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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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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份,细菌战成了一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许多同家发生了由共产党策动的骚乱,接踵而至的怒潮,加上美国人在巨济岛所干的活生生的恐怖行径使得哈里森在板门店的工作几乎没法展开。“巨济岛呵!”俄国的《真理报》惊叹道,“你使我们认识到,‘文明的’美国佬甚至比残忍的希特勒分子更残酷、更无耻。达豪 ' 译者注:达豪是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1933年8月10日在慕尼黑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建立。由150来个支营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营至少关押过16万人,支营关押过9万人。至少有3。2万人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和非人的虐待,有更多的人被运往在波兰的灭绝营。马伊达内克是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卢布林东南部。1940年11月建立,最早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因冻馁全部死去。1942年秋,该营又成为犹太人灭绝营。起初几个月是将被害者在附近森林中集体枪杀,后改用专门为集体屠杀建造的毒气室。1943年11月,营内绝大多数的人被消灭,党卫军并力图消除集体屠杀的痕迹。估计死于该营的人数为20-150万。 ' 只是一个死亡营,马伊达内克只是一个死亡工厂,而整个巨济岛却成了一个死亡之岛。”
《真理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把美国将军称为“戴白手套的屠夫,嗜血成性者,他们借助于细菌、跳蚤、虱子和蜘蛛来进行战争,他们是从事了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的死亡贩子。”
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博士也口诛笔伐。7月份,他从中国回到伦敦以后,在英中友协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关于细菌战的事实是确凿的、无可辩驳的。”在沈阳,他看见了一些从滑冰场上搜集来的昆虫,这些昆虫被存放在试管里面,别人告诉他,这些都是被毒菌感染了的昆虫。在东柏林,世界和平理事会谴责美国人不仅在朝鲜倾泻了受毒菌感染的生物体,而且还在沿海捕鱼水域投放了毒药。
这些谴责更加剧了中国和北朝鲜竭力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的逼供。“进行细菌战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弗洛伊德·奥尼尔中尉承认,“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这些可怕武器的严重性,大家一起来制止这场细菌战,只有到那时,全人类才能享有和平。”
“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份声明的人都知道,”保罗·尼斯中尉写道,“是我的正义感、我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驱使我,希望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事实的真相,我向全世界提供这样一个事实,美军正在朝鲜使用一种不人道的武器。”
除了这少数人,美国飞行员都顶住了来自中国方面极为巨大的压力。
一连几个月,中国方面都阻止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细菌战的说法进行调查,他们认为这些组织怀有偏见。他们完全信赖国际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富有同情心的西方人土,包括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李约瑟这样的著名人物组成。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确实成了细菌武器的目标,”该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些武器一直来为美军所使用,美军应用了大量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武器。”这些结论是国际科学委员会得出的,但只是勉强得出,因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发现,“在各国人民发出的世界性的责难声中,这样一种野蛮的方法竟能一贯得到实施,”这难以置信。
又有3位美国飞行员的坦白书支持了共产党的断言,他们是在同一架B-26轰炸机上被击落的,这3个美国航空兵是:空军中尉、飞行员詹姆斯·E·格默,领航员、空军中尉戴维·E·彭尼和投弹手、空军中尉博比·哈米特。
4
