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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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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钞票流通于市间时，也以借款的方式施行，至此一举两得，两头生息。这也是信用膨胀（creditinflation）的开始。
1694年9月，银行刚成立不久，政府要它汇款20万镑到法兰德斯对法作战的英军阵营。这不是开一张支票，立即可由约翰·邱吉尔在比利时兑现。当时尚无分行，国际信用也未组织就绪。其办法，是银行的董事会全部到英军里面去，筹款的职员也分往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处，尤其没有忽略了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欧洲商人听说伦敦商人都已站在英军一边，于是也把他们能控制的资源拨给邱吉尔，这样才完成了所谓的汇款。英国打败法国，实由于南欧及北欧在财政上之支持。邱吉尔所领导的战事，也使国际信用之组织更具体化。而且英国又掌握了主动的地位。两者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信用膨胀持续发展，一方面由于大陆之战事，英国之支出由1702年每年500万镑增到1714年每年800万镑。英国的国债也由1300万镑增至3600万镑，英伦银行的资本也同样在扩充。
农业资本使用现代方式划汇，却经过一段波折。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土地权已大致固定，又因为平衡法已能与习惯法并行，商业性的法律可以引用到农业社会，引起两种资金的对流。17世纪末期，土地银行（landbanks）纷纷组成。很多地主希望一方面保有地产，一方面以其信用作商业上的交易。只是组织不健全，发展过于迅速，尤其是不能协定彼此扩张业务的程序，所以纷纷失败，要等到18世纪后期才逐渐成形。此时土地流动性更大，于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地方银行和乡村银行才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至此不仅信用膨胀，农业间与商业间的隔阂更为消失，其资金更能互相支持。全国资源结成了一个庞大的信用网。
保险业之展开只比英伦银行之成立稍迟一步。17世纪末期，很多较小的公司已经出现。1710年则有太阳火险公司（SunFireCompany）开始营业。10年之后，更有伦敦保险公司（LondonAssurance）和皇家交换保险公司（RoyalExchangeAssurance）。他们的业务象征了英国金融财政组织的成熟。此后英国的经济组织不仅超过荷兰，而且成为世界之最先进，而且执全世界牛耳达好几个世纪之久。
资本主义能在英国成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而且在17世纪末叶落地生根，是世界史里一桩大事。英国的改造，经过时间之长久，情形之复杂，无可形容。很多当事人都以宗教这一名词解释他们所作所为的动机。这也等于说，在这新旧交替之间，他们伦理上最高的与最后的宗旨发生了根本的冲突。我们虽不能在事前说这种冲突无非经济利益作祟，却可以在事后说因为内战与革命的几度颠覆，社会已经重新改造，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在新组织与新社会之下，君权神授说已失去其凭藉，良心上之自由不复成为问题，所以威廉与玛丽之后，因宗教冲突而产生的政治纠纷愈发减少。王后安妮（Anne）曾指派两个保皇党的主教，引起辉格党人不满，沙史威尔（Dr．HenrySacheverell）用讲坛评议政治，被罚三年不得讲教。这已经不能和查理一世和劳德主教或甚至克伦威尔当权时以宗教问题发难引起如火如荼的反应相较了，而禁止擅印书籍传单的法案也早已解除。
这百年的历史虽然复杂，从最初不能由数目字管理到用数目字管理的趋势则非常的明显。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其中趋向能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仍不外从我们前述的三个条件下造成：此即资金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雇用经理，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详第一章）。这三个条件之行得通，全靠信任（trust），而信任不能没有法律在后面作保障。所以防制欺骗（fraud）假冒（forgery）和侵吞挪用钱物（embezzlement）的各种措施，在这时期被重视。
我们再检阅这一章历史，即可以看出像英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巩固的国家要进入以严密的商业组织作规范的体制，首先必须重新安排其低层机构。在事实上这已经做到将土地所有权规律化及农场扩大（农场若不扩大，农业生产技术必不易展开，所有人也请不起律师，不能承担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次之则要重新厘定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间之联系。新税制之展开以及平衡法的原则在习惯法庭内施用，可算采取了这种步骤。有了如是的准备，其下端各种经济因素即可以自由交换。以后要更革其上层机构就轻而易举。因为一切都可以从数目字上排布，神权已丧失其权威地位。从此政教分离成了公认的原则。光荣革命算是承先启后的一大分水岭。18世纪的英国已不同于17世纪的英国。
可是本书的主题为资本主义，却不能只将斯图亚特王朝100多年的历史拿出来交卷。如何将这一朝断代史与研究的专题分隔，仍是主要问题。
