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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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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桥战斗
十一月下旬，在方志敏、刘畴西同志率领下，红十军团部和第二十、二十一两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皖南，十二月十日与十九师会合于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此时，敌人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我实施尾追堵击，企图围歼我军。为粉碎敌之阴谋，我军必须选其一路给予打击。十三日，我们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这时获悉，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我军之敌补充第一旅已抵达汤口，正继续向我追击前进中，显得孤立突出。该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我下军团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装备不如敌军，但地形对我十分有利。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东侧有一个制高点，向北一路小山坡。军团首长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争取歼灭该敌大部。
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设伏。十九师是军团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师，配置在上峰，除以一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该师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二十一师阵地依次衔接。二十一师以一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敌补充第一旅通过乌泥关，进入我设伏地域以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敌可能之增援。二十、二十一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并排打下去，将其大部歼灭于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多钟，敌补充第一旅进入设伏地区后，我突然发起攻击。敌顿时惊慌失措，陷入一片混乱，担任前卫之敌第二团，在我军猛力冲击下呈现动摇，敌团长被我打伤。开始时，战场形势是很好的。但我十九师除以一个连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未能将主力配置于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到乌泥关以南去了。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敌人调整部署后，集中力量进攻我战斗力较弱之二十、二十一师，两师指战员奋勇反击，但因不长于正规作战，而十九师又增援不及，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接着，乌泥关制高点也被敌人夺去了。寻淮洲同志亲自带队夺取制高点，一个猛攻，制高点是夺回来了，可是，他却负了重伤，抢救下来，在转移途中牺牲。寻淮洲同志不幸牺牲，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此时，整个战斗我败局已定，于是决定撤出。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刘英、乐少华同志又先后负伤。我们把队伍撤下来，到黄昏时候向北转移。此时，敌军也打得精疲力竭，伤亡很大，无力对我们追击了。
谭家桥之战是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斗，初战失利，我军愈加陷入被动。
怀玉山失败
谭家桥战斗之后，敌人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队，一共约近二十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追赶我们。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我们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今仙源）、青阳、石埭（今广阳）、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虽然给予敌人以相当的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我军处境日趋险恶。从当时的形势看，采取正规军打运动战的办法，已越来越不利，要坚持长期斗争，关键是将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从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为了较顺利地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打一两个好仗，以扭转谭家桥战斗失利带来的严重被动局面。但是，当时领导上还没有向游击战转变的认识，又缺乏积极寻机打歼灭战的思想，因而未能摆脱被动局面。
鉴于实际的教训，一部分同志先前已提出过适当分兵问题，谭家桥战斗以后，又建议分兵活动，以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但是，军团领导对分兵顾虑很大，决定全军团继续南下，经（开）化婺（源）德（兴）苏区返回闽浙赣大苏区去。
化婺德苏区，是闽浙赣大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直径约十五公里，周围约五十公里。一月十二日晨，军团到达化婺德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属浙江开化县）。这时方志敏同志和我正随先头部队行动。所谓先头部队主要是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包括乐少华、刘英同志在内）、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等，共八百余人。我们经过杨林时没有停留，翻过一个山头，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并前进到靠近闽浙赣大苏区的港头，才停下来休息。刘畴西同志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之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在当地宿营，第二天（十三日）下午才继续前进。这时，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从星口连夜急进三十五公里，超越我主力部队赶到化婺德苏区东部边缘的王坂、徐家村，占领了堵截我军前进的阵地。我军团主力进到徐家村受阻，与敌发生激战，只好以一部兵力掩护，大部队折经南华山、王山村，进入化婺德苏区。掩护战斗一直持续到十四日下午。十五日，主力部队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十六日，方志敏同志和我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应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同志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当日夜晚全部通过敌陇首地段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下午六时，我们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同志派人来通知，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这时我建议，情况这样紧，决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方志敏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同志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我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
这时，敌人虽已加强了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当我先头部队通过时，山上碉堡里的敌人打枪，我们派出两个战斗班佯攻，吸引敌之火力，敌人没有敢从碉堡里出来。这样，我们就加快步伐，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均属德兴县）地区。到达之后，我们一面同省委、军区联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队。可是，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还没有来。我们到达闽浙赣苏区以后，随即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均未能联系上，心情十分焦急。开始隐隐听到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大约经过一个星期，闽浙赣省委告诉我们，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撤出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不久，方志敏、刘畴西同志即被捕了。
在这期间，有少数同志陆续从怀玉山突围到了闽浙赣苏区。从他们谈话中了解到我军被合围后坚持战斗和遭到失败的一些情况。
十六日晚，刘畴西同志因顾虑部队疲劳，坚持就地休息，军团主力没有过来。以后在通过封锁线时，因为敌人打枪拦阻，就折回去改换方向。这样接连改换了几次方向，延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敌军都赶上来了，我军遂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我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本已十分疲劳，陷入重围之后，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又遇到天气骤变，雨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以草根树皮充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顽强战斗，不断杀伤敌人。我十九、二十两师在怀玉山东南的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等地，二十一师在王龙山北部，同敌军反复血战。敌军向怀玉山围攻时，我军占据山顶制高点，坚决抗击敌人。在敌军不停顿的“搜剿”和围攻下，我军被分割，被冲散，但仍然坚持各自为战，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和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敌人极端野蛮残忍，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把能搜出来的粮食全部烧掉。因为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敌人就放火烧山，我军走不动的伤病员，有些就被烧死了。被围的部队只有少数同志跑回闽浙赣苏区。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同志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至一月二十七日，先后不幸被敌军搜捕。此后，方志敏等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历史的教训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在蒋介石反动派以数倍于我之兵力的疯狂追堵和围攻下，不幸失败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它给我们以极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记取。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有下列几点：
