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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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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感到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
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的头发一样白！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下软了。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一股火在燃烧。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二、最后的军礼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腻味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和日本同学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父亲至今说起这件事都遗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派人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抗战报》上发表一篇通讯。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进行过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目睹了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
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天皇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长久的保障，可他自己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上。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了吗？
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
“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
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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