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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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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交换了意见。内阁成立临时委员会，以协调各项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安全，保障经济活力和居民正常生活，防止出现非常局势。
围绕乌克兰共产党展开了主要政治阴谋。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于8月19日早晨向各州党委发出一份密码电报，其中除了传达由苏共中央书记舍宁签署的密码电报内容外，还提了一些别的建议，其中有这样两句话：“由于国内实施紧急状态，党委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实际活动中须遵循苏联宪法和法律，以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的各种文件。”虽然中央书记处当天便从各州委召回了这份密电，并发出另外几份已经不含有这些规定的电报取代了它，但正是这头一份密码电报成了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根据。所有州委均把密码电报送回中央，只有利沃夫州委除外，而这份密电就在这里落到了当地民族主义分子手里，并立即将其转交克拉夫丘克。
那些日子，该共和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成立调查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委员会，解散各单位党委和党的区委，进占州委，同时一群群极端主义分子号召要“打死”共产党，“绞死”共产党。最后还有一招，就是乌克兰检察机关按“叛国”罪对中央各位书记和各州委第一书记提出刑事诉讼。
在这一过程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8月25日他曾参加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对政治局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作了修改，但后来却声称他已于 8月 19日退党。正是这个人不遗余力地促使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尽快禁止共产党活动，尽管共和国司法部长、总检察长、最高苏维埃立法和法制委员会主席以及许多法学家均声称这一行为是非法的。不经法院裁决，便禁止一个政党活动（该党是经由司法部登记的），是一种违宪行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克拉夫丘克也明白。但乌克兰共产党的这位主要意识形态专家却另有打算：乌克兰共产党是他达到个人目的的障碍，于是他便铤而走险，破坏宪法原则。
这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延续了将近一年半时间。这是一段陷害无辜的时间。1993年8月，案件终因“乌克兰共产党负责人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而终止。但这时在最高苏维埃当家做主的那些“英雄好汉”们，却依然坚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指示，不肯善罢甘休。
直到2001年12月，乌克兰宪法法院才裁定，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停止和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指令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宣布其无效。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期间，克拉夫丘克与叶利钦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无可置辩的事实为证。据党的敖德萨州委前第一书记克留奇科夫证实，1991年8月23日，他本人飞往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在“鲍里斯波尔”机场代表候机室的登记簿上，查到叛乱前夕，即8月17日，叶利钦的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来到基辅的记录。他飞来又飞去任何地方均未见披露，迎送的只有克拉夫丘克的几个亲信。显而易见，“兄弟俩”要谈的事连在电话上都不敢谈。
再往后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的所有行动，目的都在于落实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蓝色理想”——搞垮苏联，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
往后又出了几件事，其一是乌克兰就是否“独立”进行了全民公决；其二是克拉夫丘克在 1991年 12月1日全民公决胜利及其个人历史作用的鼓舞下，跑到了别洛韦日森林去。正是这个人，成了别洛韦日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那可是一份能够使一个统一大国——苏联——土崩瓦解的文件，能不能签得成，就完全取决于他了。这个字一签下去，定能使他扬名百世。
15年过去了。那个混乱时代的见证人正在一个个进入另一世界。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但新一代对那些悲惨的时日并不了解，而且对许多内容，媒体要么缄口不语，要么就歪曲真相。
在我同各类人士进行众多会见和座谈时，人们常常问我：“克拉夫丘克何许人也？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苏联时代他都任过哪些官职？在乌克兰领导过哪些企业或者州？”
原来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列奥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从童年起便幻想让乌克兰脱离苏联。1993年，当他当上独立的乌克兰总统时，他才在哈佛大学乌克兰民族中心把这件事昭告世界。克拉夫丘克因为手头没有自己早期搞分离主义的证明，便公开以谄媚的语调向与会者说，他还保留着一份从战时占领者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上面说一个叫克拉夫丘克的小男孩一家挨一家给占领乌克兰的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唱圣诞颂歌。他用这种办法向海外最大的民族主义中心的听众证明，早在8岁他便对那些为赶走“共产恶棍”而来到乌克兰的人怀有一份热乎乎的感情。顺便说一句，后来他居然也对“共产恶棍”效忠了许多年。为了更有说服力，总统先生告诉大家，这些年来他一直像保护眼珠一样保存着这份报纸。诚然，他没说是怎样保存的，是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还是夹在自己撰写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文里？对于他为在乌克兰共产党各级机关多年活动所进行的这种辩解，甚至在关怀“独立运动”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哄堂大笑。
