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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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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身穿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制服的不速之客搞了上千人的游行，他们手举神幡，还有这里从未见过的班杰拉、舒赫维奇、彼得留拉的肖像，唱着民族主义赞歌，闹得老百姓莫名其妙地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干嘛跑到这里来？闹到最后，群众大会也好，“结盟会见”也好，所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村里的人更干脆，把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全赶跑了。
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乌克兰东部的人似乎对西部人说的话听不太懂：这种话倒也似乎也是本族语，可就是里头有不少词，不少短语和重音，都是乌克兰西部被奥匈帝国和贵族制波兰占领的一百来年中从国外传入的。顺便说一句，当你看到乌克兰电视时便会发现，现在的乌克兰语同科沃罗达、舍甫琴柯、科秋宾斯基、贡恰尔、特奇纳、奥列伊尼克等这些公认的文学巨匠的语言已经有了多大的不同。
而且还不得不承认，在东部，“班杰拉分子”一词始终都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词。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由当地向西部地区派出了数万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党派人士，去建立村苏维埃、集体农庄、民警机构，去当教师和医生。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受尽折磨，躺在棺材里被运回了自己原来的城市或乡村。从那时开始，乌克兰所有的政治事件中，便出现了公开或不公开的反抗的影子。遗憾的是，煽起反目、号召从莫斯科“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脱离苏联（请看，这一切不是都被戈尔巴乔夫自作多情、引以为荣的多元论证实了吗？），先取得经济独立，继而是政治独立——所有这一切，均未被苏联宪法、已经通过的各项法令和刑法所制止。地方各级党委警告说，局势发展下去非常危险，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却认为这是对改革怠工，是危言耸听，等等。
政治不稳定，破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们又本着“越糟越好”的原则行事，展开了目标明确的行动，造成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在此背景下，社会上的蛊惑宣传便被相当广泛的群众所接受。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筹备期间和大选期间。此前，反对所谓“各种特权”和反对把意见强加给公众的斗争已经具有广泛规模（众所周知，这里少不了叶利钦的功劳），而享受特权的全是“党的机关干部”。这里还要加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著名的提议，即“你们自下而上地整他们，我们自上而下地整他们”。党的基层干部是为党干活的马儿，可是区委也好，市委也好，都被认为是改革的怠工者。先是《真理报》，接下来由于有雅科夫列夫撑腰，又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等（此前它们从来没有对党组织唱过反调），开始向所有的干部展开攻击，说他们“怀念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中央广场上和体育场上举行了成千上万个要求州委下台的群众大会，这股风席卷了乌克兰的许多州。那些由于仇恨变得野兽般凶狠的民族主义者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使听众如醉如狂。如果有人发表几句正确看法，疯狂的群众便会有节奏地高喊“格季广（打倒！）；“甘巴—甘巴—甘巴”！（可耻！可耻！可耻！）。请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
共和国内出现的局势本来就够严重的了，可还有更加火上浇油的事：中央各报的特派记者接到指示，凡有状告州委书记的材料，都作为急件处理，发在头版头条。材料只要一发表，再辩解也是白搭。看来谢尔比茨基算是看透了这种“民主大潮”，所以不得不提前退休。
苏共中央在选举前夕为“鲁赫分子”提供了一张有力的王牌——通过决定提高党的机关干部的工资，甚至还公布了新的工资额。顺便说一句，我是政治局里少数反对提高工资的委员之一。尽管提出要政府也这样做，但我拒绝给苏联部长会议下属机关涨工资。
这样，在短时间内，党的干部不得不停止日常琐细的工作，放下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泡在没完没了的群众大会上，为解决罢工问题而烦心。
大家知道，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头一次以差额的办法进行的选举。反共的候选人不仅得到地方上的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还为乌克兰印制了“揭露”党政干部们的宣传画、标语口号、传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境外民族主义中心得到源源不断涌入的物资。
在乌克兰各民族主义机构团体组织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加拿大基金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全力促进乌克兰“非殖民化”，促进乌克兰脱离苏联。比如，1990年，多伦多成立了“援助乌克兰慈善基金会”、乌克兰—加拿大“救助乌克兰”基金会，著名的“鲁赫”领导人乔尔诺维尔、戈伦、卢基扬年科等都是理事会成员。在艾尔伯塔大学乌克兰艺术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名下，挂靠了一个所谓的“援助乌克兰科学发展永久基金会”，其目的是为“乌克兰新一代领导人”进修提供资金。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加拿大“人民运动（鲁赫）拥护者协会”，下设13个分部。
