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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乞丐调查-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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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刚过了十三岁的生日，我现在最怕看到的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我真的很害怕他们瞧不起我，我怕他们以为我是骗子，可是，我真的不是骗子，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前两天我娘捎信来，说教练要来北京看我，我忙求娘跟他说，让他不要来，我不能让教练看到我现在变成了乞丐，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以前，他总夸我干净，利索，虎头虎脑的象个运动员的样子，可是现在，我脏得都看不出模样来了，我没脸见他。
阿姨，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可怜？一年前我还是活蹦乱跳的体校学生，可是我真不知道我会得这种怪病，我想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我现在肯定会拿到省乒乓球赛的第一名。
如果是那时，你来采访我，那多带劲儿，我还会让你为我拍张照片，彩色的那种，我想那会儿我一定特好看特干净，要是那样该有多好。可是，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采访者思绪：
看得出东东与我讲话的时候是极度的不舒服，因为他不停地扭动着身体，想找一个最佳的姿式，可是截肢的那条腿造成的不平衡，使他始终是一种别扭的样子、他满头冒汗也无可奈何、就只好这样说下去。
远处我看见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遛遛跶跶不停地往这边看。我知道那是东东的爹，他在时刻注意着儿子的动向，想到这家人的这些举动，我就由衷地感到难过，一个体校的好学生，县里的乒乓球苗子，农家的宝贝儿子，就这样被癌症毁了，真是天灾不可预料的悲剧。
在我看多了形形色色的乞丐和他们怪招百出的“可怜”后，我对东东产生了真实的同情，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做点什么，而不是一支秃笔总在那里写呵写，写些富人们不看，穷人们不关心的文章。
可是，就东东的病情而言，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等到大家都来献一份爱心的时刻，因为，我听说，骨癌一旦扩散便是最为凶险的结局。
应该说这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已经与绝症斗争了很久，可是他还在等待，那笔巨款也许并非遥遥无期，但他总要给家人也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因为现在人们手中能够拿来无偿帮助别人的钱实在越来越少了。
我突然突发奇想，也许应该有贷款给病人救急的机会，可是又一想如果钱花光了，人却没有救治过来，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如何还上这笔钱会象刚刚逝去的生命一样给他们的痛苦之上再压重负，所以，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这个乞讨的孩子实在可怜，正如他所说的，我走过去总要再回头看，下了天桥总要再往上看，在这种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同情心的人也许并帮不了什么忙，而能出力的人也许并不具备同情心。
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每个人都有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
只有十三岁的少年东东别无选择。
为了不再使自己的同情心倍受煎熬，我下班的时候更改了路线，我宁愿多绕一个弯也不想再从天桥上路过，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东东见到我那有所期待的微笑。
