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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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行使毛主席给我们的神圣权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这是一批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都想有新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边说边议：

“成立组织总得有个名字，先把名字定下来。”

“当年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和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的组织要以巴黎公社为蓝本，不要叫什么战斗队，就叫公社。”

“毛主席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这个公社叫造反公社。”

“现在是十月份，这个公社是十月份诞生的，就叫十月造反公社。”

“十月是红色的，共和国就是在十月诞生的，前面要加个红字，叫红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字好，有气势。”

“我们这个组织是红卫兵组织，这点也应该表示出来。”

“我们要和“三字兵”区别开来，红卫兵前面要加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全称就是《红旗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称大家一致通过，这些“一小撮”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再不是一盘散沙了。有人接着说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呢？

各种意见又出来了：

“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我不同意。十六条都说了要保护少数。多数人错了怎么办？”

“这话是不错，但总不能一个集体按少数人的意见办吧？”

“如果少数只能服从多数，那我们这个公社连出生的可能性都没有，少数人的意见要在公社的决议里完整地表现出来。”

“一个组织总不能没有一个集体的态度和意志，把两种或几种意见都拿出去那还有什么战斗力？”

何儒非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

有人提出疑问；“协商的结果能够一致当然没话说，如果不能一致怎么办？”

“协商一致这个原则好。坚持这个原则至少可以避免以势压人，可以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我们这个组织一定要坚持民主的原则，我们都是尝过以势压人的苦头的，不能让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重演。”何儒非接着说。

“那还是没有回答无法一致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也在认真思考。

“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时候，可以这样，公社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不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且还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去行事。”

“那这样我们就不是一个战斗的整体，随时都有分裂的可能。”有人插话。

“我的话没有说完，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要以大局为重，相互尊重，对事不对人，要勇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只要是出于公心，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何儒非沿着他的思路继续往下说。

会场上没有人再提出新的疑问。

“今天可以只形成一个初步的意见：不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不允许多数压制少数，强调协商一致的原则，实行一段时间后再修改完善。”何儒非也给他的意见留有了余地。

“我看可以，同意。”不少人说。

“那下级服从上级呢？”

“提议不设负责人，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的事。大家轮流在办公室值班，处理公社的日常工作。”这是高一的一个同学的建议。

“这样行不行？”

“你做都没有做怎么知道不行？”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分成头头和普通成员后；时间一长头头会染上官僚习气，会脱离群众，普通成员会产生依赖性，革命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会消退乃至消失。实行轮流值班，不设固定的头头，一不会产生特殊化，二能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一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道理，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原则，赞成。”

“那是不是我们表决一下，同意的举手。”

几乎全部都举起了手。

出乎预料的是轮流值班制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还是用直接表决的方式选出了公社的勤务组。在实行轮流值班制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权威、稳定、高水平的领导核心。不过轮流值班制仍不失为一种很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民主的追求和向往，使说服决不搞压制成了红十月的一个传统。可以争论但决不争吵，任何人自觉不自觉的想以势压人都没有市场。

《红十月造反公社》诞生后不久，就干了两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事。

第一件事是在成立不久后的十一月中旬，我带队的《红十月》北上小组在北京策划了一张震动京城的大字报《江城质疑——王××你究竟要干什么？》。大字报首次披露了王××1962年跟随毛主席回韶山后写的那首“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的诗。当时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对王××的仕途可能是致命的。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这张大字报，谁能肯定十年后被抓的不是“五人帮”而只是“四人帮”呢？。

第二件事是在“工人总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3。17”大逮捕后的一天，我们突然看见何儒非挥动着《红十月造反公社》的旗帜，一个人在大操场里游行。在春寒料峭的早春，尽管四月初的江城这时还是北风瑟瑟，《红十月》的大旗让大家快冷下去的心一下子热起来，被压抑得太久的激情一下子被何儒非的举动点燃了，没人号召，一个、两个、三个……大家纷纷跑出来加入进去，很快变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我们走出校门，游到22中，游到33中，游到华师一附中，游到水院，游到钢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唤起的都是久违的激情和歌声，口号由“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学习”、“向红十月的革命小将致敬”的喊声渐渐演变为“坚决为‘工总’翻案”、“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誓死保卫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沿途不断有新的队伍、新的旗帜加入进来，甚至本来站在路边观看的群众都情不自禁地走了进来，彼此握握手，就高呼口号共同前行。最后竟成了一支近万人的大军。数不清的红旗迎风招展，望不到边的洪流滚滚向前，长龙见首不见尾。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红十月发出了江城的第一声激情的呐喊，并得到了三镇震天的响应。在春寒料峭的江城，这支队伍告诉人们：石在，火种就不会灭。

