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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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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拉的学生团体、工会和民族主义政党开始降低他们反美口号的调子。他们的联合国代表团开始更为经常地同我们的代表一起投票。以前认为是亲苏分子而受到排斥的几内亚总理塞古·杜尔也攻击共产党大使馆在他的国家内搞阴谋,并欢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和平队的代表团。甚至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玛和埃及的纳赛尔也不时缓和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谴责,因为这时在国内也好,在亚非国家也好,美帝国主义这类词已不大有用了。
这些人往往是使美国总统感到心情不舒畅的朋友,而且国会对于继续提供援助也很有意见。但是肯尼迪认为,他的政策使他能对这些中立国家的行动保持某种影响,井使它们的领袖有所约束。肯尼迪的个人威信有助于促使苏加诺释放几年前在对他的政府的一次袭击中被打下来的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它还有助于说服纳赛尔制止阿拉伯联盟中反以色列的狂热分子。纳赛尔喜欢肯尼迪的大使约翰·巴多,他也喜欢肯尼迪搞私人通信的做法。苏加诺很喜欢和平队,而且——尽管同司法部长有过一场伤感情的舌战——希望总统前去访问。肯尼迪说,如果因为这些人说过的每一句蠢话或做过的每一件蠢事就抛弃或谴责他们,如果因为他们引起我们不快就切断我们的援助或不运送粮食,那只会对共产党有利。
他还希望利用我们的援助和贸易政策“去扩大铁幕后的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南斯拉夫,“在态度上或步调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如果说共产党集团曾经是铁板一块的话,那末到六十年代它已不复如此了。他想鼓励现存的各种民族主义倾向。美国同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关系虽然动摇不定,但这总比他们完全采取敌对态度要好。虽然铁托同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他仍然愿意鼓起政治热情欢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到白宫来。他迅速向斯科普里①地震的灾民送去了医疗援助;他在花园欢迎一支波兰男孩歌咏队;他为这两个国家谋求经济援助;他还同国会进行斗争,坚持要给予这两国同其他一切国家相同的关税待遇。他十分同情他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凯南因为国会背离了肯尼迪的南斯拉夫政策,把它搞成了一个“前后矛盾、没有成果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大杂烩,而辞职了。
①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首府。——译者
总而言之,这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精明的办法:帮助某些共产党国家,不帮助另一些共产党国家;既同盟国友好又同中立国家友好;既向私人工程提供资金,也向社会主义工程提供资金;既援助某些革命家,也援助某些反动派;赞同某些一党制的政府,不赞同另一些一党制的政府。国内和国会中有些人仍然认为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以行为不检为理由撤销我们的援助。对于他们来说,总统的这种方针实在太玄妙了。总统在1963年他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强调说:“这些国家是贫困的,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有自尊心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激进的。我并不认为国会山的种种威胁会带来通常期望的那种效果。……我并不认为斗争已经过去,也不认为这种斗争可能会在本世纪结束。”接着,他相当简明地把以上的意见概括起来:“我认为当今是个险象丛生、风云变幻的世界。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同它共存下去。”
第十七章 世界领袖(1)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对于这位年轻得和他们儿子一样的人在工9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感到既忧虑、又好奇。他们中至少有两个人——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和自由中国的蒋介石——几乎公开地赞成尼克松。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这两位候选人全都不在意,认为他们是“一双靴子——是左脚的那只好呢,还是右脚的那只好?”然而到1961年,无论是友好的、不友好的或是中立的领导人都试图更多地了解约翰·肯尼迪。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消除他们的疑虑,并“重新探索和平”,肯尼迪立即着手改善联系的渠道。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逊表明,他有兴趣尽早与肯尼迪会晤,并在肯尼迪就职时向他发来了一封诚挚的贺电,正如在他当选后一样。紧接着,作为表示愿意恢复巴黎首脑会议失败以后便堵塞了的苏美联络的一种姿态,赫鲁晓夫释放了前一年夏天起被关押的、实际上是与世隔绝的两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肯尼迪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以一种有节制的、讲究实际的方式宣布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说:“这一行动消除了改善苏美关系的一大障碍。”他明确表示U-2飞机以及其他飞机将不再飞越苏联上空,虽然他并没有把这项行动称作是酬谢。
