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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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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遗书中不难看出，虽然李渊只是个中学生，但他有思考和处事的成熟的一面。同样，在他的眼里，人生尽兴地玩乐是最大的难得、最大的幸运、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听起来十分幼稚却无比真诚的“你们尽情地玩乐”来祝福自己的父母。读到这里，我们都能感到中国的孩子们因为上学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严重！
实例之二：见《北京晚报》1999年1月26日报道（记者张鹏）
◆高三生杀死亲生母亲
本报讯：一个十九岁的中学高三生在没有深仇大恨和严重矛盾的情况下，竟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后碎尸抛入湖中。昨天下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朱字故意杀人案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昨天下午的庭审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被告人朱宇被带上庭后，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个脸上显露着稚气的男孩，然而当他用平静的口吻叙述所做的一切时，人们被深深震惊了。
今年十九岁的朱宇正在上中学，面临着高考，他的家庭物质生活优裕，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他寄予了厚望。然而去年3月，朱宇萌生了杀母的恶念。朱宇说他对母亲的不满是从1996年开始的，当时他父亲因肝病住院，后来终因病重去世，他认为父亲的病本来可以救治的，但母亲怕花钱多没用好药，所以父亲才死。父亲死后，母亲与一个男人来往密切：朱宇认为母亲就是为了这个男人而不去救父亲，平时因朱宇的母亲对他学习管得很严，母子俩经常争吵。去年3月25日，朱宇交女朋友被母亲反对，两人又爆发了一场争吵，朱宇在这一天起了杀心。
朱宇找到同学崔楠，把杀母亲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帮助一起干。由于两人是好朋友，崔楠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朱宇翻阅了一些案例资料和有关人体生理解剖方面的书籍，接着买了一瓶镇定剂和一盒感冒冲剂。3月28日中午，朱宇的母亲匆匆从外面赶回家中，不顾自己感冒，准备帮助儿子温习政治，准备考试。朱字佯装关心母亲，就去冲了一杯感冒冲剂，他把碾碎的镇定药放在冲剂里，母亲喝了药，不一会感到很困，就进屋睡了。朱宇在屋外耐心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母亲睡得完全没有知觉了，他和崔楠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猛勒母亲的脖子，又割开了她腕上的动脉，杀死了亲生母亲。
朱宇和崔楠将他母亲的尸体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抛入一公园湖中。然后朱宇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母亲失踪了。接着他找人打开了母亲放在家中的保险柜，拿出一张八万元的存单，兑换了现金，给自己买了BP机、手机等物，并且筹备着用这笔钱开一家咖啡厅，直到去年4月16日，他被公安机关怀疑并拘捕。
在庭审中，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何桂深律师担任朱宇的辩护人，他认为由于父亲过世，高考紧张，和家长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原因，朱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使思维意识逐渐偏离了现实，导致了他杀母的罪行朱宇的事同样引起了北京市广大市民的强烈反映，《北京晚报》在披露此事的那几天里电话不断，因为法庭审理此案时正值当年高考生紧张复习的最紧要关头。据值班编辑介绍，市民们的来电中，除了一部分人觉得朱宇这样连亲生母亲都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且杀害之后又采用恶毒的手段，必须严刑制裁外，很多人指出：朱宇杀母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亲太看重和逼迫儿子的高考学习。有位与朱宇同时正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像朱宇杀亲生父母的心他们同学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考上大学，简直把我们当作牲畜一样对待，我就被父亲用皮带抽过好几回。当父亲在空中挥动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断他的手，并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问他一声：我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应该对我这样狠毒；如果不是，那你这样打我，我就可以杀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账时我不怕，因为我是在自卫……”一位高三同学用亲身的感受谈了自己对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写到朱宇这件事时，朱宇这位只有十九岁的高中生，已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与审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他们朱宇杀母与他母亲对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朱宇自己“悔悟”时曾谈到，他母亲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要好。