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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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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把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写成一份坦率的备忘录。他说：“我想所有这些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杜鲁门的推测是对艾森豪威尔的侮辱。作为北约的首脑，艾森豪威尔非常清楚摆在他面前的有关国家安全的重任，他也明白他的前任在朝鲜所犯的错误。
2
当李承晚听说艾森豪威尔要来朝鲜时，他宣布当选总统将在汉城受到热情接待——阅兵式、宴会、群众集会。克拉克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承晚要做的精心安排太过分了。“我还要让华盛顿完全明白，当李承晚得知出于安全考虑，当选总统将不能在公众集会上露面时，将对他是怎样大的一个打击。我知道会有反应的，李承晚的感情将受到伤害。”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新闻报导的范围。六个出类拔萃的记者将随艾克来朝，此外还有40－50名在现场的记者和其他从东京飞来的一架架飞机满载记者。
由于这次旅行有一定的危险性，克拉克不得不制订了保障艾森豪威尔生命安全的周密计划，同时还要帮助记者团把他这次十分重要的访问告诉全世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甚为关注。布雷德利写道：“如果事先泄露他的日程安排，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对艾克起降的机场进行空袭或派秘密小分队暗杀他。”
官方的迎接场面有意安排得很小。飞机于12月2日降落在朝鲜，范佛里特和克拉克迎接了艾森豪威尔，他的第一句话是：“约翰在哪儿？”
“约翰一大早就来，”克拉克说，并说他儿子的每一行动都受到了注意，如果让他提前来汉城，就有可能暴露整个计划。
翌日，在汉城的高级将领们向艾森豪威尔简要介绍了情况，然后带他参观了空军和地面战斗部队指挥部。4日又视察了一圈并听了情况简介。首先去的是英联邦旅，那天的高潮是父子俩同约翰营的战士们在外边共进午餐。12年以前，当父亲的指挥的也是第3步兵师第15团第1营。
在那日程繁忙的一天里，艾克亲眼目睹了业务纯熟的韩国首都师的示范表演。此间尽管天气寒冷刺骨，李承晚总统始终陪同着。
时间很快到了访问的最后一天，12月5日，直到傍晚克拉克才打电话给李承晚，问是否能立即见他。克拉克天黑后到达，他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于下午5点45 分准时到李承晚总统那儿与其道别。李承晚笑了，艾克的来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将向人民显示李是多么受到美国人的宠爱。
约定的时间到了，艾森豪威尔、他的儿子及一些官方人员出现了。李承晚与这位当选总统寒暄了几句，在艾森豪威尔准备启程时，李说：“我想让你见一见我的内阁成员。”门被打开了，里面站着一群身着自己最好的制服的朝鲜人，他们都急于见这位当选总统。
在第9集团军司令部，军事指挥官们向艾森豪威尔告别并目送他驱车前往机场。克拉克不知艾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当时前线有35万中国军队和14万北朝鲜军队，与他们对峙的是35万联合国军队。随着冬天即将来临，战事突然缓了下来。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在他们的坑道和地堡内过冬，不时派出巡逻队和小规模的奇袭部队，而范佛里特则想安心地坐等谈判的新发展。
但战俘营里，战争还在继续。11月30日共产党人声称，在过去的61天里，他们有542名战俘被杀或受伤。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一些战俘也在进行他们的战争：拒绝承认他们没有犯的罪行，勇敢地坚持他们的人权。他们不像共产党战俘，既不抗议也不使用任何武器袭击卫兵。
自从去年夏天以来，企图逃跑的大多数战俘都被单独监禁着，或挤在一间小屋里，服刑3个月至3年不等。与这些人呆在一起的是拒绝学习或对那些同情共产党生活方式的“进步战俘”制造麻烦而被判刑的战俘。
战俘中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度过了一个最惨淡的圣诞节，一位是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的参谋长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另一位是该联队的军械官罗伊·布莱少校。7月份，他们驾驶一架“山毛榉”飞机在一次非战斗性飞行中无意飞越了敌人的防线而被对方的战斗机击中。发动机被打坏，他们跳伞平安落地。
中国军队知道他们逮住了好东西，因为施瓦布尔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过65次夜间飞行任务并获得4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的老兵，他身着军服，随身带有军役证明卡、一张弗吉尼亚的驾驶执照、一张飞行保险票、他的全家福照片和一份飞行计划。几个月来他一直被单独关在一座朝鲜式尾檐下一间肮脏的披屋里。 44岁的施瓦布尔倍受折磨，被指控是一名战犯，给吃的给得很少，被剥夺了去像样的公厕的权利，也不给检查身体，饱受酷暑和寒冬之苦。除了一次“两周的反省期”外，他频频接受审讯，但从未受过刑。最后在12月底，这名联合国军高级战俘继迪安将军之后，在恐吓和威逼之下，不得不作了使共产党中意的坦白交待。
“在做出我最困难的决定以寻求唯一出路时，”施瓦布尔后来写道，“我最重要的想法是，与宁死不屈而牺牲生命或一辈子做中国共产党的俘虏相比，揭露这骇人听闻的毁谤宣传对我的国家来说更有价值，我对此毫不怀疑。”