过了很久，大概秋天了吧，感觉到天冷的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天桥上的少年，我决定再从天桥上走，可天桥上的那个位置早已被一个老太太占领，我走过去，她把手上茶缸里的硬币摇得叮噹响，向我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拿出五角钱放在茶缸里，然后在她一连串的“谢谢”声中怅惆的走下了天桥。
生活还在继续，乞丐们在同一地盘上以不同的面孔和年龄出现。
可是，我不知道那患骨癌的十三岁少年哪里去了，也许，这时他已经脱离了尘世的苦海，如果是这样，我会为他燃上一柱香，为他祈祷，为他引路。
我希望这次采访不曾存在过，可我拍下的照片提醒我，一切都曾真实的存在。
第十四章
漫长的漂泊路，从广西到深圳。一心想要寻找不同凡响的人生路的大学生误入了丐帮，在一群乞丐当中成了领袖，时隔两年，他重返“人间”曾百感交集。
——漂泊了两年的大学生却坐上了深圳某一丐帮的头把交椅。
第一次听说王祥昆的事儿是在一次媒体圈内的朋友聚会上，他是《法制文摘报》的一位朋友的大学同学，因而，关于他的传闻似乎来源比较可靠。
俗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直在搜集关于丐帮材料的我得到这信息便穷迫不舍，朋友无奈只得到同意瞅机会让我同他那位在深圳流浪了两年，最后竟成了某一丐帮领袖的同学联络。
对于他能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朋友不敢保证，我也心中没底，可干新闻的除了嘴皮子便剩下一张厚厚的脸皮，我想只要让我接触到他，我便有办法会让他不吐不快，在新闻圈里混里十多年，对这点基本功我还是挺自信的。
可是，朋友对我说他这位刚刚“重返人间”的同学正在到处奔波找工作，常常是夜不归宿，因此什么时候能找到他是很难说的事情，我对朋友说对有价值的事情我是从不吝啬时间的。
果然，在我知道这件事的线索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朋友兴奋的打来电话，他要我立即同他联系，他那位有过在丐帮里死里逃生的传奇的同学情绪低落，正想找人聊聊，而且，最好还是女的。我拨通了那个长长的电话号码，后来，我才知道广西北海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旅游城市。
听口气这位传奇人物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自信，他声音缓慢而低沉，像受了什么惊下似的不安，我想这也许便是那段生活留给他的痕迹吧。
谈话便从他的声音开始了。
“你问我说话为什么声音这么低，不瞒你说这是我两年来养成的习惯，你不知道那些在阴黑的角落里才能指手划脚的乞丐们，在人前个个都是哑巴，只有与自己的同行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悄悄的说几句话。
而且，同他们呆得时间长了，我都怀疑他们的声带功能是否已经退化，因为白天在许多场合他们都不是用声音代替交流，他们最擅长的是手势、眼神和动作。
可惜我们只能在电话里谈，要是你就坐在我对面，我会表演给你看，这是一个成为乞丐必须的本领，更是你能够统领他们的最起码的东西，因为，要想参与他们的事情必须规矩先行，这一点也是我吃了很多亏，差点被打死才弄明白的。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要到深圳去，这个说起来话可就长了，你要是不嫌电话费贵。我就从头说起，不过就是听下去也得有耐心。
我是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当时我毕业分配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到外资企业去，虽说给外国人打工很辛苦，可想到那丰厚的薪水和高级白领的称呼，我就对苦和累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是学英语的，平时又自学了法语和日语，成绩应该算比较优秀，在学校里还是系里的文艺部部长，我觉得自己的条件怎么说去个外资企业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毕业分配方案一下来，我却傻了眼，我被分配到了广西一个非常偏远的双峰县中学任外语教师，而且，没等我有所准备，档案和关系早已被对方取走了。
我百思不得起解，校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后来系主任找我谈话，他说这次都是因为我在学校毕业分配前夕签的愿意支援边远地区教育事业的志愿书打动了他们，而当双峰县的中学来学校调选人才的时候，校方很自豪的推荐了我——这位品学兼优的双语学位毕业生。
