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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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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线政策，对文化上的统一战线问题作了说明，号召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共同向封建复古派进行斗争。瞿秋白、蒋光赤的一部分文章（如《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等）还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艺状况。
早期共产党人的上述理论主张并不是系统完整的。它们散见于各篇文章中，而这些文章本身也不是没有弱点。由于并不能完全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旧有的民主主义思想之间的界限，文中不少见解较为模糊，甚至还有错误。也有一些文章，由于论者本身对中国社会状况缺乏深切了解，在传播正确观点、介绍苏俄文学的同时，也产生过“左”的偏颇。对于当时以小资产阶级作家为主要力量的中国文坛状况，早期共产党人一般都偏于否定过多，在必要地指出其消极因素的同时却对其积极因素估计不足。多数人对于文艺特征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忽视。这些就使他们对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作用及其作品的伟大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同时也多少影响了文艺家对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解和接受。虽然如此，就历史功绩而言，尽管他们的主张远不成熟，却毕竟从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建议和号召，播下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种子。一九二六年，《中国青年》周刊一四四期以《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为题译载了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影响下，一九二四年开始出现一批专事提倡革命文学或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如在上海，有蒋光赤、沈泽民和一些文艺青年组织的“春雷社”，他们通过《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出版周刊性的《文学专号》，发表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文和《哀中国》等诗歌。在杭州，有之江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悟悟社”，出版刊物《悟》，“以提倡革命文学、鼓舞革命性为宗旨”。在北京，除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烈火》外，还有出版《火球》、声明“研究现实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艺的堕落”的“劳动文艺研究会”。它们的出现，反映了文艺青年中革命思想影响的扩大。但是，革命文学主张在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文艺青年中引起更大的反响，并且造成一定的声势，却是在“五卅”和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这是进步文艺界直接从政治上受到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推动和鼓舞的结果，小资产阶级原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路线，许多进步作家在“二七”、“五卅”、“三一八”等斗争中，都曾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一边，从而也就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革命的影响。其中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尤其在文学上留下深刻烙印，促使文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创作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主题大为鲜明突出，以反帝为题材的作品多了起来；直接间接地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作品此后也陆续出现（蒋光赤的诗集《新梦》、《哀中国》和小说《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也都出版在这一时期）。不少作家政治上和文艺思想上趋于革命化。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其他一些社团的一部分作家思想都有重要发展。“五卅”前后，郭沫若、茅盾、叶绍钧、成仿吾、应修人、潘漠华等大批作家纷纷参加实际革命斗争。茅盾并于一九二五年撰写《论无产阶级艺术》（注：连续刊载于1925年5月起的《文学周报》第172期、173期、175期196期。）的长文，从性质、题材、内容、形式诸方面对这种新兴文艺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介绍说明。在《文学者的新使命》（注：《文学周报》第190期，1925年9月13日。）一文里，他又指出“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郭沫若则于一九二六年发表《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注：两文分别载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洪水》第2卷第4期，1926年5月。）等文，号召文艺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指出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在当时文艺青年中间有着较大的影响。“三一八”之后，鲁迅奔向南方，并发表《革命时代的文学》等著名讲演。大革命浪潮不仅使成仿吾等直接卷入，便是郑振铎、欧阳予情、田汉、郁达夫以至闻一多等作家也都受到冲击。他们或公开支持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或曾奔赴广州、武汉等地参加革命文化宣传工作。朱自清则歌颂了“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共产主义英雄。青年作者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在北伐战争过程中响起了文学“为第四阶级说话”的呼声，还出版过一些虽然不免粗糙但与革命斗争配合得比较紧密的作品。早期共产党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随着一些作家思想的革命化，随着后期创造社等团体的大力鼓吹，至此终于形成为文坛舆论。所有这些，都从作家思想上、生活上为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展开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准备了条件。
第五节：对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
党成立后革命的深入和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展开，使国内封建势力深为忧惧。因此，当新文学由文学革命进而开始倡导革命文学的时候，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更为激烈。在政治上，代表封建势力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北洋军阀，千方百计地企图扑灭革命火焰。他们一方面进行着祸国殃民的内战，另一方面也加紧了对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压迫。军阀政府不仅制造了“二七”等一连串流血惨案，而且以反对“过激主义”、“赤化运动”的名义，禁止一切进步思想的宣传。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新青年》及其它许多进步报刊先后被查禁，连《娜拉》一剧也遭禁演。和政治压迫相配合，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保守势力，也因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不足以遏止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就罗致了一批留过学、出过洋的人，挟“精通西学”的名义，作“仗义执言”的姿态，为旧势力保镳，以遂其反动复古的目的。这批人物先后以《学衡》、《甲寅周刊》为阵地，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地向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动了不断的反攻。
