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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读书选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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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与乡土中国碰撞的另一个侧影，黑暗中的侧影。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个激烈而无声的战场。《学生村》（导演魏星）拍摄于云南西部的横断山脉深处，那里的主要居民是白族和傈僳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方。拍苦难的纪录片很多，这个片子打动人之处是它表现了穷人在苦难中的尊严和乐观。它赢得了二○○三年“云之南”的“评委会特别奖”。《学生村》完成之后，导演曾把片子拿回山里放映，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赶来看，像过节一样。片子在电视台播出之后，反响热烈，有很多人募捐，学生村的状况因此得到很大的改观。因此纪录片是能够改变现实的，这是纪录片的力量。但是，在“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下，那些孩子把依靠勤奋读书看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而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知识”呢？那些走出大山、进入城市的乡村孩子，他们今后的命运又是怎样？而那些走不出大山的孩子又该如何？虽然，这已经不是这部纪录片所能够告诉我们的，却是我们反思的。
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每个人的命运都面临挑战，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消散了。即便是非常个人化的影像，如二○○五年“云之南”的参赛片《结婚》、《失散》，也都是整体时代命运的一部分。但是，重大的社会性变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该被纪录影像所忽视，这也正是二○○五年“云之南”获大奖的影片《淹没》（导演李一凡、鄢雨）的意义，它全景式地纪录了由于三峡工程而被淹没的小城奉节及其人们的命运。因中国古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诗而闻名天下的奉节县，是另一个承载了乡愁的乡土被现代化无情撞击的地方。影片的宏大与细腻的结合，让人印象深刻。它是近期中国纪录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现代化过程对能源与电力的需求，是三峡工程得以建立的时代动机，但是在它的背后，却是无法漠视的底层人民的苦痛。
在中国目前独立制作的影像中，历史类纪录片往往不够丰富。但是对于具有创伤性集体记忆的历史来说，严肃和认真的历史纪录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段锦川和蒋樾作为新纪录运动第一代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近几年致力于历史类纪录片，《暴风骤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它用口述史的方式表现了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及其背后的历史真相，使我们直面历史巨大的复杂性，从而开辟了多重读解历史的空间。在二○○五年的云南，还有一部很有力量的作品《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导演班忠义），导演曾留学并工作在日本，按照导演的说法，这是“一部记述山西某农村的妇女在二战期间受日军蹂躏而顽强奋争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导演以独立身份对证人和证词的艰苦寻访和见证所体现出的历史责任感。
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并没有消失，只是和体制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和有弹性。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应该忽略这种纪录片的生产方式。我曾为二○○四年上海双年展推荐过“纪录片编辑室”创作的《厂长张黎明》（导演李晓），说的是一位场长想“凭良心”拯救一个国企，最后失败。这部片子具有一种黑色喜剧的性质，张厂长的性格使他具有喜剧人物的色彩，但喜剧性是以悲剧为底色的。一个好人想做一件好事，因此他的命运就和一家国企及其工人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了。但国企在今天社会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张黎明们的失败，但他还是要用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大的时代去赌，他越是不肯承认失败，失败就越是震撼人心，工厂最后消失在爆炸的烟尘之中。张黎明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正义和正当的，但为什么会失败呢？这种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已经不是张黎明一个人的悲剧了。今天的上海到处是摩登的街市，充满了消费主义的光鲜，但是它的背后是工厂的倒闭和张黎明们的失败。走在马路上是看不见这些的，但纪录片能让我们看见。纪录片提醒我们，这些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无法被忽视的城市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当乡村在某种意义上还承载着乡愁的时候，中国的很多中小城市陷入了失业和由此带来的人生意义丧失的危机中，这就出现了一种对城市的新描述。与对城市底层平民生活的人道主义式的描述不同，这里是毫无希望的人群在欲望中无助地挣扎，残酷，也很冷漠，这种残酷不是物质上的，或者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世界的荒漠，是整个群体精神世界的垮掉。