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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为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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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屋从不冷清，常有人不约而至，深夜十二点也有人来敲门。来得最多的是鄂复明，家里的力气活儿、技术活儿全由他一个人包了。最方便的是不用请，只要等着，不出三天他准会来。史铁生也是那时候的常客。房子小，没有沙发也没有扶手椅，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折叠椅，铁生摇着车到门口一喊，他就跑出去背他进来。一个体重不足一百一十斤的人背一个体重近一百五十斤重的人，况且他放疗烧伤后没有腰肌和腹肌，背起来一定非常吃力，但每次他都坚持亲自背才放心。后来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让他能休息好，铁生写了一张条贴在我家的柜子上：因主人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来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客人看着表，坐到十五分钟便开始不安，但只要他能坚持，总是说：“那张条不是为你写的，踏实坐着。”于是客人便心安理得地待下去。
本来我是个反对喝酒的人。父亲在世时常喝酒，从我懂事起就听母亲叨唠和抱怨，所以我对喝酒的人抱有很深的成见。我曾经暗想，将来绝不找一个会喝酒的男人当丈夫。他进入我们的家庭时，父亲已经病重，他多次为没有陪老人喝过酒而遗憾。他对我说：“不会喝酒的人无法体会‘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境界。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能使人向善而不是使人变恶，就没有理由反对。”我差不多被他说服了，再也不一味地讨厌喝酒。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到东四八条口的小酒馆去喝啤酒，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一个老头儿。那个老头儿看起来没文化，但气质特别让人喜欢，“我们每天总是前后脚到，我要一升啤酒不要菜，他要二两白酒，一盘花生米。我们谁都知道对方注意自己，可谁都没打招呼，如果我们认识准能成为忘年交。”我问他为什么不主动点儿，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对我来说，猜想着、琢磨着是一种享受，我相信对他来说也一样。”这不是为了搜集素材，他和很多写诗的写小说的来往，自己却从不搞创作，尽管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认为凭他的文笔和阅历，他是可以写点儿什么的。他与那些爱扎堆闲聊神侃的人也毫无共同之处，他和那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从不一起喝酒。谈资和谈话的对象一样，是他最好的下酒菜，只要对胃口就行。所以与其说他是喜欢喝酒，不如说他是喜欢以酒会友；与其说他是在品酒，不如说他是在品人，品生活。
他的确是一个精于品味的人，是能把没滋味品出滋味、把苦涩味品出甜滋味的人。他能准确地尝出这道菜没放葱、另一道菜的黄酒又放得太多。对别人来说某个汤放不放胡椒粉或香菜的区别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对他来说就变成了能吃不能吃的问题。吃鸡只吃头和爪子，当然他也知道翅膀是好东西，因为有太多的人喜欢他总是割爱。白菜馅的饺子醋里一定要加蒜，韭菜馅的则一定要有芥末。如果用油炒而不是用盐和花椒煮，虾则不再是虾，花生米则不再是花生米。讲究的不是吃什么，而是怎么吃，和谁一块吃。
他喜欢吃香椿，史铁生也喜欢吃香椿，每年香椿发芽的时候，他都要从自家的香椿树上摘了最嫩的送给他，后来香椿好买了还是这样。对于他来说那成了一种仪式。躺在病床上，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他都为不能再和铁生一块吃香椿面而遗憾得大发感慨。最后一年，他母亲为他做了一瓶煮花生米拌香椿，他省下一半让我带给铁生。他当然知道如今香椿已是满街满巷都有的卖，制作“专利”他也早已在朋友中广而告之，而我当时又忙得不可开交，可他仍然催着我去送，还一再叮嘱，当天送不了一定别忘了放在冰箱里。香椿在他的思维里不再是香椿，已被演化成一种象征——友爱；吃在他的思维里不再是吃，已被抽象成了一个概念——与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共享所爱。他自己之所以爱吃香椿也出于同一个逻辑。本来他是不吃香椿的，当年还没和姐姐结婚的姐夫到家里做客，他爱姐姐也喜欢姐夫，硬着头皮吃姐夫满腔热情推荐给他的拌香椿，由喜欢变为酷爱，直至一发不可收拾。对苦瓜的偏爱也如出一辙。有趣的是，他只能接受最初接受的那一种形式，香椿只能拌着吃，炒鸡蛋他绝对不碰；苦瓜就用小干鱼炒，肉炒就坚决反对。他追求情调和趣味到了教条的程度。
