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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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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渌矶嗳艘谎业拿ド系牡谝幻且桓黾让挥姓庑┎缓细竦奶跫志哂行矶嗪细竦奶跫娜耍男彰牵毫值恰·约翰逊。
尽管对约翰逊竞选总统的支持只具有地区性的性质，但他本人不仅仅是一个南方人，他更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多数党领袖，也是一位在过去八年的国会工作中比艾森豪威尔还有建树的杰出的参议员。他对农业和西部当然并不陌生。在肯尼迪没有多大影响或完全没有影响的一些地区，约翰逊对选民却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教徒。他为对外援助、社会立法，特别是为民权所做的工作，使自由派的反对有所缓和。他的协助对肯尼迪获得国会的支持将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总统提名投票中的亚军（与肯尼迪的806票相比，约翰逊获409票），作为参院的民主党领袖，作为一个最反对肯尼迪的地区的候选人，作为一个肯尼迪难以驾驭的大州的发言人，约翰逊是最强有力的竞选伙伴的人选，是合乎逻辑地对这一职位有“优先取舍权”的人物。
肯尼迪只睡了几小时就回到了他比尔特摩饭店的总部，八时左右打了个电话给约翰逊。他要求两小时以后到这个旅馆约翰逊的套间里同这位多数党领袖进行交谈（约翰逊的妻子叫醒他听这个电话的）。会晤中，肯尼迪强调了全国和全党的团结，提出要他出任副总绩。约翰逊表示他对此是感兴趣的，两人同意与其他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
挑选约翰逊当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公布了。这次提名未采用以往规定的办法，避免了唱票，约翰逊的提名是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的。这样便打破了另一个先例：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是由两个现任的参议员组成的。
余下的事就只有准备接受提名的演说一事了。肯尼迪和我收到了别人提出的许多草稿，我们在开代表大会的那一周中推敲出了最后的定稿。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副总统提名的那天晚上在肯尼迪的父亲借给我们用的一幢私人寓所里召开的。显然，这篇演说必须包含某些内容：
·接受提名和政治纲领。
·为了重建党内的团结而伸出橄榄枝，如赞扬约翰逊、赛明顿、史蒂文森和杜鲁门（“由于他们又站到了我一边，我感到安全了”）。
·努力减轻反天主教人士的疑虑（“民主党……信任美国人民也信任他们有作出自由、公平判断的能力——信任我有作出自由、公平判断的能力”）。
·对尼克松的攻击。有些人反对这样做。后来，这一段竟然是演说中最易遭到批评家攻击的一部分，但是肯尼迪考虑到电视观众人数众多，演说中应该包含这一内容。
·对无党派人士发出超党派的呼吁（“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诅咒黑暗，而是为了点燃光明。……我是在向不论年龄大小而充满朝气的人发出号召，在向不论属河党派而精神坚定的人发出号召”）。
·叙述一下这个国家在国内外所面临的（日见增多）的问题月（“七个饥馑而干旱的荒年使人们在思想领域里也失去了生气……这些新兴国家的觉醒所发挥出来的能量，比原子裂变所放射出来的能量还要多”）。
但是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肯尼迪哲学的总结：即对“新边疆”的总结。演说中的许多思想和不少语言取自其他人的稿子和肯尼迪早期的演讲，包括对杜鲁门的那篇电视答复。不过“新边疆”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个术语本身，全是在这篇演说中第一次提到的。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外界人士曾提出过这个词句，虽然不止一份稿子中都曾提到“边疆”这一主题思想。肯尼迪一般总避免使用口号，决不愿滥用这一概念，但是他喜欢把自己看作是“新政”和一“公平施政”的继承者。关于“新边疆”，他说，
不是总结出我打算提供给美国人民的东西，而是总结出我打算要求他们提供的东西。这是在向他们的自豪感而不是在向他们的钱包发出呼吁；它要求美国人承诺作出更多的牺牲而不是得到更多的安全。
