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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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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以其嫡系“四大金刚”为主力军，亲任“围剿”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变换了作战方针，实行长驱直入，妄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苏区，再进行深入的“围剿”。其部署是以何应钦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担负从南城方向进攻，寻我主力决战；以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担负从吉安，永丰、乐安方向深入苏区进行“进剿”和“清剿”的任务。敌军乘我主力尚在分散做群众工作之机，急速推进到我苏区的中心地区，占领了东固、富田、东韶、黄陂等很多地方。敌军新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出乎我军意料。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回苏区应战。那时还没有无线电联系，靠骑马送信，我军三万多部队，接到命令后，兼程往回赶。有天晚上，通过敌方两支部队中间的一个约七公里半的空隙，如果顺利通过了，就进入苏区了。为严守秘密，部队出发前把所有的火柴、电筒上的灯泡都“没收”了，真是“人含枚、马衔口”，连咳嗽声都没有。三万多人的大部队，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苏区。敌人竟然不知我们到那去了。在苏区中心作战，敌成了瞎子聋子，误把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的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及在南丰以西宜黄以南地区的红军第三军第九师认作我军主力，下令发动进攻。而我军主力则已撤至苏区的后部高兴圩地区。我军避强击弱，先打上官云相的部队。上官云相部队战斗力虽不强，但它同蒋介石嫡系“四大金刚”部隔得很近，我们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我军在莲塘、良村和黄陂连打了三个歼灭战，毙伤、俘虏敌人约一万多人，从被动中初步夺得了主动。
接着我军充分利用在苏区内部作战的有利条件，故示假象，以十二军（欠三十五师）扬旗鸣号，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佯动，把一部分敌人引向东北，并以另一部兵力一度攻占乐安县城，紧紧牵住追敌的鼻子，穿行于高山险路，把敌人的一部分主力拖了半个多月。我主力两万多人，却偃旗息鼓，秘密越过敌人第十一师、第十四师与第五十二师、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之间的十公里空隙，跳出敌人包围圈，向西转移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息。等蒋介石发觉再度调兵西进，我主力又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继续西移，隐蔽地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菜园冈为中心的山区，休整待机。
这时敌人象个瞎马似的已乱奔了两个月，三个师遭到了我们的歼灭性打击，其余部队受尽苏区军民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与此同的，两广军阀利用蒋军深陷江西之际，向湖南衡阳进兵。蒋介石处于两面受敌之境，不得不实行总退却。我军趁势分路出击，又歼灭敌两万多人，赢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不过在敌人撤退时，我们同蒋鼎文、蔡廷锴部打了一个硬仗。三军团打高兴圩，我们打老营盘。敌人很顽强。打到最后，他们集中军官、军士，我方就集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互拚。双方伤亡很大，双方都撤下来了。这一仗从战场指挥来说，无硬拚的必要，因为敌人已决定撤退了。说明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员，随时都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当我们从高兴圩撤向富田南边白云山时，碰到了韩德勤的一个师，象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他消灭了，缴获极丰，正好补充了我们前一仗的大量消耗。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先后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等职务。一九三三年二月，我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这个军是由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同红十一军的三十一师合编成的，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
这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即将开始。蒋介石以其嫡系部队七十个团十六万人的兵力，组成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担任这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另有蔡廷锴为左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右路军总司令，负责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围剿”的规模超过以往。
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同志指挥的。他们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敌人以一部兵力吸引我军于南丰地区，另一部兵力由宜黄、乐安地区迂回我军后方，企图与我军决战。方面军首长鉴于敌军兵力过于集中，决定采取退却步骤，命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先打新丰镇，再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吸引敌人，主力部队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二月十七日起我军主力捕捉到战机，打了两个歼灭战。消灭了分别向黄陂前进的敌两个师，三月中旬，敌人企图诱引我军决战于广昌地区。为迷惑敌人，创造战机，方面军首长又命令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配合地方武装，积极开展行动，吸引敌人先头纵队加快南进，拉大敌人前后纵队的距离，以创造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红军主力再战东陂、草台岗，歼敌一个师的大部。在这两次战役中，我对运用牵制、策应部队以创造战机，夺取战役的胜利有了直接的体会。
我在中央红军经历中的又一个重要体会是：从领导层的几次争论中，从正反两个方面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我感觉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经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反面教育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以后，王明“左”倾错误已扩展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被排挤出红军领导位置。第四次反“围剿”虽取得了胜利，而王明“左”倾错误并未得到纠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红十一军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奉命进行所谓“不停顿的进攻”路线，举行过多次作战，都因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红军日益丧失了战局的主动地位。
