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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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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汪东兴非常了解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有多少。不错，江青是反对给毛泽东使用打针、查血和繁多的检查手续，但那不是出自江青本人的决定，而正是毛泽东自己的强烈要求。他多次和江青及毛远新等身边人员说：“你们不要相信医生的话，说我的身体如何如何，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有点咳嗽、气喘而已。”同时，他又给他们嘱咐：“我的身体状况要对外面的人一律保密，就是对政治局的人也不能全部公开，有的人是盼我死的，死得越快他们越高兴，我估计他们要在我死后会作文章的。我不想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时间。”
他早就和毛远新在谈话时说过：“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工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是一个总体。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生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我对我的保健医生说：“我没病的时候你离得我远远的，你的话我也不是全信。你说得我心服了我才能口服。那个李志绥自以为医术还可以，但我问了他一些基本的问题，他还是一窍不通。他那个博士还是书本上的东西，我不会让他左右了我的。”
后来，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李志绥对你可是不忠诚，我多次见他和林彪的人勾勾搭搭，据三零五医院的人反映他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他们来往密切，说不定他就是林彪放在你这里的特务。”
毛泽东说：“不要这样说了，老换医生也不好。即使他过去是林彪的人，现在林彪已经死了。你再换上另一个还得重新熟悉我、检查我的身体，如果真有什么病，你能保证他就不会泄露出去，我看还是李志绥算了。他说的话，我们多找一些人核对就是了。不要让他单独地和我接触，不要让他直接动用药品和医疗设备，不给他留下机会就是了。这也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入之心不可无啊。”
这些话，汪东兴是清清楚楚的，只不过现在他是不能讲罢了。
很快，李志绥的揭发材料通过报刊的批判文章和看守人员的学习时的讨论，传到江青耳朵里。她气得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用谣言来杀人。对主席的病，我历来有我的看法，本来主席的身体很好，在林彪没死之前，连李志绥也说不出主席有什么病。就是主席在一九七二年偶然得了感冒，叫李志绥他们越治越严重，越治毛病越多。主席吃了他们的药，感觉很不好，难道不允许我怀疑吗？我好歹对医疗上的事还是有发言权的，幸亏主席没有全听他们的话，如果听了还说不定死得会更早。”
江青对其他的看守人员提起这事又说：“主席躺倒在床后，除了张玉凤同志会照顾外，其他的人都不是理想的。他们让主席躺在那里懒得给主席翻身，主席的身上都起了褥疮，不搽爽身粉能行吗？主席不能多动，是他们的理由，连主席多次提出想活动他们都想个法子拒绝，实际上是他们怕脏怕累。主席病倒后就数我去得多，他们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难道他们能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吗？”
提到她和毛泽东分居的事，江青说：“那是主席从大局出发，从工作出发，也是为了给全党树立一个大公无私的榜样而有意这样做的，不料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造谣的口实，他们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随着我参加中央工作的地位的变化，主席不愿意让人说我们是夫妻治国，所以我们分居，这是正大光明的事。主席为此专门和周恩来、林彪打过招呼。主席还对我们说过：‘刘少奇那里是王光美当他的办公室主任，一切都是老婆说了算；林彪也是步他的后尘，让叶群作他的办公室主任，连黄永胜他们请示林彪，都得经过他的老婆。我不学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我的秘书在我这里都是收收发发，不干预我的决策。江青同志也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她的话只代表她自己，我是我，她是她。我们各自有我们的观点嘛，你们不要把我们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主席对他和我的严格要求，反而成了这些无聊的人造谣诬蔑我的根据，岂不更证明他们的无耻和卑鄙吗？”
尽管江青滔滔不绝地为她自己作着辩护，连她自己也清楚，并没有多少人听她的演说，充其量只是她自己的悲呜罢了。
江青想到过去为毛泽东作秘书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和她的许许多多的谈话，那时似乎感到很平凡，现在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江青看到彭德怀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的一个讲演，题目是《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彭德怀在讲演中说：“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观念，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影响的反映。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她又看到邓小平在三月十六日发表的《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里，也宣扬这种观点：“诬蔑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只能顾及一党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主席，你看，这些党的干部们的思想觉悟可是太低劣了。连彭德怀、邓小平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一点都不懂，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看他们很难过关呀。”江青指着《共产党宣言》说：“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的同志怎么迎这点都不懂呢？”
毛泽东说：“他们都是军事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够，有的根本缺乏理论修养，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有例外的人啊，小平可能会好些。彭德怀是个野心家，我们今天在延安的困难局面，有相当的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去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和朱德，当然也有邓小平这些人啦，他们背着我，也背着中央发动了所谓的‘百团大战’。朱、彭发动这次战役目的是为了‘保卫重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说穿了就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兵力来保卫蒋介石。在军事上，他们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五万人，占了我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线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拼命主义。由于我八路军指战员和华北人民的英勇作战，我们在战斗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余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根本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余人。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大战争。”