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论我们是不是在寻求“新边疆”，“新边疆”已是既成事实……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
他说，美国人民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面临着一项抉择：
不是仅仅在两个人或两个党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安乐之间，在民族的伟大坚强和民族的没落衰微之间，在进步的清新空气和“按部就班”的陈腐、阴湿的空气之间进行选择。
在一个对这次会议说来未免过于宽敞的露天会场里，在夕阳朝着一度是我们的最后边界徐徐西沉的时候，这位获得提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充满信念和决心的气势发表了他的演说：
全人类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决定。全世界都在期待着，想看看我们如何行动。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去尝试一下。……请你们伸出手来帮助我，请你们发表意见并投我的票。
第七章 竞选
196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对约翰·肯尼迪来说，是以低调开始的，当时民主党人四分五裂，疲惫不堪。他的获得提名使党内业已动摇不定的南方派十分恼火。他选中约翰逊的决定则使已经疑虑重重的自由派也十分恼火。农场主对肯尼迪显然是抱怀疑态度的，劳工对约翰逊显然也是抱怀疑的态度，而黑人则对两个候选人都不信任。拥护史蒂文森的死硬派抱怨肯尼迪的野心、财富、父亲、兄弟以及他拒绝就任命史蒂文森为国务卿一事表态，另一方面，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尼克松却得到了洛克菲勒和戈德华特的支持，而且洛奇无疑也是一个得力的竞选伙伴，这样，他已经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接受提名的演说把追随者成功地集结在一起了。
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由于担任过全国性的职务和参加过四次全国性的竞选，所以远比肯尼迪知名。测验还表明，大家认为尼克松更有经验，而人们所知道的肯尼迪主要只是一个富有的、缺少经验的年轻天主教徒。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刚结束后，民意测验便表明尼克松以50％对44％的比数稳稳地领先，还有百分之六的未定数。所谓民主党的。正常“多数是由南方的绝大多数选民一这时由于宗教和民权问题而态度不明朗一和决定大选结果的美国其余地区的动摇不定的派别所构成的。艾森豪威尔已经使民主党在北方的据点形成了选举共和党人当总统的习惯。许多关键的州，如纽约、新泽西、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等，从1944年罗斯福当选以后，在全国选举中一直就没有再被民主党争取过来。而且，同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同时投几个党的票，或不投本党的票，甚至干脆就不投票。这个党的各类观点如此纷坛，致使一些独立的国会议员能够在各自的地区获胜，但这在全国性的大选中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与此相反，共和党则正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他们控制着行政部门，掌握着用人、宣传和分配公款的全部权力。他们得到大捐款人的较多的一部分捐赠。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和稳健已经使民主党提出的传统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了，他的威望成了尼克松的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而他在职八年中的表面和平与繁荣的景象也颇为引人注目。实际上，观察家们还想不起有哪一个通过选举执政的政党能享有如此广泛的好评。根据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考验来看，即使撇开肯尼迪的没有先例的宗教和年龄问题不谈，他似乎仍然会被击败。他对这种和平与繁荣的虚假性质的严厉警告，在某些人看来似乎他只能遭到那些满足于现状的选民的抛弃，正如肯尼迪看到丘吉尔在三十年代遭到选民抛弃那样。
另一方面，尼克松本人比共和党更受人爱戴，而且比他的敌人所描述的要能干和受人欢迎。他头脑冷静、思想敏捷、口齿怜俐，具有广泛的竞选经验和丰富的电视演说知识。他有一个效率高的组织和私人班子来领导他那团结一致和经费充足的党，他还能利用整个行政部门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竞选伙伴洛奇在全国远比约翰逊有名，而且当时可能比肯尼迪还要有名。
