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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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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和胡适接近的一派文人又大肆宣传。他们和复古派一样，借泰戈尔学说提倡“神”、“爱”、“精神复兴”、“诗化的人格”等等，妄想以唯心主义思想抵制正在广泛传播的革命思潮。恽代英（注：《告欢迎泰戈尔的人》，1924年4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瞿秋白（注：《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周报第61期，1924年4月）、郭沫若等都曾为文加以批驳。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里，对于在被压迫民族里宣传无原则的非暴力思想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注：《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同年年底，陈源、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胡适在幕后予以支持。围绕着“五卅”惨案和“三一八”事件，徐志摩和陈源先后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辩护，并且百般诬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鲁迅和他们作了长期鏖战，并直接揭露其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奴才的阻险的面目：“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注：《并非闲话》，《京报副刊》第166期，1925年6月1日。）这在当时，的确是对胡适以及胡适之流全部伎俩的概括。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进行到一九二八年。后来这派人物又以胡适为首，创办了《新月》月刊，继续与革命文学阵营相对抗。
许多事实说明，新文化与新文学阵营中的进步力量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分裂，是在要不要彻底地反帝和彻底地反封建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裂。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开始是以反封建、而“五四”以后则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其政治基础的，胡适及其追随者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远远地背离了这个基础。同胡适派的斗争，在政治上转化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斗争，而在文化上，则是为广大人民着想还是为买办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效劳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贯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胡适后来长期追随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至死不悟，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
“五四”以后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都是严重的考验。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大钊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党成立后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于一九二七年被北洋军阀杀害。陈独秀虽然在“五四”以后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在党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但其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斗争中，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后来终于堕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党和革命。“五四”时期的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社团，由于其成员在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立场，同样起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少年中国学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与国家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后就逐渐分裂。国家主义者曾琦、左舜生等人创办了《醒狮周刊》，进行反共宣传。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等刊物，驳斥了他们以“全民革命”为幌子而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并揭露其与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的反动面目。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也出现了从内部分裂的现象。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并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张资平等则经不住激烈斗争的考验，走向堕落和反动。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等在革命或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也有不少人在一个时期内对革命采取观望、冷漠的态度；这个社团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语丝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终于背离了初期的斗争，由思想保守而至于政治堕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面，向着形形色色的敌人冲锋陷阵，到“四一二”事变之后，终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总要在它的内部产生对立物，使原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发生分裂。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经过斗争，固然胡适及其他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脱离了统一战线，但新文学队伍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却大大加强。鲁迅说得好：“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文学运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愈来愈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步文学阵营，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二章：鲁迅（上）
第一节：生平和思想发展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以“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这不仅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形成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省，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着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系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注：《呐喊·自序》）。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余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注：《时务报》由汪康年、梁启超主办，宣传变法维新；《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主办，多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主张，以后改名《政法学报》），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注：严复译。原著名称为《进化与伦理》。）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鲁迅不满于洋务派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科学的倡导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一九二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盛极一时。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还。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阍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十九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礼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破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按照他在国内时的认识，“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注：《呐喊·自序》），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注：《呐喊·自序》）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一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但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时候，这种思想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使文艺活动结合政治要求，将文学艺术的任务自觉地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尽毕生之力为之服务，在鲁迅的整个生涯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一九六年，鲁迅回到东京，计划创办文艺杂志，多方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准备将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因而他的注意力侧重于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家。根据几年来对文学艺术的接触，他非常喜爱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小说，受到果戈里、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同时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竭力推崇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拟议中的刊物定名《新生》，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便开始译书，撰文。当时章太炎流亡到日本，鲁迅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他听讲《说文解字》，并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
从一九七年起，鲁迅一方面翻译北欧和东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作为部分的内容，收在一九九年先后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另一方面又在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中最能代表他当时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里。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倡导的只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仅了解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精神流毒，还看到刚刚继起于东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进化论给予鲁迅的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根据当时鲁迅的观点，进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必须以同样的热情拥护和保卫一节新生的事物。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替新生事物的成长扫除障碍，说明个性主义和进化论在他的思想里是互相补充与互相发明的。
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在当时欧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抵制新兴力量的盾牌，鲁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还承认这种个性主义和尼采学说的某些联系，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又说明他所同情的主要是尼采对于资产阶级平庸主义的攻击，并在介绍拜伦力抗强权的时候，指出了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反动本质。个性解放对于鲁迅说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他曾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把个性解放当作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尽管这仍然是一般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但在工人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还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国，这种想法已经是相当激进的革命思想。不仅如此，在鲁迅早期思想里，还散布着许多从进化论里引伸出来的朴素的辩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注：《坟·摩罗诗力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注：《坟·科学史教篇》。）“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期近正耳。”（注：《坟·科学史教篇》。）这些论点本身虽然都是个别的，但集合起来研究，足以说明鲁迅在思想方法上已经具有可贵的科学的基础，正是后来他的思想能够不断进取、不断发展的条件和因素。
改变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鲁迅于一九九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于强烈的反封建的愿望，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生活实感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这虽是用文言写的，却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的任务，清朝的帝制虽被推翻，帝国主义却依旧虎视眈眈，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也不曾有丝毫动摇，篡国复辟的风潮迭起。鲁迅由失望转入苦闷。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虽时或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公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贴，校订《后汉书》（谢承）和《嵇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的准备。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接着爆发。在这个时期里，《新青年》杂志成为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阵地。鲁迅于一九一八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刊登于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书，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大大地激动了处身于革命浪潮中的青年，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当时提出的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以思想明澈和论证严密著称。这些有力地表现时代思潮的小说和文章，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
在当时整个进步思想界中，进化论还占着重要的地位。从鲁迅的创作特别是杂感看来，他的思想也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论从唯物主义出发，承认生物界现象的相互联系，肯定事物的发展一般都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学说的出现是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方面重大的胜利。马克思曾经称达尔文的著作为“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基础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623页，三联书店1957年12月第1版）。但是，进化论却不能越过自己的科学领域代替阶级论来解释社会斗争。社会发展又有它本身的规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动的社会尔文主义者就曾经利用自然进化现象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给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理论根据，认定以强凌弱是生存竞争的法则。进化论观点虽然约束了鲁迅的思想，但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根本不同，也没有象《新青年》里其他一些作者那样强调“生存竞争”以鼓励社会斗争，甚至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曲解社会进化的意义。鲁迅从斗争的现实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伸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鲁迅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阶级对立的事实往往为新旧冲突的现象所掩蔽，他还不能够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矛盾的根本核心正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因而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一九一九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另一方面到一九二三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战，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
除了杂感，鲁迅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又写了二十几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这些小说，如他自己所说，是从“为人生”出发，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注：《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和当时许多所谓“乡土文学”里仅仅对农民表示同情不同，鲁迅写出了农民对革命的要求和不得不革命的境遇，在揭露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农民本身的弱点（如阿Q和闰土），他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如爱姑），在形象创造中蕴藏着为同类小说所没有的向历史控诉的深度。在他笔底的知识分子也和许多作品里风行一时的所谓苦闷的青年不一样，鲁迅刻划了知识分子欲起又落的心情，赞扬他们的斗争，鞭挞他们的颓唐和动摇（《在酒楼上》、《孤独者》）。在《伤逝》里，描写了“五四”当时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肯定涓生和子君的结合，同时又给那种建立在个人幸福上的过于天真的追求以幻灭的结局。认为个性解放需要和经济解放、社会解放结合起来，这就反映出鲁迅这一时期对个性主义看法的改变和进展。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本质上是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思想，虽和无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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