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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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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全警察来说，爱沙尼亚的抓捕季节还在继续。1999年12月份，塔林逮捕了一位有名的人权保护者，他就是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领导人彼得？罗若克。他曾先后15次被投入监狱。
应该说，彼得？罗若克生来就是个为公平而奋斗的战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他在揭露塔林当局的住宅骗局时，就受到过迫害。现在，爱沙尼亚的两面派把苏共党证换成了爱沙尼亚的议会代表证，又在继续折磨他。
1991年以后，罗若克由于经常为遭到野蛮歧视的俄罗斯人打抱不平而多次被投进监狱。1994年他甚至被强行带到精神病院检查。秘密警察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敢同爱沙尼亚国家的镇压机器斗。算他有幸，爱沙尼亚的神经病理学家认定罗若克完全健康。
1995年3月，罗若克曾被强行逐出爱沙尼亚，但是，在俄联邦国家杜马的大力帮助下，法院被迫撤销了此项非法决定，使他得以回到家人中间。此外，他还打赢了这场官司，迫使当局为他支付了补偿金。
然而，卡博（我提醒一下，就是爱沙尼亚的安全警察）并没有停止行动。半年前罗若克又被指控酒后驾车冲向警察的汽车。不过后来才搞清，原来当天晚上他根本就没坐在车里，医学鉴定也证明他的血液中不含酒精。现在，又有人指控他敲诈勒索。那是个多次用以对付爱沙尼亚俄罗斯组织的证人。
这是一个漏洞百出，实际上全靠挑衅者的供词支撑的案件。但问题实际上却比乍一看来要严重得多。促使狠狠整治罗若克的不单单是警察的报复心理，而且还有长期的战略意图。最初的计划是把俄罗斯的这些社会团体隔离起来，可是后来又打算彻底摧毁它们，并以听从秘密警察控制的傀儡机构取而代之。对罗若克这样一个坚韧不拔、意志坚定、无法收买、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与当局做交易的人进行迫害——这只是镇压措施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经常粗暴践踏人权和少数族群的权利，政治犯的人数也在上升，还产生和培养了一批对德国法西斯有好感的人，谁反对他们，他们就跟谁斗。然而，欧洲共同体和欧盟不但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反而利用这一点煽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反俄情绪，使这些国家变成仇俄地带，沿我国边界建立一条新的“隔离警戒线”。他们一方面经常严格要求俄罗斯遵守“人权”，例如在对车臣匪徒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却又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其实这些国家正在逐渐演变为极权制度，一种看似全新的，实际上被整个人类所谴责的，臭名远扬的种族隔离制度。
这些复杂的诉讼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似乎只是对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领袖一次又一次的逮捕。彼得？罗若克出身于一个拥有光荣革命和战斗传统的家庭，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的儿子，是这两个民族的化身。他一个，莫罗佐夫一个，还有他们在这三个共和国中的同志们，上面讲到的这些人，都在为说俄语的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他们正在为反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和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而战斗。
可耻审判：卫国战争老战士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当局在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进行迫害，判处其中一些人长期监禁之后，又发动了一场针对过去的老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机构老战士的审讯。
人们很自然会问：这些高龄老人眼下还能构成什么威胁？答案非常清楚：我要重申再重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正在竭尽全力证明，似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被苏联“侵占”的：入侵者就应该受到惩罚，其继承者应该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赔偿。虽然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怀有仇恨，但由于他们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状况，其领导人未必敢冒险独自迈出这一步。所有这一切再次说明，他们是在唱别人给的词儿，都是曲意逢迎欧洲和大洋彼岸朋友们意志的操刀手。因此他们才会闹出一场又一场对卫国战争老战士可耻的审判来。
这种主要针对前苏联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局老战士的诉讼，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都展开了。拉脱维亚开始于1995年，立陶宛开始于1997年，而爱沙尼亚的第一桩诉讼案始于 2001年。
我想着重分析一个最著名的诉讼案。1998年8月，拉脱维亚共和国护法机构逮捕了 75岁的退休上校瓦西里？马卡罗维奇？科诺诺夫，因为此人在二战期间曾是游击队指挥官，同拉脱维亚境内的法西斯打过仗。