一、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要求过高了，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从瑞金出发，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一九七九年底，我曾向叶剑英同志请问：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剑英同志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那么，当时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请问时曾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朱德、叶剑英两位领导同志的谈话，向我们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这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至关重要。
为着全局的需要，当时派出一支部队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说，是可以的。然而，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据我后来看到的中央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
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主张趁着福建事变的时机，将中央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攻。可惜中央拒不采用此计。七个月以后，形势已经大变，这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不论从背景、从意图、从规模上看，和毛泽东同志原先提出的向北突进的主张，显然是根本不相同的。
从政治上看，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举起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是正确的，对于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闽浙赣皖地区尚无直接对日作战的形势，推动抗日运动的关键，是要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和转变，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所未能解决的。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仍然执行着“左”倾的一套，不利于争取团结社会各阶层，对于我们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损害很大。
二、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使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先遣队派出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接近尾声，革命形势逐渐转入暂时低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军更是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因此，抗日先遣队亟须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未能领导实行这一战略转变。中央虽然原则上向我们提出过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但在实际作战指导上仍然是要求搞大兵团作战。这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七军团阶段，军团的有些领导同志，尽管当时对军事战略转变问题也缺乏认识，但是，在经过一段行军作战实践以后，结合过去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体验，已经逐步感觉到，部队孤军深入白区，远离后方，面对优势敌军的堵追，必须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有所改变。例如：在北上进军途中，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一方面休整补充部队，安置伤病员，减少无后方作战带来的困难，尔后相机继续作跳跃式前进；在强大敌军“追剿”下，应适当分散兵力，形成几个目标，同敌人盘旋兜圈子，多打游击战，以吸引、迷惑和打击敌人；在适当时机，集中兵力，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歼敌一部，以改变不利态势，争取战场主动权；既要积极打击敌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拚消耗，等等。但是，由于军团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手中，同志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七军团整编为十九师后，摆脱了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在寻淮洲同志领导下出动浙皖赣边，那一段仗就打得比较活，形势出现了转机，这有力地说明了在敌人深远后方活动，必须相应地改变作战指导方针。当然，在红七军团阶段，我们也还没有预见到要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中央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任务，我们也不敢设想把一个大的军团改为游击队。
抗日先遣队后期的整编，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时既然估计到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会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形势将会日益严重，但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关于战史问题的谈话中评价这次合编时就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朱德同志的谈话，指明了“左”倾冒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要害。
三、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必然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危害极大。
当日，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本来，派出这样一个军团，深入敌人后方去独立执行任务，敌情那样复杂多变，环境那样困难险恶，中央和中革军委除了规定它的战略行动方向和基本任务外，理当给予较大的机动权。然而当时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却使抗日先遣队的一切行动都严格受其控制，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军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给军团制造了严重的困难。
说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起毛泽东同志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许多重要战役的指导，就是这样做的。打豫东战役时，中央来电中特别交代“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打济南战役时，主要是明确规定了“攻济打援”的方针和假设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使下面心中有数，力争好的情况，同时预计到并有办法对付可能出现的僵局。总之，主要是对作战方针和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及时明确的指导，至于其它具体作战部署和战场处置，就由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着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决定。这种英明的统帅方法和作风，同“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那一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过程中，在七军团阶段，上有“左”倾错误指导，军事指挥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军团内部又有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干部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其实，你越是机械地执行，就越是被动，越被动就越打不好仗，也就越挨批评。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
O年所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尖锐批评过这种对待上级指示的错误态度，更何况当时是在远离中央、深入白区的环境中进行孤军活动呢？至于红十军团组建以后，则主要由于战场指挥方面的失误，谭家桥等几个关键性的仗都没有打好，从而加速了先遣队失败的到来。当然，如果尔后不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这支部队的失败仍将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几个关键的仗打好了，赢得了时间，夺得哪怕是暂时的战场主动权，就有可能通过以后的作战实践，逐步认识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并付诸行动，而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这些又都说明了战役指挥员，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四、“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这是导致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七军团的领导核心，是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他们的无知与专横给七军团带来的灾难，我在前面已经略作叙述，教训确实太深刻了。
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新任军团长刘畴西是一位较老的军事指挥员，在南昌起义时就担任营长，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们讴歌它也好，批判它也好，最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向时也突出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严重危害的一个侧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血的教训，有力地证明：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并没有也绝不可能扼杀掉先烈们为之舍身奋斗的革命大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保存下来的力量，随即高举革命火把，又继续战斗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遵照中央的电示，我们随即以胜利突围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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