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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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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命三郎”、张冷僧是“霹雳火”，还有一名“神机军师”像是说许缄甫的。相持一两星期，政府邀请杭州耆绅如陆春江之类，到校挽留诸教师；教师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官话之后，大家就拿出聘书向桌上一放说：我们如再就职，人格何在，既上堂亦难为学生表率，正愁无处辞职，今官厅耆老均在，请即从此告别。大家就起身出屋。学生等知己无望，更连日向官厅请愿要求早日复课。又数日，忽然发出通告提前放寒假（其时距寒假尚有月馀）。于是省城各校教师连名呈请提学使以为不合章则。记得是一篇四六，故友张献之主稿的，末二句说“方期落笔，而成竹在胸，岂意图穷，而匕首忽见”。夏氏至此万不能留，乃辞职离校，官厅以高等学堂监督暂行兼代。是役告竣。同志者二十馀人合摄一影而无题名，我乃题之曰“木瓜之役”。
辛亥革命前后（3）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因抵制新任监督夏震武，宣布辞职，于离校后合影留念。1910年1月10日摄于杭州湖州会馆。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木瓜之役”，教员联合起来，成功地抵制了官厅任命的校长，虽然只是一个学校的事，影响也不过及于杭州学界，却是一场新对旧的斗争的胜利，知识分子对官厅斗争的胜利。即小见大，这也反映出了清末那时社会政治风气等等方面在变化。
1910年9月，鲁迅应绍兴府中学堂校长杜海生的聘请，去教生物学兼任监学。
回到故乡，鲁迅马上就遭到了“无辫之灾”。他的辫子，早在日本就已剪掉。现在可麻烦了。他在《病后杂谈之馀》一文中回忆说：
1909年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的时候。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不过这种“无辫之灾”终于要过去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接着各省纷纷响应，不久，浙江省会杭州也宣告光复。鲁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迎接绍兴光复的工作。
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即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正如鲁迅在《热风·“来了”》一文中所描写的，“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为了安定人心，鲁迅集合学生组成了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进行宣传。当时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通衢张贴“溥仪逃，奕劻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范爱农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进城来了，要看看光复的绍兴。武装演说的第二天，鲁迅和他的好友范爱农一道，满怀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上街去，“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他敏感地看出：这一次革命的“成功”很值得怀疑。后来他在《范爱农》一文中说：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这军政府也只不过存在了几天时间。11月10日晚上，王金发带兵从杭州来了。第二天宣布成立绍兴军政分府，他当都督。他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革命成功了，这些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他们的军政分府也并不见得比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好多少。鲁迅的《范爱农》一文中说：“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绍兴军政分府任命鲁迅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为监学。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辛亥革命前后（4）
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的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
这时，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一张报纸对军政分府作舆论监督，请了鲁迅、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这就是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越铎日报》。这天报纸上刊出了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宣示了报纸的宗旨：
王金发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
纡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免，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
报纸办起来之后，登了不少骂人的文章。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说：
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听了这话，鲁迅觉得很诧异：我领的钱是学校的校款，怎么说是诈取呢？后来才知道所谓诈取，并不是指这钱，而是王金发另外送给《越铎日报》的一笔钱。这就使鲁迅很感为难了。他知道不能再在绍兴待下去，于是辞去了校长的职务，把账目和一角又两枚铜元的馀款交给了军政分府派来的接收员，盘算着外出谋生。
这一年的冬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这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写一个冬烘先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张皇失措的情形，表现出了作者杰出的讽刺才能。这篇后来发表在1913年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
鲁迅辞职之后，得另外寻个职业。曾经有意到上海去当编辑。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鲁迅与书店》一节中说：
辛亥革命之后，他同范爱农合办师范学校几个月，与军政分府的王金发部下不大弄得来，就辞了职，想到上海去当编辑。他托了蔡谷卿介绍，向大书店去说，不久寄了一页德文来，叫翻译了拿来看。他在大家公用的没有门窗的大厅里踱了大半天，终于决定应考，因为考取了可以有一百多元的薪水。他抄好了译文，邮寄上海，适值蔡孑民的信来到，叫他到南京的教育部去，于是他立即动身，那考试的结果如何也不去管它，所以没有人记得这是及第还是落第了。
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招请，也许鲁迅就到上海当编辑去了吧。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蔡元培。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
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宿，每人仅月支三十元。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
不久，鲁迅来京了，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我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鲁迅借钞《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就在这时钞写的；或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馀恨。
辛亥革命前后（5）
鲁迅自己在《坟·杂忆》里也记下了一点旧地重游的情况：
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总算还在。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现在却面目全非了。
南京是他求学四年的地方。十年前离开的时候，只是矿路学堂的一名毕业生，现在重来，却是新国家新政府的一位官员了。旧地重游，抚今追昔，心情是颇为兴奋的。南京作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颇有一点除旧布新的气象。1925年3月31日他给许广平的信中回忆往事，说：
说起民元（按：民国元年，即1912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1912年初的三四个月里，国内政局不断发生变化：清室退位，孙中山按照事先的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到南京就职，在北京组织政府。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和许寿裳一同回绍兴去了一趟。5月初，又一同启程北上。5月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就住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这种会馆，原是各地为本籍进京应考的士子设的公寓，有些在京候补的官员也住在那里。现在鲁迅单身进京，就住在那里了。他住在县馆里叫藤花馆的房屋里。这里大约有一段时间没有住人了，上床还不到半小时就有三四十只臭虫出来咬他，只好搬到桌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请县馆的服务人员换了床板，才能入睡了。
5月10日，鲁迅开始到教育部上班。他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项。8月，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还要他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