对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文章写得好与不好，学问有还是没有，名气大还是不大，社会地位高还是不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他有各式各样三教九流的朋友，小韩是开车的，老四是理发的，马子是临时工，都是北京胡同儿里的苦孩子，没什么文化，但个个都很仗义，个个都敬他服他，总是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照顾他的那份周到没人能够相比。物价不断上涨，他也知道不能只节流应该开源，人们纷纷下海做生意，他也跃跃欲试地试图挣钱，但是无论如何都进入不了角色，在生意场上他找不到他所喜欢的感觉和习惯了的氛围。
因此他特别看重朋友间没有任何事务性内容和实际利益的聚会。每当朋友们聚会，他会一改不苟言笑的常态，因为瘦，我常说他笑起来满脸大括号。尽兴时，他唱京剧、评剧、越剧，唱民歌、洋歌，只要地道他都喜欢。唱得最动情的是河北民歌《小白菜》：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了娘啊……他的嗓子不好，声音小而颤，但唱这首歌恰到好处。
我很情愿买酒做菜，也习惯于操持这样的聚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我一样，反正我是这样，我愿意这样。这种时候，我感到幸福。也许是我对幸福的理解太浅，要求太低，或者就是我孤陋寡闻，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幸福，这是我真正的幸福。现在他的照片挂在我的房间，挂在我的床头，独自一人时我凝视着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在朋友中间的形象：他笑，他唱，他侃侃而谈，他自言自语，他高兴起来笑出来的“大括号”，他激动起来神经质的嘴唇……他指着我对大家说：“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老婆腌的雪里蕻，我老婆做的鱼头汤，看家的本领，在别处肯定你吃不着……”这时我会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愿意用二十多岁的热情，加上四十岁的理性，重新理解他、爱他。即使他生病时间再长，我也甘愿留在这个位置上，做我该做的，做我能做的……我真的常常这样想，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我常常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永远的五月４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由于身体不好，他非常好静，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以后，他变得更加沉默。没有客人时，他经常长时间一言不发。只要身体允许，他会找个棋友下围棋，尽管棋艺不高长进不大，还是当个事似的买来不少围棋书，并且以会下围棋为荣。他可以长时间地阅读，而且读书的速度很快，阅读的面也很广，令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的望尘莫及。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音响。他只听古典音乐，勃拉姆斯、比才、柴科夫斯基，也听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三年多住院生活，真正陪伴他的是我弟弟送的激光唱盘单放机、立体声单放机、收录两用机。朋友们来看他，惟一的要求是要书看，紧着找还总是供不应求。
他喜欢独处，即使是在人多的场合他也总是沉默。沉默是他自卫和进攻的武器，便利而有效。在一次对峙性的谈话中，他曾经三个小时一言不发，真正的一言不发，对方也真正地奈何他不得。他生病之后我为他整理过早年的情书，寄自南方、出自同一个女性的手笔，一个小有名气的业余作家，信写得浪漫而深情。我把几十封信排列起来，发现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主题，都在抱怨他不回信。我理解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得不到一封回信、一句回答的无奈和无助。
