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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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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递给我一张纸条：
李乾，我和你讲的事，你不要讲是我讲的。今天有干部查原因。你们组×××和吴世民讲了很多不好的话。
“如果干部要问我是听谁说的，要我不讲实话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关键是这事是否属实。”看过纸条后我对他说，此时我心里也有点不踏实。
“此事完全属实，我敢担保。”
“这事还有谁知道？”
“吴世民对刘银顺说过。”
刘银顺是厂部仓库的，有时帮伙房买点菜。
听说陈队长来找了我的，这天夜里我失眠了。
看来朱司务长去找了陈队长告了我一状，这一状告得很刁，手下得很黑，一句“小伙房喝汤大伙房付账”的话可以要我的命。他一人管了大小两个伙房，策略很清楚，就是要制造我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小伙房，也就是针对全部干警和家属的舆论。他这策略对我的杀伤力太大了，我感到危险正在向我逼近。从保管室回来的路上碰到刘银顺，他证实了徐强没说假话。虽然我很早就怀疑50斤骨头的事朱司务长有猫腻，但这是我管的事吗？老鼠去纠正猫的不正之风，这是不是找死？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已经躲不脱了。当初决定成立这个小组，他们大概没有估计到有这个情况出现，如果估计到了就不会出台这个决定，朱司务长没反对大概是他认为这只是走个过场，头三个月不是把我们都糊弄过去了？没想到我的一句话无意惊动了他，他心里有鬼，不然他不会下这大的力气来堵这个窟窿。他担心这会是溃堤的蚁穴，他要防患于未然，他要把这可能的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本来他是猫，但他现在的心态却有点像鼠。在他们眼里我是鼠，可我这个鼠怎么管起猫的事来？想起来真是有点滑稽，这是角色错位？还是两个人同时在异化？尽管做了一些鼠的事，但他那身警服让他相信自己是猫，一身警服的猫在我这个一身劳改服的老鼠面前，他肯定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
我慢慢相信这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他还没有谁对我说过什么，如果这事只是他个人行为，那我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就是败也不会太惨，想到这里，人多少有点放松。我现在不太担心朱司务长他一个人能整倒我，我担心的是在证明我没做错事也没有说错话的同时，在他们心里会不会却证明了我的危险？会不会把一个较精明又可能了解他们阴暗面的人看作是一个危险分子？可我并没有想知道任何人阴暗面的爱好，我只不过是在认真完成陈队长交给的工作。事已至此，我只能背水一战了，我反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忘乎所以，只能自卫。
天亮了，我多少有点不安地等待这件事的结局，陈队长昨天找我没找到，我要主动去听听他是要问什么。
“陈队长，听说你昨天找了我？”上午在办公室附近我碰到了他。
“骨头是怎么回事？”他脸色有点不好看。
“陈队长，可能你听到一些传言，首先我要说明未对任何人讲过什么小伙房喝汤大伙房付账的话，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这话。我只讲过吴世民在一张有几十斤骨头的发票上签了字，但我们自春节以来并没有吃过骨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月初。”
“你是说大伙房只见发票没见实物？”
“是的。”
“听谁说的？”
“最先是听徐强说的。”
“还听谁说过？”
“刘顺银。”
“以后有么事要先跟我讲，不要搞得我很被动。”
“对不起，这事我考虑不周。”
“你去忙你的吧，我了解清楚后再找你。”