基辅大学毕业后，克拉夫丘克被分配到切尔诺夫策，但他没有把时间用在中等技术学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授上，党的机关工作使他钟情。作为政治教官的顾问和主讲，他工作勤奋，很快便当上了党的州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克拉夫丘克对州里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受到了基辅乌克兰党中央的青睐。他又善于博得旁人的信任，为他当上中央书记的助手添了助力。由于坐上了这个位置，他的情况为中央领导所知悉，致使他能够把自己的“光辉”思想塞进意识形态战线。因他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亲爱的党”的事业效劳时勤勉有加，他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得以在声誉卓著的党办学校——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毕业。这所学院可是特别优秀的机关干部方能有资格学习的场所，在那里可以获得严肃的理论准备。同时，社会科学院的毕业证书也预示着更高的职务。
他的“才华”在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撰写讲话稿时，表现得特别突出。这里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的准确性，要有党评价资产阶级宣传、民族主义表现的原则性，还一定要全面强化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等等。
不过，克拉夫丘克的许多个人品质却使谢尔比茨基有所警觉。作为经验丰富自的共和国领导人，他清楚地看出，说得客气点，此人的个人品质有多面性。克拉夫丘克在展示出政治原则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他对领导人投其所好的能力，他善于讨好领导，善于在恰当的时刻准备好最有用的文件，等等。诚然，改革以后克拉夫丘克确实也痛骂过自己“可恨的过去”。但那时他珍藏心底的理想已经实现。不过他在官场上的直线上升只是在伊瓦什科当上了乌克兰党同时又是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之后。“意识形态战线”干部调换是他采取的头几个步骤中的一步。克拉夫丘克于是成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当伊瓦什科几乎仅仅过了一个月就坐上苏共副总书记的交椅之后，他在最高苏维埃的位置由克拉夫丘克接任了。
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局就这些变动发表声明称：
“对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伊瓦什科的辞职声明，我们只能认为是一个考虑不周而且不负责任的举措，它可能导致政治危机的加剧，削弱共和国议会的结构潜力”。这席话不仅是对退出乌克兰政治舞台的伊瓦什科说的，听起来也像是因为克拉夫丘克调任新职而引发的。
未来的乌克兰总统后来的观点还在不断变化，这一点也很有趣。1989年时，他对当时出现的反对派运动，首先是“鲁赫”，给予了激烈的负面评价。克拉夫丘克在其《意识形态工作风格》一书中，坚定地遵循国际主义立场，谴责民族主义分子、极端主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共和国此起彼伏的民族纠纷使他感到不安。
但是，党的那些勤勤恳恳的机关干部大批涌人真心实意希望革新社会生活的人的改革队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对于这些机关干部来说，世界观立场只不过是一种纯粹实用的手段。到了这时候，这些人的真实嘴脸便显露出来了。克拉夫丘克在意识形态上来了个彻底的改弦易帜……这样便出现了克拉夫丘克—“鲁赫”分子联盟。没有这个联盟他也无法坐上梦寐以求的乌克兰总统宝座。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对政治上垮了台的戈尔巴乔夫所抱的十分负面的态度，在这里也帮了他的忙。
乌克兰总统就这样出现了，他许诺让乌克兰人民享受繁荣与和平。但他选前的种种许诺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乌克兰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不见天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深渊。
第二次大选之前，克拉夫丘克竭尽了疯狂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英雄色彩的努力，以求连任总统。但不管是司法手段还是听话的媒体，甚至是不干净的舞弊手段，在选举中都未能帮上他的忙。这时候人民已经恍然大悟。这个人于1991年12月在别洛韦日签订协议时所起的作用，以及1991—1994年期间他在乌克兰总统任上的所作所为，完全雄辩地说明这个善于更换意识形态外衣的专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了解到克拉夫丘克的经历和他的蜕化历程后，人们不禁会把他跟戈尔巴乔夫相比。共青团和党组织对他们难道不是一直在悉心呵护大力培养吗？他们走过的是一条从未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干过一天便爬到权力巅峰的道路。我觉得像这样选拔干部，是苏共领导所犯的最大错误。他们过于重视夸夸其谈和政治上的大吹大擂。于是便把一些别的不会，只会乱嚼舌头的人推到一把手的位置。进到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头以后，也还是老样子不改。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产党为此可付出了代价。
叶利钦的别洛韦日“礼物”