母亲在朱宇的父亲死后，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今后不可能跟儿子过一辈子。但作为对前夫的一个交待，儿子必须考上大学，也只有儿子考上大学，她才能既对得起死去的丈夫，也好重新安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因此她对朱宇上大学的事逼得特别紧，甚至有种非考上不可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邻居介绍，朱宇从小聪明，脑子反应快，学习也不错，但因为他在交女朋友后成绩有所下降，他母亲就大发雷霆，不是采取正确的引导，而是逼得更紧，不许他放学后随便乱跑，星期天也不能随便出家门。朱宇认为，母亲这样对待自己，如果一旦高考不能录取，他不就成了母亲生活中永远的绊脚石了吗？母亲不就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吗？与其母亲不要我活，还不如我先不让她活。就这样，在不懂法的前提下，朱宇便有了常人不可理喻的极端行为。
然而，“朱宇事件”并非个别例子。就在我即将对本书“封笔”时，2000年2月25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均以非同寻常的声势，特别报道了浙江金华第四中学十七岁高中生徐力因不堪忍受学习成绩徘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竟然打死了母亲。
报道说，徐力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吴凤仙是金华县食品公司职工。由于徐力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徐力从小到大基本靠母亲细心照料。徐力的母亲工资不高，便靠帮别人加工点毛衣赚些钱供儿子读书，让孩子过着“吃穿全包，一心读书”的生活。徐力也很努力，一直是个好学生，初中升高中时还考进了一个重点班，也就是学校为那些有希望在高考中跳过“龙门”的成绩好的学生准备的班级。但在强兵之林中的徐力，学习逐渐有些吃力，高一上半学期排名全班倒数第二。母亲为此对他严加要求，徐力也算争气，下半学期的成绩一跃升至第十名。母亲吴凤仙喜出望外，便要求儿子从此每次期中、期末考试都要排在全班前十名。然而也就从这时候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去年11月底，吴凤仙参加家长会时得知，徐力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排在班级第十八名。当天晚上回家，她便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徐力喜欢踢足球，吴凤仙就对儿子说：“以后你再踢足球，我就打断你的腿。”徐力感到母亲的压力无法承受，委屈的泪水直在眼里打转。
今年1月17日中午，徐力从学校回家，吃完午饭后，想看一会儿电视。在一旁的母亲板着脸说：“还有工夫看电视？期末考试快到了，你能保证前十名？”徐力说：“很难考的，我看不太可能考得上。”“考不上你还有心思看电视？”母亲就开始嚷嚷起来。儿子再也忍不住了，心头久压的怒火仿佛一下子奔涌而出，绝望中的他从门口拿起一把木柄榔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吴凤仙后脑勺上砸去，直到致死。打死母亲后，徐力感觉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当时他确实也很紧张，但又感到从此可以不受人高压了。为了怕人查出自己是凶手，徐力立即进行了移尸灭迹的一系列手段，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之后，他居然还照常去参加了期末考试。
然而徐力打死母亲的事件很快败露，并立即在当地和浙江全省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一经媒体报道，全国上下为之震惊。《人民日报》于2月12日发表了《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也于2月13日、2月14日分别发表了以《不能“逼子成龙”》和《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如此一个“学生杀母”事件，有这么多中央媒体连篇累犊地报道评述，足见这样的事已经惊动了我们的中央领导层，而且正如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所说，“近年来，因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出走、轻生；家长施加压力，教师体罚和殴打学生，甚至造成学生致残、致死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到了‘刻不容缓’需要制止、刹禁的堤旖”。
实例之三：笔者保存的《落泪是金》读者信札87号——
◆“集中营”里的那个空位
附言：在笔者的“大学三部曲”之一《落泪是金》发表后，收到过数以百计的各界来信，其间中学生占了相当一部分，他（她）们作为未来的大学生，看到我书中有关许多贫困生的坎坷读书经历后，奋笔给我写了很多信，表达了他们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命运的担忧，同时也向我倾吐了自己的很多“青春苦恼”，突出的是学习上的压力。在这些可怜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了与高考命运誓死决战的“特别一族”，这就是学生们自称“高四”、“高五”、“高六”的学生们。