他的同伴布莱也受到了紧张的审讯，但受到的对待更严厉，有时还被拷打。1953年1月初，他被关在一间没有取暖设备的泥棚里。“我只穿件单战俘服，无法暖和，几乎每天被罚立正，晚上不许躺下。不管怎样，我得在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否则会被冻僵的，因为当时的温度在华氏零度以下。我想这种对待持续了有六七天，我记不清了。由于被冻僵半截，多夜不能眠，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
一天半夜时分，他被带到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室，被告知他们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细菌战，并让他看了一份用英文写的限期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事实上，上面写明我知道细菌战这回事并参加了部分行动，我将被作为战犯送往中国，由一个刑事法庭审判，罪名是参加反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细菌战。它还进一步写明，如果全部招供，我将被当作一般战俘，并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被遣送回国。我又被带回了小屋，48小时内不给一口吃的，夜里还是不让合眼。”
最后通牒的期限将至，审讯队又回来了。布莱同意撒谎，用好几个小时重新写了口供，直到审讯官完全满意为止。“他们在决定具体让我说什么和怎么写时遇到很大困难，我没有机会反对，更没机会与他们争论。”
施瓦布尔写使共产党合意的供词用的时间更长，他们拍下了他看最后一份供词的照片。他的供词很机智地加进了战斗数据和听起来感到真实的技术术语。1953 年1月21日他在供词上签了字。这份口供加上布莱的供词，都可作为共产党的一大成功，因为联合国大会定于两天后重新开始，这两份重要的供词可在代表中传阅。
3
两周前，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曾收到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去金浦机场乘飞机回国，显然是叫他回去参加他父亲的就职典礼。这可是个不受欢迎的消息。“我刚获荣升。如果我走得太久的话，师里可能会另派人来的。”他以最快的方式给他父亲发了信，表示不同意回去。但没有回音，他很快启程回国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当选总统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迎接了他。
1月20日的就职典礼是在寒冷的天气和冷淡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杜鲁门严厉批评了艾克的朝鲜之行，称之为“一种煽动行为”。在那周的早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夫妇拒绝了与杜鲁门共进午餐的邀请，但那天早上他们去白宫接了杜鲁门夫妇。
两位男人进了艾克的高级轿车，二位夫人上了另一辆轿车。当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时，艾克问杜鲁门是谁命令约翰从前线回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总统回答说‘是我，’我真诚地感谢了他的关心。”这是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起的他们之间唯一的对话。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由世界的人民并不是历史上孤立无援的囚犯而不得不接受牺牲，因为那些把权力看得高于原则的人很快将两者都失掉。他在演说结束时说： “那么，我们寻求的和平，不止是让大炮停止轰鸣，减轻战争的痛苦，也不止是避免死亡。和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不止是精疲力竭的人们的歇脚站，它更是勇敢者的希望。”
在联邦火车站，杜鲁门夫妇发现有约5000名忠实崇拜者在等候他们。杜鲁门穿过人群，许多人想吻他或同他握手，不一会儿他的脸上就印满了口红印。杜鲁门和夫人终于挤到了火车跟前，他走进熟悉的后站台向人们招手致意。“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得到的最伟大的时刻，因为现在我是杜鲁门先生，一个普通的公民了，这是你们第一次送我衣锦还乡。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原则的人，这是最好的告别。和所有总统一样，他也有过错误，但即便是错了，他也仍然是密苏里独立城的哈里·S·杜鲁门。他被朝鲜战争搞得焦头烂额，部分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关的错误情报，部分是由于他坚决反对强制敌方战俘回国，还有部分原因是，世界上的所有大国还不明白，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可能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艾克能结束这场战争吗？”就职典礼后的游行热闹了很长时间，此后的仪式和舞会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累极了。他面临的任务还很多。“大约在凌晨1点，这长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已是美国总统的我上床睡觉了。”
4
在朝鲜，战争还在持续，没有大的行动，只有对双方都无益的小规模行动持续不断。在1952年的空袭中，空军和海军的飞机先后63次击错目标，范佛里特对此很不满，导致了对近期的空军轰炸技术和陆军地面战术进行测验的“鞭挞行动”。这次行动选择的目标是铁原附近的“马铃薯”高地，这是“T骨”高地以东、 “怪状前哨”以北不到一英里的敌人的一个据点。先是战斗轰炸机和雷达制导的轻型和中型轰炸机对“T骨”山地带的目标进行轰炸，随后用猛烈的野战炮火直接掩护第7师的袭击部队。