民族主义报纸《胜利之路》1990年12月份报道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组织成员和同情者以及前乌克兰起义军军人……对乌克兰主张独立的力量提供支持，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还列举了这一“援助”的某些数字：“仅1989年，便为乌克兰各种事件和斗争的需要拨出近40万美元，其中为采购必需的技术手段拨出5万余美元，为同乌克兰爱国主义人士保持定期联系拨出15万余美元……为直接帮助乌克兰个别活动家和组织拨出近5万美元。”
为数众多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都从其他一些国家取得经费的支持。慕尼黑出版的“德国乌克兰侨民中央代表处”简报（1990年第 2期）就报道过为乌克兰个别“护法人员”筹集“捐款”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无人对这些事情保密了。比如所谓的“救助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加拿大基金会在《新路》报上（1990年11月3日）便报道过“捐款”的消息，从1千到100万美元都有，在结尾处又补充道：“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共和国出现的这一局势，使我们可以公开从事旨在使我们祖国摆脱莫斯科，获得经济、文化、政治独立的活动”。不管是苏联和乌克兰的内务部，还是克格勃，均未制止此类粗暴干涉内政的活动。
获得这些组织和美国类似组织资助的，主要是“鲁赫”、乌克兰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反对运动，以及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等地新成立的地方机构。
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些地方电视的专场实况转播节目，对那些最卖力气的“斗士”——人民代表候选人——提供支持。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人在当选为代表之后，都参加了“跨地区代表组合”，成为瓦解“帝国”的热心领路人。不论是在全苏电视台，还是在共和国电视台，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欢迎，给大家出主意，教大家如何生活。其中大部分是在为自己“扬名”，利用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在大家的痛苦上大做文章。不过他们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还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困难的问题。
所有这些因素在1990年3月份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期间，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代表位置，几乎被“鲁赫”和其他反对派运动的代表囊括一空。
直到此时，“鲁赫”也没有成为向戈尔巴乔夫下过保证的“改革派”同盟者，而是明确宣布了它的反共方针，弹起了乌克兰必须退出苏联的调调。
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也许是因为还记得总书记“建议”的缘故吧，竟作出决定，将一些起主导作用的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交到了反对派代表的手里。这大大加强了他们进行直传、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
就在就苏联命运于1991年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的筹备期间，假面具被揭下来了。这一天，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的提议，决定对共和国居民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您是否同意在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基础上，乌克兰应留在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内？”这个措辞本身就“有点那个”。但更重要的当然是公决和测验的结果。
这时，已经出现的15个政党和运动，公开展开宣传活动，反对保留苏联，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与他们对抗的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一个党。共和国城乡充斥着抨击苏联、要求乌克兰退出苏联的材料，似乎乌克兰正在遭到“帝国主义中心”的掠夺。这些材料的作者引用了一些数字，证明共和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甚至同欧洲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试图以此使人民相信，只要退出苏联，“乌克兰就会过上跟欧洲一样的生活”。
反俄的火焰在燃烧，民族极端主义分子口边挂着白沫力图证明，“莫斯科伦”会吃掉乌克兰的粮食、肉和奶油。所有人耳朵里都可听到一种断言，每年中央从乌克兰经济中抢去数额高达1000亿—1200亿卢布，出产的粮食有一半都要被运走。
受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托，该共和国科学院学者进行了相应的计算，证明上面提到的“掠夺论”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被“掠夺”的东西竟高出该共和国实际资源3—4倍。实际上这些资源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共和国自身。同时学者们还指出，共和国若单凭自己的资源，石油只能满足本身需求的8％，天然气只能满足22％，林业资源只能满足38％，等等。
与此同时，乌克兰对石油的年需求量为6000万吨（即超过共和国产量10倍）。如果在外部市场购买石油，按国际价格，乌克兰须支付80亿美元。至于居民所需商品，共和国的全部缝纫机，40％多的收音机，1／3的摩托车，l／4的洗衣机、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全靠输入。乌克兰只能生产所需纺织品的一半，但为了生产纺织品，所利用的原料（棉、毛）有99％要靠运入。如果说1989年输入的商品（考虑到对外经济联系）按内部价格计算为540．5亿卢布，那么输出的为 480亿卢布，或者说，比输入少 65亿。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为了分析所发生的商品交换，又以世界价格重新计算了一遍，结果逆差，即输入超过输出的部分，达50亿卢布。然而这个数字却没人去谈，只有拥护乌克兰继续留在苏联的那些人才利用这些数字，借以证明乌克兰“被掠夺”的谎言。