在事隔三十八年后来看，在这支大军中的人们未必十分清楚他们究竟在干什么？究竟要干什么？什么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这点至少是不清晰和不明确的。其实他们仅仅只是想有一个稍许宽松一点的环境，只是希望能在学习和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不要动不动就被人戴上大帽子、打成“反革命”而已。这种潜意识里的需要和毛泽东的号召一拍即合。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文化革命才真正成为席卷全国的狂飙，人们才会有第二次解放的强烈感受，才能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大中城市出现过的老百姓冒着风险，自发的捐钱捐物的感人场面，也才会有人真的感到用了十几年的金科玉律不灵了。而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当权者将文革变成了一个让老红卫兵无法无天、横冲直撞的平台，普通的老百姓都担心或者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

红十月的人好像都有一种英雄情结。

何儒非在动不动就要你死我活的年代能够提出“协商一致”的原则、在万马齐喑时高举大旗迎风一挥发出压抑已久的呐喊是英雄情结；宣传队的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少男少女拿起长矛慷慨赴死是英雄情结；燕妮丹面对癌症泰然处之是英雄情结。他们这样做时根本没有想过“英雄”二字，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不论前面是什么在等待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与英雄情结相伴的往往是难以预料的承受之重。

有英雄情结的人都是在危难之中显身手，印证了一个诗人说的话：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往往低调，很少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们义无反顾，往往付出的代价极大，最后的结局能够称为悲壮就属于善终了。

“12。5事件”应该说是红十月这个集体潜意识中的英雄情结的一个集中表现。为了这个英雄情结，红十月人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富有朝气和追求的红十月，高墙能把我的人和你隔开，但不能把我的心和你分开。这一年多的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这一次我也同样能走过。

没有英雄情结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很早就这样想了，但认识到只有英雄情结却缺少理性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并且可能更危险，却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一段太漫长太艰难的跋涉。




　　　　　　　　　　　　　　　　　　　　　　　　　　　　　第七章　“紧握你们的手”


第三天的牢狱生活在焦急地等待中开始。

昨天那样闹了一下后，看守对我所在的监号的警惕性明显提高，放风时要先把风门打开看看确认无异常后才开门。

期盼中的时间真难熬，每一次看守的脚步声走近我都会怀着极大的兴奋认为是跟自己有关，但每次都是以失望告终。同监号的老囚犯说不可能这么快的，但我不相信。他们告诉我这看守所的一楼是关押拘留的囚犯，短则几天长则两三个月，如果转成了逮捕就转到楼上来。一般新犯人都是关在楼下，但也有直接关上来的，那就是看守认为事情严重肯定会判刑的人。不过也有例外，有特殊关系的人虽然关的时间明知不会长也会送上来，一是因为楼上比较干净又不潮湿，二是因为楼上的人关的时间比较长，出现牢头狱霸的情况很少，不像楼下折磨欺负新犯人的事时有发生。我把自己放在后一种，尽管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说是不许交谈案情，但关在里面的十几个人没有谁不清楚其它人的情况。我很快知道了这间牢房里有七个是“花”案子，两个是经济案子，两个反革命案子，两个是普通刑事案子。一个和我一样年龄的小个子是奸幼，我当时不懂男女之间的事，但也能感到这家伙在里面被人瞧不起，最没有地位。

这一天在我焦急地等待中结束。

18号（第四天）的放风时间到了，和昨天不一样的是钥匙的响声直接到了本监号的门口停下，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风门被打开，有人盯着里面看了一下。老囚犯的眼尖，低声说是所长。他把门打开朝我一指说你出来。

我心里一阵暗喜：好，有眉目了。

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里让我坐下后说把你们打死两个人事情的经过详细写出来。哪些人参加，怎么样决定的，哪些人开的枪，都要写清楚。说完后他给我一本材料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关上门走了。

