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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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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总统感到失去信心。
对于同样的词——战争。和平、民主以及公众意愿——苏联人和我们的解释截然不同。对是与非，对什么是内政和什么是侵略，尤其是对世界的现状及其趋势，我们的看法也都截然不同。
为了对付在柏林问题上可能爆发的一场核战争（只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来对此进行准备了），他希望记者和人民不要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一直反对的那种自满情绪会继续得到宽容，或者有什么毫不费劲的魔术可以使苏联的攻势改变方向。他希望老是纠缠在他的外援和有关计划上的国会觉醒过来，支持他的下一步行动。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在维也纳表面上的热诚看作是一种新的“1955年的日内瓦精神”或是“1959年的戴维营精神”。但是他对新闻报道可能“卡得太紧”，他私下向新闻界发表的情况介绍又是那么悲观，而赫鲁晓夫在公众场合却显得那么高兴，因此不久就传说维也纳是一次蒙受创伤和挫折的经历，赫鲁晓夫对总统又是欺侮又是威吓，而肯尼迪则垂头丧气、失去信心。
事实上，象好几个记者访问了赫鲁晓夫后的报道中所说的，苏联主席发现肯尼迪“坚韧不拔”，尤其在柏林问题上。他私下很喜欢总统的为人、他的坦率和他的幽默感——不过他说艾森豪威尔更通情达理，而且在U－2事件之前，一直全比较容易与之相处。
实际的结果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谈不上胜利或失败，高兴或沮丧。每一方都想探索出对方的弱点，可是全都没有探索出来。赫鲁晓夫并没有为肯尼迪的理智和魅力所动摇，而肯尼迪本来也没有指望能做到这一点。肯尼迪并没有被赫鲁晓夫的强硬言论所吓倒——如果赫鲁晓夫本来期望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得到的是不同的结果。（他对一名记者说，“我们分手时，各人坚持着各人的看法。”）在结束冷战方面并没有取得进展——这是双方早就预料到的。不过每一方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和持久的印象。每一方在有关国家的利益上都是寸步不让的。每一方都象身为领导的人所必须做的那样，亲眼看到了他的对手的性格和争论的性质；双方都比以前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立场的坚定不移以及达成协议的重重困难。
西方联盟
1961年年初，肯尼迪开始不仅和他的主要对手而且和大西洋联盟中他的主要伙伴去建立个人接触。他最先会见、最有好感和最常会见的西方领导人是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他们一共会见过七次，仅在1961年中就会见了四次。他们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麦克米伦比较急切地希望与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谈，而不太热心在西柏林搞备战活动。一他拿不准他的政府能否赞同美国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规部队的计划。而肯尼迪则知道，他的政府不会赞同英国对赤色中国的承认。总统有时不得不劝阻首相要在东西方之间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的想法。至少有一次，麦克米伦认为肯尼迪向以色列提供美国的隼式导弹一事，取代了英国的一次出售计划时，曾勃然大怒，虽然不久怒气即告平息。
然而，意见的分歧和年龄的差异并没有妨碍这两位领导人的友好相处。每一方都承认对方对历史和政治，无论是国际方面的还是国内方面的，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肯尼迪把麦克米伦看作一位可靠的盟友，对一些他在国内也难以处理的问题上也都非常合作（例如1962年的恢复核试验问题）。肯尼迪欣赏这个英国人的亲切谈吐和风度、他那往往是雄辩滔滔的信件，他们通过横贯大西洋的电话线经常进行的会商，以及他那令人愉快的幽默感。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到超出联盟所需要的程度。例如，1962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双方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书籍和政治的一场无拘无束的讨论上。在拿骚协定（下文即将谈到）以后，有人说肯尼迪对麦克米伦很“软”，肯尼迫回答道：“如果你处在那种困境里的话，你也会需要一个朋友的。”