这类作品中有黄文海的《喧嚣的尘土》，表现的是湖南一个中小城市中芸芸众生无望的生活，他们失业，无所事事，沉溺于麻将和地下赌场，最荒诞的是全城的男男女女都在收看一个西方引进的低幼儿童节目《天线宝宝》，因为据说地下六合彩的数字是隐藏在这个节目中的。胡新宇的《男人》，三个在生活中垮掉的男人，酗酒、性饥渴，拿着猎枪整天打麻雀，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下岗工人，他们是“艺术家”。更令人震惊的作品是章明的《巫山之春》，这个片子是导演回到三峡库区自己的家乡过年，旧城已经不复存在，新城隐现在灯红酒绿的红尘之中，他记叙了自己和当年的老同学们纸醉金迷的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和性以赤裸裸的方式出现，没有任何道德的顾忌和禁忌。这些影片有一种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摄影机对人的隐私的侵犯，以及私领域和公领域的混淆和转换。由于DV机器的出现，它对私领域介入的方便，使得摄影机伦理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再一次冲击我们。这类片子的暴露、深刻以及道德的冷漠感同样触目惊心，它所引发的不安甚至恐惧，来源于它侵犯了直接的现实本身——这是我们本能地希望保护的，现实不再是平稳的大地，却成为正在持续断裂的冰面，我们赤裸裸地站在上面，无法救赎。这类作品不约而同，有它自己的理由，也是一种时代的征兆。乡村题材的繁荣和这类“去道德化”的城市题材影片的出现，两者具有一种内部的联系性，前者的肯定性因素和后者的否定性因素其实正是一种相互的对比和因果，在我看来，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内在于中国社会发展之中，它是一种历史的冲动，这个冲动成为新纪录运动的脚本。中国的摄影理论界有人认为，纪实主义在西方是过时的，所以中国的纪实摄影已经落后，我不这样认为。纪实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主要美学原则，它被一大批愿意把脚踩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执著地实践着，并批判性地指向现实本身，使得现实自身的力量甚至可以逾越导演的主观意志。现实自身的客体性造就了一种神秘性，它已经无法被任何既定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理论与观念所涵盖，新纪录运动打破了各种自我循环的话语体系，它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触摸的是中国坚硬的现实。如何从内部理解中国这个巨大的复杂的客体？这正是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批判性力量所在，因为它正是和种种匿名的现实性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个多元的纪录影像的时代，新纪录运动的镜头既指向别人也对准自己，既建构历史也介入现实。在种种复杂和纠缠中，中国的新纪录影像就像黑暗中的矿工，举着镐头，向着历史、时代和人的内心之矿脉纵深开掘与延伸，它带给我们的既有期待，也有痛楚——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痛楚，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
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初稿于上海；二○○六年四月五日修订完毕
返回目录另一个八十年代
□李 陀《读书》2006年第10期
我原来以为八十年代是上个世纪的故事，很古了，谁还有兴趣？可是，出乎我意料，不但这一两年不断有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文章在报刊上出现，这些往事竟然还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报纸上，网上，还有很多议论，这就更想不到了。
自己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看到有那么多文字回头说八十年代，自然觉得亲切，甚至有点高兴，不过，高兴里还隐隐约约有点不安，到底不安什么？也说不大清。也许，这和我自己这样一个经验有关：无论什么事，只要过于“热火”，准出毛病。前几天，我在天涯网站（我在这个网站上还当过一年多的斑竹，所以很有感情，借这机会，我也向天涯网的朋友们问个好）的“闲闲书话”上看到了一位网友对新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一段评论，我的不安一下子明朗起来，原本隐约的不安差不多变成了一种忐忑。正好这时候《新京报》编辑刘晋锋给我来信，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报纸编辑的八十年代口述史写篇序，我想了想，同意了。《新京报》的“八十年代专题访谈”可以说是这类记忆写作中开始最早的，自二○○三年开设至今，已经坚持了差不多三年，现在集结出书，对八十年代的回顾和检讨，肯定又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我当然应该支持，另外，这也是个机会，想把自己的忐忑向读者们说说。
我想先引述一下我看到的帖子，这位网友名字叫阎广英，帖子题目是《我的八十年代，我自己的神话：关于〈八十年代访谈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我的记忆里中，八十年代就是饥饿和贫困。我们兄妹几个无数次在一个个狂风暴雨的晚上不得不都跑到父母的被窝里互相温暖着因为房屋漏雨而被冻僵的身体的时候，我自己的八十年代的记忆已经形成了。我想，在《访谈录》中没有我的八十年代，因为我来自那个遥远贫困的被遗忘的农村；《访谈录》没有我的八十年代，因为我们是一群沉默的大多数；《访谈录》中没有我的八十年代，因为我们是一群边缘人，没有我们的话语方式，也没有我们自己的话语空间。是的，《访谈录》中没有我们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八十年代的记忆是应该被公众所遗忘的，我们是一群基本被遗忘的、卑微的、下贱的、看似毫无生命的失语者。我们在生活边缘处的挣扎，注定被一个国度所谓的现代化、全球化、西方化所牺牲或者遗忘。从这个角度讲，我对《访谈录》中的精英主义的话语方式感到无比的厌恶。