支援7师312团的57野战炮兵营，在总统就职典礼日向“T骨”高地倾泻了几千发直径105毫米的炮弹。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1月24日，空军对“T骨”高地投掷了136000磅炸弹和14箱凝固汽油弹，观战的有第5航空队、第1军和第7师的将军们、约12名记者。来者都发了一份6页、3种颜色的试验说明书和一份附有主要项目的“剧情说明”。这种小册子使某些记者回想起百老汇的演出节目单。
第二天，大规模战斗开始了，由8架F－94“雷”式喷气式飞机、每架携两枚重1000磅的炸弹拉开了进攻的序幕。它们横扫了“T骨”高地，投下了炸弹。与此同时，步兵和坦克集结待命。晌午之前，至少有3架飞机击中了敌人的目标，随后又有2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实施了攻击。
第一步行动结束后，第二步行动开始了，坦克隆隆前驶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攻击部队准备就绪，15辆支援坦克猛地冲了出去。按照计划，由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中的两架轰炸“马铃薯”高地，但第一架没炸中，第二架只向目标投掷了一枚凝固汽油弹。原来设想的由海军陆战队的8架“海盗”式飞机在空中表演最后一幕——在坦克和步兵前面施放一道烟雾——以失败而告终。有的飞机炸弹投早了，其它飞机则没有击中目标。
空袭结束后，炮兵、摩托化部队、高射炮兵和自动武器的火力向敌人的主要抵抗线发起了摧枯拉朽般的袭击。支援坦克一进入“马铃薯”高地防区就加入了炮击。现在该小约翰·阿博加斯特少尉指挥的2连2排登场了，他们将向此高地发起攻击。阿博加斯特的部队曾在相似的地形里进行过九次演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为确保成功，又增加了两个火焰喷射器小分队。
进攻的时间并没作具体规定，因为该排得等空中打击结束后才能发起攻击。将由2营营长发出进攻命令，但他的报话机坏了，阿博加斯特的部队出击晚了一刻钟。两个班开始登“马铃薯”高地的北尖，另两个班攻南尖。
阿博加斯特少尉发出一发绿色信号弹，这是让坦克把火力转向299高地的信号。2排往高地猛冲，当他们接近第一个土丘肘，上面的中国军队开始劈头盖脑地投下手榴弹。
阿博加斯特被击中，但还是爬了起来呼叫火焰喷射器。“我要爬上山顶！”他吼道，“谁跟我去？”而后他第二次被击中，伤着了右臂。一个士兵去帮他，但他说他只想休息。然而他已不能行动了，中士罗伯特·科菲接替他指挥。又甩下一阵手榴弹，科菲的两条腿受了伤。
1排开始往高地上冲，但他们很快遭到猛烈攻击，不得不找地方躲起来。“雷”式喷气式飞机试图支援，每半小时投下一批炸弹，但已经攻上高地的2排却中了埋伏。第3排向高地猛攻，但却拖着许多伤员被赶了回来。团长命令停止进攻。
这场大规模的表演在哭泣声中结束了。共投掷了224000磅炸弹，8箱凝固汽油弹，支援的火炮、坦克、重迫击炮和机枪、步枪还发射了150000发炮弹和子弹。中国军队损失不到65人，美军3个排共伤亡77人。“鞭挞行动”本可以无人知晓，但一位刚刚到达的记者写的一篇陆军和空军的高级将领攥着三色计划单观看一场表演的报道活灵活现地描述了这幕“剧情”。
敌人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此后不久，2月11日，范佛里特的职位被陆军中将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泰勒深知艾森豪威尔希望结束惨重伤亡的战争，尽快实现体面的和平。范佛里特的任期成为打一场有限战争的争论和受挫的话题。尽管如此，不管怎样，他使第8集团军做好了万一敌人或华盛颐决定发动一场全面攻势以赢得战争时打恶仗的准备。他很不光彩地离开了朝鲜，但相信他的部队是可以在1951年春天击败共产党军队的，他的反攻曾使中国人大吃一惊。他在自传中写道；“虽然我们可以乘胜前进，但华盛顿不想这么干，国务院已经让共产党人知道我们愿意在三八线解决问题。我们不但没有接到进攻行动的命令，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受到限制。即便在加强我们的防线问题上，我们也受到了在日本的远东司令部的限制，或许它执行的是华盛顿的指示。”至今仍不是没有机会，“只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给他机会，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马克斯韦尔 ·泰勒将军还是能做我可能会办到的那样，尽早抓住这个机会的。”
在远东没有任何达成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我已十分了解中国红军，我的判断是：如果重新召我回去同其作战的话，我会满怀信心地踏上归程的。”
“如果我们从亚洲的共产党那儿撤退，我们就彻底失败了。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5
整个2月份，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板门店的谈判帐篷里，都没有什么行动。而后在3月5日发生了一个戏剧性变化：约瑟夫·斯大林死了。《真理报》关于他的死亡的社论没有一篇提及朝鲜战争。一些专家感到，斯大林的接班人没有他那样的气概，对美国人反应的估计也不像他那么有信心，不会对美国施加太大的压力。斯大林的接班人乔治·马林科文还需要时间来建立他自己及其助手们的势力。在4天后北京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苏联大使只是简单地提到这场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已近3年的战争。
北京和平壤都向马林科夫表示祝贺，《真理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金日成的一段话，这段话暗示北朝鲜只希望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把朝鲜的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的人民在其无私的勇敢的战斗中并不是孤立的，”金日成坚持说，“强大的人民中国派出了志愿军来帮助我们，这种帮助是斯大林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人民的友谊的典范。”这种讽刺性语言显然很清楚地提醒北京和莫斯科，在严酷的1950年的冬天，斯大林给北朝鲜或中国的帮助很少，只是由于中国的挽救才有了今天。
