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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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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是讨人嫌，但你们不该把他们打死，只要不死人你们一点事没有。
这些话原先怎么没人给我说？
他接着说你还好沙？
我说还好。
他问这里没人打你吧？
我说没有。
他说我今天来一是来看你一下，亲自给看守所打个招呼，要他们对你关照点。另外想让你写封信。
我有点诧异地说写信？给谁？
他说你们那些战友说你的脾气犟，肯定在里面被打得不成人形，两三百人到我们武昌分局闹，我们都没法办公了。特别是有个小家伙，是不是叫小宝还是别的什么名字，简直要和我拼命，他们一定要和你见面。你的案子又不是我们办的，我们没有权力安排你们见面。你写封信说明一下我们对你怎么样，打你没有，最好能劝劝他们不要到我们分局去闹了，你看怎么样？
他说的这个小宝我心里想肯定是小屈伟，除了他不会有人那样激烈。他的话让我想起三司革联信中的几句话：他们打了你没有？如果打了告诉我们，我们也一定让他也没有好下场！如果打了你，就在你给我们的条子中划一个O。我们班的三司革联只是几个平时很文静、性格还有点内向的女生组成的，她们竟也如此的激愤，可以想象两三百因自己的同学和战友被抓而愤怒不已的学生集中在武昌公安分局会是个什么场面。
我说可以就提笔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的战友：我想念你们。
和你们分开已五天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回到你们中间去，和你们一起战斗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场。我迫切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我在里面还好，公安联司的同志对我还不错，在他们的权限内对我的要求基本上都答应了，没有打过我，不要为难他们。
紧握你们的手！
李乾 1967。12。19”
这位公安联司的头头看着我把信写完。接过信后他很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并送我到牢房门口。
知道了外面的情况，心情好多了，这一夜睡得比前一夜安稳。
20号下午，门开了，看守陪着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军人走进来。他在牢房里转了一圈后说叫我怎么说你，手里有把枪就能去枪毙人？我当兵几十年了也不敢随便去把人打死。把东西清一下，准备转到警司去。
前面半截话听着心里面不舒服，你以为我们是随随便便做的决定？听到后半截话，我脑子里马上想到在警司的冯栋和俞国新，是要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一下子兴奋起来，肯定是在学校的交涉下事情有了转机。心想见了他们一定要好好说说这几天失去自由后的感受。
停了会，那老军人又说打流氓就打流氓，怎么把别人母亲和姐姐也伤了？
在意外中我张口便说不可能。
老军人盯着我说我会跟你说瞎话？要不要跟我去医院看看？
我不做声了，老军人的话一下子让我情绪下来很多。
吉普车一路驶过武汉三镇，原本再熟悉不过的市容街道包括路上的行人突然变得很陌生，车外的世界怎么一下离我这样遥远？一心想重新获得自由的心怎么突然感到阵阵凉意？是担心这是不可能的而不敢奢望还是一时的不适应？说不清楚。只是感到眼睛不够用，我贪婪地不放过眼前能看到的一切。在过了汉水桥后车没有往警司所在地方向走，而是在中山大道往右转了弯，我感到有点不对劲，这是到哪去呢？
车在老法院院子里停下来，这军人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现在军管了，这里也属于警司。我随他走上台阶，几个拐弯后来到一间放着床铺的大屋，看样子他们刚接管这里，还没有安置就绪。他在一个戴着《军管会》臂章的军人面前停下，耳语了几句后，老军人走了。
这戴臂章的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后说我在哪里见过你。
我心里想：见过我？对眼前这个人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
你到8199去过没有？他说的8199是一个部队的番号。
我说去过，去年春节。
他说这就对了，我在篮球场上见过你，你们几个小家伙在8199还真是无对手。
他好像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但我对他还是没有印象，并且此时我也没有这个兴致。
他接着说听说周总理来时你还参加了宴会，先挺不错的怎么会干这个傻事？你要相信军管会会正确处理你这事，不要像在武昌那样闹，把你转过来就是不让你们这些小将继续犯错误。
尽管我的心本来就不是很热，但听了这话心里还是有一种深深的失望，心想元旦前怕是没有希望了，哪里知道这只是十八年监禁的开始。
第八章 阴阳界
12月30号下午约四点钟，风门突然打开，一双眼睛朝里面一扫，在我身上停了下来，我觉得这双眼睛有点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军管会的负责人。门开了，他说了声出来。我跟他到了办公室。
“这段时间反省得怎么样？有认识吧？”他问我。
“我已写好几份材料，可能你也看了。我的问题快解决了吧。”听他这样问，我心里还一喜。
“你写的几份材料我都看了，你的想法和要求我们都清楚，事情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十六条》上都说了，杀人、放火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你是属于这一类问题。你和你们学校都一直要求要见一面，现在满足你们。你要准备一下，要遵守纪律，要做做你同学的工作……”
