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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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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对她的文革中的言谈和行动记忆犹新，深知其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对青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那天，江青来到中南海，一见到他就说：“你看，还是我们胜利了吧？我早就说过，迟早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毛主席在任何时候都是会站在我这一边的。毛主席的表态晚一点，那是为了看清楚每个人的政治态度，是对一切人的考验。一年来的情况，你都了解吧？”
汪东兴说：“我知道，去年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青海省委内的走资派作了英勇的斗争，却遭到青海军内走资派赵永夫之流的镇压和屠杀。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他们浴血奋战，揪出了赵永夫，夺了权。今天，他们建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标志着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江青说：“建立这个革命的机构，实际是对一些人的警告。我早就说过，不要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听，现在他们后悔也晚了。哼，谁要是和我不得了，我就让他了不得！”
听到这话，汪东兴当时就打了一个冷战。
江青神秘地对他说：“再过几天，《人民日报》就要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可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你知道吧，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曾经讲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主席的这段话，指出了我们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实质。”
果然，没几天，《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同时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宜将剩勇追穷寇》，都反复指出：庐山会议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彭德怀的失败是对中国赫鲁晓夫，即刘少奇的沉重打击，这场斗争使军权牢牢地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汪东兴反复地读了几遍这些文章，体会到其中的一些味道。
江青对汪东兴说：“从文化上打开缺口，这是毛主席的老办法，一用就灵。”
汪东兴说：“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嘛。”
现在，轮到江青开始反思了。为什么毛泽东用的非常精熟的策略，被她们一用就失败了呢？
江青在看《三国演义》时，突然想到：如果诸葛亮连用两次“空城计”，会不会当俘虏呢？
汪东兴也想到那一天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夏天重游井冈山时，就曾经问跟随他的汪东兴说：“如果打起仗来，我重新上井冈山打游击战时，你还跟着我走吗？”
“那当然，我肯定是跟着主席走的，绝不会动摇。”汪东兴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席的人，都要跟主席在一起。”
“我要被杀头、坐牢、开除党籍呢？”毛泽东说，“现在斯大林不是被人家给打碎了吗？我也可能有那么一天被人家把我打碎的。那时，中国就得进行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说。第二次上井冈山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如果说，当时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话还有什么不理解的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他对那句话的含义是越来越清楚了。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作好了重上井冈山的准备的。
后来，他把这句话告诉了林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汪东兴就看准了林彪。
那时，汪东兴就认定了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干将，跟着他是不会错的。
彭德怀刚刚被揭露，林彪就和汪东兴谈过一次话。林彪说：“在路线斗争中，跟谁走是一个大问题，其他的都是小节。我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现在我还是看准了毛主席，其他的人都不行，没有前途。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路线对了，一切都对。战争年代，我们打仗靠勇敢，只要不怕死就行。和平年代，我们就要靠政治了，现在的政治就是跟毛主席。”
林彪的这番话，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笑了笑说：“林彪是个明白人，他也是经过多年的经验以后才懂得这个真理的。是的，思想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历来强调我们是跟正确路线走，而不是跟某一个人。”
现在，他又有点糊涂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夕，陈伯达和林彪同他谈话时，陈伯达很有感情地对他说：“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中，在艰苦的岁月里，在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关键时刻，总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革命的前头，战胜了党内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革命人民指明道路，引向胜利。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和我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研究了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惨痛教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他以无比的魄力，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我们的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他是继恩格斯、斯大林之后的最可靠的助手和战友。主席年事已高，我们主要还是靠林彪同志。这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不变色的可靠保证。”
还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在《解放军报》主持工作的毛泽东的女儿肖力，联合另外的两名年轻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公开揭发总政主任肖华和他支持的在军报的代理人赵易亚，指出：正是这个赵易亚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痴，破坏总政的文化大革命。并且和另外一些政治扒手相勾结，操纵“五一六兵团”，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那天，汪东兴得到消息后，立刻向江青作了报告。江青听了电话后，只是笑了笑说：“我已经知道了。你给我收集一下反映，特别是来自中央和军委的反映。毛家湾是什么表现，你也给我注意一下。我好像听到有人说，林副主席是支持赵易亚的，我不大相信。”
“我也听说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和肖力同志有好的印象。”汪东兴说：“我看他在这种情况下是会支持肖力同志的。他很清楚肖力同志的来历。”
江青哼了一声：“他不支持，照样是刘志坚他们的下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要挖到修正主义的老根子上。当然，林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的表现还是好的。”