2月11日,总统就我们与苏联关系问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腊斯克、邦迪和四个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的专家:当时仍担任驻莫斯科大使的汤普逊,继续担任国务院俄国问题专家的查尔斯·“奇普”。波伦,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这个敏感的情报收听站职务的乔治·凯南和艾弗里尔·哈里曼(他在肯尼迪政府内最先担任的职务是巡回大使)。他们中间没有人主张两国政府首脑应举行一次正式的“最高级”会议,肯尼迪更是如此。肯尼迪一贯认为,虽然遇到出现战争威胁时这种会议或许是必要的,或者作为“最后正式批准由较低级的会议所达成的协议的场合”是有益的,但是,“最高级会议不是一个涉及细节的谈判场合”。细节问题须由专职的专家通过悄悄的途径予以处理。最高级会议总引起过度的希望和公众的注意,因而就产生无根据的松懈、失望或紧张情绪,它会把个人威信、体面和政治权术的考虑注入到严重的国际争端中去。
但是2月11日的讨论认为,同苏联领导人的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和举行认真谈判的最高级会议是有区别的。与会者一致认为,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将有助于让总统估量一下赫鲁晓夫,直接探听出赫鲁晓夫对禁止核试验和其他问题的观点,获得藉以判断赫鲁晓夫言行的第一手印象,并能够比通过信件或比他的前任更清楚、更确切地表明我国将为之战斗的重大利益。这就是肯尼迪的“基本前提”,正如他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阐述的那样,即“联系渠道应该保持十分畅通”,“减少发生危险的机会”,防止他有生以来导致了三次战争的那种估计错误,并达成可以防止核战争,到时候还可以使冷战缓和下来的某种谅解。
维也纳
1961年6月3、4日,肯尼迪…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会晤对任何一方都既不是胜利也不是失败。正如美国总统希望的那样,它是有益的;也正如苏联主席后来所说的那样,它是必要的。双方都会同意,它不是一个什么转折点。
肯尼迪为了准备这次会谈,把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都花在回顾以往同赫鲁晓夫进行的一切对话上,接见会晤过赫鲁晓夫的人,研究他的政策和个人作风,深入地探讨可能出现的每一问题的背景与双方意见的细微差异。会晤前一天的晚上在巴黎以及在飞往维也纳的途中,他继续研究着,直至会晤前的最后一分钟。
某些怀疑论者一直担心,赫鲁晓夫谋求这次会谈是为了制造另一次国际事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双方都是顽强而有礼的,在争论中既很起劲而又是彬彬有礼的。一般说来,肯尼迪掌握着会谈的主动权,他明确地提出议题,把扯离正题的讨论拉归本题,并迫使赫鲁晓夫作出答复。赫鲁晓夫的发言通常极为冗长,而肯尼迪的讲话一般总确切得多。双方常常引证历史和使用引文,虽然赫鲁晓夫的语言更为有声有色、更为生动活泼。尽管他们意见分歧,两人之间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和谐关系,这对于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进行对话是很有帮助的。
只有在一日三餐时,他们才确实有机会闲谈。第一天,肯尼迪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午宴。第二天,赫鲁晓夫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午宴。在这二次宴会之间的那天晚上,奥地利政府在维也纳富丽堂皇的香布劳恩宫里安排了豪华的晚宴和宴会后的芭蕾舞演出。(在招呼入座的混乱中,总统差点儿坐到了赫鲁晓夫夫人的膝上,而部长会议主席则几乎不断地讲着幽默的话,使杰奎琳感到很有趣,同时他还答应送她乘过宇宙飞船的狗所生的一只小狗。)
在这些宴会上,谈话是轻松的。当肯尼迪点燃一支雪茄后把火柴丢在赫鲁晓夫的椅子背后时,赫鲁晓夫问道:“你想放火烧我吗?”当肯尼迪向他保证说决无此意后,他笑着说:“啊,你是个资本家,不是个纵火犯。”肯尼迪指出,赫鲁晓夫在1959年会见过的那些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大资本家没有一个在1960年投了民主党的票。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都很机灵,”他认定这全是花招。当赫鲁晓夫说他佩戴的是列宁和平金质奖章时,肯尼迪笑了一笑,反唇相讥道:“愿你一直戴下去。”
会谈开始时两位领导人回忆了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期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的短暂结识。总统提到赫鲁晓夫主席曾议论过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肯尼迪的年轻外貌,并说他现在老了不少。赫鲁晓夫对于他是否讲过这句话表示怀疑,因为他知道年轻人总想显得老成些,而老年人总喜欢显得年轻些。赫鲁晓夫还说,他在年轻时,长相很年轻,他常常由于别人弄错了他的年龄而恼火,然而他二十二岁头发就开始花白了,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
总统立刻把话转到他的中心议题上,即两个主要核大国要避免在互不相让的直接对抗中把各自的重大利益牵连进去的局面。在这两天的会谈中,他多次重申这一点。赫鲁晓夫埋怨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想消灭共产主义。肯尼迪回答说。真正的问题是苏联企图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赫鲁晓夫说,不对,他们预期共产主义会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取得胜利。苏联是反对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别的国家的。正象封建主义让位给资本主义一样,资本主义正受到共产主义的挑战。