我们必须看清：资本主义以一个现今的名词去囊括相当长时间的历史产物（即算英国资本主义奠定于光荣革命，至今也有300年），它繁复众多的内涵（connotation）我们不能不加解释即赋予一个简单明晰的意义（denotation）。比如说17世纪英国为立宪君主制、两党政治和内阁制度都在光荣革命前后产生，也与以上所述有密切的关系，却不能一并归纳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贩卖人口是初期存积资本的方式之一，既实行于威尼斯与荷兰，也为英国所采用（英国以theAsiento的名义有向南美洲输入奴隶的专利）。可是今日我们即不能随便将奴隶之买卖牵扯过去。以上国家都曾将国家权力授与开拓殖民地之私人资本和它们的经纪人。荷兰与英国授与海外公司的专利权，是因为这些公司不仅自备战舰，也在各处筑有炮台，如何处置这类问题，也待斟酌。
将各种条件综合融和之后，我建议给资本主义以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这样一个定义，已经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联成一气。其中各种因素相连结而发展到最高潮时，势必又涉及宗教。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制维持，因为如此一个庞大的机构不可能凭空存在。英国国王与清教徒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双方即开始争夺立法权。如果说资本主义纯粹是一种民间的组织，与政治无关，就忽视了历史发展之程序。所以我也相信研究资本主义必先从每一国界内着手。
有些学者注重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资本家首先进入制造，次又垄断制造，自外放分工办法开始设置工厂。本章一字未提，却已替这程序安摆上了一段历史的背景。也就是说，这不过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之一。有些作家过度重视劳工出卖劳动力，实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其中较极端的，甚至认为凡人一被人雇佣即为被剥削，即为受凌辱。带现实性的历史家无从对如此的绝对平等观念关说。
从中国历史看来，雇用劳工从未在经济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后果。在这里我也更要申明：历史家铺陈往事，注重将已经发生的事体带着因果关系敷说，间常提到将来的趋势。他不能放弃这项主要的任务，而沉湎于他自己认为应当发生却在历史上从未发生之事物，或甚至从这应当的一个观念将主题牵扯到现实之外。
还有些学者注重资本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不过是构成资本主义的因素之一。本章已约略提及，现在不妨再重复的解说一次。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可以说是凝集于两个思想上的重点，两者也是互为关联。一为成功，一为赌博与冒险（参照第二章注。前者可以从清教徒的态度看出。他们认为人类不因丰功伟业而得救，但得救者必有功业。克伦威尔在第一次英荷战役之后，对荷兰的议和使者说：“你们诉诸上天，现在神已经给你们不利的判断。”如此将一个商业战争的成果归因于上天，可见经济上的经营也必带着宗教式之虔诚，因此力量庞大。凡是资本主义之展开，首先必有赌博与冒险性质，这东西在克伦威尔之弑君表现无遗。中世纪以来欧洲之君权神授说是一种强有力的信仰。很多人相信国王是神在人世间的经纪。他的决心，表现着神之旨意。所以后来查理一世虽战败而坚决不接受立宪君主制，克伦威尔觉得只能以弑君这办法打开僵局，这行动带着极大的冒险性格。对英国而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赌博。克伦威尔纵无意提倡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英国潜在的因素却因这个环境突破而发扬。一个海上的国家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场合中既已将神权推翻，并且将朝代国家的性格革除，她还靠什么作她存在之理由（raisond’etre）？岂不只有在经济上发展，在内加紧商业性质的组织，在外增强国际贸易，开拓殖民地？17世纪前期因为经济组织缺乏条理，失业者多，有些人以为英国人口业已过剩。17世纪后半期局势打开，其追求经济合理性的动量只有继续加强。于是“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开始和通商保护政策发生联系”（详上注＇53＇）。当初国王强迫向人民借款，最后则资本家自动要求作为国家之债权人。这一串事迹，也都汇集于上述提议的定义之内。
只是国家既进入资本家时代，资本家则为国家之主人，一切以他们为本位。贩卖人口还只是此间不仁不义的事件之一，此外还有以救济穷困的名目，揽截着失业的小民禁闭窄室，强迫工作，处之如罪犯（英国自伊莉莎白朝的法律，规定每一教区有救济境内穷人的义务）。幼童每天工作10多小时以上，有的在煤坑里拖煤。法律上只有最高工资的上限规定，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工人集会讨论他们的福利，即触犯刑法。保护私人财产做到如此程度，偷窃一两件零星的物品即可以判死刑，妇女幼童亦无可幸免，而加之以绞吊。这些事实，都因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之经济体系而产生，也都出现于英国，也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详载于书刊，至今摘录于一般大学教科书内，无庸详加释注。我们又岂能在提及资本主义，将之忽略不提？