1944年5月，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处于希特勒警察局监督之下的拉脱维亚卢德金区小巴特村村民把一小队游击队员诱进村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交给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把这些人全部杀害。游击队决定为自己的战友向法西斯帮凶报仇雪恨。当游击队开进居民区时，迎接他们的是农庄主猛烈的炮火。战斗开始了，打死了9人，据说是平民。是法西斯分子向他们发放了用以“自卫”的武器。众所周知，德国人是不会把卡宾枪发给普通农民的，只发给辅助警察。
2000年1月，里加的区级法院宣布二战老战士、前游击队员克诺诺夫是“战犯”，判处他6年监禁。
对鲁比克斯进行的政治审判也是一样，即使是国际法准则遭到明显破坏，拉脱维亚当局也依然要为所欲为。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讲，法庭根据1993年拉脱维亚刑法条款认定科诺诺夫有罪的行为，在1944年5月27日根本就不应受到刑法的追究。
拉脱维亚当局，特别是司法界人士都很清楚，根据1948年12月10日的人权共同宣言，“任何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认定为犯罪行为。”拉脱维亚在退出苏联之后接受了上述宣言，把国际法准则纳入本国法律，并以此确认，此前此项国际法准则在拉脱维亚刑法中缺失。亦即承认：拉脱维亚刑法中规定应受到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只能发生在1993年对该法典作出相应补充之后。因此，依据拉脱维亚1993年通过的“战争罪行”条款对科诺诺夫进行判决，是对人权共同宣言的粗暴践踏，因为该条款对1944年是无效的。
里加法院的判决使许多国家的老战士和群众团体异常激愤。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英雄进行迫害在俄罗斯引发了特殊反响。这项法院判决不仅使老战士，还使各国家权力部门首先是国家杜马感到震惊。国家杜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国家杜马不止一次发表声明和呼吁，指出拉脱维亚当局的犯罪企图是要对国际社会所遵守的纽伦堡法庭的结论和原则加以修正，实际上是企图对二战结论翻案，为法西斯主义辩护。
国家杜马曾多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拉脱维亚的亲法西斯极右势力持续不断的活跃行动，正在把好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拉脱维亚当局对俄联邦外交部就拉脱维亚审判反法西斯老战士科诺诺夫所作的声明的反应，证实了拉脱维亚正在形成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政治制度。
国家杜马要求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同任何企图为法西斯主义和好战的民族主义翻案的行为划清界限，坚持尽快重新审理科诺诺夫案件。
拉脱维亚高级法院就前游击队员科诺诺夫上诉一事认定，该案起诉理由不充分且证据不足。老战士获得了释放。
2000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审查并满足了瓦西里？科诺诺夫的申请，给予他俄罗斯国籍。俄罗斯总统指出，这不仅是对个人申请的回答，而是对为战胜法西斯作出重要贡献的军人应有的尊重。
2003年4月，拉脱维亚总检察院再次对科诺诺夫一案进行审理。在拉脱维亚的雷泽克内市，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开始再次审理对瓦西里？科诺诺夫的刑萨诉讼。科诺诺夫仿佛是在受到命运痛苦的嘲弄，他出生于离这座小镇不远的地方，在那里成长，从那里出发参加游击战，成为游击队优秀的爆破手，颠覆过约20辆法西斯的军车。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竟又在那里作为战犯坐在了被告席上。
2003年，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又一次——已经是第三次对经受了诸多磨难的80岁的卫国战争老战士、俄罗斯公民瓦西里？科诺诺夫的案件作出判决。这一次法院复审把对前红色游击队员的战犯起诉改为……“抢劫”起诉，“由于时间过久”，科诺诺夫没有为此受到惩罚。
在讲述这个对现代拉脱维亚来说很典型的科诺诺夫“案件”时，最后我要引用克麦罗沃州州长阿曼？图列耶夫的话，他曾多次发言为这位老游击队员进行辩护：
对于这位把青春贡献给反法西斯斗争的老人，还要把他折磨到什么程度呢？！里加居然卑鄙到了试图修改纽伦堡结论的地步。可是俄罗斯呢，身为这个过程的参加者之一，却一言不发。难道上一次战争中的英雄已经被人遗忘了？难道我们为了西欧国家的自由而大量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浇灌这些国家土地的事实全都被遗忘了吗？！还有一件事也非常奇怪：一个迫害解放者老战士，为刽子手帮凶洗刷罪名的国家，西方居然要张开双臂去拥抱它，对它的恶行无动于衷。或许，在富足的，温情脉脉的欧洲，奥拉杜尔、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贝格列森这些集中营，都已经被遗忘了？！也许对于欧洲来说，苏联、英国、美国解放者国家的士兵的功绩已经成了远古的历史了？也许他们觉得往日党卫军拉脱维亚特种兵团的人今天搞的阅兵式只是化装游行，对他们不必在意？不，任何人都无权忘记这一切，无论再过多少年也无权忘记。
当然，如今的时代要人道得多了——在法西斯入侵的年代，年轻的游击队员科诺诺夫要是落到法西斯手上，还不得严刑拷打，受尽折磨，不经审判就得上绞架？现如今在“民主的”，拉脱维亚，对残疾老军人“充其量”，不过是在法庭上迫害迫害而已。
我想提醒一下，科诺诺夫是俄罗斯公民！我曾多次呼吁我国领导人对那些侵害我国同胞权利，通过法庭对我国老战士进行迫害的国家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包括经济制裁。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居住在独联体和独联体国家以外的成千上万名我国公民应该相信，俄罗斯没有忘记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随时准备帮助他们。否则，那些活着的人不会原谅我们，牺牲的英雄们也会诅咒我们。