肯尼迪与麦克米伦的驻美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私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尊重，使总统和麦克米伦的关系得到了加强。这位大使同总统和首相都很熟悉，以致他在阐明，甚至预言彼此对对方建议的反应方面，堪称理想的人选。他是凯思琳·肯尼迪已故的有爵位丈夫（他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堂弟，又是约翰·肯尼迪的老朋友，而且年龄也相仿。1961年年中，当他被派往华盛顿时，他那讨人欢喜的手写的短简使总统十分合意。他们公私交往频仍。确实，总统象对待自己班子中的一员一样，常常和这位英国大使商量或把一些机密的事告诉他。他说：“我信任戴维犹如信任我自己的内阁一样。”
总统对联盟中其他两个主要国家的大使就没有这么信任，这就加强了奥姆斯比一戈尔的有利地位。那两位大使是西德的威廉·格雷韦和法国的埃尔韦·阿尔芳。肯尼迪把他们两人都视为极能干的外交官（尽管有…次当热心社会福利事业的阿尔芳选择杰奎琳作为传递一封信件的渠道时，总统感到很有趣）。诚然，在1961年，四国大使主要就柏林问题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的频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发现奥姆斯比一戈尔好象很了解他的上级的意图而最不至于向他喜欢的记者泄露秘密和怨言。
与肯尼迪接触最多的另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是西德八十五岁的康拉德·阿登纳。肯尼迪改变了过去杜勒斯把这位总理当作我们的主要欧洲顾问的策略，阿登纳也知道这一点。他们之间在是否要和赫鲁晓夫谈判和对戴高乐的意见重视的程度等问题上，分歧是重大的，也是未能得到解决的。年龄的障碍也是难以克服的。“我感到，我不仅是在对一个不是同一辈的人谈话，”总统对我说，“而且是在对一个不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世界的人谈话。”他发现，要使阿登纳满意和改变是不容易的，要使他的政府保守秘密也是困难的。这位年迈的总理经常需要我们反复保证对他的爱戴和尊敬。然而，肯尼迪对阿登纳是有着真正的好感和深切的敬意的。他钦佩他所完成的事业并欣赏他的机智。虽然阿登纳似乎始终并不充分信任肯尼迪，但他对美国在1961年的柏林问题和1962年的古巴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很尊重的。
夏尔·戴高乐和约翰·肯尼迪仅在1961年的巴黎会谈期间会见过。当时他们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使其他每一个人和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总统被戴高乐在过去历史中的作用和他在未来历史中所注意的问题强烈地吸引住了。在凡尔赛宫一次盛大的正式宴会上，他细问这位将军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些先前的同僚的回忆。戴高乐说，丘吉尔只关心短期的目标。“象所有英国人一样，他是个商人。他同俄国人作交易，在东方作出让步，以换取在别处能放手行动。作为一个战士，他有时极有意思，有时却令人难堪。”戴高乐说，罗斯福一直是一位迷人的贵族式人物，是一个突出的能从长远考虑问题的战时领袖，但他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如他对俄国的看法就是这样。尽管“表面上互相极其亲热”，他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对问题的基本看法并不完全是一致的。
“他们两人中，你比较欢喜谁？”肯尼迪问。戴高乐的回答使他很感兴趣。“我同丘吉尔吵得不可开交，但和他一直相处得很好。我始终没有同罗斯福争吵过，却始终没有能同他很好地相处过。”当肯尼迪谈到丘吉尔和麦克米伦一定都从他们的美国母亲那儿继承了某些品质时，戴高乐夸张地回答说，“纯粹的英国血统似乎不能够产生出真正坚强的人来。”接着，他列举了迪斯雷利和劳合…乔治以及丘吉尔作为例子。
肯尼迪为了准备同这位他称之为“西方的伟大将领”会晤——这成功地迎合了众所周知的戴高乐的虚荣心——阅读了好多节这位将军所写的《回忆录》，后来在同他会谈时就引用了一些里面的话。他在该书中发现了法国总统坚持了将近二十年的基本信念，而且他将在1963年以这些信念使毫无准备的西方世界感到震惊：（1）决心“保证法国在西欧的首席地位”并抵制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和美国）“置我们于从属地位的企图”；（2）深信应联合全欧洲，包括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和最终达成谅解的俄国，但绝对、绝对不包括英国（而且，欧洲的联合只能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唯一最终的实体是单一的民族国家）。他感到，英国——1945年，丘吉尔对于他要求签订一项协定予以拒绝一事就证明了——是一个对公海比对欧洲更感兴趣的岛国，它既是“美国称霸”欧洲和欧洲从前的殖民地的策源地，又是它的代理人。