《学衡》杂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主要编撰者有梅光迪、胡先肃、吴宓等人。这批人跟老牌守旧分子林纾相比，略有不同，在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所披的已不是旧中国封建文化的长袍子，而是一套由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与旧中国封建思想拼凑而成的新装。刊物自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也正显示了这一特点。他们并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也无非自衔淹博，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肆意笑骂，暴露其反对一切新学说、反对介绍和借鉴近代西洋进步文学的反动立场。文章歪曲地写道：“杜威、罗素为有势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之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吴宓也把对西方进步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的余屑”、“专取一家之邪说”（注：吴宓：《论新文化运动》）。此外，《学衡》杂志又重复胡先肃在“五四”前夕写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中的许多论点，反对以白话代文言，反对语文合一，主张文学上的模仿。胡先肃又在《学衡》第一卷第一期中作文反对白话诗，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的《甲寅》在北京复刊（注：《甲寅杂志》初为月刊，1914年创刊于日本东京，出版十期后停刊。至1925年，在北京续出《甲寅周刊》，从三十七期起改在天津出版）。这个封面上印有黄斑老虎标志的周刊，也是专门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章士钊曾留学英国，当时担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自说是新旧之间的一个“调和派”（注：章士钊：《进化与调和》）。就在“五卅”惨案所激起的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怒潮中，《甲寅周刊》发表了许多“时评”，诬蔑爱国运动是受“野心家”的利用，“由公争返为私争”；支持军阀政府的武装镇压；提出所谓“读书乃真救国”口与，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相对抗。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斗争前后，《甲寅周刊》刊载军阀政府的许多文件，并发表评论硬说进步师生“越轨”，为军阀的倒行逆施作辩护。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刊物还鼓吹所谓“读经”，主张恢复科举制。章士钊（笔名孤桐）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上重登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已经发表过的《评论文化运动》。接着又在第十四号上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在这些文章里，他重弹封建文人反对白话文的老调，认为“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并直接诽谤白话文，“盖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如登天”（注：章士钊：《答适之》）。刊物上发表的其它一些文字，也都主张“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注：瞿宣颖：《文体说》）。甚至公开提出取消“白话文学”这一名词。
针对以《学衡》杂志和《甲寅周刊》为代表的复古思潮，《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及时地发表文章。他们指出这一股复古逆流在政治上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号召进步的思想界联合起来，向“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反动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注：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鲁迅及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拥护者也先后参加了这场论争。
《学衡》出版后不久，鲁迅即对这批新的复古派展开了斗争。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右翼和封建复古势力的勾结，预见地指出了这样的迹象：“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注：《随感录四十八》，《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估〈学衡〉》里，着重地以实际例子，揭出他们所谓“学贯中西”的把戏，“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注：《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来。鲁迅先从西学入手。《学衡》上有人在”乌托邦“这个不能分拆的专门名词中间加了一个”之“字，成为”乌托之邦“。鲁迅嘲笑道：”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a of Uto。……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间‘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这也就是上述《中国青年》一文中特用”梅光之迪“的由来。鲁迅接着又就《学衡》上那些以中学自炫的文章，逐篇批驳其内容谬误和文字不通，说明他们‘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名曰“学衡”，“’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注：《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章士钊虽然研究过逻辑，并以博古通今自命，但发表在《甲寅周刊》上的许多守旧派人物的复古主张，却往往不能自圆其说。鲁迅在《评心雕龙》（注：《莽原》周刊第32期，1925年11月27日。）等文中对他们的荒谬推理给予辛辣的讽刺。《十四年的“读经”》（注：《猛进》周刊第39期，1925年11月27日）、《古书与白话》（注：《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2月2日。）则是针对《甲寅周刊》的“读经救国”、“废弃白话”而发的，指出“读经”与“救国”绝不相干，不过有些“学而优则仕”的人，想把它当作耍把戏的工具。至于说白话文要做好，就得“读破几百卷书”，那不过是“保古家”的“祖传的成法”。鲁迅认为：“古文已经死掉了”，而白话文也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在《再来一次》里，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复古派反对白话时所举的例子，回击和嘲讽了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解释为“两个桃子杀死了三个读书人”的谬误（注：《莽原》半月刊第11期，1926年6月10日）；在《答KS君》里，又将章士钊的“旁加密圈”，自视名句的“得意之笔”，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骈文没有融化，急于闲扯，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字句和声调都陋弱可哂。“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注：原题《答KS君信》，载《莽原》周刊第19期，1925年8月28日。）这许多杂文都坚定地站在维护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立场上，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此外，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荻舟的《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唐钺的《文言文的优胜》等不少文章，针对《甲寅周刊》及其它守旧派所列举的反对白话文的种种理由，分别说明了文言改白话不是“避难就易”而是“去繁务实”：“活人要说活人的语言，没有模仿古人的必要”；白话自由活泼，既便于表达思想感情又有利于国语普及；白话文可以写成美文而“文言文实质上并不比白话文美”。沈雁冰的《驳反对白话诗者》（注：《文学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署名郎损），说明旧诗声调格律拘束思想，而白话诗破弃一切格律规式，“并非拾取唾余，乃是见善而从”。这些文章大都有论有据，进一步阐发了白话的长处。这场对复古派的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了四、五年之久，虽然不是有组织地集中进行的，却再一次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威力。《学衡》和《甲寅周刊》的挣扎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从此以后，复古的声浪日趋低落。在气势汹涌的新思潮面前，企图以别样方式、别种口实去继承林纾衣钵的章士钊、梅光迪等等，也终于不能不被这个浪潮所卷没了。
