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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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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时，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是重庆。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冤魂的呐喊，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头。
想到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抬头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光。
每年“8。15”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天空上布满一架架齐头并进的日本轰炸机，紧跟着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冲；轰炸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这就是55年以前！”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
1941年，日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后，问我：“带手枪了吗？”
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又把我们小股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马匪！你说气人不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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