鲁迅在教育部职务范围内所做的工作，在他的日记里有一点记载。例如，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曾去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曾去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曾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曾参与筹建图书馆的工作。
教育总长蔡元培很重视美育，甚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希望鲁迅在这一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也正是鲁迅愿意做的。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册（1913年2月）上，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美术的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包括设立美术馆、奏乐堂、保护古建筑和文物等等事项，许多都是社会教育司职能范围内的事情。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到夏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听众却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有来。
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分管博物馆、展览会等项事务。这次全国儿童艺术品展览会就是他主持筹备的。
在官场上，方针政策常常是依“长官意志”而转移。1912年7月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务，由次长范源濂接替。这时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在讨论教育方针的时候，竟决定删去“美育”这个项目。鲁迅在7月12日的日记中说：“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教育部是个很闲空的衙门，经常的事务不多。职员们上班，常常只是喝茶、吸烟、谈天、看报。鲁迅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话。他不愿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趁这机会做了好些事情。他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完成并刻印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这《会稽郡故书杂集》收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等八种有关会稽人物事迹、山川名胜的古籍的辑本，大都从唐宋类书及其他古书的引文和注文中辑出编成。他在这书的序言中说到，人们不知道珍重乡土的历史，“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他看了，很觉难过。他怀着对故乡的深情辑录这本书，“敍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除了辑校古籍之外，他还用了不少的力量去搜集和研究金石拓本、造像和墓志的拓本，古砖和古钱等等。他通过这些来认识古代人民的生活。
辛亥革命前后（6）
鲁迅到北京不久，就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世的好友横死，他很觉得悲哀。回想起他们一同喝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的情形，回想起他们共事的时候，“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的样子，回想起他带点凄然的神色赞成自己到南京去的时刻说的，“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想起这些，无法入睡了。在静夜里，他写了三首挽诗：
1915年8月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鲁迅被指定为会员。不久，更被任为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负责新旧小说的调查、审核和编译等项事务。在这帧会员合影中，鲁迅在最后一排左起第四人。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艼，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诗中“狐狸”“桃偶”一联，表示了鲁迅对局势的看法。在他看来，人们所厌恶的清王朝是覆亡了，可是现在当权的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事实也真是这样。1913年3月20日，他的刺客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又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担任的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的职务。孙中山和黄兴即起兵讨袁，号称“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败。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凯又囚禁了章太炎。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曾经几次去探望这位失去自由的老师。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从原址什刹海广化寺迁至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新址举行开馆式。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鲁迅。1915年，袁世凯决定称帝，他叫杨度等“六君子”组织的“筹安会”为之鼓吹，宣布明年改元为洪宪元年。为了消灭反对的势力，他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后来，鲁迅在《〈杀错了人〉异议》一文中这样描写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要远祸全身也就委实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叫军警执法处的那一伙特务相信你不关心政治，你对于他们的活动是无害的。鲁迅拿许多时间去抄录古碑，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抄碑的目的》这一节中回忆说：
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马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在同书里《俟堂与陈师曾》一节中，周作人还说：
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
辛亥革命前后（7）
袁世凯称帝失败，并于1916年6月死去。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军阀不断进行战争和政争。1917年7月1日，军阀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鲁迅不肯向复辟的皇帝陛下称臣，7月3日，他到教育部向同事道别，不干了。几天之后复辟乱平，他才回教育部上班。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
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当时陈独秀本人大约也未必想到，这个杂志在转移社会风气，影响历史进程方面，在中国报刊史上，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卷首刊出《社告》五条，第一条说：“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在第一号“通信”栏中给一个读者的覆信里，陈独秀这样说明杂志的方针：“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重要的是提高国人的觉悟，特别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这当然是对的。在袁世凯的治下，也不得不和现实政治拉开一点距离，不宜批评时政吧。不过话虽这么说，要做到一点不谈也不容易，就说这封读者来信吧，这位写信的人要求陈独秀作文批评筹安会所鼓吹的君主立宪优于共和的主张。陈的覆信说是“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可是事实上陈在覆信中还是对筹安会的论点作了有力的反驳。卷末的《国内大事记》在记事之中也可以看出倾向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的死，就像历史上那些独裁者的死总要带来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样，一时政治空气也有点松动。9月1日开始出版的《青年杂志》第二卷，宣布更名为《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的《国内大事记》对于时局的这一变化表示兴奋，希望国家从此长治久安。
袁世凯一死，一些亡命国外的人纷纷回国。秋天，蔡元培回来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办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当时的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带了一个听差到学校里来服侍。他们在逛窑子这一方面名气甚大，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有所谓“两院一堂”之称。蔡元培就是到这暮气沉沉的腐败的学校去当校长。经过他锐意整顿，很快北京大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许多新的教师。正好陈独秀因事来北京，蔡元培几次前往敦请，请他来校担任文科学长。先后聘来在文科任教的，有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黄侃（季刚）、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刘半农、王星拱等人。甚至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学校里，学术自由的风气也日渐浓厚起来，学生中也成立了很多社团，像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等。
胡适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其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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