高中三年制，何来“高四”、“高五”、“高六”生？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又复读再参加高考的学生是也。
原来如此。
高四生，是复读一年者；高五生，为复读二年者；高六生自然就是复读三年者了。在采访这个群体后，我才知道，中国的高考大军中，复读生是每年杀向“独木桥”上承担和付出最多的考生。他们那满肚子的苦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苦大仇深”得几天几夜也倒不完。
浙江金华某中学的一位“高五生”现在成了我的一位小朋友，经常与我通信。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就非常直截了当地倾吐了他对现在大学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他“非北大不考”的决心，让我看后十分佩服。这个学生虽说是落榜生，但其思想与文笔绝对不下于一位在校大学生的水平，他悄悄告诉我，去年他高考时已经过了录取线，由于他“非北大不考”，自愿放弃了上大学，走进了复读班。这事因为他不敢告诉盼儿上大学不惜卖猪卖牛的老父亲，所以我要遵守我与他达成的协议而不透露他的真名。他告诉了我好多有关他们复读班里的事，引起了我对这个群体的特别关注。
复读班是什么样？
复读班是所监狱。
监狱关的是犯人，
上复读班的人说宁可到监狱，
因为犯人在监狱比复读班更快活。
于是我给复读班起了个名，
说它是希特勒的集中营……
把复读班比作“集中营”的说法，几乎是“高四”、“高五”、“高六”生的共识。每一个复读班的学生中都有自己对复读班的一些幽默诙谐的描述，而这些“黑色幽默”背后，正是学生们欲恨无奈的辛酸与苦水。
有人以为复读班的学生都是高考落榜生，其实不然，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不是没有通过高考录取线，相反他们是些已经闯过“独木桥”且成绩突出的小状元，他们没有跨进大学门有三种情况：一是填志愿出现的问题，如在河北燕郊中学有个同学去年考分超过600分，但因为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某专业，他被挤了下来；他的第二志愿是东南大学，分数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可偏偏命运不佳，东南大学的第一志愿已经录取满额，因此这位高材生在轻松闯过“独木桥”后，却被意外挡住了路。当然，复读班里这样的学生是少数，他们是复读班里的“王子”，像神一样被老师们供着，因为再经过一年的练兵，来年他们很少不是出类拔萃的顶尖状元。关于他们的故事很少有苦可倒。复读班的多数同学说：这些占总数百分之一的“王子”不代表他们。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头年录取的专业不理想便放弃入学而复读者。第三种情况就像金华的那位“高五生”，他只认名牌大学，其它院校一概不为所动。然而绝大多数复读生则是从“独木桥”上掉下来的落榜生。
“复读班”的名称，就像犯人胸前别着的标牌，它耻辱地钉在我们的脸面上，你一抬头便会迎来无数歧视与刺心的目光，于是你只好低下头，直到有一天你冲过独木桥后，你也不敢但露曾经有过的这段经历……”这则“散文诗”是一个“高六生”写给我的一封长信的开头语。他说他是“集中营”里的“老囚犯”，因此对复读班的情况最有发言权。我也因此知道了许多关于复读生们的事。
大城市里的复读班已经取消了，这是“上头”的指示（国家教委有规定，尤其是省市重点中学不得设立高考落榜生的复读班，一方面是为了使每年的高考大军能够合理分流，如让一部分考生进入职高，一方面是促进学校现有教学质量的提高一一笔者注），但是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下面的中学，复读班之多、之盛行，既是当地家长、落榜生的急切需要，也是地方教委创收的一大渠道。每年百分之八十八左右从高考“独木桥”上被挤下来的学生，正是处在那些教育质量相对低的“穷山恶水”之地，然而立志“走出大山”、“跳出农门”的愿望最强烈的正是这些学生！路，只有一条——大学，便是这些孩子和全家人、全村人、全乡人甚至全县人的全部希望。
读，一年不行，两年；读，两年不行，三年……直到走过“独木桥”。复读班的琅琅读书声里，不仅有孩子的理想，家长的希望，村长的企盼，乡长、县长的寄托，更有老师校长的脸面与梦想。
一位现在在北京大学就读的甘肃学生说，他上高中时，那个县城里还没有一个能上北京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的人。当他的老师和校长发现他是位学习成绩突出的“奇才”时，那种兴奋，那种执着，非言语形容。就在老师和校长认为的“奇才”第一年高考差几分达到省高考分数线时，老师和校长依然欣喜不已：“再好好下一年功夫，明年你准成！”于是他们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他的本不想再让儿子上学的父母，恳求他们把儿子送回学校。于是他就进了复读班。进复读班后的一切都不再是属于他自己的了，老师和校长专题研究了关于他高考的特殊安排，抽出的顶尖老师都有一种光荣的使命感，因为他们中间不少人从来就没有踏进过大学门，把自己久远而崇高的梦想化作努力奋斗的决心，使这些人甘愿自我牺牲许多许多。这位学生的二十四小时都被特别安排，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就是上厕所、洗澡一类的事也要有人专管，以免他中间开小差而影响“正常”的教学安排——他成了“高级囚犯”。当这位学生在第二年一举考成全省第一名时，全校放假一天，欢呼“历史性的胜利”和“史无前例的成果”。校长和老师们都哭了，他们比这位进北大的学生还要高兴。