总统回答说,历史的必然性并非表现在由少数人违反人民的意志去夺取政权,即使这被称之为“解放战争”。过去,封建主义和君主政体制度的灭亡曾经带来过战争,而今天,如果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我们两国都将蒙受重大的损失。意识形态的竞赛不应影响到两国重大的安全利益。他重申了他关于估计错误所造成的危险的看法。
赫鲁晓夫听到这话极为恼火。他说,他不喜欢估计错误这个词,也不喜欢总统反复使用这个词。总统是不是说共产主义只应在共产党国家内存在,而它在其他地方的发展就将被美国视为苏联的敌对行为呢?他说。美国希望苏联象个小学生那样双手放在课桌上坐好,但是思想是没有免疫可言的。即使他抛弃了共产主义,或者他的朋友们把他赶下台,但共产主义学说仍会继续向前发展。他说,他在国内大忙了,甚至连有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是谁都。不知道。他又笑了笑说,德国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重申不应通过战争或武力把思想强加于人,这是苏联的政策。
总统插话说,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赫鲁晓夫答道,不,毛不会那样说的,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贯反对战争的。总统说,不管怎样,估计错误不过是指对另一方的下一行动作出错误的预测,它对各国都同样适用。他先前在猪湾事件中就作了一次错误的判断。赫鲁晓夫对西方也必然要作出许多判断。他们这次会晤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些判断能更为确切。
赫鲁晓夫在这一点或任何其他论点上都寸步不让。他反复申述,苏联不能对每一次自发的暴动或共产主义倾向负责。他指出,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和苏加诺都曾说过要使他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发展。但是纳赛尔却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狱,他是哪一种社会主义者呢?尼赫鲁也不赞成印度的共产党。然而,苏联还是帮助了他们,这就证明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他预言伊朗国王将被人民推翻,但是宣称俄国不会对此有所策划。他说古巴人转而反对美国,因为资本家集团全支持巴蒂斯塔。猪湾登陆只会使古巴更为担心,生怕美国人会把另一个巴蒂斯塔强加于它。赫鲁晓夫说,卡斯特罗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美国的政策可以使他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赫鲁晓夫还说,他本人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他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本家把他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能预言卡斯特罗会走什么道路。如果美国对小小的古巴也感到是个威胁的话,那么苏联对土耳其和伊朗又该怎么办呢?
总统回答说,单是古巴并未被视为威胁,并且表明他不是在为巴蒂斯塔辩护。卡斯特罗公开宣称他打算在西半球搞颠覆活动,这可能很危险。如果卡斯特罗是通过自由选举,而没有外来干涉的话,美国可能已承认他了。如果波兰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赫鲁晓夫将作出何种反应呢?
赫鲁晓夫说,总统这样谈论波兰是对波兰不够尊重的,波兰的选举制度要比美国民主。肯尼迪说,在美国我们可以自由选举。主席答道,美国的政党只是用来愚弄人民的,它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歧。还有,美国支持反动的、不民主的政权——国民党中国、巴基斯坦、西班牙、伊朗、土耳其——并镇压殖民地,这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国王说他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然而谁都知道这位国王的父亲是怎样夺取政权的,他并不是上帝,只不过是伊朗军队里的一名军士。他又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给中国,供它对付共产党人的武器并没有作用,因为中国军队不愿与人民为敌。蒋介石成了向毛泽东输送美国武器的一种中转站。美国应该当心,不要在干涉别国内政方面作出先例。①主席还说,美国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曾一度充当过带头人,在建国初期那么富于革命性,以至俄国沙皇拒绝承认它达二十六年之久。现在,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这说明了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①总统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克制住了自己,没有提赫鲁晓夫在匈牙利所作出的“先例”。
总统在回答中并没有佯称我们的盟国都象美国一样民主。他说,我们有些联系是出于战略上的理由,他举出南斯拉夫(这使赫鲁晓夫先生感到不快)和西班牙作为例子。但是他说,他认为支持变革的是占多数。他是主张变革的,也正是由于提倡变革才于196O年当选的。在他还是一名参议员时,他就曾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由于支持葡萄牙和其他盟国所属殖民地的自决,他曾触怒了它们。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前所未有的,也是对和平演变的一种贡献。但是赫鲁晓夫在1月份表示赞同的“解放战争”,却并不见得总是反映人民的意愿的,而且还可能使大国危险地卷了进去。
赫鲁晓夫回答说,美国吃了自负的苦。美国是很富强的,以致它认为自己有特权,并可以不承认别人的权利。苏联不能接受这种“不用你管闲事”的论点,因为遇到人民的权益受到侵犯时,苏联就将提供援助。