从陈队长的脸上我知道这事还没过去，会有个最后的摊牌，朱司务长把事情闹到了这一步，他已没有了回头路，再说这绝不只是50斤骨头的事，这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他的目标不仅是要保住这冰山，还要把这个冰山做大，他是在保卫他那实实在在的利益，尽管是不能放在台面上来说的利益。他的老婆是农村户口住在这里一直没工作，三个小孩子要吃要穿要上学，仅靠他的工资日子过得太清苦，从司务长的位置能捞到的好处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要拼命保住的。他现在最重要的要把李乾搞掉，不然会如芒刺在背，不得安宁。我也同样没有退路，我不可能在并没有什么错的情况下去向他认错，那不是李乾的性格，并且认了错就能安生了么？这不认错的后果充其量就是把所有本来就不是我刻意追求的头衔全部拿掉，重新戴上反改造分子的帽子，有什么好怕的？但我不会消极地等待这个结果的出现。
刚开始听说他家里的情况时还有点同情这位司务长，同情他一家五口面对那点工资的艰难，但他做得太过份了，把我们的伙食搞得太糟糕了，还一心要置我于死地，现在我只能背水一战，昨晚对自己的告诫开始抛到脑后。
第三天上午，刘银顺来车间叫我，说指导员找。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跟他一起到了中队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就见指导员，朱司务长坐在办公桌后，徐强，吴世民在里面站着，这是一副过堂的架势。看来朱事务长见在管教股没告动我就把状告到中队来了，他不把我搞下来他不会松手。在我来之前，他一定在指导员耳朵里灌了不少东西了，指导员沉着脸问：
“李乾，骨头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把此事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详细地说了一遍，考虑到徐强还要在伙房呆下去，就没有讲他给我写纸条的事。指导员听了后没做声，脸色有点缓和。
“李乾，我记得我没有跟你说过骨头的事。”徐强明显底气不足的话虽然在我的预料之中，但他真说出来还是让我心里一沉。
心想你主动跑来跟我说了这骨头的事，把我拖进这漩涡里，现在你为了自保，又违心地否认。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我还是不赞成你这样做。
“徐强，你真的不记得了？”我盯着他游移不定的眼睛问了一句。
“是不是发票写错了，把肉写成了骨头？”他不仅眼神游移，把话题也转移了。
我清楚这是怕我说出纸条的事，如果我说出纸条的事，他就惨了。但我不会在司务长面前说出此事，他还有几年的刑期，他还要在这里生存。除了陈队长，对谁我都不会讲。
“不会。”朱司务长马上否定了徐强的假设，“哦，我想起来了，你们4月22号的骨头没结账，是后来在这张票上补上去的。”他自作聪明地编了个故事。
“怎么4月22号买的骨头补到4月3号的发票上去了呢？”我问他。同时心里想4月22号谁见了骨头的？但此时不跟你理论这件事，只证明你在说假话就够了。
司务长哑了。
“当时发票回来时我就想了的，是把猪头写成了骨头。”吴世民为司务长解围。
“既然你一开始就想到了是把猪头写成了骨头，那你为什么还要在发票上签字？为什么直到昨天下午我问你时，你还一口咬定是骨头，并且说是刘银顺买回来的？”
吴世民也哑了。
“吴世民，我还要请教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你伙房有没有实物账？”我开始反守为攻。
“没有。”他犹豫了半天，还是不得不说实话，他拿不出实物账本来。
“没有实物账本那我们每个月对的什么账？是不是把你登记发票的账本和司务长登记发票的账本在一起核对一下有没有抄错？你这不是在愚弄我们？！”
吴世民不做声。
“你不回答，那这件事先放着。再说第二件，我算了一笔账，二月份一共是28天，其中8天属于节日伙食，菜金另外作了结算，余下还剩20天。除开佐料等开支，纯买菜的开支用去了二千多元钱，平均每天是一百多元，当时是蔬菜的旺季，萝卜白菜多是一、二分钱一斤，一次十五元一车的菜苔吃了三天。这每天一百多元的菜金是怎么花的？”
面对要置我于死地的人，我要有效地保护自己。我没有对着司务长说话，我只问吴世民，但司务长的脸色比吴世民的脸色还难看，他俩面面相觑，无言可答，半天不说话。此时的徐强，我看他好像有点兴奋，他自保是没问题了，我说的这些与他无关，都是公开的数据。
