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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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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不知道前面发生的情况,只是感到渡江已没有了指挥,各行其是,完全乱了套。我想了解一下究竟怎么样了,叫队伍在原地不动,一个人四处钻,但人太多,挤在里面根本看不出个名堂。水火无情,一两百人的性命在自己手里,却不知道这支队伍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你说急不急人?当时急得浑身汗直炸,一股巨大的压力让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之中,想到了最近的制高点——长江大桥,于是一口气爬上了大桥,在大桥上才看清渡江下水处的人都摞起来了。那些渡江的人就像堆在一条巨型传送带上,被不停地往水里送,前面的人还没浮出水面后面的人就压了上去,真不知被推下水后还有没有浮出水面的机会,太恐怖了。不跳出那个圈子还真看不清自己的处境。我亡命地跑下来找自己的队伍,生怕巨大的人流把他们卷到了下水处。红十月人的素质真不错,叫不动就没有一个人动,后面的队伍都跑到前面去了,他们一直坐在那里等我。顾不得说那多了,开口就要带队伍走。有人因不了解情况还不想动,我哨子一吹,红十月的旗帜一举,队伍拉到了平湖门,在那里下的水。选择平湖门下水,红十月是第一支队伍,后来陆陆续续有不少队伍来这里下水。在下水前我要求大家要尽可能地保持队形,这样有什么意外时能相互照应,但下水后根本做不到,我的心一直悬着,直到第二天知道全部同学都平安时,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是这样的情况。”

“死了这么多学生,我一直认为曾思玉①、刘丰②、警备区要负这个责任。明知造反派刚从被追赶杀的状态下走出来,组织系统极其松散,在这种大型活动中容易出问题,为什么不派部队来维持秩序?看到出现了混乱,为什么不果断停止渡江?还有那些洋洋洒洒在那里说些废话的头头也要负责任,刚一翻身,心里就淡化了那些一起走过艰难的战友,他们也应该为那些窒息了的生命承担责任,那是几百条鲜活的生命哪!”

“这件事在你心中留下如此沉重的记忆我能理解,但你最后的说法有点苛求于人吧?如果你坐在台上,你会考虑那么周全?如果你没有考虑那么周全,你就一定是在心里淡化了同你一起走过艰难的战友?”

“可能我这说法有点偏激,但我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错。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就要负其责,不然就别在那个位置呆着。如果这次红十月没能及时把队伍拉出来死了人,这个头头我肯定不当了,别人把性命托付给你,你没能力承担这个责任,那还在这个位置呆着干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就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隐恶扬善,容易原谅、淡忘、迁就甚至掩饰尊者的过失和错误,有几个人对居高位者有过要求?有的只是美言。求其上才得其中,根本就没有求,那得到的岂不是下而又下?”

“这是你能改变的?”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但肯定要改变,实际上也在改变,文化革命就是来改变这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的。什么时候有过可以造省市委的反、造国家主席的反?原先那些容不得半点质疑,谁质疑谁就要大难临头的庞然大物原来并没有什么神圣可言,谁说的话不对,做的事不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就要造谁的反。文化革命就是要对身居高位者有要求,不能只是美言,其实你太把他当回事,他就根本不把你当回事,有些原先看起来不得了的大官,把乌纱帽一拿他有什么呀?他有什么能耐能服人?现在上去的那些人就一定不走偏路?不见得,走偏了怎么办?要有机制纠正。‘八一渡江’淹死的数以百计的生命要有人负责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还没开始就又回到了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的老路,那我们还搞个什么文化大革命?”

“说得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你的愿望、你的理想都没有错,我都同意,不和你争。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够今天造张三的反、明天造李四的反,是制度允许你保护你还仅只是一种意志在保护你?如果不是制度而是一种意志,这意志是长远的吗?有保障吗?如果这意志出现了变化,你将面临什么?”