但是赫鲁晓夫坚持他的说法,即他的国家反对干涉当地民众的自己的选择。他说,共产党人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如果游击队是从外部派遣进去并得不到人民支持的话,那将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但是如果游击队是由那个国家的当地人组成的,那么便会使敌人感到草木皆兵了。
赫鲁晓夫先生曾两次提到,他并没有受到委托或被人要求代表赤色中国讲话,不过他要表明自己的信念,即赤色中国应是联合国的一员,而福摩萨则应是它的一部分。总统说,不,撤退美国武装部队和停止给予福摩萨支持将损害我们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赫鲁晓夫说,那就证明赤色中国为了福摩萨只得一战了,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这就迫使他对于美国是否抱有和平共处的诚意产生怀疑。肯尼迪甚至可以占领克里米亚,并且说这将会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那便成了杜勒斯的政策。可是时代改变了,这样做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又说,如果他处于赤色中国的地位,早就要为福摩萨而战了。俄国在革命以后就曾击退那些对它领土进行同样干涉的更为强大的国家。他还说,正如殖民地的解放战争一样,这样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神圣的战争。
有三个特殊的实质性问题支配着这场讨论,即老挝问题、禁止核试验问题和柏林问题。在老挝问题上,正如往后一章所述的,肯尼迪的坚韧不拔迫使赫鲁晓夫达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的一项实质性协议,这是一个微小的、但出乎意外的成果。赫鲁晓夫声称总统曾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老挝登陆,后来又撤销了这道命令。总统说,并没有这样的命令。主席说,他是从新闻报道中得出这种看法的。
肯尼迪说,他的政府不想增加美国承担的义务,而是担减少这种义务。在这里指摘以往的历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双方对此都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这不是在维也纳要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说,那很好,但是肯尼迪不能以所有这些义务都是在他就任前就已承担下的为托辞而推卸责任。苏联曾废除了它以前的历届政府所作的一切不合理的决定。例如,他否决了莫洛托夫有关奥地利问题的决定,因而使签订一项和约成为可能。他继续说,在使用巧妙的办法,高谈“义务”,暗中指的却是使用海军陆战队来进行威胁方面,西方人要比东方人精明得多。但是物理学的定律表明,每一作用都会引起反作用。然而,他最终同意,双方都不值得为老挝进行一场战争,呼吁在老挝建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政府,并且应当遵守停火协定。
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赫鲁晓夫先生说,一年中进行超过三次以上的现场检查,就会被用来进行间谍活动,并说,他认为这正是五角大楼一直向往的,而艾森豪威尔的开放天空计划就是这个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他还说,那年在刚果发生的事件给俄国人的教训是——如果没有否决权,就不能信任联合国里的任何中立国家或其他第三方面去检查他们的行动。他开玩笑地说,假如美国想把他开除出去的话,那就该坚持这一做法。
总统问他,是否认为不可能物色到一个对两国来说都是严守中立的人。主席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尼迪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三驾马车所行使的否决权将使双方都不能断定对方是否秘密在进行核试验,这样参议院是绝不会批准这一条约的。赫鲁晓夫说,那么让我们全面裁军,苏联就会放弃三驾马车,并且赞同美国提出的任何管制办法,甚至连文件都不必看一看。他认为,作为开端,任何其他措施几乎都比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来得好些。他列举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禁止制造核武器和建立军事基地等。
总统回答说,在裁军谈判拖延时日,得不出结果时。六七个其他国家却在发展核武器,与此相比,俄国所说的对间谍活动的担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并敦促赫鲁晓夫跨出这第一步。主席说,显然你非常了解中国人,但是我也十分了解他们。总统回击说,你可能会变得更了解他们的。赫鲁晓夫最后说,我已经非常了解他们了。
最严峻的会谈是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正如下面一章中所讲的,赫鲁晓夫饶舌好战,而肯尼迪也毫不退让。正是会谈的这一阶段使总统头脑最为清醒。
他后来说,“我离开时并没有感到……一种谅解……——使我们不至于越过边沿……——将是容易达成的。”他对不止一个新闻记者叙述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以及他本人毫不退让的决心。如果赫鲁晓夫关于柏林的一番话算数的话,那么眼下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是非常现实的——因为肯尼迪所讲的话也是算数的。赫鲁晓夫仍死抱住所有那些陈旧的神话不放——如检查就相当于搞间谍活动,西德是危险的策源地,美国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以及肯尼迪是华尔街的走卒等等,这也使总统感到失去信心。
对于同样的词——战争。和平、民主以及公众意愿——苏联人和我们的解释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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