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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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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不是你对‘破四旧’本身有什么想法？”
“说有什么想法也谈不上，只是人的情绪很低落，但当时火热的情景让我想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同时还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对当时的“破四旧”在心里我是支持的，我从农科院赶回来时听说我校的红卫兵正在长春观③砸菩萨，跑去看了一下，看到一些从菩萨肚子里弄出来的反动传单，有的上面写着极其恶毒的“×××是赤链蛇”，真没想到道家净地也有这些东西，认为这些菩萨不砸还真不行。”
“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你来说只是去不去革别人的命的问题，你还有兴致去长春观，我想的是自己怎么样过关。抄家还没抄到头上来，我两个儿子就先在自己家里革起命来了。”
“当时我已被打入了另册，下意识里和那些红卫兵就有距离，没有去看他们是怎样对待那些出家人的。从落款的时间上看，那些传单都是建国初期时的东西，现在观里的那些道士不一定就和那反动传单有关系，我想那些红卫兵大概不会有太过激的举动吧。抄家更是看都没去看过，事后听到一些搞错的或过激行为的传言，也没太在意，这事在心里就这样过去了，再也没有多想。但后来在北京看一些有关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种种暴行的大字报，在我心里的冲击很大，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些人毫无人性可言，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我心目中革命二字的内涵，对‘破四旧’的感觉在变。”
“想听听你现在的想法。”
“现在的想法和原来的区别很大，特别是在静下心来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和他们的作为做了个比较，在品味和分析了这当中的不同心态后，看法完全变了。”
“你说说。”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打死了人，但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是在受到威胁和挑衅的情况下的一种反应。被老红卫兵打死、整死的人不存在那怕是对他们威胁的可能，更别说上门来挑衅了。
我们始终有把打击目标控制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意识，从最初大会上有人提出更多的名单时，被当场否定，到小会时进一步减少，到最后果断中止了对最后一个的执行，都说明了我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他们不一样，在肆虐的过程中，被他们残害的对象和目标越来越多，伤及的无辜越来越多，没有一点生命尊严的意识。如果不是外力的阻止，不知他们会演绎到什么程度。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他们再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再不敢跟我们作对，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自认为目的达到后马上住手。他们很难说有一个实现后就主动不再继续干下去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好像就是肆虐本身。
我们丝毫没有在这过程中去寻找或满足感官刺激的愿望，执行行动简单迅速。他们却是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在折磨和虐杀中的快感，不少情况是在用种种酷刑折磨了多少天后才给人最后一下。”
“小李，你不会因此就认为你们那样做就是对的吧？”
“怎么会呢？我们干的这件事肯定是错误的。我这样对比只是为了更有条理地分析，在分析老红卫兵特别是北京的那批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暴行时，把‘12。5事件’作一个参照，这样一对比，两者的不同就出来了，他们种种的暴虐行为我们造反派根本做不出来。现在有人一提到‘破四旧’，抄家，就说是造反派搞的，我怀疑有人在故意混淆视听，造反派和红卫兵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造反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那时还没有出世，后来参加造反派的人，当时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破四旧”队伍中的一员。”
“你不说我还真有点分不清楚。”
“预审员说我是法西斯，我知道是信口开河，她心里未必真是这样认为的，大概是怎么骂得我不能开口就怎么骂吧。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研究一下什么是法西斯？反人类，无人性是不是它的主要特点？如果是的，那究竟谁是法西斯是不难判断的，这帽子怎么也戴不到造反派头上去的，那伙在“破四旧”中有过血腥暴行的人恐怕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这就是你的书生气了。你以为历史就是真实或者真实才能是历史？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写的。我经历过不少事情，也看过叙述那些事情的书，有多少是完全真实的？有时我佩服某些人真能颠倒黑白。刚才你在说造反派和红卫兵完全是两回事时我就在想：我还是同时代人都把它们看成了一回事，后人会怎样？我还是这样看，造反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不要不高兴，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在“破四旧”的问题上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这不是个好兆头，“破四旧”这笔账肯定要算在你们这批造反派头上，舆论和宣传的威力你还不清楚？那些真正有过极端暴行的人最后将是清算你们的主力。”