“李乾，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指导员对我一直是不错的，自我到一队来后，他给予我的信任可以说已接近一个管教能够给予的极限，他也担心我做蠢事，不愿意我走得太远，看到司务长太狼狈，他说话了。
现在事情大体清楚了，至少证明了我不是无中生有、制造事端。再往下追？不可能。没人用我，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是，戴上脚镣手铐关进禁闭室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真追出什么事来，他们心里恐怕不会舒服，猫腻怎么能是老鼠查出来的呢？要查也应该是猫来查。现在我已经感觉到了这种不舒服，我能认真到底么？
现在我不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心里怎么样想口里就怎样说，更不能心里怎么想手里就怎么做，可我思想是独立的，不能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思想，这对矛盾是摆在我面前的难题，这是对让人痛苦的现实，我应该有个理智的选择。理论可以纯粹、可以彻底，但任何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纯粹、也不可能彻底的，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
我给陈队长写了一个报告，说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包括在中队部的那一幕。这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已经有点对不住他，让他被动了一回，同时也有点洗清自己的意思，说明我原本并不想对这件事认真，更没有想这样摊牌，这些都是司务长逼的。司务长一人兼了大小两个伙房的司务长，他没必要再去从小伙房去搞什么油水，肯定会有人说他小伙房搞得不错，如果有人在陈队长面前向我发难时，让他对情况了解好有个说法，我要保护自己。
最后我写到：
这件事在一个多月前我就听说了，但我没有向任何干部反映过，我这个伙食管理小组的组员是不尽职的。如果不是朱司务长自己把这件事闹到了管教股和中队部，我还是不会向干部反映的。我希望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写有关伙食问题的报告。在结束这个报告之前，我还想提个建议：由于菜场给我们送菜短斤少两的情况太严重，请给大伙房买一个磅秤。如果其它的项目里没有这个开支，就请从我们的伙食费里支出。我敢肯定，不出两个月，这笔钱就能抵消因短斤少两而多花的钱。
不久后，朱司务长调动了工作。
第三十二章 彩莲船
这是1984年的年底，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
别看平日里灰头灰脸的囚犯，春节将至的喜悦还是按捺不住地开始显现在这群人的脸上，被打入另册也不能改变大家对生活的期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几乎每个人都在公开或暗地里忙碌着，作过节的各种准备。到时伙房里会改善生活，社会上有的节日计划物资一般来说里面也有，另外各中队也要设法组织一点东西回来，让那些因家远或其它原因没有人来探监的囚犯也能有点打发时间的小吃。大家都想讨一点吉利，都希望能把令人烦心的晦气扔在年的这一边。更真实的想法是让这一年沉闷的日子在这几天能够有个改变，放松一下自己、麻醉一下自己。此时最稀罕的东西就是酒，我们形象地给它起了个名子：手榴弹。此物不仅外形极似手榴弹，而且真可以把人“炸”得晕头转向，“炸”得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炸”得人飘飘欲仙。在这里，一元三角伍分钱一瓶的黄鹤楼白酒是不惜代价也要设法弄两瓶的，大年三十怎么能没有酒呢？没有酒怎么叫过年呢？何况唯有一醉才能解千愁。