就这样我一时冲动酿制的苦酒只有自己喝下去，见事情已成定局，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我只得打起笑脸，在校方隆重送我进山区的仪式上，代表所有的援边毕业生表示了决心。
很快我就到双峰县中学上任了。
这里地处偏僻的山拗，自然环境比较好，可人为环境却很落后，这里是少数民族比较多，而且集中的地方，撒尼族，傈傈族，白族许多少数民族群居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也十分落后，让他们的孩子学英文和法文有点天方夜谭。
可是双峰县中学是县里唯一的一座有高中部的学校，这里的学生也大多数来自少数民族，因此，学校领导特别的关照我，要注意教学方式，不要引起民族矛盾，教学上要因材施教。
刚刚走上课堂，初为人师的我还有点新鲜感，可是时间一长我对这种教育是否对这些孩子有用产生了怀疑。因为，有许多孩子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学，他们的父母拼命的让他们到县上读高中，可是有些孩子实在天资太差，或者有的根本就不适合在学校读书，他们骨子里那种天生浪漫、随意，自由自在的个性，使整个学校的风气呈现基本失控状态，对此老师无能为力，校长也只有叹息。
我在双峰县中学呆了一年，就目睹了几起高中生为了女孩子动手打架的事件，有两个男生还为此送去了劳教，我对这些孩子感到深深的力不从心。
我开始不安心，想调离这个学校，可当时有个规定，凡是教育行业的大学毕业生必须工作满二年以后才可以谈及调动工作的事情，可我工作刚刚一年。
春节的时候，大学里的同学在北海聚会，看到许多在学校时都比我差的同学，因为到了外资或合资企业都混的不错对我来说是个刺激，那天我喝醉了，我的一个同学见我郁郁寡欢，就观我离开那鬼地方得了，他说象我这样的双语人才到了深圳、广州这样的开放城市，要多吃香有多吃香，月薪都是五位数以上，而且，还有汽车、洋房。
我醉意朦胧的问他分到了什么地方，他很自豪的对我说，当年学校分的单位他根本就没去，他现在在深圳一家外资公司做人事主管，月薪16000元，还有一辆桑塔那轿车。
这个同学在学校考试的时候总要抄我的卷子，可仅仅一年我们的待遇就有天上地下之分，我的心态彻底的不平衡起来，什么荣誉感、责任感现在对我都不重要了，我特别渴望能有一个真正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
借着酒劲儿，我冲动的对那个劝我的同学，说：“老兄，你先走了一步，我特别佩服，过了春节，我马上去深圳找你，我就不信自己闯不出一条路子来。”
记得当时同学留给我的名片上呼机。手机全都清楚，我也就没再特别的向他要确切的地址，总想到了那儿一找就能够找到他。
寒假过后我没有再到学校去，整理了一下行装，也没跟家里打招呼我就匆匆南下深圳，我想我一定要创出一番事业来让家人惊喜。
一路上颠波了几天，我在一个晚上踏上了深圳的土地。
乍离开平静、原始的广西小镇，我对深圳的热闹繁华，灯红酒绿有点不太适应，我着急的给同学打电话，打呼机希望他来火车站接我。
可是，电话一遍遍说关机，呼机呼如同石沉大海没有音信，我一直在电话机旁等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接到他回呼机的电话，我想也许他出差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
在街上的车水马龙中，我有些茫然，不知何去何从，我有些后悔没有在临行前给同学打个电话，跟他联系好再启程，也明白自己确实做事情有些毛手毛脚。
为了表示自己白手起家的决心，我只带了200元钱到深圳来，我相信自己有两只手和一个大脑决不会饿死在这里，因而，根本没有把所有的事情考虑周到。
在深圳火车站我徘徊了很久，想到也许明天就会找到同学，他曾答应帮我找一家外资公司，我紧张的心里有些放松下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疲累不堪，心想先找家旅馆睡一夜再说。
我找来找去找到一家在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单人床50元”的字样，我一想身上仅有200元，又觉得这是我见到最便宜的价位，便进去登记住两天，前台小姐要我交1 00元钱床位费，再交100元押金，我说交了床位费我身上只有100元钱，我还要吃饭呢。
小姐满口的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她比划着让我把手表摘下来做押金，我一想等同学一找到，我便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也就把手表给了她。
接下来的两天我度日如年，旅馆里那个又闷又暗的小房间根本呆不住人，我每天只得在街上的电话亭旁边度过，可是，同学的呼机、手机在这会儿一律失去了功能，任凭我怎么打也联系不上他。