这帖子里还有阎广英对自己贫困的童年生活的具体描述，我想任何人读了它都会同意，和现在见到的有关八十年代的文字相比，那的确是另一个八十年代。可是，这另一个八十年代没机会，也没办法表达自己，过去被人漠视，现在又被人遗忘。
阎广英的“无比厌恶”让我想了很多。这样的反应是偶然和个别的吗？我想不是。虽然具体原因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面对一些八十年代的记忆文字，有厌恶情绪的人，或者虽然到不了厌恶的程度可是不以为然的人，一定还有，而且不少，人家不说就是了，或者，人家根本就没时间也没机会说。这引发了我另一个想法：作为一个八十年代的参与者，能不能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我于是试着换了个眼光，重新去读这些记忆文字，结果和初读时候的感觉很不一样，多少体会了一些那种“厌恶”感觉是怎么产生的，那感觉大概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想起当年在车间一起干活的工友们，还有我的徒弟们——记得一九九四年，我刚回国不久，就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在那儿干过二十几年活儿的厂房里已经长满了荒草（那是一个拥有八千多工人的重型机器制造厂），不但和我一起干活的哥们儿，连我的几个徒弟也都已经“下岗”。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回工厂去看过，也不大敢和旧日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们见面，我不知道和他们再见面的时候，该说什么，又能说什么。现在，如果他们看见我那些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会怎么想？会说什么？恐怕，即使不“无比的厌恶”，大概也会在心里想：那是你的八十年代，和我们没关系。
还有“另一个八十年代”。这给当前回忆八十年代的热闹，投下了一道浓浓的阴影，让所有参与回忆，以及对这回忆有浓厚兴趣的人都不能不冷一冷，想一想。可是，冷下来又如何？想了又如何？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有什么办法让这另一个八十年代进入记忆？有什么办法让这另一个八十年代的记忆变成文字并且进入历史？想想这些，我不禁黯然，变得十分悲观。我想，这本口述史的读者此刻（有耐心把这篇文字读到以上几行的人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和我感觉也差不多，怕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多半也会有些黯然。
不过，总不能什么也不干。
至少，大家（这大家都包括谁？说实话，我也不大清楚，可总得有一个“大家”吧？）再往下做八十年代回忆的时候，有些事情可以多注意一点。比如，编辑部、出版社在找人写八十年代回忆文字的时候，不一定全找那些“成功人士”（这是从王晓明的研究里生发出的一个批评概念，有它特定的含义，这里是“挪用”一下），也不一定要找今天在媒体上总有机会抛头露脸的成名人士（这是我受王晓明启发，自己新杜撰的一个概念。如果读者觉得这概念的意思不够清楚，我可以举一个这种“成名人士”的例子：余秋雨）。我明白，这么做有一定困难，因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找成功人士做访谈、采访、口述，成了一时风气，广受欢迎，不但有卖点，有市场，而且形成一种以成功人士的自述和怀旧为主题的写作形式，形成一种很特殊的文类。这文类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所谓“非虚构作品”的主要成分，其影响可以说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看样子，中国的图书市场难免也得走上这条路。但是，我认为对八十年代的回忆有点特殊，它应该是一次深刻的反思和检讨，而不是伤感，或是光荣的怀旧，所以，如果也被纳入“成功人士自述”模式，就太可惜了。怎么办？我觉得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有意扩大回忆人的范围，特别注意找一些在头上没有成功光圈的人，也许这些人的记忆更有意思。
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作家，名字叫谭甫成，大概在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前后，他和石涛——俩人是哥们儿——就已经写出了相当成熟的后来被批评界叫做“先锋小说”的作品，那比后来的马原、余华、格非们要早得多。要认真追寻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兴起，他们的写作试验绝对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他们是先行者。我和冯骥才在一九八三年前后编了一本小说选集《当代短篇小说四十三篇》（这书到一九八五年才被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出晚了，可惜），里面就收了谭甫成和石涛的两篇小说《高原》和《河谷地》，可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俩人中的石涛，近年还有人时时提起，因为石涛后来改行做书，编了那本热了好一阵子的书《格调》；可是谭甫成，不要说普通读者，连很多专门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著述，都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大约是根本不知道罢。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人常常提到那十年的一个重要变革，是“语言的自觉”，在我印象里，谭甫成在写作上是最早的语言自觉者之一，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我还写小说，是他一点不客气地批评我的小说语言“没有张力”，给我很大的震动，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写作还有“语言张力”这回事，也让我从此加入了语言的自觉者的行列，以致后来还专门做“毛文体”的研究。为这个，我至今感谢谭甫成，他的一席批评，让我终生受益。这么一个人，值得不值得找到他，请他口述当年，写些记忆文字？他的回忆会不会对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特别是所谓先锋文学的发展的历史做重要的补充？