劳改队是明文规定不许喝酒的，监狱当局在过年前总要三令五申，采取各种措施防范，不时有因搞酒被关进禁闭室的。不过真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三五一堆的光脑壳凑在一起，在车间的某个角落吃那没有家人的“团年饭”时，明知只要此时去逮喝酒的肯定一逮一个准，也绝少有管教干部在这个时候跑来巡视。大概是在这个普天同欢的时刻，对这个不算太原则的违规有意放一马，自己也图个吉利。但是如果你喝多了发酒疯，那就别指望谁会对你再宽一板。不过敢让自己醉里不知身是囚的光脑壳，好像也不会去管事后的惩罚了。
“今年春节教育科准备出面组织点活动，不要老是那一套，要有点新内容。把你们几个人找来，就是商量这事，看看你们有什么建议。这回过年要搞出点过年的气氛出来，有什么想法只管说。”
召集开会的是刚来不久的教育科的一个头。他首先找到我，又让我帮他点了几个人，就在车间钳工房里开起了会。找我们商量怎么样安排春节的活动，这里还是第一次。
“要搞出过年的气氛还不容易，做一批红灯笼在各个车间门口一挂，车间里用各色彩纸剪成彩条一拉，再搞几挂鞭噼里啪啦一放，节日气氛不就出来了？”有人见这位管教话说得这样牛，也就想到那说到那。
“要你说你就没得边了，这里能放鞭？厂里到处是汽油，鞭一放，烧起来那才好看咧，那我们就要红红火火光着屁股过大年了。只怕年没过完，老子就要和你们当‘同改’了。”这个管教幽了一默，说得我们都笑起来了。
“篮球赛还是要搞吧？”
“搞。”
“对打赢的总要表示一下沙。”
“发张奖状？”
“鬼的姆妈要那，来点现的，一箱汽水加条烟。”
“教育科没这笔开支，要搞你们自己搞，你们每次的奖金就分得那样干净，一点都没有留？”
“几百双眼睛盯着，账目都是公开的，那点奖金还有留的？”
“那我不管，要搞你们自己去凑份子。”
“搞了莫又说我们赌博来拈我们的筋。”
“你们不扯皮我们会管这破事？说点别的，莫老盯着这事说。”
“我们做一条几十个人玩的大龙灯，一直舞到你们家属区去。”
“可以呀，只要你们做得出来，到时候我来带你们出二道门。”
……
“今天算是吹个风，你们再商量一下，需要什么东西写份报告，材料一类的我负责给你们搞回来。”在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内容后，这位管教说。
“我们最需要的是酒，我们写上去你莫划掉啊。”有人用开玩笑的方式同他拉近距离，顺便也是试探。
“个狗日的，怕老子不晓得你们的本事，到时候老子来把你搜个底朝天，看有几多酒还不够你喝？”看来这个新来的管教对劳改队了解得很。
他边说边笑地走了。
我们这几个光脑壳认真地考虑这个事。
这是劳改局有新的精神还是这里的头头思想特别解放？抑或只不过是少数人的一时兴起？在劳改队呆了三十年的老囚犯也没有见过这种新颖的搞法，我倒觉得这事可以理解。别看这些人制服一穿，在我们面前吆五喝六的，神气十足，其实他们的生活同样单调，同样也有在春节时改变一下的愿望。有干警公开说：你们劳改，我们是在陪你们劳改，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和你们泡在一起，说起来比你多一点自由，但神经比你们紧张多了。这是个大实话。只要有可能，他们也会想点新花样乐一乐，这大概也是人的本性。
管它是怎么回事，既然有这个安排我们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这不只是苦中作乐，还有那么一点自得其乐的味道。过年在我心里最想的就是搞一点鞭炮烟花放放，这比什么都更能烘托出节日的气氛，也最能让我们真正进入节日的状态。对我们这些长年累月关在里面的人来说，放点烟花的感觉真好，这我是有体会的。有个春节我就搞了一点放了，那是两年前。
那次春节将至时我和队长出去找生产上急需的一个机床附件，办完事后在大成路进了一家土产日杂商店，他买了几件餐具，我玩性突发，挑了一点不会有多大声响的烟花。队长看见后说你买这干什么？我说好玩。他说你这大个人还玩这东西？我笑了一下没说话。他也没再说什么，算是默许了。
这大概是我在劳改队的又一个第一。
大年三十晚上新年的钟声刚一响过，我把监舍里的灯一关，就在里面放了起来。大概是这里面就从来没有过烟花，不少人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见过烟花，这点烟花给大家带来的欢愉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不论老少，不论是城里的读书人还是山沟里的泥巴腿，也不管是在黑夜里剪径的歹徒还是撬门扭锁的梁上君子，都没有例外地像孩子一样围着烟花跳着、笑着，那一刻可能在场的人是真正进入了过年的状态，表现出人的最原始的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的兴奋。