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好容易按着他名片上的地址找过去，人家告诉我那家公司早已经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在旅馆里住到第四天，我知道我必须搬出来了，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可以付那并不算贵的床位费，前台小姐拿走了我的手表，她说50元仅仅是床位费，还有20％的服务费，被褥费等别的费用要跟我结算，可是，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的我，只得任凭她拿走了我身上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包括我的一支英雄牌镀金笔。
我象是经历了一场抢劫一样被赶到了大街上，除了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他们觉得没有用而给我留下了以外，我到深圳的第五天就已经一无所有。
我当时愤慨极了，想跟他们争论一番，可是没等我开口便有几个精悍的小伙子从里边出来，虽然没说什么话，但那眼神已经告诉我这伙人不好惹。
我只好赶快脱身出来，走到大街上我觉得我失去了在老家时的那种安全感，处处是陷阱的感觉让我失去了最初的自信。
可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回去，这样如果让我们学校和家里人知道的话，我还有什么脸见人，而且，我相信双峰中学已经发现了我跟他们不辞而别，等待我的只能是处分。
想到有可能落到头上的处分我就更没有信心再回家去，从小到大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无法想象顶着一个处分我还怎么为人师表。
看到大街上的人来人往，我想这么多人都在这里生存下来，为什么我就不能，平时我总认为自己是壮志难酬，可是现在有机会靠自己闯荡一番为什么不坚持一下看看呢？
下定了不往老家走的决心，我开始横下一条心准备自己找工作，最起码能够先吃上饱饭。
用身上所剩的五角钱我买了一份招工招聘的报纸，可到了几家大公司他们的门卫连进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实在不象个要来应聘白领的样子。
由于在街上奔波了几天，我身上的白衬衣和短裤都使我看上去象个骑黄鱼车的，胡子、头发乱蓬蓬，几天几夜风餐露宿使我的双眼充满了血丝，要不是我的大学文凭还在，他们一定以为我是疯了，要考这家在21楼办公的法国独资企业。
门卫好心的劝我回去洗个澡，换换衣服，最起码不要穿短裤，可是，我又哪里有钱去洗澡，刮胡子，弄一身行头。
大公司进不去，我又找了几家小公司，其中，一家专门帮助人介绍工作的职介公司看中了我的师范大学的文凭，那个老板说，“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口才一定很好啦，那你就留在这儿专门负责接待来应聘的。”没有底薪，只是谈成一个工作，我可以从中提成十元钱。
没几天我便发现这其实是一家打着招聘职介的招牌骗人的公司。
他那些所谓需要人的单位，都是早已打好招呼的，来了应聘者以后，老板让我先跟他们谈，然后，让他们交50元钱手续费和20元钱表格费，等他们交上钱，再派一个人将应聘者送到那些所谓用人单位，可是，干不了两天，他们就会被各种理由而辞退，重新失去工作，而那些手续费就等于白交了。
刚开始我一天要接待四十几个应聘者，谈成一人我可以提取十元钱做我的薪水，我还挺兴奋，毕竟这是在深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可后来我越看越不对劲儿，有不少交了手续费却毫无理由的被招聘单位辞退的人来到公司找老板闹，我终于明白了其实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人的把戏。
我的本性还未丧失，我已觉出这种欺骗太伤天害理，因为大多数来深圳打工的人都是想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有很多常常是把身上仅有的钱用来付职介所的手续费，甚至已经饿了几天的肚子，我无法再赚这样的黑心钱。
我辞了职，带着赚来的100多元钱又加入了找工作的人流当中。
这一次我有些小心翼翼，我怕再参与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让我在找工作时有些缩手缩脚。
那时，我省吃俭用，每天只泡二包方便面充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在大学里学了四年对实际来讲都有什么用。
在这样的竞争中，有时我还不如个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乡下孩子，他们好歹还能出点力气，而我又黑又瘦，个头又矮，即便是想做苦力，也没有老板看中。