我有点失望。

几天后才悟出这次写材料只是看守所为稳住我，让我不能闹事的措施，并非警司的安排。拿着笔和纸，几天前发生的那一幕很清楚的出现在眼前，我却迟迟下不了笔。

好像出于一种本能，知道这第一份材料的份量。在第一份材料写出来后，以后再写必须要和这一次写的一致，否则就会被认为不真实不客观，而不真实客观的叙述对一个革命造反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种事如果在我身上发生，就是给革命造反派脸上抹黑，就是给红十月抹黑，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写材料必须要有一个原则，很快这原则在我心中明确了：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和强调这件事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响应党中央号召打击流氓恶势力的革命行动。二、对自己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诿和隐瞒。只要有可能，能一人担的责任就一人担，牵扯的人越少越好。在明确了这两点后，写材料就变得简单了。自己的事尽可能写详细点，别人的能不写的就不写，避不开的就一笔带过。

在长达九年的预审过程中，公安联司，工宣队，军管会以及后来的法院审判人员多次训斥我把责任大包大揽，说我的交待材料把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你又不是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开导我说你这样为别人承担责任，别人在背后怎么整你你知道吗？不论他们怎么说，我始终无怨无悔，不为所动，始终认为自己写的材料是真实、客观、负责任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校周××老师随工宣队提审我一次后，回校对不少老师说李乾一个人把责任都扛了。其实我只不过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推委自己的责任而已。

写完后我在里面等待他们来收。时间已是下午二点多钟，门开了，一个看守进来，我把材料递给他，他没接材料，说等下所长来拿，同时递给我一份报纸。我想这看守还不错，怕我时间不好过还拿报纸给我看。有两天没看报了，我需要了解外面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没再多想，一心看我的报纸。

过了不多会，这看守又拿来一摞报纸和资料，还有毛主席的照片和著作的单行本。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边接过来一边还在纳闷，等我翻开一本《为人民服务》的单行本时，我一下看见用钢笔写的几个字，定神一看：“让思想冲破牢笼，舒国良。”我心里一阵发热，控制不住眼睛开始潮润了。两天两夜的囚禁后第一次有了战友的信息，看到了战友那熟悉的字迹，那亲切的脸庞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禁不住喊出：舒国良，我想念你们哪！继续往后翻，又看到了更多：


“送给李乾
‘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耿卫　　67。12”

“抬头望着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女生寝室全体赠　　一九六七。十二。十八”

“赠李乾友：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前进！！前进！！！
战友岳中杰”

“我们正在呐喊。赠战友李乾。
战友朱海涛。1967。12。18”

……


我赶紧找出送来的第一份报纸，从中缝里找到了一行小字：“我们正在战斗。虎山行。”《虎山行》是初二的一个战斗小组。看来我被抓后，学校在四处找我。刚才初二的战友在这里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后马上告诉了学校，不少同学都闻讯赶到这里来了。肯定还会送东西来的，我要传话出去。赶紧在一本书上写了“战友们，我想念你们，紧握你们的手。”果然不一会门又被打开了，看守又送来几本书，收下后我对他说：这本书我这里已经有了，麻烦你顺便带出去。他没说什么，接下后转身就走了。

所长来了，他接过材料翻了翻，放在了桌子上。我期待他能说点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

“你的案子不归我们分局管，你们在这儿闹没一点用。”所长用这话开了头。

你们？什么意思？我只一个人怎么称“们”？肯定是我的战友、我的同学在外面为我“闹”。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学校已成立了《营救李乾指挥部》，并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营救李乾成了学校的主要活动内容，甚至劫狱都进入了话题。我尽量掩饰心里的兴奋，对所长说的话没作任何反应。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你对看守所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接着问。

“我不和那些人在一起，我要单独一间房。”我回答说。此时我认为自己是革命小将，不屑与那些罪犯为伍。同学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用不着再要求和警司通电话了。

“你要单独一间？”所长显得有点诧异。他见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后说，“好吧。”

后来我才明白所长诧异的原因：把一个人单独关押通常用于对囚徒的惩罚。长时间的孤独对人的摧残和折磨是正常人难以忍受的，不仅会造成人的失语、迟钝等诸多问题，甚至会使人精神彻底崩溃。著名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描述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犹太人被纳粹关进一个大饭店的单间里，长期的单独囚禁使他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弄到了一本象棋谱，这象棋谱成了他与完完全全的虚无状态搏斗的唯一武器，最后他幸免于难并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象棋怪才的故事。书中对人在极度的孤独状态下内心痛苦挣扎的描述震撼人心。他称单独囚禁为“最恶毒的酷刑”。现在我对自己上了这“酷刑”。