结婚之前，我们曾有过一次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和大多数试图与情人重归于好的男人不同，他始终苍白着脸，紧咬着牙，不求不劝不哄，不说一句好话，单单执着地到我单位门口去等，而且回避着不让我看见，我的矜持最终扛不过他的沉默。结婚以后，对于他的“铁嘴铜牙”我有了更多的领教，只要他不愿说话，任你怎样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用不理他的办法和他赌气算是上了他的当，如果你能坚持十天不和他说话，他一定会坚持二十天来回敬你。对朋友他可以一味地违背自己宽容无边，对我则是苛刻到底。
说来好笑，我们婚后第一次吵架是因为一个不足一两的面团。包完饺子剩了几个皮儿，我做成了面条，连续两天都没机会煮了吃，天气热面发酵了变黑了，我扔进了垃圾筒。他指责我浪费粮食，我认为他小题大做，结果吵得不亦乐乎。他的节俭常常到了让我无法忍受的地步。最使我觉得不可理喻的是他病倒后的一件事。
他得的病叫肠瘘，肠子粘在肚皮上，溃疡后在肚皮上穿了一个洞，任何食物吃进去等不到被吸收几分钟后就流出来。看着他一天天衰弱，生命一天天地从他的体内流走，我急得满城求医问药，终于在三○一医院得知三○四医院新近发明了一种口服营养液。炎热的六月，我独自一人站在医院的院子里，拿着医生开的介绍信，眼泪刷刷地往下流。药属于自费，但只要能治病，谁会在乎花多少钱呢？第二天一大早，我骑车、坐地铁、走路，一个人跑到西郊买了三箱药，生平第一次自费打了辆出租车兴冲冲地赶回医院。我瞒着他不让他知道花了多少钱，可还是被别人说漏了嘴。不出我所料，他嫌我花钱大手大脚死活不吃，我伤心得一个人在楼道里落泪。与此同时，他却拒不接受一个朋友送到医院还给他的一大笔钱。当时别人以为他这样做是不愿意让我插手男人之间的经济来往，后来他解释，拒绝接受的惟一理由是，那个朋友还钱不是已经有钱，而是因为他生病凑了一笔钱。
他对物质的蔑视对名利的淡泊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我也自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可是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却成了障碍。
婚后第六年，我们终于分到了一套两居室楼房，为了得到这套房子，我在单位上下游说，几个月坐卧不安，公布方案的前几天紧张得直失眠，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房子分到以后我特别兴奋，终于有了自己的窝，再不用为借别人的房子而内疚，再也不用为生不着炉子而犯愁，为冬天在室外洗衣服洗菜而发怵，我们快两岁的儿子也再不用因为怕摔在炉子上碰伤而总被拴在床上。他的放疗性肠炎引起长年腹泻，冬天夜里爬起来穿戴好了到胡同儿里去上厕所，一夜折腾几次冻得就别想再睡，夏天一蹲半个多小时被蚊子咬得受不了，这回他不用再为那倒霉的腹泻受罪了。作为主妇，我希望把我们的家布置得漂亮而温馨；作为妻子和母亲，我愿意尽全力让我的丈夫和儿子生活得不比别人的丈夫和儿子差。我有什么错？可他却说：“对我来说住楼房和住平房没有什么区别，住两居室和住阁楼没什么两样，我照样接待朋友，照样可以看书、下棋、听音乐。”我们没有彩电，没孩子以前我没觉得是个问题，孩子渐渐大了，要看动画片，我想买一台，他说：“我们小时候不是没有电视嘛，照样长大长知识。”他反对我打扮，说：“你穿什么戴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嫌你不漂亮根本就不会娶你。”我承认我不如他超脱，我比他平庸，但我是女人，一心顾丈夫顾儿子顾家的女人。你付出的没有人接受，你的心愿没有人理解，总之没人领你的情，当然觉得特别委屈。我怨他怪癖、不尽情理，恨他冷漠、无动于衷，我觉得他的小气与大方、偏狭与极端全是冲着我来的，全是为了折磨我。
如今，当我把有关他的故事放在同一张稿纸上来写，把他的身体、他的经历、他的性格放在同一个屏幕上来看，当生命无可挽回地逝去，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坐下来从头到尾细细地读完他人生的全文，我发现其实这些不难理解。试想，如果他为名为利为金钱所累，他还是爱他的朋友们心目中的老周吗？如果他不把自己看重的东西强调到极致，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怎么可能保全自己不成为一个分裂的人？一个男人，体弱多病饱受折磨，没有强健的体魄、耀眼的成就，凭什么葆有尊严赢得敬重？当年我又为什么崇拜他爱他嫁给他呢？如果说他的淡泊、退避、极端是他赖以生存的策略——每个人不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策略吗——他是成功的。