在街上流浪了一个多星期，我终于不敢再挑拣，在一家卖水果的摊上，我找到了晚上替人守摊儿的活儿，讲好月薪600兀。
虽说不是什么体面活儿，可薪水已是我在广西做老师的一倍还多，我挺高兴，那天破例喝了一瓶啤酒。其实，我是一点酒量也没有的人。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放松一下，重新体验做人的乐趣。
也许是乐极生悲，我在水果摊上守夜的第一天晚上便出了问题，老板临打烊时交待我10几箱香蕉和两筐波萝被偷了，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喝的太多睡着了。
面对老板的怒吼，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好跟老板讲我可以给他在摊上帮忙，直到他认为我做得己足够赔偿他的损失，我再离开。
就这样我在摊上呆了将近两个月，一分钱也没从老板手里拿到，要不是遇上了那个河南来的乞丐，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那个水果摊。
那一天我正在卖力的削波箩，我的双手因为对波箩过敏又红又肿，几乎拿不住刀子，可是，老板还是一再催我快点，快点，因为，下班的高峰就要来了。
我埋头干着不知身边什么时候靠过来一个乞丐，他大约三十几岁，一口河南腔，他蹲在我旁边好久才悄悄对我说：“兄弟，我看你也象是个读过书的，怎么这么卖力的干这个营业。这个老板是这里出了名的地头蛇，你掉在他手里可没什么便宜沾。”
我开始还挺讨厌这个乞丐，觉得他是想从我这里讨点什么，我膘了他一眼说：“去，去，我这里可一分钱也没有，除了成筐的波箩皮，你在这儿呆久了，让老板看见又要骂我。”
那个乞丐见我根本就不愿意听他讲话，边叹气边对我说，我是看你可怜，在这里这么傻干，被人坑了都不知道，你反道不认好赖人。“
“什么被人坑了，你把话说清楚点儿。”
“你刚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摊上就丢了几筐水果，老板让你赔你又拿不出钱来，只得给他白白干活，是不，是不是有这回事儿。”
“是呵，是这么一回事儿，可你怎么会知道？”
“我在这地盘上呆得久了，这里的这些小摊小贩没有我不熟的，这个水果摊的老板是兄弟俩个人，他们专门干这种事儿，雇人给他们看摊守夜，从来不花一分钱，就用这种办法坑人。
“你是说他们根本就没丢什么东西？”
“那当然，他们一般都是这样，雇一个新来的守夜，然后想办法在这个人睡熟的时候，把水果搬出去几筐，然后，第二天就嚷嚷丢了东西，让新来的人赔，你想想呵，能上这儿干活的人哪有几个有现钱的，没钱正好，那你就白白给他干几个月的活儿吧，他们靠的就是这种办法。
所以，他们这摊上几个月换一个人，这儿没有不知道的，只是那些刚来的外地人不了解，所以，就常常进了他们的圈套。“
听这个河南人这么一说，我才恍然明白了自己上了这个老板的当，想要跟他理论一番，又一想人家是本地人，又哥们几个，我一个人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
可是这种被欺负被欺骗的滋味实在不好受，第二天我便离开了那里，而那个老板也没派人再找我，我想这场闹剧也就算收场了。
再一次被骗使我对找工作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开始厌恶深圳这个城市，痛恨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同时也不甘心放弃，我的心态开始扭曲，我开始相信那个做乞丐的河南人说的话，在深圳做打工崽还不如做乞丐舒服和自由。
想到自己要到街头上去做乞丐我有些胆战心惊，毕竟我受过高等教育又曾经为人师表，可想到那漂泊的生活和侠客般的冒险，我又有些走火入魔，我非常想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看看我在社会的另一面如何的找到生存之道。
河南人带我去见了他们的头头儿，那是个高位截瘫的老头，满口的东北口音，大概有70多岁的样子，河南人说他是这些丐帮里最有权威的首领，大家伙都得称他为“契爷”，让我也这样称呼他。
契爷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少再亲自上街了，他的身边大大小小的乞丐足足有40多个，还有两个女乞丐专门照顾他的生活，听说他厉害是因为路子特别野，什么事只要找到他立刻便能摆平，因此，虽然，他躺在轮椅上几乎不能动，但一个眼神便有人知道去怎么做，他在这圈里也算是一把交椅。
我原来想乞丐也是一帮乌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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