尽管民族主义分子不断发起心理进攻，但仍有 2200万公民，或者 58．6％的公民，对全苏公决中保存苏联的问题持肯定态度；有 2520万人即约 66．9％的人对共和国是否应留在苏联的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
同时也要指出，在基辅有 53％的投票人，在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和利沃夫等州，大约有80％的投票人均表示反对保留苏联。在伊万诺一弗兰科夫斯克州有超过 45％的人，在捷尔诺波尔州和利沃夫州有超过 60％的人表示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
表决结果成了“东部人”和“西部人”相互对立的又一理由。
面前始终摆着一个问题：以后该怎么办？各式各样的建议和论据出现的还真不少。试看以下几个：把加里西亚分出去吧，让它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好了。在克里米亚，人们开始议论把克里米亚州变成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或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矿工和冶金工人的边区人们在想，1918年不是有过一个顿涅茨一第聂伯河沿岸工业边区吗？西方也在不断刺激分裂主义。美国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幅名为“2000年的欧洲”的地图，西乌克兰在图上已经以“半独立地位”从乌克兰分裂出去了。
由于经济发生困难，有利于分裂主义的情绪不断加剧。局势复杂化的原因还在于乌克兰的国民经济结构，乌克兰历史上就是全苏重工业的基础，有 2／3以上是动力和冶金、采矿业、重型机械制造业。几千万人口还算富裕的生活，许多区的命运，都同这些部门联系在一起。人们的工作若被打乱，便要加剧社会的紧张。再加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又出了事，搞得真是雪上加霜。
极端主义势力不可能不利用这一切。利沃夫、伊万诺一弗兰科夫斯克、基辅各大学在“鲁赫”的悉心保护下举行抗议的大学生，在基辅市中心架起帐篷，安营扎寨。在一片“格季”（打倒）的口号声中，已经再也听不到要求克拉夫丘克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上下台的呼喊了。而马索尔从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不仅未能使民族主义者的冲击稍有平息，而且更鼓舞了他们要求当局作出进一步让步。群众大会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前面的公园变成了不断举办活动的露天营地，忽而是新出现的民主派在这里宿营，忽而是主张乌克兰作出社会主义选择留在苏联的那些人在这里过夜。
电视和广播完全实现了“民主化”——它们竭力歪曲乌克兰的历史，不仅给十月革命抹黑，而且也给佩列亚斯拉夫利拉达抹黑。民族分裂主义者为了 30年代的大饥荒和 1937—1938年的镇压，要求共产党人悔过，一个劲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涂脂抹粉，特别是为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年代的罪恶涂脂抹粉，号召要跟共产党算账——“把共产党吊上绞架！”
拥护苏联的人当然不能任人宰割，于是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就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真正意义的白刃战，目的是控制媒体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人们多次向苏联总统、苏共中央呼吁，反对向可能导致乌克兰脱离苏联的局势提供信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的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公开声称，没有乌克兰参加，苏联就倒不了），不断向检察机关、内务部提出维护宪法标准和法制的要求，然而回答却是：“不必惊慌失措”。在西部各州和首都基辅，内务部和检察部门各机关要么纪律涣散，无力整顿秩序，要么转到民族主义改革派一边，只服从他们，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局势的稳定。
围绕联盟条约展开的斗争，促使政治形势变得尖锐，其结果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取得全苏全民公决授权，将苏联变革为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之后，并未立即着手制止进一步搞垮苏联的企图，其中也包括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方面的企图，后者从一开始便对公布的联盟条约草案持否定立场。原来，乌克兰的几位代表根本没参加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当时对公众解释说，在推举拥有全权起草法案的候选人时，“法定人数不足”。后来，这使克拉夫丘克有可能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声称，这样一个条约对乌克兰不合适。
先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众所周知，鱼从头上先烂），之后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9月通过决议称，应该认为签订联盟条约“为时尚早”。
党的各级委员会、乌克兰社会公众对通过的决议进行谴责，但却未能改变局势。
反对派开始组织群众集会，搞示威游行，打出了“不要联盟条约”的口号，煽动罢工，以支持最高苏维埃的决定。西部各州派出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东部各州，喊出“打倒联盟条约——乌克兰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等口号。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制造的这类行动，使劳动集体、共和国许多州的城市苏维埃和区苏维埃，甚至乌克兰的苏联人民代表十分愤慨，纷纷发言要求废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针对联盟条约所作的决议，因为它与人民利益、全苏全民公决结果背道而驰。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均被共和国立法当局最高机关当成耳旁风，置之不理。