……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一个人顿时便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因为这里是一块圣地。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合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走向未来，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赴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这里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传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就是这样一段“北大招生简章”的开头语，这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能倒背如流，且吟诵时的那种激情与神圣，可撼天动地。
从此，这所中学便成了名校。他们的复读班也就成了出状元的“熔炉”。
中国的复读班不少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更多的则并非是制造状元的熔炉，倒是专门陶制泥瓷的“冷狱”。
说“冷狱”是因为进复读班时所看到的都是一张张冷面孔：家长把自己的儿女送进来时是副冰硬的冷面孔；校长在开学典礼（一般这种典礼会被取消）上扔下的也是一堆冷冰冰的话：从今天开始，你们只有加倍再加倍、努力再努力，除非明年不再见到你们，否则别给我笑出一声！老师的脸更冰冷，每天都有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学生就是笨！笨到家了！我教的学生就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笨，出奇的笨！学生们整天见到这些比欠他账还冷酷的老师，还能有什么欢笑可言？
不会有。学生自己心里清楚，当他们踏进复读班的时候，就已经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比别人矮一截的差生，是在高考中落榜的耻辱者，是可以被人讥笑为“没出息”的低能儿。你家里再有钱，你长得再帅再美丽动人，你性格再高做也没有用，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全部，仅保存了你作为来年参加高考并努力获得成功的躯壳而已！
你不可以言辛苦。早知辛苦你为何不在当初好好学习？你不可以言单调，早知今天别人已经在天堂般的大学校园里丰富多彩时，为何在不该多彩时你却盲目多彩了？你不可以言无止无休的考试考试，早知今天那么多考试为何对以前的考试不放在心上？
你什么都不可以言。这就是进复读班后的你。
在同一个学校里上课，在那些比你小的高三生面前，你不可以言。那些骄做的应届生听说你是“高四”、“高五”、“高六”甚至“高七”生时，瞧那小脸笑得都歪斜了！
受不了？那就回你自己的教室。
教室里也不会有人跟你说话。每一个人都想隐瞒自己的那份耻辱与惭愧，隐藏得越深，也许越能梢稍放松一下自己。
回到家你更不可以言了。如果是很富裕的家，财大气粗的老爸或老妈开口就把你所有的话噎回去：你有什么能耐？我大把大把的钱扔在海水里了？就是喂条乌龟也该卖出个好价钱了！你算什么？连只乌龟都不如！如果是很贫困的家，看到父亲母亲还有一大串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兄弟姐妹为了你上学在拉犁、卖血和啃野菜，你还能说什么？
默默地回校吧。把头低得再低些，直到把所有的卷子，所有的难题，所有的泪水，所有的伤痛处理好后，你再去表现你曾经想表现的疯狂与骄傲吧。
复读班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许多学生相互间几年下来仍很陌生，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我在河北省一个县中的复读班了解到，他们那个班的六十一名（通常复读班都是大班，人数极多）同学中，竟然有十儿名是外县甚至外省来的。同学之间都相互不十分清楚底细，连班主任对有的学生情况都了解甚少。“他们有的是自己私自出家门来求学的，边打工挣钱边进行学业，考好了回家再挽回那份屈辱，考不上家里人也不知道，因此也不丢脸。有的是某某县长、乡长或者什么处长的公子、千金，他们的家长怕在本地丢自己的脸面，就关照学校不要说出是他们的孩子，以防传出去败坏了他们的名声。总之，复读班里什么事都有，你想不到猜不到的事，在这里都有。”这个复读班的班主任对我说。
大家还是来听听给我写信的那个“高六生”讲述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吧——
我是复读班的“座底生”了，也就是老师嘲讽的那类“范进”式的人物，也许是考到孙辈一起进学堂的时候才能中举的蠢才。不过我知道自己并不太笨，只是心有些高得不够现实，才落得是个三年未挪动一个座位的复读班老生，那些应届小弟小妹们则称为前辈或“高六生”。凡来复读班上课的同学都有些怪，除了那些高分未被录取的高考不走运者和个别硬是被有钱有势的父母推进来补课的公子哥外，绝大多数人有共同的境遇：成绩平平，智力一般，于是这些人就像老师说的，不靠“死做题做死题做了死题做难题，难题做完做偏题，一直做到录取线”的笨办法和硬性强制的规定，是难以闯过龙门的。
同学们说复读班像“集中营”是有道理的。首先是这里的恐怖。我第一年进复读班时，一进教室就一眼看到了墙上那几幅巨大的标语：“决一死战在今年”、“进龙门者为王，怯龙门者为鼠”、“血洗屈辱”、“誓死一搏”等等，那一个个“死”与“血”字读后感到格外的心惊肉跳，浑身冷汗。再看看我坐的座位上、破旧不堪的桌椅上也都刻满了“前辈们”一行行用血泪铸成的斑斑痕迹。我的桌于正右方有一行用刀雕刻得特别深的字这样写道：500分生，499死。开始我不懂其意，便问旁边的一位老生，他告诉我，500分是前几年我们省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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