江青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毛泽东的话，一边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次战役，完全违反了主席一贯的指挥方针，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那种‘速胜论’的典型表现。他们用大部队拼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以至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在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处于这种极其艰苦的境地。”
“你讲得很好，我看你的军事头脑比他们还要强一些。”毛泽东站起来，划着火柴点着一支烟卷，继续说：“彭德怀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实力来保卫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也适合蒋介石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奸计。”
江青也显得气愤了：“是的，是的，所以，蒋介石对彭德怀和朱德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还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他就给彭、朱打去‘特电嘉奖’，并鼓励他们再来一个。而在百团大战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举起了屠刀，制造了‘皖南事变’。我看朱德和彭德怀眼中根本没有你和党中央。”
“他们事先没有请示我，也没有向中央请示。”毛泽东说：“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行动的。我还在战争进行中，就对王震、陈伯达等人说：朱德、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把我们的力量都暴露了，后果将很坏。”
“事实完全证实了主席的预见。”江青说：“不是我当面吹捧主席，在我们党内真正能和你相比的一个也没有。彭德怀是个什么东西，我听林彪跟我讲：彭德怀是一九二三年带着入股的思想进入党内的，他和林彪说过，我彭德怀入了共产党的股了，下面就看共产党怎样对待我了，对我好我就干下去，对我不好我又不是没地方去。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随时值得提防的人物。”
毛泽东不住地点头：“你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三十年代的彭德怀也很厉害呢，他跟着王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走了很长时间，还和朱德、陈毅这些人把我赶出了军队，闹得很厉害呢。”
江青指着一些材料说：“今后和他们的斗争我看也不会少了。你看，他们的这些讲话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完全是在讨好地主资产阶级。抗日胜利后，中国必然还要有一个到底走什么路线的问题。这当然是后话了。”
毛泽东很欣赏江青的这句话，立刻站起来说：“你说得好，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彭德怀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他的什么发明，而是从王明那里贩卖来的破烂货。王明一回到延安，马上从极左跑到极右，公开提出要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我讲了这话的第二天，王明和他的老婆孟庆树，还有康生、陈云和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到了延安。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马上对王明等人巴结奉迎，投其所好，都来鼓吹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彭德怀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罢了。”
讲到这里，江青眼前立刻闪现出当年王明的身影来：
那时王明刚刚回到延安，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确，党内一部分人把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化身来崇拜，对他的话相当爱听。彭德怀就公开说过：“我们主要听王明同志的，他是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他代表斯大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反对他就是反苏反共。”
一天，王明来党校讲课时见到了江青，他对江青的漂亮身姿非常感兴趣，马上把江青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问江青：“你对党内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江青坦率地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八路军中，我认为已经出现了新军阀主义的倾向，比如红军改编以后某些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的建议是正确的。他主张反对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反对取消政治委员的制度，反对因受国民党的干涉而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等。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他都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议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都是正确的。”
“你去过苏联吗？这可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共产党人取经的地方啊。”王明摆出一付老资格的样子说：“我承认毛泽东有一定的长处，但是他没有去过苏联，对马列主义不甚了解，对共产国际的方针路线并不熟悉，所以提出一些可笑的言谈是不足奇怪的。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可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啊，”
江青不客气地说：“去过苏联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没有去过的也有伟大的。苏联不是也出现了反列宁主义的反党分子吗？所以不能以去没去过苏联作为是不是列宁主义的标准。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上海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得最厉害，这里的原因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
王明打了个沉，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女人竟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来，脸一下子红了：“你是干什么的？”他开始盘问这位年轻的剪短发的女干部。
旁边一位穿皮大衣的军官介绍说：“她是毛泽东的女朋友。”
王明立刻面带讥讽地笑了笑说：“我说嘛，她的话听起来怎么也有点像老毛的腔调，有其师必有其徒嘛。看来我们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很艰难的呀，连上海来的姑娘们都受到山沟沟里的人的影响了。”
当天，江青就把王明这番不怀好意的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现在的共产党可不是当年的共产党，连共产国际放个屁都是香的，他们远在几万里，对中国的事了解多少，我们就是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能再听他们瞎指挥了。”