“什么准备都有,对可能的后果,我什么都想过。但关于是制度还是意志的问题我还真没有想过。”

“你有我欣赏的地方,但你的有些看法和做法我觉得有点不现实。你说的对当官的要有要求的意思我明白,就是对他们要有监督,要有约束,他们不能随意乱来,不然就要下台,并且就从现在开始,从‘八一渡江’的责任追究开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愿望。但现在的状况或者说制度能够实现你这愿望吗?也许个别事情能够如愿,但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现象。并且以我这几十年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些想法给你带来的东西肯定不是你想要的,说明白一点,会是灾难而不是其它,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不论面临什么,恐怕我都改不了。”

“这正是我既欣赏又担心的地方。”

一天晚上闲聊时王老头又扯起一个多次谈到的话题。

“小李,你年轻,只要这回处理得不太重,你进来是个好事。别看我走南闯北多少年,不进来好多事情就搞不明白,或者说有些事原先以为自己搞明白了,进来后才发现那只是自己的想当然。只要能平安出去,你这段经历可以让你今后少走许多弯路。”

“老王,你这话道理上我也懂,我总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那是你想得太复杂,你只要记住两句话:‘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愿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能平平安安。”

“上船容易下船难,开弓没有回头的箭,现在已是身不由己。有些事不是想躲就躲得了的。比喻说老王你,你说你一直在远离政治,结果怎么样?”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的意思你还没有搞清楚,我是说人不要有太强的功名心,人生要淡泊洒脱一点,有时候是在劫难逃,但更多的时候是可以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的。”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也不完全是这样。老王你莫见怪,我不是要和你抬杠,你说古今中外有点成就的人,哪一个是成天只想着趋利避害的?再说利和害的关系是很奇怪的,有时不避害才能趋利。我可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浓了一点,不甘平庸,总觉得人只是这世间的一个过客,再长也不过几十年,如果成天只想着如何趋利避害,不抓紧时间做点什么,是不是枉负了此生?不过你说的人在官场要有足够坚强的神经和足够厚的脸皮,不然没法做下去,这话对我很有触动。”

“两个人的看法挨着了一点边,我们接着谈。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但这个位置究竟在哪里自己往往不清楚。大多数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他的最佳位置,这应了孙中山的一句话:世上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不少人因此怨天尤人,说命运对他不公,其实是他一辈子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最佳位置在哪里。有次你提到一个红代会常委名额的事,当时我就想对你说,不要以为当了那个常委是个什么好事。我就认为你不适合做官,尤其是不适合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官。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看得出你的个性有点强,锋芒有点露,这在官场里是个忌讳。官场是有它的潜规则的,你适应不了。你知道‘鞭长莫及’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吧?不清楚,好,我跟你说,这句话是从古人说的‘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简化来的,字面上的解释是鞭子再长也不宜抽打马的肚皮,它引伸的意思是有些藏垢纳污的事你只能放在心里面,表面上要不动声色,你做得到么?‘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个道理现在你可能还没有什么体会……”

“我打断一下,‘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什么意思?”

“过于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因为它不能退让;皎净洁白的东西容易弄脏,因为稍许的污垢就会非常显眼,如果再结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想想,当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尤其是对一个真正想干点事的人来说。我看你还是搞别的好,当年哈同刚到上海来时穷光蛋一个,但他见过世面,知道一个城市发展的规律,能够预先知道五年、十年后什么地方将是城市的中心,他独具的慧眼使他能以极低的价钱拿到升值潜力巨大的地皮,这地皮最后升值多少?一万倍。哈同花园的位置后来正在市中心,你想想这种预见性值多少金条?”

“这金条可能会多得我无法想象,但到上海去闯世界的有多少人?可哈同只出现了一个,再说就是哈同再世,现在他有可能重现辉煌么?世界早已变了。”

“世界早已变了,这话不假,但世上的事道理都是相通的,谁比别人多看一步,谁就会是赢家。”

“你说世上的事道理都是相通的,哈同能在城市的发展趋势上比别人多看一步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那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比别人多看一步而成为胜利者呢?”

“你又绕回去了,要说就说透吧。政治和经济不同,举个例子,57年吴晗看对了,他比别人多看了一步,至于是他自己看对的还是有人给他透了风,这不重要,反正他成了反右的受益者,大出风头,在《文汇报》里挂帅批储安平,不停地升官,做了北京市的副市长,胜利者吧。几十万人打成了右派,整得乌乎哀哉,家破人亡,他风光无限,志得意满。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的,没过几年,他自以为又比别人多看了一步,写了个《海瑞罢官》,他写这个戏的时候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不会是想给别人树个靶子,结果呢?他拥有的一切转眼间化为乌有,一时间《海瑞罢官》让他成了全国的大靶子,跟当年被他整被他批的人一个下场,谁想得到?!政治这个东西你说不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在我们这里,你永远无法想象你将面临的下一张牌是什么,也许没有规则就是它的规则。你以为你是出了这个事才关进来,眼前看来是这样,但以后呢?你以为你没有这个事就一定不进来?谁能肯定?我说的神经要足够坚强和脸皮要足够厚,还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在非正常情况下,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残酷,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老王,你总在说你不关心政治,怎么很多事你这个不关心政治的老头比我这个关心政治的学生了解得还要清楚?”

