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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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4）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17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问题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这种规则已经通行天下。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我得声明一句：在皇上身边工作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著名的清官王恕当了一段吏部尚书（中组部长），选拔推荐了一大批刘大夏这样正直能干的人，史书上说：“一时正人充布列位。”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那么，皇上怎么会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状况的程度呢？他身边的好干部对情况又了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近似中宣部和外交部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汇报，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形势，分析几条原因。李东阳是当时的大笔杆子，这份上疏又写得直言不讳，一时广为传诵。
　　李东阳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织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这些地方，尽管在政府部门工作已久，每天还接触文件汇报和各种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详细情况，更何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调查，大家都说现在吃闲饭的太多，政府开支没有章法，差役频繁，税费重叠。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榨得力尽钱光。到了部队演习操练的时候，宁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权势人家，豪门巨族，土地已经多得跨越郡县了，还在那里不断请求皇上的赏赐。亲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养竟要二三十万两银子。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托名为皇亲国戚的仆从，经常在渡口关卡都市的市场上征收商税。国家建都于北方，粮食等供应依赖东南，现在商人都被吓跑了，这绝对不是小问题。更有那些织造内官，放纵众小人搜刮敲诈，运河沿线负责政府税收的官吏也被吓跑了。小商贩和贫穷百姓被搅得骚动不安，这些都是臣亲眼看见的。
　　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
　　臣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陛下因为天灾异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讳地反映情况。然而，尽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贵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我恐怕今天的这些话，还要变成空话。请皇上把从前的建议找出来，仔细研究选择，决断实行。
　　皇上看了，称赞了一回，又感叹了一回，批转给了有关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当事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李东阳说了：“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这大意是不错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老百姓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两道信息关卡，即郡县和朝廷。实际上，在充分展开的情况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役要向书吏汇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汇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府一级的官员汇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汇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各部汇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汇报，这是第七关。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
　　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然还有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钱能那样的宦官。这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官场关系学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到了最严重的时期，譬如《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到的嘉靖末年，上边的恩宠和下边的贿赂互相促进，上下彼此蒙骗，作者竟说，他没听说过向皇上揭发贪官污吏之类的事情。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
　　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在这种小眼筛子里漏出的一点问题，摆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断然处理。皇上的亲戚和亲信将拖延和减弱皇上的惩办决定。这也难为普通的皇上们。就连毛泽东主席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秘书田家英还说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还有江青在旁边捣乱。我们怎么好苛求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年轻人呢？
　　总之，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们一并收拾了吧？
　　三
　　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处境并非他个人所独有，他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的一环。这是一场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别的朝代不说，在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国之前，中国的形势很像是一场四国演义。朱元璋先吞了西边的一个，又惦记着吞东边的张士诚。他派人打听，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平定中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5）
　　在这段话里，我听出了焦躁和疲惫。这种不耐烦的感觉将直接影响对局者的战斗意志。一旦松懈下去，失败就要降临了。
　　朱元璋是个责任感很强，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坚强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他的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后代能超过祖宗么？
　　两个世纪之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25日午夜刚过，崇祯皇上来到景山的一棵树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崇祯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遗书，但他最终怨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他写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6）
　　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17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