“你怎么这样想？我不能理解更不能同意你这个看法，这今天不议论，你说的这话我还要想想。你不是问我对红卫兵‘破四旧’的看法吗，我接着谈这个问题。
回想当时的情况，老红卫兵面对的是什么？是一群毫无反抗能力的人，这群人不仅没有反抗能力，甚至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只是逆来顺受，最大的抗争就是上吊、投湖、跳楼。在红卫兵挥动着带铁扣的武装带抽打那些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年纪的人时；用开水淋那些连路都走不动的老头老太太时；将粪便涂在馒头上强迫被他们打入另册的人吃，不吃就用棍子捅，直到将人活活捅死时，这是在干什么？这种对生命的虐杀算什么？这对别人是毁灭，对他们自己则是泯灭，人性的泯灭，良知的泯灭，被他们整死，弄死的人在北京数以千计。你不止一次的说，造反的没有好下场，用老红卫兵的话来说，造反就是革命。古今中外，革命也好，改革也罢，都是要流血、要牺牲、要冒风险的。可他们的革命怎么这样惬意，没有任何风险，不用担心任何后果，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只有肆虐后的快意，只有破坏后的满足。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肆无忌惮地表现在他们种种血腥的暴行里。这是十几年前农村的土改在十几年后出现在城市里的最下流的盗版。土改也有过火的地方，但它有合理的内核，这是共产党为了让几亿农民能从精神上站起来，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那种“破四旧”、那种抄家、那种对人的虐杀算什么？我不信这段历史能彻底改写，不相信历史被改写后，真实就会永远不见天日。
当然这责任全部要这些年仅十几岁的一群中学生来负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中从来就没有人性的位置，强调的是残酷无情，但不能因此就篡改历史、伪造历史，历史的真实总是放在那里的，不管是已经结痂还是仍在流血。”
“看来这大半年的牢你白坐了，你还钻在你的理想主义里出不来，你还那么慷慨激昂，你怎么没有一点改变？你不能同意和理解很正常，你是理想主义，我是现实主义，你认为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我认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你说的是将来，我说的是现在，你说的是信念，我说的是实际，你说的那一切可能都会实现，但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别误会了，我不是说你会杀头，我是说那是十分遥远的将来，遥远得连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也未必看得到。”
“如果追求的目标是远大的，那么看不到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多数人的必然命运，与其说这是一种遗憾，不如说是一种荣幸，这至少说明了你志存高远。我们永远记得屈原、岳飞、谭嗣同、李大钊就是证明。”
“你说的只是现象。不错，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但我们记得的只是他们最光彩夺目的一面，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人。他们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个标志，一个个符号，已不是历史上全方位活生生的原貌。屈原是忧国忧民的符号，岳飞是精忠报国的符号，谭嗣同是近代变革派的符号，李大钊是革命先驱的符号，但是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法变成符号的，你不会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符号吧？”
“你这个问题太刁，我不回答，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我留心过全国各地，特别是各省会城市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情况，没有一个地方的暴虐程度能够和北京相比。可不可以说是北京的那批干部子弟让全国的老红卫兵因他们的暴虐而蒙羞？为他们背黑锅？这对其他地方的红卫兵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别人正蓄意往你头上扣屎盆子，你还在考虑别人是否受到不公，不简单呐你。”
“我不管你是假夸我还是真笑我，我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不时刻警惕可能存在的偏见，可能弄不清楚最简单的问题。你让我把话说完。为什么最暴虐的行为会出现在北京？照理说北京是首善之地，应该政策水平最高，最不应该出这些暴虐行为，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才会无法无天，可事实恰恰相反，至少运动初期是这样，原因在哪里？这是我最想找到答案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有点意思，看来你是认真想过的。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肯定有自己的答案，说来听听。”