我们不能为资本主义掩饰，也用不着替资本主义辩护。只是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看来，这些事迹既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也揭举暴露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书刊。但最后，将如此不仁不义的行动革除，仍是由资本主义的政府执行。这只表现我们在定义中所说私人资本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其目的在扩充国民资本而已。倘非如此，这种组织与制度即不能在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之条件下存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能够亘世纪的存在，端在它能在发育成长时，及时更正本身之错误。要是我们不承认这种事实，则只好说资本主义自始至终代表一种卖贵买贱狭窄的利己主义，因此它已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前发展到最高度。可是很少历史家愿意接受如此一种说法。
从英国17世纪的历史看来，因为清教运动的关系，资本主义之发展牵涉到一个良心（conscience）上的主题。过去什么是“合于良心”（conscionable），只有国王能作最后决定，这也就是特权法庭理论上的根据。经过弑君、复辟与光荣革命之后，习惯法庭广泛接受了一个平衡的原则。起先是否合于良心的观念，至此代之以是否公平（equitable）的考虑。一个绝对的道德问题，可以蜕变而为相对的技术因素。在我看来，这社会素质上的进化，超过其他一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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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从以上各章节来看，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展开时，人文因素势必经过一段剧烈的变化，然后过去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才能代以新型商业管制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在赋予资本主义的定义（第四章）之外，仍可以回顾以前（第一章）所作的假说，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演进的必有条件，列举于下：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要存在于一个国家，务必做到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律师的聘用等）全盘活用。既打开如是局面，则信用之通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后所有权和雇佣才能结成一张大网，而且越编越大，终至民间的社会经济体系与国家互为表里。
这样的一种看法，包括着一个“整体”的观念，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乃是由于得到司法权的承认，其下层机构里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实际的发展固然如此，思想理论的形成则未必如此。读者务必领略历史上很多大事超过当时人的人身经验，不可能由时人将全局看清，预为筹谋，构成蓝图然后依计划完成。大部分的时候，是个人仅面对局部产生的问题，因时就势，顺水推舟。只到局势明朗化，才由后人以局外的眼光推断前人之作为，在历史上连缀而成一种庞大的组织与运动。资本主义之形成，绵延持续，在每一个国家内之展开，甚且跨越世纪，又与其他人文因素错综重叠，如此更不容易预先构成一种思想的体系。
所以，探究资本主义思想系统之构成，只能从当时人的文字中寻觅各种原始观念，将它们结联补缀而成。我建议本章从以下的方针着手：
（一）将重点放在17世纪的英国。17世纪英国是西欧最重要国家之一。它已经有了很好的农业基础（为当时威尼斯所无），并有全国性的法制系统（为荷兰共和国所无），因此它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造成一个原型（prototype），此后给其他国家的影响至为深长。即是在侧面造成思想上的根据，也以英国作家最为活跃。不论内战前后或是散发政治传单，或是著作专论，他们的文字都与时局有关。当日并没有被认为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根据。可是连缀起来，则痕迹显然，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组织及运动之称为资本主义者，是有思想界的支持，而且前人领导后人，后人又扩充前人的见解，一脉相承。所以本章以17世纪英国思想界的文字当作主流，以便和这国家的行动配合，但并不摈斥其他言论，其有重要性者仍摘要录入。
（二）将18世纪及以后的理论另行列入，不与主题混淆。根据事实分析，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详上第四章）。支持这种组织与运动的思想也已成熟，在人身方面可以以洛克为代表，这是本章之主题。18世纪以降的评论出于资本主义已成熟之后，如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之重要，抨击英国当日对殖民地的处置。马克思揭露产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所留劣迹，又用唯物辩证法重新评判资本主义，已经属于上述主题之外。又因20世纪之初社会学被重视，更引来韦伯及宋巴特等引用新方法检阅资本主义。虽说以上各人的见解可能使我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与前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仅为评议者而非创造者及推进者，这当中有很大的区别。至于东西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内产生了一些维护资本主义的言论，本书开卷时业已提及，以后还要在结论时检讨，更不属于本章之范围。