“说不关心政治怎么可能呢?不热衷于政治倒是千真万确的。有些话我从没有说过,今天是你逼我才说的。”

“我可没逼你。”

“你承不承认没关系,我本来只想点到为止,你硬要打破砂锅璺(问)到底,非让我把话说透不可。想想还真有点奇妙,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敢敞开说话,这里是行动最受限制的地方,却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

“你只了解我其一,不了解我其二。你说我不适合做官,好像我已选定了从政的路似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想做官?你看到我在文化革命中蹦得很高,就以为我热衷于政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几次我差点把命都搭上,哪一个想当官、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会这样玩命?回想一下真是不由自主地被文化革命的浪潮推到了这个位置。主观上仅仅只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不愿意别人说我是好人我就是好人,别人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这个想法我很小就有了,从小学开始,每学期的评语里很少没有“骄傲”二字的,当然话说得很温和,说要注意克服骄傲情绪,我也不知道我究竟什么地方骄傲,毛主席说骄傲使人落后,我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落后过,一直优秀,和同学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差过。说我骄傲,心里我一直不服,这骄傲二字一直是可以随时敲打我的棍子,好像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就是骄傲,就是听不进老师的话,我说那些吊儿郎当、不好好学习的学生才是骄傲,因为他们实际上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了,要不然怎么会学不进去呢?可老师从不说他们骄傲,你越是努力学习,越是认真思考,就越有可能戴上骄傲的帽子。刚才你说我锋芒有点露,这是骄傲的另一种说法。是你的眼睛厉害,一眼就看出我确是骄傲,还是你也同许多人一样落俗,把每一个有点自己的主见、不曲意迎逢、不做出一副乖孩子的模样的人都看成是骄傲?我并不是说我这样的个性是最好的,只要不是品质上的问题,个性是无所谓好坏的,乖孩子有生存空间,有自己主见,不那么乖的孩子也应该有生存空间,你说是不是?其实像我这种人心地最好,是不需要防范的,决不会先曲意迎逢,然后过河拆桥,更不可能落井下石。”

“你这说法有点意思,我倒要细想一下。”

“有些问题原来就想过,但只是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外面事多,静不下心来,也没有可能找一个人边交流边探讨边整理自己的思想,我很庆幸在这里能碰到你。”

“我们也只是随意扯扯,让时间好过点,言者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都莫当真。我有一些很熟的朋友,年轻时和你一样,兴趣广泛,一点都不收藏自己的锋芒,后来的情况都有点不妙,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影子,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你未来的可能。你说我是不是有点落俗,不能说没有,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说,你完全不必理会,但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说,那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这点我非常清楚,文化革命初期,在有些人眼里,这骄傲已有了同党对着干的味道,教育革命工作组已经把我打入了另册。因为支持南下“一小撮”,有人已经给我定了性。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我就是第二代右派,这点我比谁都明白。我们学校在1957年就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学生右派。”

“你以为有了那样一张大字报你就肯定不会是右派了?你看看中国的历史,哪一个在台上的人是喜欢别人造反的?哪一个造反的最后是有好下场的?除非他一个跟头翻成功。你可以说这次怎么样不同,谁谁说了什么的,谁谁下了怎样的决心,对这些内幕的消息也好,公开的报导也好,只能听听而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你不要太当真了。任何事都有它的规律,造反没得好下场就是规律。不一定又打一次右派,可能会换个帽子换个方式,但挨整这个结果是逃不掉的。不过我希望这个看法是老皇历,能最后被证明是错的。”

“如果这真是个规律,那我想还有一个规律也会顽强地起作用: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不仅是人的本能,也是任何一个生命的本能,那怕是最低等的生命。只要有一点机会,有一点可能,这本能就要顽强地表现出来。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本质上就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不然他们的命运就被别人决定了——杀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他们的口号,这口号一经喊出,就得到天下如雷的响应不是偶然的,平等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这口号也是他们的理论,这理论在一千多年后被升华精炼为“自由、平等”。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没法遏止的,因为这个追求,第一代右派被惨烈地打下去,不少人极悲惨地被整死,还不到十年,第二代右派又冒出来了,一开始说造反派就是右派我还不承认,现在开始认同这种说法。这一代右派再被整下去,那怕结果比上一代右派更惨,肯定还会有第三代右派冒出来。这个规律会比你说的那个规律更顽强,这是社会要发展要进步的规律,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必将在这个世界上高高飘扬,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