同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后的历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相比，肯尼迪及时地赢得了新闻界的更大的支持。但是美国的报刊编辑和发行人（同报道这次竞选运动的记者截然不同）绝大多数是倾向共和党和尼克松的。在拥护肯尼迪的不到六分之一的报刊编辑中，许多人原来是拥护史蒂文森或某一个其他民主党人的，他们对候选人名单是给予不热心的或者过分晚的赞同。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时报》。但是肯尼迪由于注意到这份有影响的《纽约时报》自1944年以后就没有拥护过一个民主党人当总统这一事实，所以对该报的编辑大多数支持他还是感到很满意的。（他后来提到《纽约时报》上一篇著名的广告时说：“有些人可以老老实实地说，'我是通过《纽约时报》找到工作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1960年夏末秋初的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苏联主席赫鲁晓夫访问联合国。这件事突出报道了尼克松自称的“同赫鲁晓夫分庭抗礼”的优越的经历，也使选民们想起副总统在莫斯科的一个美国厨房展览会上同苏联主席的那次大肆宣传的辩论。正在当时还不大知名的肯尼迪需要全国注意的时候，这件事占去了报纸上的头版新闻。
组织竞选
不过肯尼迪在代表大会和劳动节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也并非无所事事的。他偕同妻子和女儿在海恩尼斯港休息两天以后（他原来答应他的女儿休息一个星期），就埋头和他的兄弟以及参谋人员开了一系列的计划会议，和约翰逊开了战略会议，和灰心失望的民主党人开了团结会议，同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开了政策会议，他还在国内作了一些急促的旅行。他到海德公园去访问埃莉诺·罗斯福。到独立城去访问哈里·杜鲁门，恳请他们给予支持。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党内长期不和的各派虽然没有统一起来。但却比以前协调了。尽管那时正处于夏季休憩时节，还是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和全面的选民登记运动，它强调要和千百万没有登记的选民进行个人接触，以便在许多州争取到比肯尼迪的最高指标更多的新的选民来投民主党的票。参议员说，“从现在起到11月，你们每人去登记上一个人，这样你们实际上等于投两次票。”
那时肯尼迪的夏季别墅外面已修了一道新围墙并派驻了警察，以隔开川流不息的游客，从这里发出了一册册宣传品，它们把尼克松同艾森豪威尔的不得人心的农业部长本森作了类比。由于老的民主党联盟已经整顿一新，党代表大会的新创伤也已经愈合。有关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发言人以及劳工领袖和自由派领袖都纷纷前来海恩尼斯港，肯尼迪的竞选运动组织便准备就绪了，
在参加过三次众议员选举、两次参议员选举和七次总统预选都取得成功以后，约翰·肯尼迪已懂得怎样竞选了。他知道怎样最有效地运用各种现代化的工具——空中旅行、电视、先遣人员。智囊团、民意测验等（不过没有象传说的那样使用计算机）。他知道在一场高度个人的、然而涉及一些有争论的重大问题的竞选运动中，应当怎样唤起群众和号召群众。在预选中他采用了在马萨诸塞州用过的基本办法并加以改进。在竞选运动中，这种办法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筹募经费是一个特殊的难题。捐赠大笔款子的人主要是拥护尼克松的，而捐赠小额款子的人则认为肯尼迪的财富使他们的捐赠显得无足轻重。两个党都知道，如果竞选失败，那就是最劳民伤财的，而胜利者则决不会一直穷下去。共和党人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超过1952年和1956年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所花费用的水平。肯尼迪缺乏他们那样的收入来源但是又需要同样的竞选财力，他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竞选赤字。“两党在全国性的竞选中都花了一千万以上的美元。肯尼迪后来谈到他的竞选班子时说：”他们花起钱来就好象我们肯定会赢一样。“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他的竞选费用已经超过赠款二十多万美元了。这次代表大会后他接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时，又承袭了大约七万美元的债务。到1961年三月他就任总统时，民主党的债务已经上升到近四百万美元。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着手准备去应付宗教问题。我们知道，宗教问题并没有消失。参议员说，“这是一件一直使人感兴趣的事。我们在西弗吉尼亚州所做的就是防止它成为唯一的争端……但是……这个问题会再度出现的。”
