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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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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
杀小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看看这群人说不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我去过中国，我只记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马？任你们杀！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
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
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
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来不看他。从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饭，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
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
我反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
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还狗牌撸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嘿！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让南京人看见我！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
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了出去。只见它“轰”
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兹舞了———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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