加文大使后来常说：“戴高乐那项断然的声明说，美国应不干涉欧洲事务……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担负起责任来……他这种冷酷强硬的态度几乎使我大吃一惊。”肯尼迪倒并没有大吃一惊。1961年，他在戴高乐的。回忆录。中看到过，并且从戴高乐的嘴里也听到过这一番议论。然而，他说，他们的会谈“是再亲切不过的，我对他也是再信任不过的了。我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个关于未来问题的明智的顾问……他对我们坦率地阐明自己的立场远比在表面上显得意见一致更感兴趣”。总统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认为将军仅仅是一位怀念过去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但是他却同意另一种看法：认为法国总统是容易生气、毫不妥协、妄自尊大、反复无常并且是难以取悦的。
例如，戴高乐常常谈到需要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鉴于该组织成立后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肯尼迪也认识到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我在总统访问之前先到巴黎去安排访问事宜。在这期间，法国外交部一再暗示，由于戴高乐不是那种提出要求的人，肯尼迪应该就如何改组北约组织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显然，戴高乐自己的下属也不知道他的想法。）肯尼迪就征求了他的意见，但是他得到的只是含糊而笼统的答复。将军确实对肯尼迪说过，他认为应把联盟组织起来，以便对共产党人在柏林的每一行动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但是在两个月内，他对一切建议既不参与还表示反对，这就使那种态度根本不能实现。他还告诉肯尼迪，艾森豪威尔那种原则上同意、实际上不行动的习惯使他感到失望，并说多作一些政治和军事磋商是有必要的。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不愿意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关于组成三人理事会的计划，因为在这个理事会里法国将代表西欧大陆所有的国家说话。但是他同意他们两人之间应更多地举行会谈，并同意在外长级和参谋长级上进行更密切的磋商。
然而，这个协定也一无结果。戴高乐对肯尼迪给他的关于核问题和柏林谈判的一些信件的答复是尖锐的、含糊的，或既尖锐又含糊；电话联系的尝试由于两人都使他们的译员不知所措而失败了，所有要同将军或他的代表再次会谈的邀请都被彬彬有礼地搁置下来。例如，1962年9月，戴高乐通过阿尔芳带口信来说，他喜欢肯尼迪，喜欢他们上次的会晤并乐于和他再次会晤，然而由于在一长系列问题上要达成牢固的协议似乎不大可能，所以会晤时机还未成熟。（这个口信与肯尼迪本人拒绝同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议极为相似。）1963年下半年，将军勉强同意于次年3月访问美国。阿尔芳大使建议会晤地点在棕榈滩。肯尼迪说，“要是让戴高乐看到美国生活最不好的一面，那可糟透了。科德角是我真正出生的地方。那里在3月份不会比科龙贝双教堂（戴高乐所住的地方）更阴暗一些。”
肯尼迪对戴高乐在政策和立场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持几分讥讽的态度。这位将军赞成在东南亚（他在那儿是没有力量的）实行中立主义，却不赞成在非洲实行中立主义（他在那儿不是没有力量的）。他相信盟国应强有力地抵抗共产党，但是却常常挑起一些只能削弱这种抵抗的分裂。他感到可以任意使联盟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因为它在军事上保护着他。他想成为北约组织中的领袖，但是却从这个组织中撤走了他的军队。他想代表共同市场发言，但是他却经常对它加以妨碍。“他和我们不同，”肯尼迪怀着惊讶甚于恼怒的心情私下说，“他承认苏联在奥得一尼斯河问题上的立场，同东德人进行广泛的贸易并且接受德国的分裂——然而他却想使西德政府相信他比我们更亲德、更反共。”戴高乐拒绝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偿付他拖欠的联合国的款项，也不肯参加裁军谈判。的确，肯尼迪注意到，在同美国的关系中，他似乎宁愿保持紧张局面而不愿保持亲密关系，为的是想以此来显示其自尊心和独立自主。