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我立刻向竞选经理罗伯特·肯尼迪建议。我们的总部里应该有一个“社团关系'部，专门负责消除宗教上的对立情绪的工作。他同意了。我找来了詹姆斯·瓦恩主持这项工作，他是全国教会委员会的一个能干、勤勉的办事人员，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时我曾和他一同工作过。在随后的竞选运动中，瓦恩同两个助手和两个速记员一起，每周答复了六百至一千封有关宗教问题的信件，其内容从极有思想性的到最粗俗不堪的都有。他帮助澄清了肯尼迪在所有国家与教会问题上的立场。
最后，我们在开始的几星期中还忙于组织“智囊团”。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全被聘任为外交政策顾问。
侯选人的演说
我并不想说在竞选过程中起草和发表的演说都是辞藻优美和含意深刻的典范，亨利·史汀生有一次说过，“一个人的竞选演说，不是一个友好的传记作者进行研究的适当材料。”约翰·肯尼迪不会愿意人们单单根据我们巡行全国时日以继夜地苦心搞出来的演说去衡量他——我也不愿意这样。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他甚至不按准备好的讲稿讲话，有时他自己插些话或作些解释，对讲稿略加变动，更经常的是大量更改，甚至全部更改。当某句话在某地证明效果良好时，那末不管这句话是预先拟就的还是临时修改的，他在下一次和以后许多次都会使用它的。
这些演说一般都言之有物、直截了当、具体明确。①它们总是简短的——在白天停留的地点通常只讲五分钟，在当天的主要集会上也不过二十分钟，而且早在听众满座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演说速度很快，没有什么装模作样，也不常停下来等人鼓掌。这些演说给人以关切与自信的感觉，显得非常了解情况，不屑于蛊惑人心。还有一种冷静而果断的领袖气度。这些演说显得自信，但决不是妄自尊大的。7月间他对一个采访者说，“我参加的这场竞选将要表现出……美国在六十年代的责任……‘和’我何以认为我和民主党……可以比尼克松先生把工作干得更好……‘他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候选人一＇但是＇我毫不怀疑我能够击败尼克松先生、”
①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把这次竞选的全部演说都刊印成册。此后，那些为后来的侯选人起草演讲稿的人中有好几个对我说，这些材料对他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和尼克松先生不同，参议员几乎在每篇演说中都力图抓住一个新问题或一组新问题来谈——从不发达国家谈到美国的失业问题，从我们在外层空间研究方面的落后谈到我们市内空地的缺少，从军备问题谈到裁军问题，从青年问题谈到老年人问题。但是这些提出的题目，无论只是数语带过的，还是在通篇演讲中加以强调的，往往只是作为他在那年秋天历次演说中所竭力鼓吹的一个主题的陪衬而已，这个主题就是；六十年代对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威望和美国的进步所提出的挑战。他一次又一次宣称，“现在是使这个国家再度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在他最初的一些演说稿中，参议员总是把这句话或它的不同提法插到里边，所以后来我们便把这句话放进他的所有演说稿里去了。
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间观点上的分歧——在空间、防务、社会福利和一切其他问题上——可能比尼克松和肯尼迪之间的分歧还要大。但是他同样知道，而且私下还直率地承认，如果宪法允许艾森豪威尔争取第三次连任的话，那末没有一个民主党候选人，包括肯尼迪在内，能够击败他。他感到，如果共和党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那末这位纽约州州长倒可能会战胜肯尼迪而赢得这场竞争，因为他不需要为政府辩护，而且他在防务和经济增长等问题上的调子往往和肯尼迪很相仿。