1991年12月8日，在别洛韦日森林，在那漆黑悲惨的夜晚，叶利钦在给苏联签署判决书的时候，像是把沙皇身上的皮袍脱下来赐给克拉夫丘克一样，把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也送给了乌克兰，同时还做了一个1954年赫鲁晓夫也做过的不十分清醒的手势。大家知道，克拉夫丘克一伙可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有如此的转机，他们早就认命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肯定是要还给俄罗斯联邦的。可是，突然之间，却收到了这样一份令人喜出望外的礼物！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问题，至今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中的一粒不和的种子。有鉴如此，我要谈一下历史事实，不谈历史事实，读者会难于形成对这个复杂问题的认识。
从18世纪末，根据 1768—1774年俄—土战争结束时于 1774年签订的库丘克—凯纳尔吉条约，克里米亚便成为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条约是彼得？鲁米扬采夫伯爵对土耳其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库丘克一凯纳尔吉村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承认克里米亚和库班独立，让出金布恩、叶尼卡列、亚速和刻赤。此外，它还向俄国船只提供自由通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并支付450万卢布赔款。条约为俄国外交提供了对克里米亚事务施加影响的机会，其结果便是1783年发布了由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的将克里米亚半岛、塔曼半岛和整个库班地方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宣言，克里米亚鞑靼诸汗宣誓向俄国效忠。
1791年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雅西条约，批准克里米亚并入俄国。这样一来，克里米亚领土的国家主权由土耳其转到了俄国手中。而此前的137年，在佩列亚斯拉夫利拉达时期（1654年），根据一个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具有国际条约一切特点的协议，乌克兰早已“以其整个领土”并入了俄国。
1784年，开始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和港口的建设。1804年它被宣布为黑海舰队的主要军港和特别行政区，由圣彼得堡直接任命的海军行政机关进行管理。
十月革命以后，根据苏联1936年宪法和俄罗斯联邦1937年宪法，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进入俄罗斯联邦版图，而塞瓦斯托波尔市保留着行政经济中心和黑海舰队主要海军基地的地位。1945年，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
赫鲁晓夫当政之后，提出将克里米亚转给乌克兰的问题，尽管有人反对，说克里米亚历来是俄国土地，俄国无人能理解这一点，不过这个武断的决定依然得到通过。然而1954年4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虽作出把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联邦划出的决定，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改变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非常明确的地位。
有人主张把塞瓦斯托波尔转给克里米亚州，相应地也把它划转给乌克兰管理，关于这个问题在法理上是否能够成立，至今争论不休。我想，今后还要争论许多年。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痛处。对于已经煮成的这锅熟饭，俄罗斯人民也未必就同意安然接受。
“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和“市”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相应边界的确定，对分析因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而产生的局势，具有关键意义。从建立那一刻起，塞瓦斯托波尔便是俄国南方的海军要塞。
对于塞瓦斯托波尔的用途，苏联时期没有作过任何修改。1944年5月10日，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以命令形式宣布，我国军队“……已占领黑海上的要塞和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市”。由此可见，苏联最高当局也确认了塞瓦斯托波尔作为要塞和海军主要基地的地位。
1948年，我国政府通过了“关于恢复塞瓦斯托波尔市和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决议，确定该市拥有以前的市行政边界，以及相应的塞瓦斯托波尔卫戍区边界。决议要求加速恢复塞瓦斯托波尔为“头等海军要塞”，享有特殊地位，并下令“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共和国直辖市”。因此，作为主要基地的军事行政单位，其市级民事行政机构由当时起也划归莫斯科直接管理。
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8年10月29日通过，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独立经济行政中心，预算单列。实际上，从这时起，克里米亚州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便管不到塞瓦斯托波尔这片地方了。
塞瓦斯托波尔市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单位都间接地属于俄罗斯联邦政府各部委。统计工作也是单列的。比如有报道说：“1951年第一季度克里米亚州工业生产完成计划 104．3％，塞瓦斯托波尔地区完成 100。6％”。
如果从苏维埃这条线来看，塞瓦斯托波尔市同克里米亚州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有特殊的户籍管理和准入制度，那么从市的党组织这条线来看，根据苏联共产党按地区和生产部门建构的原则，该市归克里米亚州党组织管辖。这是国内所有地区通行的原则。军队也好，对外不开放的城市也好，特殊单位也好，不管隶属于谁，党的系统均归地方党组织统一进行政治管理。
1954年克里米亚州移交乌克兰后，党的克里米亚州委（相应的还有党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委）均改属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管理。这导致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非军事行政机构也要单方面改变没有法律根据的系统归属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苏共在历史上形成的作用，党的许多机构在很多方面都取代了国家机构和国民经济机构。顺便说一下，这正是这位克拉夫丘克和“鲁赫”分子声嘶力竭地予以揭露的状况！