另一位名叫瓦西里？基尔萨诺夫的85岁的前游击队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拉脱维亚接受审讯时心脏病发作了。在法庭看来，这位前苏联克格勃少校和前线战士被指控战后参与了非法把该共和国居民流徙到西伯利亚的行动。瓦西里？基尔萨诺夫案件始于1999年11月，他当时就遭到逮捕，并一直到死都在押。尽管他重病缠身，但拉脱维亚司法机关仍然不肯放过老人。直到这位前线战士去世，才为这起“案件”画上了句号。
还有一起针对83岁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古拉？拉里奥诺夫的审判。起诉的罪名是种族灭绝，由于他参与了1949年把500人从拉脱维亚流徙到西伯利亚的行动。这位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被判处5年监禁（检察长要求判8年）。战争年代，拉里奥诺夫在拉脱维亚步兵师同法西斯分子厮杀，负了伤，还荣立了战功，这些对拉脱维亚法庭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事实上是，迁徙出境的决定并不是拉里奥诺夫，而是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和检察院作出的。
受到司法判决人员的名单很长。有该共和国前国家安全部长阿里冯斯？诺维克斯，1908年生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死在狱中。有米哈伊尔？法尔布图赫，也是前肃反工作人员，残疾人，服满了两年的刑期。有叶夫盖尼？萨温科，被判处拘役1年零3个月。有尼古拉？泰斯、雅尼斯？基尔施泰因斯和特洛菲姆？雅库绍诺夫，他们都在等待法院审理。
在拉脱维亚，“猎魔行动”的对象仅仅是那些执行军务和公务的人。但该国的法西斯刽子手却仍旧逍遥法外。难道拉脱维亚当局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在战争期间屠杀了几十万平民和战俘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战争期间参与屠杀3万平民的纳粹战犯卡雷斯，是拉脱维亚法西斯分子阿莱斯手下的保安处拉脱维亚警协队的刽子手吗？
为了纪念加入“文明欧洲”这一重大事件，拉脱维亚在列斯滕这个小地方为党卫军兵团修建了一个纪念性建筑物，开工典礼时还伴有军乐队和男声合唱队的演出，并通过电台和电视进行现场直播，拉脱维亚文化部长也公然出席。他们就是这样，以示威和挑衅的方式对纽伦堡法庭所明确认定的党卫军是犯罪组织的历史决议进行修改。
欧洲却在沉默！
为了让历史事实服从于自己的需要，单方面先入为主地评价史实，2002年6月，爱沙尼亚议会通过了“关于爱沙尼亚占领制度违法行为”的文件，其中苏联强力机构在共和国的所有活动都被认定为违法。
根据这个文件，共和国护法机构从2002年9月起开始对年迈的肃反工作人员老战士提起刑事追诉，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共和国一样，宣布他们犯有“反人类罪”。
第一个坐在审判席的是爱沙尼亚前肃反工作人员，爱沙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老战士，77岁的俄罗斯公民弗拉季米尔？别纳尔特；稍后，以同样罪名被起诉的是尤里？卡尔波夫，也是俄罗斯人；第三个——还是俄罗斯公民，斯捷潘？尼科耶夫。在爱沙尼亚法律面前，他们三个人都要为参加 1941—1949年的迁徙出境行动和与武装匪徒和法西斯帮凶“森林兄弟”作斗争的行动受到惩罚。
从母系来看，弗拉季米尔？别纳尔特是俄罗斯人，在独立的爱沙尼亚执政者眼里，他的“罪行”又加一等。1953年他担任民警局科长时，曾下达过消灭抢劫当地商店，以恐怖手段恐吓百姓的匪徒的命令。如今的爱沙尼亚却以他下达过消灭这三名今天被称之为“民族英雄”的恐怖分子和“森林兄弟”的命令而对他提起公诉，并威胁要判他 8—15年。目前别纳尔特得了中风，他的一只胳膊已经无法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在正式声明中非常公正地指出，在爱沙尼亚，“对二战期间及战后时期国内各种事件带有政治色彩的主观评价”占有统治地位。
或许，有人能见到或听到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西方监护人中，会有人出面也就这种状况说点类似的公道话？我想，过去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
让我再就这个题目，简要地提一下立陶宛所发生的情况。1999年6月，法院对刑事案“人民保卫者”一案作出判决，判处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巴尔托谢维奇、库拉金、苏里宁、沙卡里斯监禁，因为战后年代他们曾同武装匪徒“森林兄弟”进行过战斗，保卫了立陶宛苏维埃人的和平劳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死在了立陶宛的监狱里。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检察长克列姆波夫斯基，以及前波罗的海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一些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在开庭前就已经故去。
在为本章的叙述进行总结时，我想再次强调说明：上世纪90年代，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初都是些打着民主旗号为主权而斗争的人，后来他们又采取卑鄙的手段，开始对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进行迫害，对他们提起政治诉讼。90年代下半叶，他们开始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老战士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加盟共和国护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大肆进行迫害，对他们提起控告。与此同时，却对德国法西斯帮凶们“平反昭雪”，对他们的“功绩”予以肯定。在此期间，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不断壮大力量，他们在新一代和国际社会的面前，给苏联拯救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事实抹黑，竭力否定这些国家在加入苏联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一个新水平的事实，把苏联说成是一个“入侵者”。