“江青同志，肖力同志的大字报中说，他们和政治扒手勾结，我不知道是指谁？”
江青哈哈大笑道：“谁反我们就是指谁。我可以给你透点风，很可能是我们中央文革的，但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这场文化大革命，我靠的就是这两个笔杆子。有人很害怕他们，这是好事。凡是害怕他们的都不是好人。”
汪东兴心中有底了。以后，他在各种会议上，不管有多少不同的意见，只要是江青提出的，他都要积极支持。这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他的准则。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跑到军报社，发表讲话道：“我坚决支持肖力同志的革命行动，肖力同志做了我迟迟没有做的事，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小将觉悟高。赵易亚是一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我们要彻底地揭露他和他的黑后台。”
汪东兴还注意到了由江青亲自主持写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江青特意写了一段话：“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推向前进，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
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的一言一行是代表毛主席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了江青同志。”
就在那年的九月初，汪东兴来到办公厅，一见张耀祠就问：“你们看到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了吗？中央文革小组刚刚印发出来。”
张耀祠说：“还没有看到。”
“我们马上印发下去，”汪东兴说。“那完全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件。江青同志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对当前的形势作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她特别筹在大好形势下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左’和右的两个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是阶级敌人搞的，我们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它是新生的事物，是在群众基础上产生的，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戚本禹接着说：“江青同志还讲了，大家要注意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美蒋、苏修、日本特务的破坏，特别指出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五一六兵团’的组织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
“同志们，”汪东兴来了劲头，放大嗓门说道，“江青同志这一重要讲话，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最新指示，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对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今天，我们中央办公厅已经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地学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正确地估计当前的形势，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时隔十年后，汪东兴的讲话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
张玉凤打了个激凌，昨天那个情景如在眼前，但眼前这个同一个人却换了另一副模样：
“江青是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汪东兴咬牙切齿地说，“她在运动中煽动武斗，大搞‘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一样，反对我们的周总理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她的罪行多得数也数不清……”
十年前，还是这个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的大会上，滔滔不绝地说：“同志们，九月五日，由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发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它高举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旗帜，深受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拥护。命令的发布必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效地制止某些地区发生的阶级敌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夺军队武器、大搞武斗的歪风和邪气。大家知道这是谁首先提出的吗？就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在汪东兴的带头下，整个会场里响起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姚文元在全国的报刊上同时发表了题为《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
江青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反复讨论决定的，你们要组织警卫战士好好学习。这篇革命的战斗檄文，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丑恶面目揭露得体无完肤，毛主席亲自修改了文章，加了好多的段落。”
“是吗？”汪东兴对毛泽东加的话十分感兴趣，“主席加的是哪些？”
江青指着文章的段落说：“这些都是。主席没有时间写文章了，他的好多思想都是由文元同志来执笔，主席对他的文章评价很高。他是主席一心一意要树立的人。”
汪东兴没心思听她讲那么多，他只是注意到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加的那些话：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有的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
汪东兴坚信这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标志。他要坚决贯彻执行。
这当然是后话了。
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的庐山会议楼，汪东兴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他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政治上永远不会有固定不变的盟友，而只有彼此的利益和权力。在权力面前，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风格和永恒的承诺。他不再迷信毛泽东的每一句话了，但是他变得更加顺从和老练，这是江青们所绝对没有想到的。
此时的汪东兴，中高个儿，腰直胸挺，仪表轩昂，尤其那两道卧蚕眉和一对奕奕闪光的眼睛，端端正正地长在白晰的脸膛上，很有一种聪明练达、儒雅大方的气度。可惜他的这种招人敬重的相貌往往被他那种一窍不通的文化知识所扭曲，使得有人说：
“汪东兴嘛，不过是一个政治掮客而已，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足虑之。”
这句话，弦外有声，汪东兴怎能不明白？他的心像针扎了一下，微微颤抖着。可是很快，他就为人们的这种认识而感到得意了。好，你们轻视我，但我迟早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的。他已经懂得在毛泽东和江青他们面前怎样说话，怎样行事了。
