一位掌管全家经济大权的老姑娘。
三姑父作为敌伪时期的法官,抗战胜利后已经失势,但尚未倒霉;解放后变成无业人员了。经济来源全靠美国当律师的弟弟定期供给和妹妹在某化工厂当高级工程师的收入。
亨元眼见自己的偶象一付落拓无为的样子,心里无比辛酸。几位表弟也呈现出营养不良的状态,小表妹从姑母房里出来确实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仔细一看面貌,并不如自己想象那么美妙。
亨元和三姑父等一行六人乘有轨电车赶到南京东路新雅饭店。买车票时,姑父母的仔细计算说明其经济拮据状态。
来到老太祝寿的包间,主宾基本就座。凤老爷见三姑母还带个吃白食的来,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凑过来质问亨元:"你不在学校里吃,伙食费能退出吗?"
那时还没有实行食堂制,吃大锅饭。亨元答:"退不出"凤老爷话中带刺地说:"这太可惜了!"亨元对凤老爷的话很反感,心里想:"即使吃白食,也不是吃你的,何必这么肉痛"从此不搭理这位姑父。
开宴的时候,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对面的表妹,她举杯他也举杯;她挟菜他也挟菜。觉得表妹吃饭的样子文雅极了,而且他也感到表妹不断地在注视着自己,梅老爷给他带来的不快一扫而光。
未及终席,他即以晚上还要温习功课为由礼貌地告退,老太等人怕他不识回家途径,令二表弟陪同一起回去(江苏路和东大相距甚近),他买了两张21路中山公园方向的车票,与喋喋不休的二表弟一起踏上归途。
事后,三姑母转告内侄:老太和老姑娘对他的印象不差,认为是一个朴质无华的青年。可是不久又传来消息:三姑父涉及非法从事"地下"工厂,被司法机关逮捕判刑。
对社会关系极为敏感的法律学院是不允许学生与这些亲戚来往的,亨元不得不与三姑母等断绝了联系。
第十回
    关帝庙中弄刀品行计入另册触规小题大做泄愤是非颠倒
亨元在经济上很不宽裕,绝大多数同学都获得校方十元以上的助学金补贴,而他得到的是三元钱的丁等助学金。
艾生家庭出身工商地主,其自吹小时候几个丫头陪他一床睡觉。现在仍是一付少爷派头,手腕上套着手表,食堂用餐经常吃甲菜。他尚且能得高额助学金,为什么劳动人民出身的亨元不能得到呢?
他愤忿不平地前往学生科反映意见。皮科长听完陈述,鄙夷不屑地回答:"你家里有父亲挣工资,每月九十多元,艾生家里没有固定收入。我们发放助学金是按平均生活水平定的,不会错。"
亨元搬出阶级路线一套理论,一条腿在战争中负伤、满身骨头架子的皮科长反唇相讥"你父亲当过旧邮局局长,能说是工人阶级出身吗?"
亨元不服气,要求取出他和猪猡头的档案来对比,皮科长神秘兮兮地急忙把摊在办公桌上的各种材料锁入保险柜内,责令亨元立即离开学生科,说:"我们这里的材料都是保密的,岂能让一个普通学生随便看"。
亨元下不了台,与皮科长争吵起来,惊动了隔壁人事处的女处长,出来为科长帮腔,批评亨元无理取闹。亨元望着这位中年女性冷峻的目光,不寒而溧,只得灰溜溜地跑了。
班级党支部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从此,"大闹学生科"的罪名压得他永远不得翻身,也影响到他日后的毕业分配。
这一年暑假回到家里,发现家门前的藕河浜已经填平,变成一条宽阔的马路,观莲小筑和藕河街变得有名无实。
阿判以兴奋的心情叙述大跃进带来的奇迹。他对小高炉能出钢,一亩田能产万斤粮深信不疑,特别是以供给制为标志的共产主义甚感兴趣。如果按每人的平均消费水平发放各项生活必需品,这个仅靠阿判一人收入维持生计的六口之家肯定不会吃亏。
眼下,家里连电灯也装不起,从同里搬到震泽带来的一只旧电表,放在门口的壁橱里,没有多久就被偷掉了。买一只要化四、五十元钱,原来准备的接装电灯计划作废。
家里没有一台收音机以及任何家用电器,当然,有了也使用不上。缝纫机、手表、皮鞋、呢料之类日常耐用消费品也不具备,唯一的计时工具是摆在长条桌上的一只三十年代的座钟,常常停摆,修过多次。
在阿判和纳香人结婚初期经济条件是不错的。自行车,手表,金戒指,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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