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两人却始终互相都很钦佩。戴高乐在1961年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为肯尼迪的“智慧和勇气”祝酒。杰奎琳也使他很入迷，他告诫她在维也纳应当提防赫鲁晓夫夫人，而肯尼迪夫妇从华盛顿一拉斐特通信集中亲自挑出来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一封原信使他深为感动。据报道，美国总统沉着地准备行使他的核责任的那种“出色品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肯尼迪离开巴黎时，戴高乐说：“现在，我对贵国更为信任了。”（据一位和我们在一起的观察过戴高乐对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态度的老资格的外交官说，这并不是夸张，而是非常含蓄的赞扬。）
约翰·肯尼迪情不自禁地对戴高乐很钦佩。他钦佩他一心想恢复一个地理上比得克萨斯州还小的国家的荣誉和伟大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干劲，钦佩他的使法国转弱为强的能力、他的风度、品质和语言庄重等等。他公开地说；
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戴高乐将军将一如既往坚定地承担起他的责任来。……我们并不寻求那些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而是寻求那些……对西方的防务承担义务的人。我相信戴高乐将军就是这样一种人。所以我们会融洽相处的。
实际的情况是，肯尼迪本人既不把大西洋联盟，也不把大西洋的和谐看作是目标本身。他关心联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诸如柏林问题、贸易谈判问题以及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但是他感到，当西方联盟已经不再象一度曾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时，当欧洲自己的实力已经使它能较为独立地阐明其观点时，我们的国务院的传统却还在引导我们从西方联盟出发来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每个问题。他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把联盟的其余国家同国会一样看待——即是一个必需的、但并不总是受欢迎的伙伴，他并不总能得到它的合作，他也并不总能接受它的意见，而同它保持一种不愉快的关系似乎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表明的那样，当他独力承担起责任时，他表现得最好。
他引用了拿破仑的话：他所赢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他同盟国进行了斗争的结果。又引用了丘吉尔的话：任何联盟的历史都是相互指责的历史。显然，他同意他们两人的说法。1961年就柏林问题举行的旷日持久、毫无结果的磋商，以及盟国首都不断传来的来源不明的批评，常常邮感到气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注意到埋怨美国“干涉”欧洲安全的那些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在它们无力支付自己份内的经费时，却仍然期待美国承担起北约的大部分军费（他说：“一种首尾一致的政策不能既要求我们军事上存在，又要求我们外交上不存在”）。在柏林谈判的步调上，他无法使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两人都满意，并且认为让他们两人都不满意比设法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满意为好。
然而，他认识到，维护盟国的团结，象通过他的立法方案一样，对于实现他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象在国会里那样，在联盟中孜孜不倦工作以争取支持。虽然作为参议员，他曾把较多的时间致力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事务（在担任总统后，他继续对这些地区给予前所未有的注意），但他认识到——正如他在柏林危机时所表明的——西欧是美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首要地区。虽然有人指责他使北约组织每况愈下，他强调使用常规力量去同共产党的“蚕食”政策相对抗的方针——以代替美国核保护伞的绝对依赖——实际上却使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比它们在其他情况下能起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反对各国拥有单独的核威慑力量的主张虽然在某些盟国中不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却有助于把联盟拧在一起。他承认——尤其是1961年在巴黎发表的演说中——西欧不再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附庸，而是一个生产日益发展、相互日益团结和影响日益增大的平等伙伴了。1962年7月4日，他在费城独立堂发表的一篇。互相依存宣言。中说，他期望“当前出现于欧洲的新联邦和一百七十五年前在这里成立的古老的美国联邦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一种互利的伙伴关系”。