然而，乌克兰虽在塞瓦斯托波尔确立了事实上的市政管理，但却并不意味该市居民自动失去俄国国籍，根据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他们应该拥有俄国国籍。
根据苏联宪法，国防功能是苏联及其国家政权最高机关专有的特殊权力。因此，塞瓦斯托波尔这个黑海舰队主要基地从属全苏的特殊地位无论如何也没有改变，该基地始终应受苏联管辖。有关塞瓦斯托波尔国防生产发展的一切决定，均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对发展市区经济和住宅建设，均按苏联各部系统，首先是国防部系统，实现基本拨款。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塞瓦斯托波尔作为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特殊地位，已为文件所证实，它从未交付给乌克兰，而苏联的继承人则是俄罗斯联邦。因此，有一切根据可以证实，俄国对以1991年塞瓦斯托波尔市占有土地状况为界的黑海舰队主要基地拥有主权。试图人为地把“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这两个概念分开，在方法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1995年以前，俄国同乌克兰谈判时总是坚持“俄国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准确说法。然而在1995年6月9日索契协议中，却出现了一个原则上完全不同的说法，即“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位于塞瓦斯托波尔”，这使乌克兰对文件作出有损于俄罗斯联邦的解释。
这便是有关当前这一迫切问题的某些事实材料。毫无疑问，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证明，此前作出的种种决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但是已经干过的事情，从历史上是抹不掉的。总不能从历史上抹掉别洛韦日之夜干下的那些勾当吧！既然干了，那历史名城塞瓦斯托波尔的问题和黑海舰队的问题，便是那个夜晚造成的悲惨结果之一。
但是应该记住，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也承认过必须建立对战略力量的统一指挥，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留统一监控权。而且“战略力量”这个术语还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在这个具体情况下，黑海舰队是全苏海军的一个战略性行动分支，它应从南方海域保卫独联体。必须强调一点，管理和生活保障基础设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战略性行动单位。任何试图分割舰队的做法就意味着将舰队消灭。
远在1992年，俄国海军领导便提议帮助乌克兰建立自己的舰队，甚至简要提出了乌克兰建立这支舰队应解决的一些任务。但这些想法只作了预先讨论，后来并没有进一步展开。
在我看来，促使乌克兰领导与俄国对峙的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便是克里米亚。1991年1月20日克里米亚实行全民公决，问题是：“您赞成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作为苏联主体之一和同盟条约参加者的地位吗？”有 82％居民参加全民公决，其中 93％的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占有投票权的克里米亚人的3／4。
全民公决的结果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所认可，它颁布了“关于恢复克里米亚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由此可见，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与当时构成统一国家苏联的其他主体一样，也拥有独立加入国家法律关系，签订条约加入同盟的权利。
1991年3月 17日全苏全民公决时，半岛居民中有87％的人表示赞成保留苏联，以作为更新后的平等主权共和国联邦。
1991年9月4日，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克里米亚国家主权宣言”，但乌克兰于1992年4月 29日通过的“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的法律，却大大限制了它的权利。
1992年 5月通过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该宪法引起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抨击，同时亦未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
同年5月末，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俄国立法当局，听取了专门委员会就1954年的决定进行法律评估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完全根据现行国际法准则，以维也纳公约为依据，起草并通过决议，认为将克里米亚州由俄联邦转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定违反宪法，应予废除。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意见分歧，在俄国完全放弃谈判的情况下，导致出现了长期政治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政府于1995年8月份作出了“关于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解决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民族问题的措施”的决定。当时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危机状态，而这种危机又因为以前被驱逐出境的公民及其后代回迁克里米亚而造成半岛上的危机状况大大加剧。但就整体而言，这个决定的目的并不是要克服经济困难，而是要建立族群方面的“同盟军”。因为所谓“原住”居民，包括的主要是1945年以后移居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伊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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