尽管前线的战事相持不下,但是,为了夺取铁原附近的那片荒地,双方在一个绰号叫“老秃山”的高地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互有人员伤亡。从6月6日到7 月21日,克拉克的部队死伤351人,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估计为1093人。随后,暴雨连下6天,溪涧、河流水位猛涨,桥梁被冲垮,道路或被泥石流堵塞,或被冲毁。第2师企图再次获得“老秃山”的控制权,于7月底在前线发动了一次进攻,其特点是规模小,但战斗十分残酷。
在西线边远,临津江附近的一个称作“凯利”的高地发生了
一场艰苦的争夺战。7月30日,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在第15步兵团指挥部报到。他是一位新被任命的军官。他得到指示,他的第1营集结待命,准备在早晨发起进攻。就在启程前往朝鲜之前,约翰与他父亲道别,他父亲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我们没有谈及什么重大问题,但在交谈过程中,爸爸向我提出劝告:千万不要做俘虏。步兵作战时,活生生的人被迫击炮或火炮弹片击中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他耸耸肩,表示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作为一位新的总统候选人的儿子,我若被俘,不仅会遭受到特别残酷的对待,而且也会使共产党人借机对我敲诈勒索。”
“如果你被俘”,他说,“我估计我得退出总统竞选。”
约翰向他父亲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让他不要担心,“如果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中国军队或朝鲜军队的包围之中,我唯一希望便是信守诺言,而且我希望用我的45毫米手枪先干掉他们几个,然后同归于尽。”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营部的指挥官雷德·艾伦少校的护送下来到前沿阵地。强烈的探照灯光束穿过低空飘荡的云雾,把前沿阵地照得雪亮,艾森豪威尔回忆说, “勇士们头顶上白色的光柱穿过云层,反射到前线,看到他们奋战在悬崖峭壁边狭隘的泥路上,一种不安感油然而升。”他们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躺在地上的士兵,艾伦把他推醒,但这位士兵不肯向艾伦通报姓名,一怒之下,艾伦对他施行了拳脚,这也无济于事。他不理会从其他美军士兵脸上反映出来的愠怒和害怕,像老师对小学生似的转向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向你通报姓名,他就是个好士兵,若是他不愿意,那你留着他也无用处。”
艾森豪威尔一来到设在山顶的营部观察哨,就意识到已处在临近进攻的时刻,观察哨高出“凯利”高地,它居于阵地的高处,视野广阔,这使观察所看上去像一个搭在正面的检阅台,这时,3个连的士兵穿过布雷区的两条通路,黑暗的天空逐渐变得灰亮,艾森豪威尔注意到,在观察所的地下隐蔽部里,聚集在一起的不仅有营级指挥官,而且还有团、师和军指挥官,这使他大为惊异,“所有这些高级军官都出来进行观察,看一看一个加强连对一个孤立的前哨阵地发起攻击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年夏天,中国和北朝鲜加强了对联合国军战俘的审讯,这使许多战俘起了逃跑的念头。即使所有的逃亡都因逃亡者再次被俘而告流产,直升机飞行员杜安·索伦仍坚信他能如愿脱逃。英国战俘营附近有一附属建筑,他一到那里,就着手为这一冒险行动悄悄做准备,到7月下旬,他终于准备就绪。
他决定找一个同伴,并挑选了一位身强力壮的士兵、卡车司机约翰·肖。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反应敏捷,学了几句朝鲜话,而且体质也棒,肖坚持要把另一名士兵带走。索伦没有指南针,但他能够靠北斗星辨认方位,他们计划在一个暴风骤雨之夜逃跑,到那时,风雨声将有助于他们顺利出逃。
终于在一天夜里,暴风雨吼叫着袭来,索伦用一把磨得十分锋利的钢条,割断了横钉在囚室后窗户上的木条。
索伦在漆黑中带领他的同伙翻山越岭向某一山峰奔去,那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黎明时分,他们已逃到了山顶。雨止了,他们用了一天时间来到鸭绿江边,都已精疲力竭,零星阵雨时下时停,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决定在树林里打个盹再说。但是,第二天上午,一位朝鲜妇女发现了他们,于是,他们再次被俘,并被遣送回战俘营。
“你们犯了企图逃亡罪,已被捉拿归案,”战俘营的李政委说:“你们知道该如何处置?”
“你知道,一个战俘想逃跑,这算不上什么犯罪行为。”
“嗨,这就是犯罪,”李大声叫嚷着。在此以前,他一直以为索伦是一位恬静的囚徒,李接着又说:“中国可不是日内瓦协定的签约国。”
“你说你们的宽大政策比日内瓦协定还好,所以,你该知道战俘想逃跑不算犯罪。”
李气得大叫大嚷,突然,他抡起左手,一拳打向索伦。这大出索伦的意料,这一拳打得他摇摇晃晃,打掉了索伦的一颗大牙,戴在李手指上的戒指还划破了索伦的脸。即使已成这个样子,李还是叫嚷着:“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还认为你想逃跑是合法的?”
索伦退回到一处被看管起来,他轻蔑地吐出那颗被打落的牙齿。“很显然,你是不希望我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只是希望我对你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沉默。”
卫兵奉命看管索伦,桌上放着以前发给索伦使用的碗和勺,“这碗我是随身带走,还是怎么的?”