何况，当年谭甫成还有这样的经历：独身一人，徒步漫游黄河，也就是迈着两条腿沿着黄河到处走，到处看；兜里本来没几块钱，很快花完了，没饭吃，只好要饭，提着一根棍子（防狗），站在老乡家的门口大声喊：“给口馍吃吧！”——这样的经历如果写成回忆文字，会不会比很多成功或成名人士的“痛说革命家史”更有意思？我还想，如果谭甫成能把在八十年代在黄河沿岸所见所闻仔细写下来，这记忆就不限于个人生活的升迁沉浮，记忆的微光就多少照向了社会——比如，照向黄河两岸的农村——或许，可以算做是“另一个八十年代”的某种记忆写作吧？一本曹锦清写的《黄河边上的中国》曾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思考，其实，八十年代人大多数都经历丰富，据我所知，那时候沿着黄河走过、流浪过的人还有不少，如果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我们对黄河边上的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不就又延伸到八十年代了吗？
这里说谭甫成，不过是个例子，没有意思说他是怎么了不得的人物，可是被埋没了，更没有意思说现在应如何对他实行“抢救”，再经过媒体的打磨，让他重新闪闪发光。实际上，这样被有目的地炮制、包装出来的故事已经太多了，恰恰是今天对八十年代进行回顾、反思的时候应尽量避免的。我这里不过是想强调，对八十年代的回忆有很多可能，这回忆应该尽量开放，不应该事先被任何一种框子框住。我熟悉文学，以文学方面来说，我认为应该进入这记忆写作的人是太多太多了，绝不是占有了“社会知名度”的那些作家才有话说。比如，活跃在八十年代的许许多多的期刊，对那一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贡献，是没办法估量的，依我看，那作用远远比那时候任何一个个人都大得多。而编辑这些刊物的编辑们，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名英雄，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批人都很少站在聚光灯底下表演，他们中很多人也根本无意于此，或是压根就没想过聚光灯这回事。可是，我认为恰恰是他们，不但最清楚八十年代的潮起潮落，而且是那时期的风云变幻的幕后设计者和组织者。我个人在八十年代的经历很有限，全国那么多编辑部，打过交道的，更有限，可我还是敢说，对八十年代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经过的大变革来说，有太多的编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大里说，他们那时候通观全局，对变革的来龙去脉，比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更清楚，有更冷静的观察，往小里说，他们知道太多的“内幕”和“秘密”——有时候，这些细节正是解释某个特定历史的金钥匙。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有些人可能退休了，有些人还在岗位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找他们并不难，为什么不找他们去问问八十年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找他们去回顾和检讨八十年代？这两年，我曾经和好几位文学刊物的老编辑建议，他们应该多说话，对八十年代的往事发表意见，甚至专门编写《八十年代文学编辑史》（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史写作，写出来，一定比现在那些干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实在得多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动手。
我不知道《新京报》这个八十年代口述史专栏还会不会继续办下去？如果还会继续，那我有个建议：以后能不能多找些老编辑来做口述？比如李小林（《收获》）、章仲锷（《当代》、《文学四季》）、傅晓红（《钟山》）、崔道怡、朱伟（《人民文学》）、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谢昌余（《当代文艺探索》）、高莽（《世界文学》）——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很长很长，我敢保证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活的文学史。如果把眼光转到文学界之外，那有话可说的人就更多了，先不说别的，单《读书》编辑部的编辑们，记忆里就有多少涉及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宝贵历史资料？无论是动口还是动手，要是把它们记录成文，那该为八十年代的回顾和反思提供多少新材料、新话题？
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篇发在《深圳商报》的文章《掀开门帘，走进八十年代后院》的文章，作者狐皮猴看了对八十年代人的访谈文章之后说：“就是他们搅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而且有的影响力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他这话也让我不安，因为这里有误解，我希望《新京报》出版这本口述史不要再引起这样的误解。说某些人，某群人掀动了八十年代什么什么潮，这类说法近来好像多了起来，也许有些人听了很高兴，甚至很得意，可这是神话，是在大部分八十年代人还活得好好的时候，在他们眼皮底下编造神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以被搅动，还被搅动得那么热火，形成一个生气勃勃又乱七八糟的特殊时代（这是孟悦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形容和概括，我觉得用来形容八十年代也不差），参与的人群太多了，官方理论家和专家学者，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改革家和下岗工人，政治家和庸众——所有这些群体都是搅动那个时代的动力，扮演了各自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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