“谈着谈着你就进入了状态,我看你是不可救药了。时间不早了,什么时候兴趣来了再接着扯吧。”王老头笑着说。

这样的争论经常有,这天下午又开始了。

今天是八月十八号,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在回忆两年前。

“两年前的今天,破‘四旧’正热火朝天。小李,你抄了几个家?”王老头半认真半打趣地对我说。

“抄家?那你就说错了,我对抄家并没有什么热情。武汉市的抄家高潮时,我正组织班上一批同学在农科院帮助摘棉花。”

“这我就有点意外了,那个时候你怎么跑去摘棉花呢?你不是这个性格。”

“当时教育革命告一段落,已经内定我们这些人下放农村,我的出路是这些人中最好的——上农业学校。校内已是一种无序状态,我们这些打击对象已无人打击,争取对象也无人争取,谁都不管我们,像无娘的伢。我这个人不知悔改,就出头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去农科院劳动,心想反正总是要去农村的,先去熟悉熟悉。”

“你说的这些人都是些谁呀?”

“主要是班上那些出身不怎么好的。”

“你就不担心会有人说你的立场有问题?”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文化革命开始前,一次偶然在报上看到印度到现在还分为四个种姓,出生于高贵种姓的,不管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生下来就享有权力和财富,出生低贱的种姓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与财富和权力无缘。还有人因触犯了他们的戒律,更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当时我就联想到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同学,觉得我们的阶级路线在贯彻执行中有印度种姓的影子,当然这些只能放在心里。所有的人应该是生而平等,那些出生不好的同学我总感到他们的才情是被压抑的。”

“你怎么感到的?”

“怎么感到的?举个例子。进了名气最大的省重点,到实验中学报到的第一天应该是很兴奋的,但我无意中看到有个女生在班主任面前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着什么,在这个时候竟会出现眼泪,太不可思议了。她穿的短袖上衣是用几块手帕拼成的,那画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这肯定是一个生活在窘迫环境中的同学,后来听说她父亲是个大右派。她一直少言少语,不注意甚至会忽略她在这个班上的存在。一次周末全校组织去修万人游泳池,她被留下做卫生,等我们回来时意外看到黑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内容是欢迎劳动大军凯旋归来。具体的诗句记不得了,但当时的感觉至今还清清楚楚,是眼睛一亮,没想到这个平时脸上总是写满忧郁的女生,心里面也有火一样的激情。有个星期天想到她家里去看看,在门口碰到她,我感到她好像不愿意我进去,就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运动开始后有的组织害怕接收出身不好的同学,我是尝过不准革命的滋味的,我不怕,谁来我都欢迎,当然包括这个女生。后来我看到一本《湖北省右派言论集》,才知道她父亲是留德的专家,回国后在省科委工作,只因对省委书记张平化说了不懂就不要对具体的技术问题发指示的话,被打成大右派,我实在看不出这意见有什么错,非常同情这个同学。怎么能就因为一句话就毁了一个家,并殃及到子女呢?”

“你这同情是不是有点居高临下?”

“不,是感同身受。在我的权力之内,我根本不管什么出身。班上的领导小组由三个人组成,组长的出身是民主党派,还有一个的父母都是右派,只有一个的出身比较好。”

“这不是你们这个组织的普遍现象吧?”

“我没有专门去了解过这个问题,但总体感觉并不少见。红十月的几个头头对血统论都很反感。柳英发同他班上的干部子弟发生矛盾就是从要不要发展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的问题上开始的。”

“你对印度的种姓制度还知道多少?”

“就这多,我只知道有这个事,具体也不太了解。你肯定知道的比我多,能不能讲一下?”

“这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但现在也只能三言两语的讲一下。种姓制是印度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集团为了强化和巩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借用宗教和神话所设计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法律。它保证了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婆罗门和帝刹利两个种姓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和全部政治权力。为了让这权力和财富千秋万代,这制度还严禁不同的种姓之间的通婚,否则子女将成为四个种姓之外的贱民。这个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在可能不是处在最极端的状态,但要真正改变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话题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像你这样不甘寂寞的性格会完全置身于‘破四旧’之外?”

“你不相信吧?除了到长春观去站了几分钟外,‘破四旧’连看都没有怎么看,更别说参加了。”

“那是不是你对‘破四旧’本身有什么想法?”

“说有什么想法也谈不上,只是人的情绪很低落,但当时火热的情景让我想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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