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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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暗辞不肯就，皇帝就说：“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他也就知道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气，就不须特别振作，也可以把这地方处理得很好。后来汲暗在淮阳１０年，死在任所。

　　可是汉武帝也有一般专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视各地区，当地太守或因供应不周，或因境内配置不如法，纷纷避罪自杀。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为恐怖政治所笼罩。亲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败的只能以身死解脱。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长生不死。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蛊”音古，以三个虫字摆在一个“皿”字之上，乃是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是为蛊。巫者即操纵着这精灵，用咒诅符录削制木人埋蛊地下诸等方式谋害敌对。公元前９１年，刘彻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深怕刘据一日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宫殿附近林园）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特务头目）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皇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卫青则已前死。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

　　４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８岁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而皇帝也将太子的亲母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到处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有主张？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从间单独的问题，而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

　　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１２７年饬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条上。１２２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数万”。公元前１１２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１０６人。自高祖以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地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时筹款的办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只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尽人武部兵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他们进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如搏影”。公元前１１９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１４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３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格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于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１５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１５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２０００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２２００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07、从霍光到王莽　
　　霍光于公元前８７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分辅助８岁的昭帝，事昭帝１３年。昭帝无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再６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６８年。

　　王莽于公元前一年为大司马（根据习惯至此已有摄政王的声望），也因为哀帝无嗣，迎中山王９岁儿子刘街为嗣，是为平帝。他在位５年，相传为王莽毒死。兹后王莽又立了一个两岁孩子孺子婴继位，他自己以大司马的身分进为安汉公，先“居摄”，次为“假皇帝”，至公元９年以“新”代“汉”，“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后也做了１４年多的皇帝，于公元２３年为民兵所杀。

　　他们两人间相去约七八十年。传统历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王莽则像貌类禽兽，“侈口厥逊，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起先谦恭下士，后来以丹书符契，证明他天授践祚。到他登极时，又亲执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总而言之，这两人一真一假，传统的作史者，务必要强调他们间的差别，以作后人殷鉴。今日我们读史，就算承认其间的真伪，已不是重点之所在，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从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这时间有皇帝６人，即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与平帝刘街。他们御宇的期间，综合不算过短。其中宣帝在位２５年，元帝在位１６年，成帝也在位２６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如果他们要创立一种制度，当然有充分的时间。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他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弹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弹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６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她１６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８０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王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８１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沽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纪录即为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所以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如是又４年，直到公元前６６年，时霍光已逝世２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年来的声势宣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的看得清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１１２年将袭侯爵的１０６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翔（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动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各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据MichaelLoewe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１７８年到公元前２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５７次。迄至公元前７２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诏书４４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８次，元帝有１３次，成帝又有１２次，这样接二连三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１９年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处，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08、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５０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１３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的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比如他用“五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又分大郡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辖国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下句骊”。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在汉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对武帝策问时就已提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的解说。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阴阳五行的渊薮。凡是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都与木火土金水有关，也与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灾异，几乎闯下大祸，幸经武帝赦免。可是阴阳五行的假科学经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为众所周知的真理。因为“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又与军事相配，所以《汉书》五行志指出汉武帝几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间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书里没有讲明究系因天旱而动干戈，或是因为起兵戎而有旱灾，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从西汉到东汉，这种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前夜，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行礼毕，改穿红色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夜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短，也就是阴去阳来，朝廷也要集体的相时而动，才能“承天理物”。也还要在那一天权量水之轻重，确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器。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数目字有关的工具，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不能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瑟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思想家不相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为自然法规须待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已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眼即可看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开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

　　光武帝刘秀也重图谶。他和郑兴讨论郊祀，有下面这段记载：

　　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１０５年前后出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１３２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他的浑天说，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３６５又４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圆周率为３．１６２２。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