（三）站在技术的立场将17世纪以前的资料照时间的程序安排，并着重三个阶段。大凡资本主义社会之产生，必先创造一个国家的高层结构和社会上新的低层结构，次之则要重建或改组当中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links）。实际推行资本主义之组织及运动时，其程序不一定如此。谈理论的各种文字也有出入，可是它们对以上三个题目分别发挥的趋向，却极为明显。我们也要注意这三个阶段，作为我们分析检讨之凭藉。
马基雅弗利和《君王论》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提到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不能不先自16世纪初佛罗伦萨的作者马基雅弗利说起。此人著书立说时，西欧尚未完全脱离中世纪的色彩，马丁·路德还未展开宗教改革的运动，如果我们径说马基雅弗利是资本主义的开山老祖，不免贻笑大方。但他在文艺复兴进入高潮时强调唯物论，并且在他的名著《君王论》（ThePrince）中以譬喻法，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首脑有维护属下人民安全的义务，而人民所注重的安全无非身家性命财产，则他的用意已与上述在新旧交替之际重创高层结构的宗旨相符合。只是这样的一个高层结构的造成，又要维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其所产生的社会形象，不可能是16世纪初期人士包括马基雅弗利所能预料。
我们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则可以看出此高层结构对外独立，对内保障自由（liberty），更经过一段长时间之演进，不可能与日后之代议政治及资本主义无关。
从历史上来看，马基雅弗利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物，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公开的提倡政治上阴险毒辣不顾天良。现代社会里有一种说法，叫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endjustifiesmeans），也可以谓由马基雅弗利开其先河。
马基雅弗利生于1469年，当日的意大利正“四分五裂”。西北角为威尼斯及其大陆之领域，正北为米兰，中西部为佛罗伦萨，横跨中央将半岛截为南北两部则教皇之领域。更南为西西里王国（KingdomoftheTwoSicilies），包括西西里岛，也包括意大利半岛之南部。但是这五个单位仍未将意大利分割至尽，每一单位内仍有许多小单位。由于政局不稳定，所以常引起德（由神圣罗马帝国出名）、法、西各国及瑞士之雇佣军侵入参与内战，人民深受荼毒。马基雅弗利出身名门，至他已家道中落，但仍以本身能力做到佛罗伦萨的保安秘书，并以外交官的身份出使各国及罗马教廷，1512年佛罗伦萨又再度政变，马基雅弗利因此去职，并曾一度被拘禁，出狱后乡居著书，《君王论》及《李维十书讲解》（DiscoursesoftheFirstTenBookeofLivy）均于1513年成书。
所谓“君王”系意大利当中各政治区域之首脑人物，包括教皇在内。马基雅弗利认为他们除了以保障自身之利益外，也应当使治下人民各安所业，同时都能够在行业上各有增进。但是，君主使人爱戴不如使人畏惧。“因为爱戴是由各种义务之链条来维持。人类是自私的，一到合于他们打算的时候，这链条可以随时断坏，但恐惧由于害怕惩罚而存在，永无一失。”
所以此书作者认为上位者在获得并巩固政权时，应当不择手段，如谋杀、欺骗、无德而称功、嫁罪于部属，只要合于时宜，都无所不可。君主应尊重的不是道德，而是谨慎（prudence）；不是光荣，而是权力。重点是君主不要专心一志做好事，应当准备做坏事。“因为不做坏事甚难救护国家。他可能发现有些看来道德上的事，做来只会使他垮台；有些看来是坏事，做来却可以大大的增加他的安全，使他得福。”
马基雅弗利《君王论》之中，很少提及宗教之事，只有一处他说及有些人相信各人的祸福概由上帝安排，人类无法改变处境。他承认“有时候我也局部的趋向这种想法”。但他又认为命运可以决定一半，人类的处境，自由意志决定其另一半。在这方面他表现一种无神论的趋向。他也认为人类无法脱离其劣根性，如将犹太教与基督教所讲人类的“原罪”加以一种宿命论（fatalist）的论断。其症结则由于人类的贪婪。“人容易忘记他父亲之死，而不容易忘记他没拿到的遗产。”这可以说是把唯物论发展至极，也替日后的功利主义（如好坏由利与害而决定）铺路。
《君王论》至今仍为美国有些大学学生必读书之一，其流传之广，不言而喻。可是自莎士比亚（16至17世纪之交）后，很少人再攻击此书作者的隐善扬恶。大多数读者能站在技术的角度，看出《君王论》的积极意义。他们获悉，作者著书时并未预期此书能成为畅销书供大众阅鉴，而是私下写出，准备呈献佛罗伦萨的新首脑，世称“伟大的罗伦佐”（LorenzotheMagnif－icent）。进书的目的，则是希望能求得一官半职。从以后的发展看来，马基雅弗利的希望始终没有达成，罗伦佐可能没有看到此书。《君王论》私下被人抄传，1532年出版，作者已去世5年。
马基雅弗利著书的私下目的既成泡影，后人反赏识他在不经意之间真实写出了人类的性格，暴露了政治生活的真意义，有如作者说的，他写的不是“应当”如此，而是实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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