被迫处于守势的尼克松，一有机会就把艾森豪威尔（而不是共和党）抬了出禾。副总统的演说中谈到关于美国的领导地位、实力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总是表示乐观和令人安心的。肯尼迪说，这“正是使我们走不到一起的基本分歧点”，他还说，这是“安于现状的人们和关心现状的人们这两者之间”的一场争论。
竞选还意味着同新闻界进行谈话，起初是正式地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后是非正式地在飞机上和火车上。报道尼克松方面的记者不久就记熟了他在每篇演说中屡次重复的多愁善感的陈词滥调，感到很难报道。至于报道肯尼迪的演说，则困难在于他们称之为“离题发挥”的那种倾向，以及急速插入的多得来不及记下的统计数字和汇报表。但是他和新闻记者的异乎寻常的接近，和坦率友好的谈活，他的日益增长的自信心，以及在第一次电视辩论后他的群众迸发出来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越来越敬重肯尼迪，并使他们把热情洋溢的报道发了回去。此外，跟随肯尼迪的记者们总有一股兴高采烈的气氛。由于塞林格有效地安排了他们的行李、交通、住宿，而且当场分发演说稿的做法，还有当地友好的官员们夸大了的欢迎群众的估计数字等，都使这种气氛有所增长，而候选人传给他的工作人员并传给记者的那种热情欢乐的态度，使这种气氛更为浓厚起来。
虽然我们访问了五十个州中的四十五个州，而且没有哪一个州可以认为是有把握的，但是为了把力量集中在比较关键的地区，我们对那些选民人数不多或者民主党获胜机会很小的州只访问了一次。大体说来，候选人把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二十四个最难逆料的州上，而把将近五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七个最大的州上。争取七个最大的州，加上新英格兰和南方的大多数州，是他的竞选战略的基础。
顽固的宗教问题
在南方，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难处理的就是宗教问题。随着一些著名的新教牧师于9月7日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全国争取宗教自由公民大会”，这个问题很快地成了头号问题。这个机构开完了一整天的秘密会议后就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它向参议员肯尼迪提出了一连串的质询，声明清楚地表明，无论肯尼迪作出什么样的答复，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总使他不能被接受为总统。他们说，肯尼迪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教会的教义，不能摆脱天主教统治集团的“破坏政教分离之墙的……坚决的努力”。波士顿的哈罗德·奥肯加牧师说，肯尼迪象赫鲁晓夫那样，是“一种制度的俘虏”。
肯尼迪极其勉强地接受了一项邀请，即在9月12日星期一晚上出席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牧师协会讨论宗教问题。尼克松则谢绝了这个团体发出的类似的邀请。我们在洛杉矾花了整个周末“休息”时间，其后在埃尔帕索又搞了一个通宵来起草那个演讲稿。参议员希望把他的立场说得异常清楚而全面，使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决不会对他恪守宪法的态度有所怀疑。
那天晚上，在休斯敦赖斯大饭店的舞厅里，我和科格利一起坐在听众中间，等待大会开始。由于这次会议将通过电视向得克萨斯全州播出，大家就都呆在自己的岗位上静候会议开始。参议员穿了一套黑色衣服，打了一条黑领带，有点紧张地坐在讲台后面主持会议的两个牧师当中。从另一面注视着他的，是休斯敦的新教牧师。当参议员赴会前在穿衣服时，皮埃尔·塞林格曾告诉他“这些新教牧师因为反对一个天主教徒而被人们称作顽固派，这件事已经使他们感到厌烦了”。在座的还有一大批飞来参加这场重大对抗的全国性报刊的权威评论家。会场的气氛显得紧张、敌对。几分钟的等待似乎是过不尽的。约翰·科格利低声向我说道，“我们这一回可很需要那种在每场橄榄球赛前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人物。”
最后，主持人把参议员介绍给了大家，气氛差不多马上就缓和了下来。这次演说是他竞选中最好的一篇，而且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只有他的就职演说可以说是在气势和修辞方面超过了它。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于他为自己的信念作出的简明总结全都叫好：“问题不在于我信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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