李愤愤地抓起饭碗,一言不发,然后一把将碗塞给索伦。黑暗中,索伦被带到一间朝鲜人用过的房子里,这房子现在就用作禁闭室,他被带进了一间暗室,板门砰然关上,一根沉重的圆木把门紧紧拴住,暗室对面的小窗户上开始钉上木板,索伦清清楚楚地听到上钉声。他在黑暗中摸索,他摸到了稻草,于是就铺了一张床,伸展四肢躺在草床上,就在他迷迷糊糊将要入睡的时候,有一只耗子咬住了索伦的手指,他一把捏住耗子,猛地扔向墙壁,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耗子挺尸在墙根。从门缝里塞进了纸张和铅笔,还有配给他的那份米饭,有一张纸上写着这样的话:“你必须认识你的错误。”他在大半天时间里冥想着事件的经过。开始时,逃跑的事搞得如此精彩,后来,突然间出了差错,他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帮了我那么多的忙,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地方。我想到,在被俘的那段时间,我懂得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以后显然还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几天以后,李政委的脑袋从门口伸了出来,他问索伦为什么一字不写。“我没有发现任何写检查的理由,我不需要给什么人写检查。”
“你必须承认你的错误。”
“我认错。”
“你把它写下来。”
第二天,李拿起索伦的检讨书念道:“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你必须把你的错误说清楚,”李说。
此事变成了一次游戏。索伦写道:“我出发了,但我没有地图,不知道是向哪儿走,我也没有指南针来辨别方向。”第二天,他承认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李敦促他写得多多益善。这时,索伦明白了敌人的用意,他用一种不自然的风格写了检查,给人造成一种在胁迫下写检查的印象,但他从不承认自己做过什么错事。李向索伦指出,写一句话,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你必须明确写上,保证不再逃跑。”
“如果你想写这样的保证,那就只好劳驾你了。”
李果然这么做了,此举显然表明他已惯于伪造索伦的笔迹。后来,索伦被处以6个月的禁闭。
5
雨季持续到2月底,这大大妨碍了前线的军事行动。即使这样,8月份在“邦克”高地的战斗中,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也极为惨重,以致不得不搞一次紧急空运以加强兵力。玛吉·希金斯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乘吉普车来到高地的前沿观察所,她看到一位海军陆战队的上校跪在弹坑累累的路边,“他怀抱着一位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这位伤员踩响了共产党埋下的盒雷(box mine)”,造成可怕的后果,地雷炸断了他膝盖以下的双腿,“凹凸不平的弹片飞进了他的脸部和头的其他部位,也飞进了手臂和躯体,他浑身鲜血淋漓,已很难发现他身上还有(如果有的话)哪一部位仍是完整无损的。”
她目睹看这位伤员死去。上校把一件军用雨披覆盖在死者身上,然后转身对她说,“你刚从美国来,”他的表情极为痛苦,“你能不能告诉我,美国人民期望我们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看到那边的山脊了吗?在那山脊的后面,中国人在地下挖掘了火炮掩体,而他们的炮弹正毁灭着这上面的生灵,我们用两颗战术原子弹就可以把他门收拾干净。”前天夜里,该师为了拿下“邦克”高地而损失了100多人,“有些政治家屈从于某些人的压力,决定不使用这种可以拯救士兵生命的武器。我们清楚,很多人将因此而做出不必要的牺牲,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命令士兵去拿下山头,你能理解我们的感受吗?在这里看过比尔以后,你就说不出究竟哪一种武器更可怕了,这些该死的盒雷,其杀伤力就如一颗原子弹一样,而伤者濒临死亡的痛苦时间却更长。”说完,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唰唰地流下,玛吉的眼也湿润了。
伤亡人数在继续上升,而在板门店,9月份的头3个星期几乎没什么动静,双方都拒不接受对方的建议。哈里森认为,共产党人准备要坐等下去了。他们希望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极度疲乏中做出让步。9月20日,互相之间的抨击达到了高潮。“你们硬要扣留战俘,这个无耻的计划已经落空”,南日驳斥道,“你们再也不能以此为幌子进行欺骗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得不在这几次会议上求助于谩骂,歪曲真相,这只能表明你方已变得多么绝望、多么声名狼藉——这多么天真可笑呵!”他滔滔不绝地演讲着。
杜鲁门给军方以有力的支持,自愿遣返联合国军战俘必须在停战协定中得到解决,而不是在某种危险的、望不到尽头的政治会议中去解决。在共产党人大闹板门店 4天以后,他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说:“除非我们澄清指责,否则,停战对我们毫无益处。”9月27日,他写了一封私信给克拉克将军打气,信中敦促联合国军的建议应“最坚决地、无条件地”得到实施。
第二天上午,即提出最初的一揽子计划5个月后,哈里森将军简要地重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了打破联合国军战俘问题上的僵局所提出的、结果却被共产党拒绝的先前的那些计划。他敦促共产党人“成熟、细致地考虑我们的建议,为此,我提议休会 10天,10月9日11点在此再会”。
但南日依然坚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送回国”,他说,仅此就可以使“朝鲜战争迅速结束”。
“联合国军司令部没有进一步的建议要提出”,哈里森回答道:“我们所提的建议依然悬而未决,联合国军代表团将不会仅仅为了听取荒谬的、虚假的宣传而来此地,因此,联合国军代表团正呼吁休会。我们并不是要终止停战谈判,只是暂时中止,我们将乐于在你们愿意接受我方的任何建议,或者在你们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你们自己的、可能会导致体面停战的建设性建议的任何时候会晤你们。”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竭尽了全力,“我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因为你们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决定休会。”
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对话终于明明白白地结束了,停战的前景还是那么渺茫。哈里森和他的代表们回到了自己的基地兵营,他们打点行装,准备启程前往东京。前线也处在对峙状态,每一方都变得更为强大,而克拉克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处境:他得使用多大的军事压力才能逼使敌人做出退让而又不会挑起大规模的战争?