3月15日，陷入僵局的朝鲜和平谈判有了进一步的重大突破的迹象。这一天，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上说：“目前在有关国家相互同意的基础上，没有有争议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
6天后，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人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这种姿态在非共产党世界的外交圈内产生了希望，这是一场真正的共产主义和平运动的开端。
3月26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完斯大林的葬礼后回到北京。两天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答复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要求时说，他们愿意执行日内瓦公约关于这方面的条款，再次建议恢复和平谈判。
克拉克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将通过板门店的联络官为交换伤病战俘进行安排，但不同意在共产党提出一揽子建设性意见或愿意接受联合国军的一项建议之前恢复全体会议。在华盛顿进行考虑的时候，周恩来发表了一项调和性声明，打开了迅速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通路，他建议“参加谈判的双方停战后，应立即遣返在彼此监禁下坚持回国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交与一中立国，以保证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这时停战之路似乎已经打通，但华盛顿的反应很谨慎。中国方面已经公开提出了执行其提出的遣返建议的详细计划，但周所说的“中立”如何理解，谁来决定不愿遣返的战俘的最后安置？
中国的提议在4月份愚人节那天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马林科夫宣布，“我经授权声明，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高尚行为。”他还说，苏联政府“也相信美国政府会正确理解这项建议的。”
马林科夫的话进一步证明，现在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决定共产党政策的是中国，停火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由于双方互不信任，相互拖延，彼此担心，相互之间理解有误，本可在两个月内解决的问题用了两年的时间。这项新的建议会不会也在一系列相互争吵中告吹并且造成不必要的更多的流血呢？
第40章 李承晚造反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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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月20日）
1
就在杜德事件之前，朱少校逃出了共产党人控制的66号战俘营，被送到釜山一个安全的战俘营。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5个月的时间里，他受到美国情报局官员的审讯，他讲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北朝鲜军队的情况，尤其是为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进行的部署。尔后中央情报局派了一名会讲俄语的文职人员来了解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为了表示感谢，这名文职人员送了朱5本学英语的书，这些书被一名认为北朝鲜战俘没有理由学英语的韩国宪兵没收。几天后，朱被投入一个关押反抗当局的战俘的监狱。
2
1953年3月初，海军陆战1师的28000名军队准备在西线迎击中国军队对其由凸凹不齐的山峰和深谷组成的33英里长的防线发动一次重大进攻。日益变暖的天气融化了大量的积雪，正在解冻的清津江使他们的供应路线变成了泥潭。中国军队如发动一场任何规模的进攻就会结束5个月的僵局。对美国国内的头面人物来说，“僵局”或许意味着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西线伤亡很多。
马丁·拉斯自入伍以来，用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参加步兵的战斗。他愿意打仗，最终成为海军陆战队1团1营艾布尔连第2火力小分队的一名自动步枪手。
3月的第二个星期，海军陆战队1团突然被从预备队中抽走开往“邦克”高地的前哨阵地。下士拉斯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这一带主防御线南部和北部的地形之不同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两边好像没有任何联系。这里的无人区是一大片平地，一眼可看到几英里之外。“邦克”高地看上去像城里的破烂房子，鬼才会住在里面。” 从拉斯呆的位置可以看见蜘蛛般的战壕。一大早，敌人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叫了：“欢迎海军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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