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还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说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注：《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新闻》周刊第20、21期，1931年7月27日、8月3日）。文学革命兴起后，这类作品的地盘日益缩小。但在复古声浪中又纷纷抛头露面，与新文学争夺读者。一度中断的《礼拜六》周刊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复刊。而《半月》、《红杂志》、《快活》等期刊以及专登这类作品的小报也纷纷出现。《玉梨魂》、《兰娘哀史》、《情网蛛丝》等小说重复风行。这些刊物既标榜趣味主义，长篇也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在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起着麻醉和迷惑的作用。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写了许多文章揭露这类作品对读者的腐蚀。《文学旬刊》成为反对鸳鸯蝴蝶派的重要阵地。沈雁冰在《自然主义和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指出鸳鸯蝴蝶派在思想上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在艺术手法上是“记帐式”和“虚伪做作”。郑振铎的《血和泪的文学》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创造社及其他进步文学社团也积极参加与和支持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和作品到三十年代以后逐渐衰亡，全国解放才销声匿迹。这派人物也和复古派一样，后来起了不同的变化，其中不少人逐渐进步，但也有一些人自甘堕落，为时代所淘汰。
在和各种复古逆流斗争的同时，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也愈来愈趋于明显。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逐步发生分裂。胡适眼看自己无法阻止《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终于退出该刊，在一九二二年另办《努力》周报（后又附出《读书杂志》），提倡“好政府”主义与“联省自治”。这种主张立刻受到革命阵营的坚决驳斥。《向导》周报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注：《向导》周报第2期，1922年9月），《先驱》发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注：《先驱》第9号，1922年6月）等文，指出“好政府”主义、“联省自治”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军阀割据。胡适接着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攻击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传“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向导》周报列举了当时英、美、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许多事实，说明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口号的正确性。此后，胡适还在实际行动中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于一九二五年出席了段祺瑞为奉直战争召开的反动的“善后会议”，并从同年起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名誉秘书”，诚惶诚恐地为帝国主义效劳，洋洋得意地向知识分子夸耀。毛泽东同志指出过：“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1页。）胡适正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
在哲学思想上，胡适继续大肆宣传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实用主义。一九二三年四月，《努力》周报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批评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与科学无关的玄学观点。《努力》周报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相对峙，展开了喧嚣一时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虽然《努力》周报表面上拥护“五四”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却宣传了唯心主义。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及与陈独秀的通信中，提倡不可捉摸的所谓“大假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鼓吹多元论，同玄学观点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没有对胡适的反动哲学思想展开系统的批判，但是瞿秋白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却是一篇较有力的文章，对实用主义痛加驳斥。它指出这种哲学以对自己有用和有益作为真理的标准，既没有“绝对的现实”，也没有客观的真理，其宇宙观就不可能不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而且实用主义只承认琐琐屑屑的改造，否认根本变革现实的必要，因此只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它决不是革命的哲学”。对于迷信胡适所谓实用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科学方法的人，文章是一服有效的清醒剂。
在文学问题上，胡适也由原来就是保守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后退。他在《读书杂志》以及随后创刊的《国学季刊》上，鼓吹“整理国故”，引诱青年脱离政治，钻入“故纸堆”。他还列出一张将近二百部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反以前的主张，列入并“表彰”了《三侠五义》之类宣传封建主义的作品，推荐了许多佛经。鲁迅与之针锋相对地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注：《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第67号，1925年2月21日。）鲁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青年读古书，目的在于告诫人们不要落入胡适的圈套。李求实的《评胡适之的“新花样”》（注：连载于《中国青年》第98、99期，1925年9月。）一文，也揭露和批判了胡适以“闭门读书”阻止青年参加爱国运动的企图。也因为如此，当复古派攻击新文学时，胡适虽然表示拥护白话文，却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反驳。他在《老章又反叛了！》中，还表达了和对方勾搭，愿向对方输诚的心意，正好暴露出他自己滚入反动立场的丑态。
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和胡适接近的一派文人又大肆宣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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