我搬到了隔壁的空号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战友写给我的那些鼓舞人心的简短话语，想象着外面的情况，很晚才入睡。

这天的狱中日记：“18号上午提讯，写了一份材料，内容是行动经过、由来和我的要求、看法。中午，同学知道了我的着落，给我送来了语录，毛选，我高兴极了。下午经过我的要求和坚持，给了我纸和笔，给了我单独一间号子—6号。”

19号（第六天），更多的同学送来了东西，我这间号子的门几乎就一直开个不停。

这天的狱中日记：“19号上午下午同学又继续送东西来。我班三司革联、燕妮丹设法给我送来两封信，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我鄙视×××这样的小人，我怀念战友，我渴望自由。我也设法弄出去一封信，不知他们收到没有。何儒非在送给我的报上写：“全校同学向你问好，希望你保重身体，坚持斗争问题一定会圆满解决，我们正在和警司交涉。代全校同学。”这一天都很兴奋，司子林，熊长青，周玉娟写信来，要我好好认识自己的问题。”

三司革联写给我的信很侥幸地保存下来了：


“李乾同志：

你蹲监狱也有三天了，我们今天才找到你的下落。你被抓走后，同学们，全校的同学都非常作（着）急，那天早上（上星期六）全校都停止了正常的作息制度，没有一个班继续复课闹革命，同学们不约而同集合在后操场，大家急得像热锅上蚂蚁，而又措手无策，怎么办？怎么办？同学们多想革委会立即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然而革委会的做法失（使）人太失望了！同学们不能再等待了，同学们已忍不住了，走！到警司去，到公安联司去，寻找同志，寻找战友！俞国新和冯栋（他们是和你同时被抓的）他们在警司，而且生活得很好，他们有了着落，同学们放心了，而你，在哪儿呢？全校同学为你作（着）急，全校同学为你奔波。我们班同学几乎全出动了，终于，找到了你，但同学们并不满足于这些，大家一定要和你见面，一定要达到目的。

现在你精神上可能是不太愉快的，这点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你不用作（着）急，你被抓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想判刑是达不到的，因为群众不答应，群众不允许，相信群众的力量是大无边的，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而且马上就会回到学校来的。

现在，武汉市红代会（筹）搞起来了，我们学校在红代筹有一名名额，许多同学推荐你去，可惜你现在却在蹲牢房，不过有点（原件如此——作者注），你马上会回来的，事情马上会弄清楚。

还有一点，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他们打你了没有？如果打了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让他也没有好下场！如果打了你，请在你回给我们的纸条中划上一个O。

初四（3）班三司革联战友　　1967。12。19”


看来我被抓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的冲击要远远大于“12。5事件”本身。

在当时武汉市最负盛名的中学，至少对于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坐牢与他们身边的同学是绝对联系不起来的一件事，何况还是在他们心中有威信的负责人。怎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他们要寻找和营救同学和战友肯定成了当时他们心中的第一大事。这封信字体娟秀，我很熟悉这笔迹，只不过没有平日那样工整，大概是在极度的失望和激愤中一挥而就的，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在写这封信时的表情。

燕妮丹的信更具体地讲了学校的一些情况，对×××近乎于叛徒的行为义愤填膺，对我的关心溢于言表。她告诉我15号晚上公安联司来人想进学校抓冯栋和俞国新，情急之中有人拉响了警报器，校内象炸了锅，警卫连操起了武器，大家把那几个公安堵在门口，坚决不让抓人，公安联司无功而返。警报一响，她马上想到我，连夜和汪文博一起骑车赶到屈慧君家想通知我转移，那知我已被抓走多时。她说对革命我比她重要，如果可能，她会毫不犹豫地来替我坐牢。这封信让我感动不已。

晚上六点多钟，门又一次打开，脸上堆满笑容的看守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预审室里已站着一个人，一身警服，见我进来很客气地和我握了握手。看守连忙介绍说这是武昌分局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那个看守的表情，这好像不仅是给了我很大面子，更是他们看守所难得的光荣。不是说我这案子与他们无关吗？他来有何公干呢？

他说你已经来了几天了，照说我应该来看一下。你的事是警司直接下的拘留证，我们想帮忙都帮不上。狗日的那些流氓是讨人嫌，但你们不该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