他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萎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当然他不是尽善尽美的，他选择传统中的光明，也被传统的阴影所笼罩；他蔑视世俗，却不能改变生活于分毫。如果有人因为把他看得尽善尽美而对他失望，不是他的错误。那么作为承受这一切的我，该抱怨什么，又能向谁抱怨呢？是的，生活在不断变化，不惜一切代价忠于一种观念已经使人疲惫不堪，我们不该固守陈规，也没必要总对往事耿耿于怀。但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男人和女人、老年人和中年人不都或多或少或心理或生理或内在或外表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吗？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把自己所尊崇的生活准则贯彻到生命的始终呢？
距离可以使事物变得清晰，可以使人变得柔情似水，然而当时我却执着地试图改变他，如同他执着地试图让我适应。长久的冷战把我们搞得两败俱伤，两人的自信都被打击得一败涂地，我更是疲惫得安静下来，再不指望把什么说清楚。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分手，又一次又一次地搁置下来。在一次冲突之后，终于决定先尝试分居。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想着我们这些年共同度过的苦日子甜日子，想着他离家之后为了才两岁的儿子我们将如何相处，心里特别凄凉。他还没有走，已经整理好的旅行包放在脚边。我等着他说点儿什么。
怎么能指望一个不承认女人也需要哄需要劝的男人在这时候说点儿什么呢？我流着泪转身走进隔壁房间，站在窗前茫然地看着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世界再大和我无关，生活再美于我无补，朋友再多对我无助。我觉得脚下是一片废墟，眼前是无底深渊，身后是两个人的世界——两个人的世界没有语言没有笑声，两个人的世界战争连绵。“你不再爱他了？”我问自己。“你不能再爱他了，你承受不了这份爱。”我对自己说。否则我们将一块毁灭，连同以往的柔情和爱意。
最终他没有走。我们注定了不会分手，不该分手，就像两根铁轨，注定了永远同行，也注定了彼此永远对峙。
不久他住进了医院，两个月后因为治疗无效出院回家。那时候，我穿梭于北京各大医院搜集他以往的X光片和病历，托熟人找关系，试图查明病因，同时，想尽办法做他能够接受又易于消化的食物，试图通过食疗使病情出现转机。为让他配合，朋友们在史铁生家里商量如何使他接受每日十餐以至更多的少食多餐的饮食方案。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我们这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家暖气停了之后尤其阴冷。他和儿子在隔壁的房间里已经入睡，我坐在灯下给他写信：“就算是我强加于你，试一试，听我一回，说不定这是最后一回，等你好了以后……”整理遗物时，我找到了这封长达六页的信。不会再有回信，不会再有以后，不会再有怨恨、冷战和恐惧，也不会再有期待、幻想和希望，一切都因为生命的结束而成为往事。往事令人心酸，令人心碎……
从此他一病不起，在朋友中间几乎成了一个持续了将近四年的事件。最初半年需要二十四小时陪护，大家一天三班倒轮流值班。人手最紧的时候，史铁生年迈的父亲为他做饭，史铁生摇着车送到医院。其中有三个月他出院回家，由桂桂在家里给他打点滴。那时候桂桂在通县上班，晚上下了班赶到我家，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就得爬起来去赶班车。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再加上长期静脉注射，很难找到可以用的血管，好容易扎上了不是鼓就是漏，我经常半夜里把她叫醒重扎。鄂复明除了值班每周或隔周必去医院，三年多从未间断。家里有过重病人的人应该能够体会，即使是亲人做到这一切都很不容易，在人情越来越淡薄的今天这意味着什么？一九九三年元旦，二十多个朋友在病房里陪他过节，从美国回来的程玉还带来了她的两个儿子。大家带了食品和一次性餐具，搞了一次名副其实的自助餐，医院里的这种聚会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过春节孙立哲派车把他接到史铁生家，让他也吃上一顿过年的饺子。