不，谁要是不想学习历史，也不善于学习历史，就无法从历史学到任何东西。遗憾的是，为此受到惩罚的总是普通百姓，而那些人，却以人民的名义掩盖个人利益，为无法无天的行为辩解。
这些先生忘记了哲人在圣经中说的话：“你们怎样议论人，也必怎样被议论。你们怎样度量人，人也怎样度量你们。”（马太福音第7章l—2）
第9章“独立”乌克兰的怪现状
奔向“独立”
对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乌克兰的态度有点不一样：这个共和国由全国公认比较得力的领导人谢尔比茨基领导，日子比较好过，并没有率先大肆宣告变革开始。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首先必须完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这种相当成熟的必要性，在实行起来时居然会成为威胁到苏联存在的整个政治基础的一颗地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关于“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不过被看成是向他所青睐的西方在努力表现一下自己罢了。
形形色色在改革口号下追求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反苏目的的运动、阵线，长期以来在乌克兰未得到广泛支持（乌克兰西部加里西亚各州除外）。
然而其他一些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阿拉木图、费尔干纳、杜尚别）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充当“教师爷”的密使们的定期来访，使当时还不敢公开发表言论的“独立斗士”们深受鼓舞。在此之前，所有这些运动还都披着拥护改革的外衣。
甚至当时已经成立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鲁赫”（乌克兰人民改革运动）在其纲领中也声称，它是“全民赞同和支持由革命的、创造性的党所发动的改革的体现”，是“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联盟的新形式”等等。
应该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基辅还是在大多数州，“鲁赫”都没得到官方承认：人们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人搞到了一起。给“鲁赫”发放通行证的正是那位改革的总头头。
戈尔巴乔夫在参加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解除谢尔比茨基中央第一书记的全会（1989年9月份）之后，在街上与“鲁赫”领导人相遇，这些人向他告状，说不许他们登记注册。鲁赫分子把他吹捧了一通，说是如何如何爱他，如何如何尊敬他，戈尔巴乔夫听完之后，“建议”不要为自己这批新冒出来的拥护者在登记注册问题上设置障碍。站在一旁的谢尔比茨基只能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在苏共中央工作时对谢尔比茨基深有了解。他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中央书记，我喜欢这个稳健的、具有不屈不挠性格和坚定信念的人。
关于这个人可以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但我只想谈其中的两件。1986年5月份，当政治局讨论反酗酒政策决议草案时，他所持有的是相当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提出这个草案的害处要比好处多。但是很遗憾，他和与他持有类似看法的人，其中也包括笔者，都是属于少数派，“不理解时代的呼唤”。
他不喜欢廉价的民众主义——领导人搞所谓“深入民间”那一套。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出色。正如所见，正是他把通行证发给了那些毁灭乌克兰的人。有一个事实为例：谢尔比茨基曾跟我一道奉派出席罗马尼亚举行的一次党代会。当齐奥塞斯库作报告时，听众起立达60次，向报告人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当我们同机回国时，谢尔比茨基在飞机上对我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后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有种感觉，觉得离开他往回飞的时候，浑身上下好像都沾满了臭狗屎！”
所以他在街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才叹气。
就这样，又一个觊觎政权、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魔鬼，从瓶子里被放了出来—那就是把乌克兰从苏联分裂出去，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路线。
“鲁赫”正式登记之后，各式各样的政党和运动有如魔鬼，纷纷出笼，它们无一例外，全是现存制度的反对派。不过，当时它们还只是刚刚在基辅知识界和乌克兰西部各州诞生。
虽然“鲁赫”也极力想在国内的工业区和农业高度发达的东部地区建立分部和支部，但对冶金工人、矿工，还有普通的庄稼人而言，他们的许多口号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鲁赫分子决定对“莫斯科佬”的堡垒进行“改造”。成千上万“自由”“独立”的“鼓动家”打着纪念扎波罗什哥萨克500周年的口号，乘坐火车和汽车，涌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什州、赫尔松州的城市和乡村，为首的便是“鲁赫”领导人。
这些身穿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制服的不速之客搞了上千人的游行，他们手举神幡，还有这里从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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