在1961年和1962年这两年中，他表示希望西欧将“在这场伟大的世界斗争中发挥（它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做的那样……不要只是自顾自，仅仅成为一个富裕的、小心翼翼地与世隔绝的集团。”他鼓励欧洲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包括坚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即使这样做会给美国商业带来一些麻烦的话。
他最关心的是，面临共产党人的特殊威胁中，必须保持西方的团结。1961年，他在关于柏林问题的演说中说道，“如果有一条首先会导致战争的道路的话，那就是软弱和不团结的道路。”他并不期望联盟在越南、刚果、塞浦路斯以及诸如此类的次要问题上紧密团结。但是他却决心要使联盟在和苏联发生的任何重大对抗中团结一致。
第十七章 世界领袖（2）
1963年联盟内部的风波
当柏林受到战争威胁时，以及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又出现战争威胁时，联盟都顶住了。但是肯尼迪在古巴取得的成功，使赫鲁晓夫修改了他关于柏林的计划。力量的均势变得更稳定了；我国威慑力量的优势受到了欢呼；而不恰当地相信危机已经过去的西欧人，立即沉湎于总统所谓的“内部纠纷的舒适环境”之中，并且对他们的强大的美国保护人表现出一种合乎情理的怨恨。
肯尼迪…麦克纳马拉作出的取消闪电空对地导弹进一步研制工作的决定，激起了一连串事件，造成了最早的，本可以避免的一场风波。与北极星导弹和民兵导弹相比，这种高度复杂的武器成本昂贵，一旦有更为可靠的手段发展起来可以做同样的工作时，就不应认为再要研制它了。但是这个决定不仅使空军及国会中的载人轰炸机的坚决支持者们感到震惊，而且也使英国为之目瞪口呆。因为英国在我们的同意下，曾经计划购买闪电导弹作为保持一个国家身份的最可行的手段。根据196O年麦克米伦…艾森豪威尔签署的一项协定，如果制造闪电导弹，美国就将供应英国。这个协定被英国人解释为美国答允制造的表示。而现在，肯尼迪却作出决定，认为它没有制造的价值了。
不幸的是，白宫当时正集中精力处理古巴和印度支那的危机，这使国防预算的各项决议一直延迟到1962年很晚的时候才作出，这对于有条不紊地考虑闪电导弹的取消所造成的问题已经为时太迟了。总统——他认为英国保持一支小小的、独立的威慑力量无论如何是没有意义的——错误地认为这多半是个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在麦克纳马拉答应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桑尼克罗夫特，“把这问题加以解决”后，他便没有多予重视。在古巴事件后，这似乎是一个小问题了：所有的问题也都似乎是小问题了。后来，肯尼迪常表示奇怪，他的驻伦敦大使戴维·布鲁斯、麦克米伦的驻华盛顿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麦克米伦本人、腊斯克或其他某一个人为什么在风暴来临之前，没有对双方提出警告。但是麦克米伦无疑对肯尼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而感到诧异。腊斯克在11月曾就英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告诫过肯尼迪，但他却听从了麦克纳马拉的意见。
这场风暴发作起来时，形成了英美关系破裂的威胁。它使业已摇摇欲坠的麦克米伦政府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在前几年中，麦克米伦不顾本国科学家向他提出的警告，在答复议会两党中反美和反核武器的议员们发出的攻击时，曾过分夸大了闪电导弹协定，把它吹捧为英国同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关键。他完全取消了英国自己的导弹计划。现在，英国报刊和政治家们不无理由地抱怨说，美国人不得体、手段辣、办事粗暴，说美国不仅暴露了对一个盟国的自尊心和安全事务麻木不仁，而且暴露了想把它推出核事业之外的意图。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不愿多作磋商所引起的潜在怨恨这时全沸腾起来了。有些人指责说，闪电导弹系统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不合格，美国之所以威胁要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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