“‘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公认的组织原则，各地方党政官员的自主性是有限的，他们行事想事不可能放开手脚，他们最重要的是要吃透中央的精神。这种精神状态对他们的子女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这反映到他们的子女身上就是看北京的那帮干部子弟的动静，他们跟在后面来。老子天下第一和老子天下第二在心态上的差别是太大了，老子天下第二多多少少会有顾忌，胆大妄为的程度有限。老子天下第一就不同了，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们从来不担心会受到制约，因为没有人能制约他们，他们是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中长大的，这种心态对他们心灵的扭曲是可怕的，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这种扭曲的灵魂会演绎出令人发指的血腥和暴虐。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是权力的受害者，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让他们丧失了人性。各地的干部子弟是老子天下第二，北京的干部子弟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你说他们是权力的受害者，坐在牢里面还在悲天悯人，你以为你真成了佛？他们只会过得比你好，这一辈子他们都会是你们的剋星。不过我还是喜欢你能这样思考问题。”
王老头对我的激情当面从来都是只泼冷水的，但这泼冷水是一种思辨，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思想的碰撞，我不仅习惯了，而且还很喜欢。他越泼冷水我要诉说的愿望就越强烈，直到自己不再雄辩为止。那时我的激情还在燃烧，还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状态里扑腾，还在那里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英雄情结。但我们是一对忘年交，他不把我看作是一个小孩，我也不把他看作是一个老人，我们是能倾心交谈的朋友。这种交谈是一种乐趣，能充分享受对方的智慧，在交谈中不乏打趣和戏谑，有时这种打趣和戏谑也能激发人的灵感。
现在看来，他的一些预见是惊人的准确，只不过我当时不能接受。他被关了六年后就被释放了，到我家来过几次，因拿薪水在同一个地方，我父亲常常能碰到他，王老头一见面总要问李乾怎么样了。十几年后我去看他时，能让人慷慨激昂的话题没有了，谈的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应了他的一句话：理想不能当饭吃。快八十岁的老人的记忆力惊人的好，当年在一起的一些事他记得清清楚楚，还饶有兴趣地问起几个我曾在他面前提过的同学的近况。很遗憾他逝世时我没得到消息，没能为这个可爱的老人送行。
注释：
①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7。20事件”后任武汉军医司令员。
②刘丰：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7。20事件”后任武汉军区政委，几年后因林彪事件自杀未遂。
③长春观：位于武昌大东门东北角双峰山南坡，蛇山中部，是我国道教著名十方丛林之一，该观始建于元代，为历代道教活动场所。称“江南一大福地”。观内崇奉道教全真派，以其创始人重阳祖师门人邱处机道号“长春子”命名。
第十五章 “1。3案件”
有段时间不到子时十二点根本别想入睡，字典成了安眠药，一本字典顺着翻，什么时候睡意来了什么时候闭眼。
这天听到值班室的时钟敲了十二下后，睡意才慢慢上来，刚要入睡，迷迷糊糊中听见门外的锁有响动，扭头一看，门已打开，来了个新犯人，新犯人来了总要折腾一阵子的，睡意一下全消了。
此人其貌不扬，如果在大街上看见他这副模样，绝对会认为他是个叫花子：胡子和头发一样长，一张脸不知道有多少天没洗，像涂了一层黑釉，年龄很难看出来，个子不矮，至少是一米八以上，但又黑又瘦，高高的颧骨加上两只特大的耳朵让脑袋成了梭形。此时已是严冬，一身棉衣已看不出原色，空空地套在身上，从他不由自主地缩着脖子这点来看，这又脏又破的棉衣根本御不了寒。除了一床没有被套的棉絮抱在手上，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这床棉絮给人的感觉一定是从哪个煤堆里拣来的。7号牢房的惯例是新来犯人的铺位往中间插，睡在中间的两个家伙大概是不愿意挨着他睡，装傻不动。这位新犯人显然察觉到对他的不欢迎，他开口说话了，尽管口音很难懂，但我还是勉强听明白了：我就在地上睡。但这在看守所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尤其是一个新来的犯人。我把最靠边的位置让出来，给了他几本书当枕头。这个新来的就这样安顿下来了。虽然知道他肯定不是个叫花子，但怎么都没有想到去年震动武汉三镇，惊动北京，搅得成千上万人不得安宁的“1。3案件”的主角，就是这位土得掉碴的先生。
还是在一年前，号子里来了个新犯人，从他口中听说外面出了个大案子，从武昌到汉口同时出现了数百份内容极其恶毒的反革命传单，为了破这个案子，几乎所有单位都成立了 “1。3案件”专案小组。对这个作案人有个基本画像：主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有很强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不一定挨过共产党的整，但个人或者家族的历史上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的，平日里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这是假象。对符合这个条件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作案时至少有两个人。几个月前碰到一个对古诗词颇爱好的老中医胡佛根就是因“1。3案件”给抓进来的。
第二天起床后我支援了他一点洗漱用品，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这是他一个多月来第一次漱口和洗脸，这天上午的热水让他洗了个澡，看守给他理了个发，又给了一套棉衣，这个叫胥约拿的外地人一下子精神了很多，不再像个让人嫌弃的叫花子了。
知道他就是“1。3案件”的主角时我很意外，意外的是他竟然这么年轻，事发已经过去一年多他也才二十八、九岁，完全不像公安机关给出的画像。但他写的字会让你打消任何怀疑：古朴苍劲，雄浑有力，有古之遗风，完全不像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人写的。看着他的字我很自然地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张伊人副校长，他曾经是湖南军阀张贞的秘书，就书写的笔力而言，两个人有得一比。