第十一部 战争与和平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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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艾克能赢得这场战争吗?”
第40章 李承晚造反
第41章 和平时刻
后语
第39章 “艾克能赢得这场战争吗?”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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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3日-1953年4月1日)
1
10月3日,第8集团军从一名中国逃兵那儿得知,一场对铁原西北五英里的白马山的进攻已准备就绪。丢失此地将迫使第9军退至高地,因而使整个“铁三角”地区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进攻于10月6日开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并打开了一个水库的闸门。然后中国军队猛攻白马山,但被韩国第9师击退。尽管损失惨重,但中国军队仍坚持进攻,只是被大炮和飞机炮火所打垮。这场战斗到10月中旬才结束,约25000名共产党军队没能击退顽强的、训练有素的韩国军队,韩国军队损失3500多人。这次胜利显然是李奇微制订、由范佛里特继续实行的强化训练韩国军队计划的结果。
在板门店的会谈突然结束后,有迹象表明中国急于达成某种协议。10月12日在北京结束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期间,中国方面的语调明显缓和了,主要强调“和平共处”,会上的发言表明,比起朝鲜战争,中国更担心日本复活。
甚至在莫斯科,朝鲜战争的重要性似乎尚不及其它问题。斯大林在北京和平会议结束三天后召开的第19届党代会上的讲话暗示对国外的冒险行动持谨慎态度。
当哈里森率联合国军代表团步出板门店的帐篷时,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产党指责联合国军破坏谈判,这导致华盛顿给克拉克发了一份要他不要使用“无限期休会”一词的命令。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极力使双方回到谈判帐篷中去,但苏联人谴责美国单方面结束和谈,而后又再次指责联合国军在战俘营里的暴行。为了回击这一指责,国务卿艾奇逊在10月24日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提出了一个议案,呼吁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同意一个承认所有战俘有不受限制地被遣返的机会,并在遣返过程中避免使用武力的停战协定。”
然后他指出了苏联人反对联合国在朝鲜不强制遣返战俘的思想上的立场前后不一,因为苏联以前是支持战俘有权选择或拒绝遣返的。他在讲话结束时说,一俟共产党接受了非强制遣返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军就准备在板门店重开会谈。后来巴基斯坦外长对他说:“我并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大的势力。”
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写到:“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对我们有利得多。”他描述了他关于遣返的建议。“20多个国家的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派兵去朝鲜的政府。我认为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或许会对共产党的想法产生影响。”
然而这却令在东京的克拉克将军大失所望,他在10月16日致电五角大楼:“我认为有必要制定使用原子武器的计划,”应轰炸满洲和北朝鲜。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拒绝了他的建议,虽然总统本人曾威胁过要使用这种极限武器。
这时大部分美国人对朝鲜战争和拖了14个半月多之久的毫无结果的和谈已十分厌倦,许多人准备投艾森豪威尔的票,因为他答应如果当选总统,将亲自去朝鲜,以对那个国家的情况有一确切的了解。许多人认为他办事果敢,他可以结束这场大悲剧。
11月1日,艾森豪威尔夫妇在纽约市投了票,当晚出席了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一次聚会。艾森豪威尔的医生在10点半左右催他上了床。“我睡了一小会儿,午夜之前就醒了,因为有信儿了。选举结果,我们获得了55%的选民票和531张选举人票中的422张,以多出656万张选票的巨大优势获胜。”
11月18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拜会杜鲁门时,情况简介简明扼要。杜鲁门回忆说:“艾森豪威尔没有笑容,显得很紧张。”20分钟后,艾奇逊等人来了。“我想使艾森豪威尔及其助手们了解情况,这将有助于他们接手政府的行动,”杜鲁门说。联合国将于次日开始辩论艾奇逊提出的议案,杜鲁门建议艾克对此表示公开支持。艾克看了为当选总统准备的一份声明,但他对要说什么自有主张。然后他把杜鲁门草拟的一份联合声明过了一下目,提出对两处进行修改后,再向新闻界发表。会议在下午3点15分结束。
别人刚一走,杜鲁门便陷入了沉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直到这次在白宫的会晤,艾森豪威尔将军一直没有抓住摆在他面前的繁重的工作。会晤期间对他的态度我有些许不解。也许这次会晤使他明白了总统职位和总统职责的含义。可能他对这一长串问题和总统要面对的决策感到惧怕。如果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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