他后面的话我已听不见了，思绪已飞到了同学那里。整整半个月，终于能和同学见一面了，见了他们我该说些什么？我能说些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被囚禁的滋味不好受和自由的可贵，我要细说一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含义不仅仅是说后生可畏，更深的寓义应该是告诫，是提醒，因为牛犊随时可能葬身虎腹。毛主席说要告诉小将们，现在是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话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大有深意。
吉普车向警备区开去，很快就到了万松园路，车进了马路右边的一个大门，还未停稳，一个军人上前来说换了地方。车又退出来继续往前走，在快要到左边的一个大门时，前面有一大群人，我起先没有在意，吉普车按着喇叭穿过了人群。突然听见有人叫喊李乾！李乾！我扭头一看：一大群全是我校的同学老师：汪××，小屈伟，宁汉文老师……等，他们跟着车子跑起来，可恶的吉普车突然一加速，甩下了他们。
在人群中还十分意外地看见了袁子斌，没想到他也来了。在成立革委会之前，学校已经着手搞复课闹革命，并淡化群众组织界线，以班级为单位展开活动，袁子斌回到了学校并和班上的同学在一起，同学没有谁为难他，尽管当时大家有足够的理由让他尝尝一年前他让别人所受到的伤害是什么滋味。在教育革命中，他搞唯成份论伤害过不少同学，不少同学成了他口中的“狗崽子”，在班上他第一次面对朝夕相处的同学称其为“狗崽子”时，我感到他内心也有瞬间的挣扎。命运捉弄人，现在他父亲被打倒，自己也成了“狗崽子”，不过大家好像已经淡忘了这些事，没谁再去理论过去的是是非非，更没谁往他那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对他十分友善，没有发生在有些地方出过的报复。虽然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也可谓“往事如烟泯恩仇”了。
当然隔阂的消除不是一两天的事，这需要时间。在前段时间我对他一直是采取保持距离的态度：不与他交谈，在他不在时，我可以和同学天南地北地聊天，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转移话题，多数时候干脆离开，我觉得这样对他对我都要好些，让时间来医治一切。现在他来了，等一会在见面时，我们之间会说些什么呢？①
车到了一栋楼房前停下，我被带到一间不大的房子里面，一个军人说你只能见三个代表，时间只有三十分钟。
怎么只让三个人来呢？真是他妈的混账！怕什么？怕来人多了会把我抢跑了？对于你们来说是少了一点事，少了一点麻烦，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天大的憾事。我没有去想会是哪三个人来，谁来都是我期盼的，只是焦急地望着门口，希望他们早点到来。
在凝重、压抑的气氛里，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三人走了进来。
分隔十多天后再见到他们，我感慨万分，前几天还是形影不离的同学和战友，现在却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在里面称自己是活着的死人或者是死了的活人，我有太多的话要对他们说，甚至包括想诉说内心的伤感。这念头刚一冒出来，一种强烈的英雄意识突然从心里涌起，不能这样，砍头不过碗大个疤，何况现在离砍头还远得很，搞得那么伤感干什么？
起身正要迎上去，当兵的把我拦住了并警告说不能过去，你们不能坐在一起。不然；就停止接见。
我一怔，朝当兵的看了一眼，我眼神在问他：连手都不让我们握？又朝他们三个人看了看，他们也同样一愣，犹豫了一下后，没有继续往前走，在已安排好了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同学们都好吧？”当兵的意外规定搅乱了我准备好了的话，为平复心绪，我想笑着把这句话说出来，话是说出来了，但笑不出来。
“我们都好，学校一切都正常，你不用担心。你还好吧？”舒国良极力控制自己的语调。
“我还好。”
“全校师生都非常关心你，正在和有关方面交涉，这点你要放心。”司子林第一句话就说到了我最关心的事。
这方面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说不担心这是真的，我心里很关心也是真的。
“今天学校来了很多人，但警司只准三个人进来，我们三人是代表全校师生来看你的。”燕妮丹的话音里已带有哭声。她一开口，气氛不仅更加凝重，而且也有了某种伤感。
“车上我都看见了，谢谢大家。”
“现在已开始复课闹革命，但因你的事有些影响，可能还会影响下去。”舒国良在告诉我他们正在为这事奔忙，并且要坚持下去。
“我们到你家里去了好几次，你爸爸、妈妈、姐姐和姐夫也经常到学校来，我要他们放心，问题会很快解决的。你家里面我们会经常去的。”燕妮丹红着眼圈说。
“傅强的舅舅是造反派，工人战斗队的。他的态度非常好，说我们的行动能够理解，他在帮我们做傅强妈妈的工作。”司子林说。“你们的工作做得这么细，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们。”我说。
“你不要这样说，一想到你在里面关着，我们就坐不住，总要想方设法为你做点什么才心安一点。”燕妮丹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她的话深深地感动着我。
两个当兵的坐在旁边，就像两个大灯泡在旁边照着，让我们倍感压抑和拘束，路上准备好的一肚子的话此时不知跑到了哪里，大家说话开始字斟句酌，不时出现短暂的沉默。