常常有人问我：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你又没有足够的收入，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回答说，靠朋友帮助。有些人不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没有朋友们精神上的支撑，没有国内的以及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日本的朋友们经济上的资助，我早就垮了，我们这个家庭早就垮了。朋友们给予他的，给予我的，不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
永远的五月５
重病期间，他所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两次手术失败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把最平凡的生活品得有滋有味的人将被长期绑在床上坚持无望的治疗；一个最最不能容忍麻烦别人的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一个最克俭的人每天消费几百元维持生命……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误诊。无法判断是标本或化验单被搞错了，还是显微镜出了毛病。三十多年后，用腊封保存下来的标本切片重新检验的结果表明，耸人听闻的淋巴肉瘤实际上是一个发炎的淋巴节。何等横蛮、冷酷而又无理！可是让他去向谁质问，向谁抗议呢？他只好认命。
营养液、白蛋白、血浆、鲜血一滴滴一瓶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进他的体内，可是身体仍然不可抑止地衰竭，每一根神经都异常地敏感和脆弱，每一个细胞都奄奄一息。他总是说：我没劲儿，我累。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疲倦，严重时手臂、腿脚、脖颈甚至眼皮、手指每一个常人察觉不到的动作，对他来说都是负担。没有注射高营养时，他的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但他却承受不了自己的体重，一个一米七六的男人承受不了他自身的体重，躺着好像要漂浮起来。我总是不停地为他按摩，从头到脚到指尖。我想那样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手术前，饥饿但不允许进食，几乎有半年时间他没吃任何东西，实在受不了了他含一块水果糖，用纱布挤西瓜汁再用匙子一口一口喂给他喝。手术后允许进食却不想吃，吃了会感到恶心想吐。还有腹泻，每天十次八次，不管吃不吃东西都一样腹泻。我举着吊瓶送他去厕所，听声音根本分不清是大便还是小便。不止这些，还有没完没了的浮肿、头晕、心动过速……
最使人尴尬的是肚子上的伤口，张开着像一只只血红的眼睛，总是流着脓水，一天换好几次纱布衣服还总是脏的。女士觉得害怕不敢目睹，男士觉得太惨不忍目睹。
最难忍受的是说不清原因的高烧，持续不断且愈演愈烈，最后半年热度几乎从没退过。早晨是三十七度五、三十八度，下午升到三十九度多，有时是四十度。天天如此，谁都习以为常了，连我也习以为常了。每次我例行公事地为他作酒精浴物理降温，然后喊来护士给他打退烧针，用退烧药，守着他直到出一身大汗降到三十八度左右，用热水给他擦了身再离开医院。我并不怕在医院过夜，最初一年我经常连续好几个晚上不回家，但是后来不管多晚总是回家，我不知道留下来还能为他再做什么，我只好扔下他走，事后又因为没有陪着他而后悔万分。
最令人绝望的是那些长长短短的管子，最多时全身插着五条。往主静脉里插管一是容易感染导致败血症，二是容易伤了肺出现气胸，这两种情况都不止一次出现。第二次手术后，感染加气胸同时出现，我亲眼看着医生抢救，把像毛衣针粗细的针头刺进他的前胸，当时只觉得腿直发软。事后我哭了。那是他得病的第三个年头，我已经不会再哭了，但是那次我哭了。我为他委屈为他不平，就因为他坚强，所有的灾难就都该落在他一个人头上吗？我觉得上帝太不公道。
最糟糕的是，没有人能改变这种状况，金钱、医院都无能为力。眼看着他被囚禁在病床上，没有人能真正帮助他安慰他。面对每刻每时每天每月每年都面临着的折磨，健康人的语言变得空洞而虚假。有的朋友不常去了，不是缺少同情，而是对一个从不接受同情的人不知怎样施与同情；不是冷漠，而是对一个渴望活着又明明垂死的人无法冷漠。
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多，神志清醒，肢体没有障碍，但他软弱无力，疼痛万分。忍受已成了他的习惯，他的性格。在安乐死和与疾病斗争两者中间，他选择了后者——用勇敢和尊贵的方式与疾病周旋到底。精神好点儿的时候他能看看书，差点儿的时候就听耳机，再差一点儿就闭起眼睛。他总是静静的，没有人听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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