在洗澡时就发现他伤痕累累，手腕上的伤疤很刺眼，不过当时没有问他。一开始他对我极具戒心，尽管几乎所有的洗漱用品都是我支援他的，但在他眼里我是个异类，是与他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革命小将，一些话可以跟别人说但不可对我讲。后来他不无歉意对我说，刚来时对我有戒心是因为关在长沙时吃过苦头，曾跟一个在押的省无联①的小伙子说了几句实话，没想到那人是特地安排在他身边监视他的，汇报上去后他被打得要死。不过很快他就发现我对他没任何恶意和威胁，有一天他对我说起了他的情况：
“我家所在地很偏僻，离岳阳市区还有一百多公里，家里是地主，土改时被扫地出门。”
“什么叫扫地出门？”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有些不解地问他。
“当时对我们地主的财产有两种搞法，一种就是把财物拿走，房子还是留几间给你住，东西拿走再多，那也只是大件，日常生活用品一般都还在；还有一种搞法就是把你全家赶走，只让带极少的东西走，叫扫地出门，让你顷刻间一贫如洗。我们全家十来口人就只让拿了一床棉絮。这床已看不出原色的棉絮就是当时带出来的，你别看它脏，它是用上好的棉花打的，用了十几年，这几个月没有被套，在牢里盖是它垫也是它，还是完好无损，撕都撕不坏，就是脏了一点。”
我将信将疑地看了看那床被絮，用手去撕表面脏兮兮的那层想验证一下，没想到要撕开还真不容易，费劲撕开一点后，看到里面还真是雪白的，凭我在产棉区劳动过几天得到的一点见识，完全相信了他对这床絮的说法。
“虽说是扫地出门，但跟那些家里有几个被拖去镇压了的相比，我们家还算是幸运的。父亲虽是个地主但没有民愤，我们那里又很闭塞，家族观念很重，胥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姓，土改那一阵风过去后，反正靠劳动吃饭，也没有谁跟我们过不去，十几年就这样过来了。”
“那你这一肚子的古董从哪里来的呢？”
“我这点东西算什么？比我强的多的是。你不要看我们那里偏僻，但学习的风气很盛，什么《楚辞》，《论语》，《史记》，《汉书》，几乎是家家必备。至于《古文观止》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那里属普及读物，随便拉个小孩都能背几篇给你听。”
“我听说你的传单一份是告全国同胞书，还有一份是你写的诗，你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
“不行不行，政府跟我说了的，如果我要说出来就是继续放毒，要加倍处理。”
“是你一个人作的案？”
“是我一个人。”他说这话时似乎不那么干脆。
“不可能吧？我听说同时在武汉三镇都发现了你的传单，未必你有分身法？”
“其实蛮简单：告同胞书和诗都是我早就写好了的，蜡纸是我刻的，纸张、油印机到处都有，一个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油印完。印好后我用一个布袋装好，到岳阳坐晚上的火车，到武昌时天黢黑，我租了一辆小三轮汽车，司机在前面开，我坐在后面把传单往外面撒，车子从武昌开到汉口，我的传单也从武昌撒到了汉口，传单撒完了天还没有亮。”
“什么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又这么隐密，那怎么被发现的呢？”
“祸从口出。我以为事情已过去一年，肯定没有事了，再说我们那里这样的传单多的是，不算什么事，有一次在闲聊中无意中说到了这事，当时听到的人也没有当个事，又传到其它人的耳朵里，七传八传，总有人把这事当事啊，被人举报了。一开始只是在公社里面办学习班，也没有当什么大事，家里人可以来看我，我也可以偷偷跑回家看一看。半个月后突然绳捆索绑把我转到岳阳城里，不几天又把我送到长沙，后来又把我转到这里。在岳阳的日子真难熬，他们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把我的几个叔叔、伯伯都抓了，逼我承认他们也参与了，把我吊起来打，你看我身上的伤痕这长时间还没好。有次他们要把我的两只手铐在一个手铐里，我的骨头粗，铐不进去，他们就放在地下用脚使劲一踩，硬给铐上了，我的妈也，那一脚下来的时候，就像刀子捅到了心里，人像被杀的猪一样叫起来。我不承认，他们又把我吊起来，铐子的一头铐住双手，另一头系根绳子吊在梁上，人疼得昏死过去。”他边说边摇头。
“那最后呢？”
“还是没承认。”
“你那几个亲戚呢？”
“他们受的罪不会比我小，也都没有承认，后来都放了，只把我一个人转到长沙。”
“你写了那么多东西，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又是刻蜡纸又是油印，他们会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会感谢我的。” 他浅浅一笑，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在沉思了一会后说。
他在说这句话时，我发现他的眼睛突然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彩，甚至还有一点骄傲。他这话可以理解为没有因受刑不过而乱咬无辜，也可以理解为他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凭我的直觉，他很可能是一个人把事情全兜起来了。他脑袋里装的什么我不清楚，但他那血性文人的气质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了。
“你估计你的案子什么时候会判？”
“那不是现在的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十六条》上说了，杀人、放火、放毒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我这属于放毒，要等到运动后期。”
“那个放毒不是指你这个放毒，那是指用毒药害人。”
“我这是放毒，长沙的提审员都跟我说了，说我在武汉放了毒要把我送到武汉来消毒。”
“那你认为会怎么判呢？”
“在我们那里判，就是三到五年，像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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