我们彼此都用关切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希望从对方的眼神和表情里读出更多的东西来。我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会见怎么像阴阳两界的对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个话题，但都知道对方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们在努力把我拉回到他们那个世界去，但在潜意识里，大家都清楚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这分隔阴阳两界的高墙被打开了一个只能开启三十分钟的小窗，我们有了一个能彼此探视和安慰的机会，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这小窗很快就会关上，并且由于幻想这个小窗还会再次打开，因此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大家极力压抑和控制自己的情感。怎么会在短短的十五天里我的意识和感觉就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虽然心里一直不服，在诉说、在申辩、甚至在抗争，但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处境却是认同的，自己就应该在那个阴冷、潮湿、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督和控制、并随时可能受到惩罚的世界呆着。这是人的理智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屈服，还是人性的弱点在异常环境中的暴露？或者是自己在“人命关天”这古训面前的认错，认为自己就是应该受到这种惩罚？
“好了吧？时间到了。”当兵的似乎在跟我们商量，他这话还有点人情味，没有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来分开我们。
这最后的一刻到了，虽不是死别，却是实实在在的生离，我们就要回到各自的世界里。什么样的理智闸门在这时都不管用了，压抑得太久的那种难以言状的战友情和同窗谊一下子从心底里迸发出来，不管旁边有什么人，不管他们订了什么清规戒律，这些都顾不上了，我们四个人一下抱在了一起。燕妮丹首先哭出了声，舒国良，司子林也抽泣起来，我实在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头挨着头紧紧拥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我弄不清是谁的泪水流到了自己嘴里，苦苦的涩涩的泪水从嘴里又一直流到心里。
当兵的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们，不催也不劝。
“你在里面要保重，需要什么就写信出来”。燕妮丹一边哭一边对我说，在难过得几乎不能自持的情形下，她仍然那么细心。这是只有一个女人才会有的关切和担心。
“我们会时刻都关心着你的。”舒国良的眼泪不住的往外流。这个家中的老么，在全家的关心和呵护中长大，现在这关心二字从他口中出来，可以想象这十五天对他认识这世界在深度上的催化。
“保重，保重。”司子林说这话时泣不成声。
“屈慧君现在怎样？”鬼使神差的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话出口后心里我骂了自己一句混账，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问这样一句话？！在察觉自己鲁莽的同时我也此时才知道心中是非常希望这三个代表中能有她的，能有那个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我放在心里的那个穿着粉红色上衣、扎着两条小辫的女孩。半个月前在×学院的那尊哀怨无助的雕像一直还立在我心头。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承受得了吗？这是我最想知道的。在即将和同学分手的一刻，这潜意识里强烈的愿望不管不顾地自己冲了出来，这大概是我知道她的性格和这情感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她不可能主动来向我诉说什么而出现的冲动。
这是我心中的秘密，他们三人仅只是有一点感觉，他们不知道这个秘密在我心中已经珍藏了多久，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在我心中是多么强烈。如果他们知道那天晚上在×学院我和她在漫步中的长谈，或许这三个代表中会有她，至少他们会主动讲起她的情况。但这只是我们俩人间的秘密，怎么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呢？
“她还好。现在她每天都在班上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活动。”在有那么一点意外之后，司子林告诉我。
我不再说什么。这话一经出口，我就没有了再说点什么的冲动和欲望。燕妮丹又开始了哭泣，依依不舍的手无奈地松开了，他们三人流着眼泪离开了这临时的会见室，这扇窗户无情地关上了，我一个人留在了这冷寂孤独的世界里。
晚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下午接见的情景一幕一幕地重现在眼前，盼了多少天的和同学见面的愿望是实现了，可得到的不是满足而是失落和伤感。尤其是我最后那句话让我一再骂自己愚蠢，可这愚蠢似乎又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后悔自己的愚蠢，它让我在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我想要说的话，在最后一刻我最想说的不是展示自己胸襟和操守的豪言壮语，而是唯一没有表达出的对她的思念和担心。如果没有这愚蠢就一定就会有遗憾，如果愚蠢和遗憾必须二选一的话，我只可能选择愚蠢，愚蠢很快就会过去，而遗憾却可能会伴随终生。
这像不像个造反派头头？像不像个革命小将？他们三个人会怎么看怎么想？自己是不是太有点儿女情长了？我在反省自己，想起何儒非曾经对我的批评，看来这批评还是有道理的，不能再这样了，到此为止，我对自己说。
过了三天，1968年的元月2号下午，看守送进来一抱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我一看纸条上写着：李乾，给你送来一些学习和生活用品，肥皂是从你家里拿来的，写个回条出来，紧握你的手。同志和战友，燕妮丹。