1983年3月4日在给燕妮丹的信中我还特地说到此事：
这个春节，我出了一点格，外出时买了一点焰火。三十夜电视结束后，在监舍的走道廊里热闹了一下。本来我只想自己散散心，不料却给那样多的人带来了欢乐，论年龄，都不算小了，就那么几个最简单的焰火，却把一个个搞得忘乎所以，以至于在监舍外面的人还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一下子回到了童稚时代，欢呼雀跃，一张张兴奋的脸上闪映照着不断变幻的红光，蓝光，黄光。这是我到劳改队来第一次看到的节日焰火，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兴奋的场面。在外面这焰火对小孩也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实在太平常太普通了，以至于我在买焰火时管教干部还不以为然，意思是说这有什么玩头。看来，在处境不同的时候心灵是不容易相通的。此时，谁要我用“珍贵”这个词造句。我会说应该有却很难得到的东西都是珍贵的。照规矩，劳改队是不允许玩焰火的，在走到大成路口的土产商店门口时，我对同我一道的管教说进去看看鞭，也没有请示他一下就买了几样焰火。知道不能请示，如果请示那答复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但对既成事实他却不会来纠正的。没有焰火怎么能叫年三十夜呢？谁能说这天对我们就不是大年三十？
这次是我在劳改队里的最后一个春节了，连管教干部都要我们玩点新东西出来，如果不能有点创意，那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有点说不过去。
灯谜、球赛这些驾轻就熟的东西我安排到位后，就一心一意考虑怎样玩点新花样出来。
别看这个劳改队规模不算大，能工巧匠却不少。做灯笼是小菜一碟，制作五光十色的走马灯更是无师自通，各式各样的彩灯在钳工房里一排排挂起，各具神态的人物、花鸟、山水在里面转过去又走回来。消息传出去，引来不少里里外外的参观者，有些干警和他们的家属来找我要，搞得我那钳工房一时间成了灯笼加工厂，一天十几个小时忙不停。不过这也为我精心准备的一个秘密节目提供了不少方便，所需的各色服饰、胭脂口红等没费什么口舌就有人送来了。
大年初二那天上午九点钟，全厂上下都傻了眼：在欢快的锣鼓声里，从车间里款款摇出一艘光彩四射的彩莲船，在服饰动作都十分夸张的艄公和媒婆的簇拥下，彩莲船正中是一个千娇百媚的“新嫁娘”，头上系着一条花围巾，整齐的刘海轻轻地摆动，两边吊着一对玉色的大耳环。“她”生就一对丹凤眼，两条柳叶眉，脸上薄施粉黛，口红勾勒出一个樱桃小嘴，身材娇小，胸脯高耸，两眼含羞带怯却又春波荡漾顾盼生辉，在阵阵拂来的晨风中楚楚动人。
一直在性饥渴中煎熬的光脑壳们眼睛看得放绿光。
在这里有句很粗俗的话：劳改三年，母猪当貂蝉。这秀色可餐的“新嫁娘”在光脑壳眼里可要胜过国色天香的仙女下凡了，彩莲船被围得水泄不通，光老壳们盯着“新娘子”起哄，胆大脸皮厚的挤到跟前跟“她”搭讪，甚至挑逗。还有人抓住我的肩膀说，拐子你好有板眼，连二监狱的女犯人都搞来了，她是么时候来的？今天走不走？我故弄玄虚地告诉他说今晚不走，和我在一起时，他一脸困惑又无比羡慕地看着我。
在那位管教的带领下，我们在前堵后围中挤出来，先在几个中队部闹了一下后，就很是得意地朝家属区一路吹吹打打地走去。跟在后面看热闹起哄的光脑壳在二道门被哨兵拦下，只放我们这一队披红挂绿的人马出了门。我们这边人还没有到，那边就有人大声喊开了，高声要我们先到他那里去。这人是厂部的刘司机，司机的消息总比别人灵通，再说平日里他们也不用刻意在脸上戴上一副什么面具，比较随便。此时更是没什么顾忌，他要讨个头彩，他要这个破天荒出现的吉庆队伍第一个到他的家，期望能在这年交个好运。面对如此盛情的邀请，事前多少还有点担心会不会受到冷遇的我心里有了一点底，指挥着队伍直奔他家。
他家住二楼，一挂不知是几千响的鞭炮从凉台直落地面，我们的表演还未开始，鞭就炸响了。在我们充满噱头又十分投入的表演里，恭贺吉祥、万事如意的唱词让刘司机脸上阳光灿烂，得意万分。过年也是表现自己的大度和释放自己表现欲望的机会，平时就很爽快的他把成条的香烟，整包的京果杂糖等朝我们扔过来，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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