　　譬如钱能，大家都知道他满肚子坏水。后来他当了南京守备，类似南京军区政委。不幸的是，他的对头，“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个王恕，也去南京当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正好管着钱能。王恕的才干足够对付钱能，斗争的弦儿想必也绷得很紧。在王恕的威慑之下，钱能表现得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人说：“王公，大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7）由此看来，钱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让冤大头惯坏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头，钱能未必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最后还得做两点修正。
　　第一，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只是泛泛而论。朱元璋杀官如麻，为了一个开空白申报单问题（史称空印案），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杀掉了数百个在“空白介绍信”上盖章的官员。如此过激的反应，不仅不是冤大头，连“睚眦必报”的形容也显得太弱了。不过，明朝十六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睚眦必报的也就一个半。放宽标准可以算两个半，百分之十几而已。所以，我们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准确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二，我们说皇上是冤大头，是把皇上当成天道的代理人来说的。他作为个人可能非常贪婪非常苛刻，斤斤计较，甚至带头糊弄天道。对这样甘愿当败家子的皇上，我们也就不好说他是冤大头了。天道才是冤大头呢。
　　注：
　　（1）《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御史阿内情”作“郭瑞”，《明史》卷三百四作“郭阳”。
　　（2）（7）参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二，王恕列传。
　　（3）参见《明通鉴》纪三十六，弘治元年十一月甲申。
　　（4）参见《明通鉴》纪四十，弘治十七年六月。
　　（5）刘辰《国初事迹》，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第108、196页。
　　（6）《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二。
　　摆平违规者
　　一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场出现危机：介休一位姓林的县令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省长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注1）
　　林县令揭发说，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类似现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财税和人事）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若以粮价折算，这笔款子大约在一千万人民币上下。同时，林县令所告的大学士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国务委员，尚书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长——那时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个部，不像现在有好几十。
　　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便经常出现了，而陋规二字所指称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便不稀罕了，堪称源远流长。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钦差一出京就知道会有这笔收入，地方官员也知道钦差得了这笔收入，会尽量关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送钱的具体方式也随着时代演变，原来是作为盘费交给钦差带走，后来钦差不肯带了，地方便等他们回京后通过汇兑送到家里。总之，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大概正由于这种习以为常，太原府的领导们也就放松了警惕，竟然亲笔给下属写信，要求摊派款项，并送太原府汇总。林县令手里拿着这些证据，其中包括首道姜梅（类似太原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真称得上铁证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如今大概叫跑部费，不如古称简洁），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如今全被林县令抖搂出来了，并且有藩司官吏开出的收据为证，谁也别想抵赖。
　　据说，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长，为二把手）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近似山西省省委书记，一把手）请示汇报。
　　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省长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陋规”都要告发，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现在的雁北地区行署专员）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呀？张集馨清楚山西官场上这段恩怨的内幕，答道：这是激出来的。
　　二
　　介休的林县长并不是埋伏出击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个老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上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矩。领导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级领导却有不守规矩的嫌疑。
　　几个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说据汪御史（近似现在中纪委的处长）汇报，平遥县大盗张金铃的儿子结伙轮奸妇女，奸后将女人的小脚剁下，如此重案地方官却不缉拿严办。皇帝命令立刻严拿惩办。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紧急行动，委派张集馨去平遥介休一带调查处理。
　　据张集馨说，他去介休调查的时候，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见，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张集馨描绘说，因为他只收下一两种食物，“林令以为东道缺然，心甚不安。”这更证明林县令懂规矩。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心底。
　　不过，对方不按照规矩收礼也暗示着另外两种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御史已经告地方官失职了，公事公办当然令人担忧。第二种可能是嫌你送得少，要敲你一笔狠的。这便是危险的迹象了。张集馨明白林县令的担忧，遇到轮奸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访控告，一概按常规送交林县令的上司，自己并不插手，毫无搜罗敲诈理由的意思。于是林县令的顾虑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张集馨的情。这种领情再一次证明了林县令懂规矩：他承认，人家本来是应该多吃多占、收礼受贿的。
　　轮奸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结果。大盗张金铃的儿子被拿获了，但是只承认盗窃，不承认轮奸剁足。张集馨查了报案记录，访问了乡绅，也说没有这种案子。查来查去，了解到一个传闻，说介休县某贡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里看戏，被盗贼看中，尾随入室强奸，最后还把女人的弓鞋脱走了。张集馨又传来贡生，反复开导，贡生只承认家里被盗，坚决不承认有轮奸之类的事。
　　这案子本来就可以结了。但皇上交办的案子，查来查去却说没那么回事，不过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总有不妥的感觉。正好原山西巡抚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下令再查。二把手张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务，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调查，这一查就查出了毛病。
　　却说虞知府到介休后，百般挑剔，要这要那，日夜纵酒，甚至挟优宿娼。这一切林县令都忍了。毕竟人家是来查自己的，处理此事的权力在人家手里，要什么给什么就是。闹了两个月，得出的结论与张集馨并无不同，虞知府也玩够了，满载而归。回到省里，向皇上写了汇报，大意是事主只承认盗，不承认奸。这关系到两家的脸面，一经供认，乡里见难以见人。反正盗犯已经问斩，轮奸属实也不过如此了，建议就此结案。皇上同意，还夸奖说办得好。
　　如此说来，介休的林县令并没有隐瞒失职之处，自然不该处分。但是御史既然告了，总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