第二天晚上，延安礼堂里举行舞会，毛泽东、王明、康生、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都来了。他们跟着音乐的节奏，扭动着身子，在轻盈的乐曲声中移动着步子。
“嗷，嗷诺……”王明唱着俄国的歌曲，很老练地扭着屁股。
“看来这不是山沟沟里的东西，是洋货，但是我们这里的土包子欣赏不了。这种样子到外国肯定会是受欢迎的，在延安的老百姓中就很难说了。”毛泽东故意地说：“我看还是大众化一些好，就怕王明同志接受不了。”
他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一片笑声。
王明瞪了江青一眼，他知道一定是她向毛泽东说他的坏话了。但是他出乎预料地没有发作。事后，毛泽东对江青说：“看到了吧，王明恨死你了，当然他也更恨我。因为我不上他那条洋船嘛。按照他们的逻辑，不听他们那一套的都是反苏，看来我和他们又要斗上了。”
江青记得很清楚，他的话说起来轻松，神态却是沉重得很！
第十六章
江青病了也不肯吃药，她怕人暗害。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林彪曾向汪东兴传授自己的“跟人之道”。当年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的一言一行是代表毛主席的。现在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江青回忆着。她还想重上井冈山。
毛泽东和江青
江青病了，病得虽然不太厉害，但是江青觉得难受得很。
她的厚嘴唇不停地搐动着，两道黑眉打了几个颤。她放下手中的《毛泽东诗词》，迈着沉重的步伐在囚笼里走着小步。不管审讯人员多么耐心地想和她谈话，她都始终没有吐出一个“错”字来。当医生随着看守干部走来时，江青扭转身子慢慢地走开，这时她的步伐越加不稳了。
医生照例做着她们应做的事，从头到脚给她作了必要的检查。也许是职业关系，也许包含着政治的因素，在她面前她们表现得冷漠无情。更何况，江青自己的警惕性就很高。
“这药是治什么的，有说明书吗？”江青把医生给她递过来的药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问道，“你们说，我得的是什么病？你们回去给华国锋和汪东兴说一下，我这个病人起码该保外就医，这是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呀。我得过癌症，是个病人，我的脾气不好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给予谅解，现在我疼得不得不每天捂着脖子。可是我还在坚持锻炼，我是不怕死的。我早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但是我不能这样死啊，我得说明一下党的是是非非。”
那天，医生来给她打针，她嘟囔地说：“你们要对我负责，起码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过去不是口口声声要忠于他吗？他虽然走了，但是我还在。我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安慰，就是我自从追随主席以后，我没有忘记他的教诲，我始终是主席的学生和战友，我不像那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医生早已接受指示，对她的任何话都不表示态度，她们只是恼恨地白了她一眼：都疼成这个样子还没有忘记那一套，现在谁听你的说教！
江青明白了她的地位，等她们都走了以后，她才瞥了一下给她放下的药，拿起来狠狠扔到了地下，她怕他们在暗害她。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她尽量不吃他们的药。
这一点，她和毛泽东是相同的。
在她感到疼痛难忍的时候，她开始默默地背诵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那首诗。
啊，井冈山，江青的精神又来了。
“凌云志激荡着铮铮铁骨，
锁牢笼压不倒顶天女囚。
休看我千军万马一无有，
好似有无数神兵在心头。
莫道说生前难见红旗舞，
我死后必定是万里鸿图……”
江青唱起了她自己编的戏文，而且边走边亮相，俨然是一个所谓的英雄形象。
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到达浏阳文家市后，在领导决策层宣布：“我主张我们的队伍到井冈山去开辟革命根据地，到农村去，那是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我们应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当有人反对他的意见时，他说“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我们先要找个适合我们生存的地方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和敌人干下去……”啊，毛泽东的决策是一个划时代的战略计划！这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里程碑！这个决策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最后燎原于全国。那时，星星之火正在黑沉沉的大地上燃烧时，有的人垂头丧气，认为“秋收起义失败了”，甚至作了逃兵。也有的人在军事上受挫折后，主张硬拼一场。只有毛泽东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什么是自己当前唯一正确的道路呢？
江青在这时候，才真正感到革命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重上井冈山，重新领导红军搞第二次革命！”毛泽东生前曾经和她多次讲过这样的话，现在这句话已毫无意义了，当年江青听起来是那么激动人心的语言，现在却是天方夜谭。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她指示姚文元写了《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热爱解放军，信任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同时也要热情地帮助解放军。”但是，现在，这支可靠的解放军在哪里呢？
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盲目的乐观已经成了对自己最大的讽刺！
一九七〇年九月林彪在庐山失败以后，江青曾经和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说得非常尖锐：
“你别以为毛主席老了，你就可以改换门庭，另攀高就。”江青指着他的鼻子说：“我对你是了解的，你和田家英都有相同的地方。只不过，他投靠的是彭真和刘少奇，你想投靠林彪和陈伯达。你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没有感情，你给林彪和陈伯达多次通风报信，这点我们是知道的。你不讲，迟早也会暴露的。”
正是开饭的时候，汪东兴却毫无食欲。他刚刚端起饭碗，耳旁又响起了江青的话音。这些年来，他对中央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细想后伯，越思越冒冷汗。
开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人陆陆续续走进会场，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是因为中央的事情太多，还是其他的因素？或者是他的问题已经传出去，没有人再敢和他接触？
平素，人们看见他，没有不打招呼的。早晨，当他拎着文件包往办公室走的时候，有的人追着向他请示什么问题，现在这一切都一剎时消失了。
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可名状的遗憾。所以，他想起江青的话不禁摇摇头：糟糕！
他对那个女人的厉害是最为了解。
以前，江青没有直接参政，她的话虽然汪东兴也要听，但那毕竟是另一层的服从。现在他对这个女人的话，已经到了按照组织纪律服从的地步了。而今，全党的干部都拿她的话作为圣旨对待，多少人因为对她的不恭而成为阶下囚，他怎能再等闲视之呢？
“东兴同志，庐山的问题没有完，要吸取教训呢。”江青唠唠叨叨地说，“你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了，是不是？主席对你是爱护的，但不能以此作为屡犯错误的资本，我看这一回你再不好好地立功，可就再没有机会了。”
汪东兴对她的文革中的言谈和行动记忆犹新，深知其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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