学习资料中有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其中有整党建党的内容。我一下兴奋起来：我要提出入党申请。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我想好框架和主要内容后，就开晚饭了。
晚饭后，不知为什么老是想到燕妮丹的那张小条，她为什么要特地提到那块肥皂呢？是不是有特殊的含义在里面？我拿起肥皂反复琢磨。那是两块连在一起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洗衣皂，我突发灵感：掰开看看是不是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一掰开果然有一个卷得很小的纸团，我急不可耐地打开，再熟悉不过的娟秀中显着骨力的字迹出现在眼前：
“李乾：你好。
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站在高高的狱墙外面举起酒杯向你祝福，祝愿在新的一年里，你更勇敢、更成熟、更坚强。喝下这杯苦涩的酒吧，愿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你百炼成钢。
眼前的这点挫折和磨难只会让你更深刻地去思考社会和人生，我们永远和你战斗在一起。
12月26号毛主席74岁寿辰那天晚上，我和你们班女生开了一个庆祝会，我们还买了酒，屈慧君也参加了。她单纯善良，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喜欢她，只是她还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我知道你很关心她，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
你的同志和战友燕妮丹 1968。1。1”
真是善解人意，我一眼扫过后大为感动。感动之余，理智告诉我：这一页翻过去了。
注释：
①：我和袁子斌的这次见面并没有发生，而是推到了26年之后，1993年我去北京，拨通了他单位的电话：
“你是××吗？”
“你是谁？”电话那头的语气非常惊奇。在北京已经没有人喊他少年时代的名字了。
“我是李乾。”
“李乾？哦，想起来了，中学的同学。你现在哪里？”
“在北京。”
“你现在好吧？”
“还可以吧。”
“到我家来玩，我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你，你记一下。”
当时他还住在爸妈的房子里，我们在宽大的客厅里聊了一个来小时，虽然挤在一张床上谈心的感觉早就远去，但同学的友谊还是经历了岁月的考验，他的热情还是一如少年时，不过彼此的距离已远不是儿时可比了。
第九章 第一次过堂
元月13号上午刚开完饭，号子门开了，看守叫了一声李乾。我以为又是同学送东西来了，连忙走过去。门口没有任何物品却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短发，穿着一件没领章的军袄，很冷漠地看着我。看守把门关上后，她简短的说了两个字：提审。然后转身往预审室方向走去。我边走边想，材料都写了七、八份，该说的话早就说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呢？是不是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带着一种期盼，随她进了预审室，不料她让我坐下后，首先就劈头盖脸地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姓沈，是受警司的委托来审理你的案子，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提的问题。你现在不是造反派的头头，是罪犯。听清没有？”
有点意外，我没理她。
“姓名？”
“李乾。”
“出生时间？”
“1949年12月7号。”
“住址？”
……
“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知道。”
“你知道什么？”
“犯了错误。”
“我告诉你，不是犯错误，是犯罪。”
我不做声。
“说具体点。”
“打死两个流氓。”
“你根据什么说他们是流氓？我告诉你，据警司、公安机关与你们学校革委会调查的结果，孔威、傅强完全是好学生。”
“我不相信你的话，他们完全是好学生？我们学校办公楼是不是他们烧的？那么多同学、革命干部致伤致残是不是他们干的？”
“你不要在我面前嚣张，你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你们就是国民党、土匪、法西斯。国家和政府不会饶你，人民群众不会饶你，法律更不会饶你。”
应该说她的话是有冲击力的，刚满十八岁的我没想到头上会扣上如此吓人的帽子，但她的算盘打错了。想把她的审讯对象一下子镇住，从精神上打垮，然后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这可能吗？她太不了解她眼前的这个人。我不敢说我能轻松做到像陈然烈士那样“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但沉着地面对一切突然降临的灾难对我绝不是一件难事，甚至可以说这是我的一种习惯和本能。面对她的狂轰滥炸时，在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7。20事件”中的一幕：
“7。20”那天，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动用了他们一切可能的武器和装备显示他们的力量，他们开着改装的装甲车和其它车辆在武汉三镇四处游弋，高呼“揪出王力、谢富治！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随时准备下车殴打那些对他们表示不满的人。街头巷尾盛传兵变了。学校已不能呆，晚上我就到了武汉体育学院。在那里住了两天。7月24号一清早天还没亮，几十辆车的百万雄师就把体院封死了，力量对比太悬殊，指挥部发出了分散撤离的命令。体院后面是湖，只能从大门走。在还有几十米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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