跟苏联分离的方针在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开始显露出来。俄罗斯联邦领导和叶利钦本人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以及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起全苏各权力机关的支支吾吾，前后不一，行动迟缓，又促进了这种局势的发展。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某些法令，它赞同脱离全苏经济体系向市场过渡的特殊观点（而这是在自己缺石油、汽油、柴油、煤气、有色金属、木材的情况下提出的！），都在导致苏联倒台。而这一切都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预谋的。
1990年7月16日议会通过的“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仅在有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一章中，才保留了“苏联”这一名称的缩略语。
经济发展被宣告为“经济独立性”，乌克兰既与全苏，也与个别共和国都没有任何联系，但却要求“在全苏财富中，尤其在全苏钻石和外汇基金、黄金储备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不仅如此，新出现的乌克兰“民主派”经过向美国的苏联通不厌其烦地咨询，在他们向市场过渡的概念性方案中，加进了可能向俄国提出对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把生产设备从乌克兰疏散到国家东部地区一事提出相关经济要求的暗示。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对乌克兰，对战争的整个进程而言，最好是把共和国的生产潜力留下来给德国使用，以便同苏联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这种情况：当西欧一些国家被法西斯分子占领后，这些国家就开始为自己的占领者干活。
没有人对乌克兰领导层的实际状况下过什么结论。有意思的是在苏联内阁和各主权共和国政府共同行动纲领上签字的不是乌克兰总理福金或者他的副手。那是一个在国家经济向市场过渡条件下摆脱危机的纲要，是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而在该纲要上签名的，却只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全苏政府的常任代表塔鲁什金。
主权宣言断了其他任何做法的退路，宣言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为克拉夫丘克同戈尔巴乔夫为签订联盟条约“讨价还价”的行为基础：“乌克兰主权宣言的原则适用于签订联盟条约”。须知当时的局势已经很明朗——1991年8月份签署不了联盟条约。这期间克拉夫丘克认准了叶利钦是“称职”的伙伴：叶利钦声称，没有乌克兰他就不签这份条约。而克拉夫丘克也根本没打算将来把条约拿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去讨论！在没有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商量的情况下（他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他急急忙忙给议会放了暑假（放到9月份）。中央想反对也不可能，因为宪法第6条已被废除。这样便向后来在维斯库利的勾结又迈出了一步。
这时乌克兰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1991年过了仅半年，国家收入便下降了9．3％，工业生产下降了11％。
生产如此衰退，究其原因，是由于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国民经济资源保障恶化，众多企业因缺乏原材料纷纷停工，合作销售渠道中断，以及不断罢工造成的。
煤炭工业状况尤其严重。到春天，249个矿有 58个在罢工。矿工们减少供应煤炭几达1200万吨。共和国煤炭产量降低到1958年水平。仅上半年就有13000名工人离开这一部门，与他们配套的人数则超过78000人。
煤炭工业的生产衰退，使乌克兰国民经济其他几个最重要的部门，如黑色冶金和电力部门的工作变得不稳定。焦炭不足，废金属供应中断，使整个冶金系统发生混乱。生铁减产3100万吨，钢减产3200万吨，成品轧材减产200万吨，钢管减产26．6万吨。
向发电站供应的煤炭减少近300万吨，致使10—15个大型发电机组停产。
社会领域也受到损失，住宅、医院和门诊部、学前教育机构、俱乐部和文化宫的投入使用数量急剧减少。居民和住房公用事业系统的燃料供应情况变得紧张。
向消费市场投放商品数量仅食品一项便减少50亿卢布，大量削减了耐用消费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量。价格普遍上涨1．5—2倍，通货膨胀加剧，影子经济繁荣。
反对签订同盟条约的那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经济和消费市场情况恶化，才找到开展破坏活动的土壤，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媒体掌握在并不高明的要搞垮苏联的人手中，他们故意掩盖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清醒的呼声，因为这种呼声指出，消极现象跟苏联的存在并没有关系，相反却是同乌克兰“民主派”上下其手的苏联解体，同苏联统一遭到削弱有关。
1991年8月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大多数居民想留在苏联、想同俄罗斯统一的愿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1991年8月19日共和国领导人是以在最高苏维埃同苏联国防部代表步兵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会见开始的。双方就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建立后发表致人民书并作出种种决定的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交换了意见。内阁成立临时委员会，以协调各项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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