“同志们，”汪东兴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会议上讲话道，“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能调动我们的军队。”他照着别人给他准备好的稿子念道，“想起了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八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湘东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秋收起义，亲手缔造了第一支工农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九月八日这一天，在安源、铜鼓、浏阳、平江、醴陵等地胜利地打响了暴动的枪声。毛主席亲自率领第三团在铜鼓起义，一举攻占了浏阳县东门市。‘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打倒国民政府！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到了九月十八日，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胜利到达浏阳文家市会师。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在会师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是一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我们要为工农群众打仗，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只要有了革命的武装，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同志们，现在依然如此啊！毛主席还有一句话：‘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湘、鄂、赣和全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好比小石头，这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个大水缸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特意说，“我汪东兴也是小石头啊！”不过，当时谁也没有猜透他的意思。
江青注意到，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以后，在中央办公厅的一次会议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命进行了三年之久后，亿万人民的觉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刘少奇、邓小平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焦头烂额，全面崩溃，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告诉我们，再有修正主义企图复辟，那是绝对办不到了。谁也别想让中国人民再走回头路！”
现在，他们竟然是这样！历史无情地和人们开了一个玩笑。江青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她用颤抖的手翻开那本《毛泽东诗词》，恭恭敬敬地默读“重上井冈山”的词篇。这时，眼泪无声地滴落在她那显得十分珍贵的书本上……
第十七章
江青说：“我江某人是最先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人，但王洪文的揭发，却使她陷入困境。当年在延安，江青建议毛泽东给文艺工作者讲一次话。
华国锋开完政治局会议后，不明不白地叹了一声。
他为啥叹息呢？当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还担任着中央军委主席不是好好的嘛，从建国以来，像他这样一人担负数职的还没有过。就是毛泽东也没有当过国务院的总理，他还有啥不顺心的事呢？唉，这就叫不在其位不知其位的难啊！
这位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大人物，不知想了多少道了，他一定要在政治局会议上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得随和，一定要像平时摆家常般、顺理成章地把话说出来，为此，他在心头默默地演习了多少回呀。可不知为啥，一到政治局会上，还没开口，那套话就忘得差不多了，连语气都变了，精神也变了，甚至要说的内容都不敢再坚持地提出来。在会下鼓捣他公开和那几个老人顶着干的人，一看他这副窝囊相，可怜地摇摇头，躲在会议室的角落里连嘴都不敢张了。
老人政治的威严，使这些战争年代连鞋都给人家提不上的小字辈们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
华国锋，哼，比不上毛泽东的千分之一！跟了他三年的人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汪东兴理解华国锋的难处，当他把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交给中央主席时，华国锋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
“胡耀邦提出要将江青等‘四人帮’提交法庭审判，还说我们原来整理的‘四人帮’的材料基本上不能使用。这里面一定有文章。联系邓小平最近的许多讲话，我觉得他们的矛头越来越针对我了。我们不能前门拒虎，后门……”
华国锋不敢往下说了，汪东兴绷着脸，也没吱聋。
“为什么有人要‘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人家在湖南和公安部找到了你的大量的要揪军内走资派的讲话和文件。”汪东兴说，“他们审判‘四人帮’，是要把火往我们这边引，是为将来作准备的。”
华国锋一听这话，脸色大变。
专案组和有关人员太无能了。查来查去，没有找到江青一句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证据，只有一个关锋、王力、唐平铸和胡痴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给林彪的报告。上面有胡痴的一句话：“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这个报告里讲道：“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写报告的四个人，都是被江青宣布打倒的，其罪名之一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这样的证据，江青能认账吗？
汪东兴拿来的材料更难说明问题了，材料罗列的大事记中写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社的赵易亚之流在《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中，提出了“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的反动口号。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强调了对党内一小撮的斗争。
七月三十一日，林杰之流在《红旗》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塞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同一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中也叫喊这种论调。相反，人民日报却赞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高度评价三支两军的丰功伟绩。
八月上旬，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各大军区告急。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抢夺武器，抢劫军用列车，炸军火库，等等。
汪东兴把那个材料交给新的专案人员后，就和华国锋议论起下一步他们的措施来。是的，从心里说，他们对审不审江青兴趣并不大，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是自己下一步的前途。
正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江青一听让她考虑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就火了。
她愤怒地说：“你们完全是在颠倒是非，我江某人是最先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我的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
“但是，在有关你阅过的一些文件和讲话中，就有‘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字眼。”
江青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窍不通。毛主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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