五月份我们在硝石打了一仗。硝石地处江西省东部，驻军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的一个师。我们是仇人相见，仗打得十分激烈。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肖劲光同志和我赶到前沿，部队奋力攻击，敌被打垮了，我军乘胜猛追下去。但敌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突然从我们的后面打了过来，这时我们手上已没有部队，我立即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上前去堵截，这股敌人又被我们挡住了。但敌人的一枪打中了我的左臂，动脉血管的鲜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幸好身边的警卫员是懂得一点急救常识的，他立即用绑腿把我手臂上部扎死，血才止住。同志们找来担架，冒雨把我送到二十来公里外的救护所去。山路崎岖难行，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因绑带扎得紧，加上一路下着大雨，到了第二天我的手臂肿得象腿一样粗。由于伤势严重，我又被转送到军医院。医生一检查，子弹是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的，两边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而且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因此医生主张给我锯掉，他们说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我想如果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该多不方便，我坚持不锯。我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现在这只手虽然残废了，但还是可以帮助右臂作一些辅助动作哩！但是伤口随即就化脓了，需要开刀。那时药品缺乏，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解放后有人问我，你开刀用什么麻药？我说哪里有什么麻药，麻绳就是麻药。为了固定受伤部位，用根麻绳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咬咬牙也就过来了，倒没有觉得太痛，反是手术后吃了大苦。当时技术水平差，手术后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布条子，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的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不拢，反而长了一层顽固性的肉芽子。医生又用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也长不拢。我见到其他同志一个又一个地重上前线去了，真是心急如焚。在医院时还遭到过敌人一次袭击，险些遭了殃。记得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敌人的便衣队突然袭来，医院的同志们立即分散四处隐蔽。我一跑出来就被四个便衣队员紧迫不放，我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后来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了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就是当时最好的一种外科药品了。
这是我第四次负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伤愈出院，返回部队。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寻淮洲任军团长。我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刚回部队，十一月十一日就参加了浒弯、八角亭战斗。
浒弯、八角亭在靠近敌人战略要点抚州的金溪县。浒弯的敌人是冷欣的一个师，辖五个团。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由正面攻击，袭取浒弯，三军团迂回其侧后。我们向敌发起攻击，敌人在八角亭固守，与我们形成对峙。我率领的第二十师编制不充实，全师只有二千多人，而攻击正面近十公里，故我们只能作一线式配备。第二天敌人发觉了三军团进攻其侧后，便倾全力向我师和十九师的方向猛攻。我军奋战两昼夜，浒弯未攻下来，被迫撤出战斗。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我师也打得很剧烈。师部阵地一个机枪排，一个警卫排，打到最后只有机枪排的一挺机枪，还有七十多发子弹，机枪排长舍不得打，我狠下心，上去一下子给打光了。敌人还是以密集队形向我们冲来。我们就推倒工事，用石头砸，一直坚持到黄昏。敌人的攻势停止了，我们也撤了下来。此时和军团部的联系已经中断，我们沿着背后的抚河岸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了军团部。
这一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说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敌军武器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地发展。所以，我历来主张要给部队讲真实情况，让部队了解敌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到了十年动乱时，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谁讲了，谁就是“恐敌病”，扣上各种帽子。进口的国外军事战争片子，也不敢在部队里放，怕引起部队的恐慌。这样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与其将来打响了再“恐慌”，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可以做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就会打败仗。
浒弯战斗后，我们部队活动于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不让敌人向江西方向增兵，我们的兵力不多，不能打规模大点的运动战了，于是我们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占领交通要道附近的重要山头，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为牵制敌人行动，我们还以奔袭的方式打进了永安县城。永安县是敌鲁涤平部的后方，县城周围有城墙。同第二次打长沙相比，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了一些攻城的技术了。我们没有炮，搞到了黑色炸药。于是我们就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另外把黑色炸药装进一只棺材，上面填上土。伪装出殡，抬到城门口，点起引信，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也已从坑道接近到了城边，一鼓作气，打进了永安县城。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支配下，这些局部的、个别的胜利，都无助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
当我回到七军团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是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肖劲光同志抵制错误，被撤了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还有一些好同志被无端地撤换了。我则被这位政委扣上了“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地受到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执行牵制任务时，阻击了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有说的。但他却从此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弯、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竞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
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月七日，当我离开瑞金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已进行了九个多月，败局已定。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的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五章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十一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二千八百多公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感怀至深。红军广大指战员那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同时，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引为鉴戒。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援皖南群众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和准备后，立即出动。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分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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